王军涛：中国民主转型路径图与民间运动行动策略选择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图与民间运动行动策略选择
王军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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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比较政治转型理论认为，决定民主的转型条件不是宏观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和国际因素，而是政治参与者对民主的偏好和政治行动的互动。发生在自由化之后的民主转型通常经历三个阶段：大规模政治风潮撕裂统治集团，改革派与民间理性派良性互动，打开政体；各派举行圆桌会议制定宪法；选举产生新的民主政府。中国痛失第三波民主化机遇的原因是统治集团暴力维稳和民间运动自我设限取消对抗行动。当底层抗争导致维稳成本飙升、暴政难以为继，中国再度面临政治转型机遇。中国民间运动应当支持、参与和引领民众反抗斗争，促发大规模政治风潮；同时做好与统治集团分化出的改革派良性互动，举行各界圆桌会议，实现民主化取向的政体和平开放转型。
关键词 民主化、政体转型、民间运动行动策略、比较转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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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中国政治转型路径图。这个问题本来并不复杂，但在中国圈子中却激烈争论，看法很混乱。混乱的根源在于我们对人类政治经验和科学缺乏起码的知识。我们都在讨论中国未来转型，但是几乎所有的讨论，除王天成的研究外，都是谈自己的意见或愿望，不是科学的预见。什么革命与改良，什么暴力与和平，什么法治与动乱，什么民粹与精英，好像一场民主取向的政治变革可以随心所欲。人类已经发生一百多场民主转型，中华文化圈中也有过几次成功或不成功的民主革命。我们应当对这些经验有基本的了解，再预测未来，定位自己的角色，制定自己的行动策略。今天，我想基于人类已有的转型经验提出一个模式，讨论其在中国应用的细节，然后讨论我们应有的定位与行动策略。
民主转型的条件
民主转型是怎样发生的？尽管人类社会意识到民主政体存在已有近两千年历史，但真正思考这个问题是近300年的事情。
启蒙时代的学者在自然法的语境中讨论认为，只要人们认识到民主政体的合理性和自然性，就会接受这个政体。马克思则认为，民主政体的建立是一定的利益需要和斗争的结果，虽然这种利益结构的产生是生产力的必然结果。
启蒙学者的认识在现实中遇到挫折。19世纪后期建立的宪政政体和民主政体，在20世纪被颠覆。人类两次世界大战后反思这个问题恰逢科学主义在社会研究和人文研究中兴起，人们开始追问导致民主建立和颠覆的条件是什么。根据科学方法，自称为政治科学家的人们试图通过对已有民主转型的比较分析，寻找那些影响因变量民主化的自变量。被提出的这些宏观条件包括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社会结构、转型期的社会力量间动态关系、文化与政治文化、历史遗产及国际条件。
当科学主义在政治研究中如日中天之际，20世纪70年代一位政治学者罗斯托提出应当区分民主转型成功的条件与民主转型启动的条件。民主转型成功的条件是那些刚列举出的宏观因素，但民主转型的启动条件不是，他认为这些启动转型的动力因素是政治参与者的愿望和他们参与行动之间的互动。就在罗斯托提出这一开创新研究的观点不久，南欧和南美开始一系列民主转型。这些转型印证了罗斯托的观点。20世纪80年代中期，一批出身南欧和南美的政治学者在美国对这些转型进行了系统研究，从各个角度完善了有关转型的启动理论。转型发生不是宏观因素决定的，而是参与者的选择以及他们选择的行动间的互动决定的。那时已经兴起的博弈论为研究和表述转型启动提供了新的方法。普沃斯基在他的总结性研究中提出，那些曾被认为是决定民主转型的宏观因素只是影响转型的概率的因素，这些影响转型的因素对于预测某个民主转型是否发生及成败没有决定性的意义。80年代后期，民主转型迅速席卷亚洲、前苏联和东欧及非洲，被称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亨廷顿在他那本著名的《第三波》书中系统地讨论这些转型的方方面面，转型在所有文化和经济发展水准中都发生了。
民主转型的动态过程
根据新兴的转型理论，民主转型是在微观层面上政治参与者之间的行动互动造成的。一般有两个阶段：自由化和民主化。自由化是统治者启动的。统治者出于不同的动机，松动言论控制，重新评价历史事件，释放政治犯，并主导公开讨论一些政治问题。自由化导致参与热情高涨，被压制的多元意见开始表达，人们并不局限于统治者的期望仅仅讨论政策问题，而且对人事提出看法。然后，又以更大规模和更直接的行动，要求变革政体。政治转型进入民主化阶段。民主化中，面对民众压力的统治集团开始分化，一些保守和强硬的政治势力想镇压新兴力量及其诉求，而另一些开明和进步力量则反对镇压并想通过制度改革来正面回应民众要求。另一方面，民间力量内部也激烈争论，是正面回应统治集团中改革派的姿态，并与统治集团改革派良性互动，推动政体进一步开放和转型，还是拒绝合作，彻底推翻专制统治，并追究过去暴政治理的罪责。在执政者改革派与民间反对运动的温和理性派良性互动，将朝野阵营中的激进派边缘化后，民主转型将是一个和平开放过程。但如果朝野都被鹰派主导，就成为政府与民众的对决。结果或者是镇压，或者是革命建立新的民主政权，或者是混乱和内战。
在这个转型理论中，转型的时机一般发生在统治集团的合法性削弱甚至出现危机的时候。两种情况很普遍。一是治理出现重大失误。最普遍的情形是经济危机和战败。此时人们更容易愤怒地认为，现有统治集团及其政策和体制不再能解决问题，还会追究他们上台和形成时期的种种不道德问题。统治集团内部也围绕谁承担责任和怎样解决问题发生分歧。二是最高权力继承关头。原有核心政治强人死亡，围绕谁即位各派大打出手，相互揭底，甚至动员民意支持。转型不大会发生在风调雨顺、政通人和的时候，不太可能是居安思危或有心向善的开创历史的举措。当然，也有少数案例是，执政者权力稳定，想获得国内外更好评价，摆出开明姿态的姿态。
新转型理论在解释转型参与者动机采取的理论与现代社会科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一样，是马基雅维利模式。政治参与者大都不是追求美好高尚的理念，而是追求自己的利益，但这种追求是理性的。当代社会科学使用偏好一词解释动机。任何高尚理念背后或其基础都有利益因素；任何赤裸裸的利益也都需要观念界定其正当性。偏好一词综合利益与观念。转型动机主要是参与者在主观偏好支配下根据情势及对其他参与者行动评估后做出的理性选择。民主不过是争权夺利的规则，政治家争权，老百姓夺利，民主提供了对所有参与者而言更公正的机会，因此会有最大的支持者。
自由化的过程因为起点和制约条件多样而各国的情况复杂不一。但民主化的演进过程则有规律性特点。一般是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大规模政治风潮要求政体变革。启动风潮的可以是政治事件，也可以是非政治事件随着统治者应对失误转为政治事件。政治风潮撕裂统治集团，开明派或改革派站出来与政治风潮中的民间运动领袖互动。当统治集团改革派占上风宣布政改或者军队承诺不参与镇压时，第一阶段就结束。第二阶段是各派圆桌会议制宪。这些派别有执掌实权的执政集团内部的改革派，有原有反对运动中被迫害的象征性人物和当下政治风潮中的新兴领袖，有制度化的组织的领导和民间意见意见领袖，有享有声望的专业人士，还可能有国际组织和力量的代表和专家。圆桌会议设计新的宪政结构、安排大选、制定新旧体制过渡方案和权力交接程序。第三阶段是产生新政府。主要是开放党派登记，举行大选，新政府就职。在三个阶段中，最难的不是启动转型，而是圆桌会议。如果各派不能就国家宪政结构达成共识协议，就会长期政局不稳，冲突不断，甚至政权解体，国家陷入内战。专桌会议，就是执政集团内部的改革派与民间反对运动中的理性建设派良性互动，将双方阵营中的激进派边缘化。
新转型理论出现后迅速成为美国比较政治学的主流学派。但这个学派的一些观点也一直受到质疑和检验。其中最重要的批评是过分强调转型中精英的决定性作用和非暴力理性的条件。南非的事例表明，草根工人运动及暴力行动策略在政体转型中作用重大。而草根民众在大规模政治风潮的作用更是决定性的。尽管第三波民主化中转型普遍是和平的，民间领袖坚守非暴力行动原则，但在不少转型中，底层民众以暴力回击威慑暴力镇压，对削弱保守派、动员社会同情、分化统治集团、抵制强硬派镇压起到重大作用。阿拉伯之春中的民众暴力抗暴与第一、二两波民主化的暴力革命都表明，转型进程中不卷入暴力因素还远不是普遍规则。
中国人的理解误区
比较人类有关政治转型的经验和智慧，中国人的理解中有如下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转型的条件。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强大的中产阶层、发达的公民社会、高水平的文化教育、适宜的公民文化，既不是转型发生和成败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充分条件。如前所述，这些指标确实在比较分析中对转型有影响。但这只是概率性影响，不是决定性因果关系。这表明，我们无法根据这些标准预测或指导一个特定国家是否转型。在全球化进程中，由于有国际影响和跨国示范作用，这些宏观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在降低。此外，这些指标仅仅对转型质量有概率影响，对于转型是否发生，没有影响。决定转型的发生是政治力量的意愿及相互间互动。
第二个误区是健康转型是渐进的可控有序进程。这种观点的问题是，将一个国家的长期历史演进进程与政治体制转型期混为一谈。每个国家当然都有一部政治史，每部政治史都是一个长期的演进进程。但是，转型期特指的是由专制向民主过渡的时间段。虽然这段时间的政治是此前的政治的结果，但此前政治并不决定转型期的政治。根据经验概括的转型理论，自由化时期是一个可长可短的时期，但自由化一旦进入民主化，进程一般会很快。转型期是一个剧烈变革的时期。不论我们个人如何偏爱，政治转型中专制统治者交权给人民的决定是在政治冲突和压力下做出的，是通过一系列让人眼花缭乱的政治事件实现的。这是因为民主化不是开明专制的自我完善，而是最高权力的重新建构与转移，这里不是一个权力中心说了算而作出决策，更不会是一个长期的计划指导的过程，而是新旧势力间在一个无序的冲突和较量后达成的协议。就转型是最高权力易手的剧烈变革而言，转型是革命，不会是改良。
第三个误区是民主转型的动力被区分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民主转型一定是在下面的压力下实现的，但高层分裂出改革派集团积极回应民间压力是和平转型的条件。应当看到，不是所有的政治变革都是民主转型。一些开明专制的自我改善常常被误认为是民主转型。其实，这类自我改善可以理解为善政改革，但只要最高权力的基础不是由专制转为民选的政治转型，都不是民主转型。将最高权力由专制统治者交给人民，从来不会是统治者发自善意的简单自愿的权力交出，而是在斗争压力下不得已的举措。虽然民主化是下面的压力结果，但统治集团的行动策略选择会对转型的结局和代价有重大影响。统治集团主流拒绝变革，不仅加大代价，而且会使得转型结局不确定。剧烈冲突的结果可能是政局长期混乱甚至内战。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变化不被认为是转型。
第四个误区是朝野良性互动。朝野良性互动的一个通常表述是，与其它博弈相似，政治博弈中的朝野互动常常是囚犯困境，合作则双赢，而冲突则双输。由此，一些民间意见领袖和学者呼吁民间力量应当一贯秉承善意，以统治者可以接受的方式争取说服统治者，实施民主变革。他们理解这个过程是良性互动。这种思路的问题可以由博弈论对囚犯困境的分析揭示。虽然合作双赢和冲突双输的博弈论分析的最后结论是朝野合作，但博弈论在如何实现合作局面的行动策略上与中国民间精英理解的良性互动有很大不同。囚犯困境揭示：如果一方不合作而另一方合作，导致的结局不是不合作转为合作从而双赢，而是不合作一方对合作一方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压榨，从而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只有在对方不合作你也采取冲突的行动策略时，才会逼迫对方转为合作。换句话说，合作双赢的局面是以不合作双输的过程逼出来的。有人可能会问：如果冲突肯定是民间失败因此民间没有实力逼迫统治者让步怎么办？其实，不合作导致统治者的治理成本增加，就会迫使他们改革，而不必有实力推翻他们的可能。因为他们比较继续压迫和改革政治的成本后，会理性地选择改革，这是最大化自己的利益的选择。因此，民间运动应当采取的行动策略是胡平先生在总结89民运所说的“见好就收，见坏就上”。当统治集团坚持镇压时，民间采取不合作的反抗策略，加大治理成本，逼迫统治集团理性选择让步和合作；一旦统治集团决定合作让步，民间应当善意积极回应统治集团的举措，实现良性互动。政治转型中的良性互动，很少是统治集团在民间说服下改革与民间学者的良性互动，而更可能是统治集团在政治风潮的压力下与政治风潮所认同的领袖间的互动。
最后一个误区是非暴力的谜思。中国民间运动在80年代开始坚持非暴力原则。“六四”屠杀激起的义愤一度导致民间有暴力推翻暴政的呼声，但随后对89民运的反思产生更保守的行动策略共识。“非暴力原则”一度被解读为民间运动不仅要对自己使用暴力进行限制、而且要保证自己的行动不招致统治集团的暴力镇压。这样的原则事实上导致民间运动把行动策略的底线设定为不激怒统治集团。其实，在政治学中，非暴力既不是对成功转型的经验概括，也不是对民间运动的建议。因为政治学者清楚，国家的概念就是在一个地理区域内垄断合法使用暴力的一组机构化设施；法律没有暴力强制实施作为后盾就不是法律。民主化不过是将国家暴力的来源由专制者转为人民授权。在暴力机器易手的过程中，不仅出现局部暴力难免，而且大规模暴力冲突出现及惨烈后果，是对统治集团滥用暴力镇压的有效制约，是统治集团理性决策和平让渡权力的必要威慑。当然，民间运动应当尽可能坚守非暴力原则，因为民主政治是通过合理公开竞争的程序和平讨论和解决分歧的政治，而不是在恶性冲突中不择手段地战胜甚至消灭政敌的政治。
中国民主转型路径图
根据政治转型的理论，我们可以对中国民主转型的问题、路径图和民间运动行动策略提出一些合理的看法和建议。
中国1989年民主运动失败并不是因为运动采取激进行动策略，主要是统治者选择暴力镇压。第三波民主化的其他国家的行动方式的非理性和诉求激进都超过中国89民运。但他们的统治者在面临政治风潮时宁愿交权也不镇压，导致和平开放转型。在其他国家开国者暴力镇压的情况下，民主运动一般也都会失败。当然，民间运动也不是没有责任。当统治集团中有领袖善意回应民间诉求时，学生善意回应姿态不够。因此，中国痛失第三波民主化机会的原因是邓小平暴力扼杀民主化前景；没有实现良性互动的主要责任是邓小平。
中国在90年代邓小平病逝时也有过转型机遇，治理失败（大量工人下岗和腐败不公蔓延引发民愤）和继承关头都出现了。但中国精英普遍存在的保守心态使得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政治风潮。统治集团忧心覆没的同舟共济心态，政治、经济和文化精英腐败垄断瓜分改革和发展红利的做法，和民间反对运动领袖放弃街头对抗行动、自我设限活动形式为理性善意发声的行动策略，都导致统治集团平稳渡过危机和继承关头。然而，统治者并没有因为民间运动的善意而善意回应，而是如博弈论中囚犯困境分析所预测，在民间运动自我设限后，统治集团认为暴力高压维稳是有效方式，于是更加滥用暴力。最后，统治集团连合法维权都要镇压，不仅采取一般专业正规暴力形式镇压，甚至兼用斯大林的秘密警察和黑社会暴力方式镇压民间合法维权活动。在不受制约的统治集团更加肆虐滥用暴力的高度集团下，腐败和不公发展迅速，激起草根民众大规模反抗。这些反抗造成统治成本的急剧增加，给中共制造大量敌人。统治集团终于在近年开始反思暴力维稳方式的问题，提出改善治理模式的问题，思考政治改革化解危机的可能方式。
中国草根民众激烈反抗造就出新的政治发展前景的可能性空间和转型机遇。这不仅逼迫统治集团整体思考转换暴力高压维稳的治理方式，而且给精英造成普遍的危机意识，并产生巨大压力撕裂了统治集团。政治改革是中国唯一出路再度成为朝野潜在共识。就目前情势看，中国民主化的路径图将循人类政治民主化的一般模式。一个公共事件中执政者应对失策，激发大规模政治风潮，其压力撕裂统治集团；统治集团中的改革派与民间运动良性互动，打开政治体制改革；各种政治力量通过圆桌会议过程，在交流、冲突、讨价还价中的谈判中制定新的宪法；各种政治力量组党，在公平选举中和平竞争政治领导位置。
在这个路径图中，中国民间运动不应当继续过去的不当行动策略，批评和拒绝参杂着暴力和不理性行为的草根运动，而是应当修改过去将推动政治民主化局限于室内讨论、媒体、政治发言、法庭和院外游说等行动策略，采取各种方式走上街头，参与、推动、发起和引领草根抗议活动，提升素质，将群体事件转换为大规模政治风潮。当统治者中分化出改革派愿意正面回应民间运动时，民间运动应当采取合作姿态，实现朝野良性互动，尽快召开圆桌会议，制定新的宪法，并组建新的政党，投入选战，让宪法成为实际的政治运行机制，使得新体制运行不可逆转。
最近几年，我个人参与组建中国民主党运动，就是依据上述理性分析人类政治智慧和经验，根据中国具体政治情势和转型路径图，选择的政治行动策略。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自成立起就号召举行和平开放转型的革命，坚定地支持中国民间抗议共产党的腐败暴政的各种形式活动，传播理性对抗行动策略的思想和方式。我个人希望大家都加入这一历史性事业。
在政治转型的启动关头，中国未来不是简单地对过去和现实分析进行趋势外推的预测，而是把握机遇、通过行动创造现实。就此而言，预测中国未来的最合适人选，不是学者和专家，而是行动者，因为未来是他们的行动实现他们的理念。未来不是客观预测出来的，而是主观行动创造出来的！
注：上述文章是根据2012年10月6日在纪念胡耀邦赵紫阳基金会理论年会上的发言修改，也是为胡赵基金会2012年年会出版的文集所写的专文。感谢王书君先生的邀请和督促，这是这篇文章写就的最大因素。
王军涛 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学士，是1976四五运动、1979年民主墙运动、1980年高校竞选运动、1989年民主运动的骨干，曾担任《经济学周报》副主编。1989年入狱被判刑13年，1994年被送往海外。现流亡美国专心从事民主运动，担任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同时，还是宪政协进会理事长、自由《公共知识分子》杂志主编、亚洲电台专家评论员。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