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霸凌那些事
校园霸凌那些事
北京中关村二小的学生霸凌事件，让家长们坐立不安，让武术培训班生意火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数据显示，2016年1月至11月，全国的检察机关因为校园霸凌共起诉2337人，批捕1114人。那么，校园霸凌是怎么一回事？孩子们到底怎么啦？
校园霸陵是什么，有多普遍
“霸凌”是英文“bullying”的直译。全球学校学生健康调查（GSHS）中文版问卷将“霸凌”定义为“欺负”：“欺负，就是一个学生或几个学生对另一个学生说或做令其讨厌或不愉快的事情，或一个同学被用不礼貌的方式取笑、逗乐或被他人有目的地抛掷物品。当力量相当的两个学生发生争执或搏斗时，或以善意和有趣的方式开玩笑时，不是欺负。”霸凌既可能发生在工作场所，也可能在学校出现。Hymel和Swearer两位研究者(2015)指出，“校园霸凌“指学生同辈之间的攻击性行为，带有“故意为之”、“反复发作”和“恃强凌弱”等特征。
校园霸凌很难被发现，其流行状况的评估也较复杂。霸凌发生时，教师和家长通常不在场。教师和家长往往不了解学生是否遭遇霸凌，除非学生主动求助或身体明显受到伤害。学生害羞或怕遭报复，自报的信息也不完全可靠。但是学生自报是调查中使用最普遍的途径，因为它是简单直接的方法，而且相对可靠。学龄前儿童就可能有霸凌行为，并在初中阶段达到顶峰，而在高中阶段逐步减少。关于校园霸凌的调查样本主要集中于初中生。
中国各地校园霸凌的比例不低，且地区间有较大差异。Cheng等研究者(2010)在2003年对北京、杭州、武汉和乌鲁木齐的九千多名中学生进行了调查。25.7%的学生报告曾在过去一个月遭到霸凌，其中有10%的学生被霸凌的时间超过20天。其中，北京市的校园霸凌比例相对较低，为20%，其他三座城市的比例在32%左右。Wang等研究者(2012)在2009-2011年对广东省四座城市八千余名中学生的调查显示，20.83%的学生报告曾经历霸凌。其中18.99%的学生是受害者，8.60%是霸凌者，6.74%既霸凌别人也遭受霸凌。中国人民大学实施的中国教育追踪调查（CEPS）中，有2013-2014年对全国随机抽取的28个县区112所学校约2万名七年级和九年级初中生进行的调查。调查中，约有11%的学生报告，在其最好的五个朋友中，有打架情况。Zhu和Chan两位研究者(2015)对西安市三千多名15-17岁中学生的调查发现，54.9%的学生过去曾受到过霸凌，其中44.6%的学生在调查前一年遭到霸凌。另外，对校长的调查显示，19%的学校在调查前一周发生了至少一次学生打架斗殴事件，约6%的学校发生了校内或校外的帮派活动。约19%的校长认为，学校所在社区有很多青少年不良行为。64.55%的校长认为，学校所在社区的青少年不良行为减少了，28.18%的校长认为比例变化不大，7.27%的校长认为比例增加了。
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中国大陆的校园霸凌严重吗
Chan和Wong两位研究者(2015)对华人社会校园霸凌的综述显示，不同研究报告了比例不等的校园霸凌情况。大陆学生被霸凌的比例为2%到66%，台湾的为24%到50%，香港是20%到62%，澳门的相关研究较少。因为调查时间、地点、调查工具和样本等方面的差异，对中国各地校园霸凌的调查结果并不一致。总体来说，在华人社会，有两成到半数的中学生曾遭受校园霸凌。
校园霸凌不仅是中国，也是全球各国教育领域面临的棘手问题。针对校园霸凌，比较有影响的跨国调查有两项。一项是世界卫生组织（WHO）在欧洲和北美的42个国家开展的学龄童健康行为调查（Health Behavio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Survey，HBSC），询问学生在过去两个月是否被霸凌。Inchley等研究者(2016)对2013-2014年的HBSC数据进行分析，发现11、13和15岁的孩子被霸凌的平均比例分别为32%、30%和23%，霸凌其他同学的平均比例分别是24%、28%和26%。各国学生被霸凌的比例差异极大，从6%到57%不等。其中，拉脱维亚、立陶宛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校园霸凌比例较高，瑞典、亚美尼亚、希腊等国家的校园霸凌比例较低。
另一项是全球学校学生健康调查（Global School-based Students Health Survey，GSHS），也是由世界卫生组织协调的跨国调查，样本涵盖94个国家。该调查询问13-17岁学生过去一个月的霸凌情况，Cheng等研究者(2010)在2003年对中国四个城市的调查就属于GSHS。
Due和Holstein两位研究者(2008)使用2001年五大洲66个国家和地区的两项调查数据，发现32.1%到37.4%的孩子曾遭受过霸凌。他们也发现不同国家的校园霸凌比例差别明显，比例最低的塔吉克斯坦、瑞典、捷克等，比例不超过20%；在霸凌比例最高的津巴布韦、赞比亚和立陶宛，有超过60%的中学生曾遭霸凌。Elgar等研究者(2015)报告了另一项研究，总结了2003-2011年间79个国家的调查数据，发现大约三成的青少年曾遭受霸凌，10.7%的男生经常打架斗殴，而女生的比例只有2.7%。相当于欧洲和亚洲来说，非洲和东地中海国家的校园霸凌更加严重。
由此可见，中国并非校园霸凌最严重的国家，但也不是霸凌比例最低的国家。因此，校园霸凌仍然是不容忽视的问题。Cheng等研究者(2010)认为，中国校园霸凌比例低于其他国家，可能是因为中国学生没有把一些形式的骚扰视为霸凌，或者不情愿承认自己被霸凌。霸凌带有一定的文化色彩，而调查问卷的措辞（中文多使用“欺负”）也会影响学生的理解。比如，超过四成的学生没有选择调查问卷列出的霸凌形式，而是认为存在其他形式的霸凌。
许多人担心校园霸凌在愈演愈烈，但是Rigby和Smith两位研究者(2011)对1990-2009年间多国调查数据的研究却表明，校园霸凌在英国、澳大利亚等很多国家都出现显著下降趋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学校采取了各种打击霸凌的措施。Currie等研究者(2012)也指出，全球校园霸凌的确下降了，尽管下降幅度不大，多数都不超过10%。
校园霸凌的新形式：网络霸凌
值得注意的是，校园霸凌有许多形式，除了传统霸凌，网络霸凌越来越成为突出问题。互联网和手机的普及，让越来越多的学生通过网络实施霸凌。比如，学生之间通过社交媒体进行语言攻击，或者晒不雅照。Rigby和Smith,以及Currie的研究都显示，许多国家的网络霸凌比例在增加。
Inchley等研究者(2016)报告，2013-2014年HBSC首次涵盖网络霸凌，欧美国家11、13和15岁的孩子在网络上被语言霸凌的平均比例分别为10%、11%和10%，而被图片霸凌的平均比例分别为7%、9%和9%。Kowalski等研究者(2014)发现，不同调查发现的网络霸凌比例从10%到40%不等。Chan和Wong两位研究者(2015)指出，大陆网络霸凌的比例介于14%到57%。这些研究尽管并未取得一致结论，但都说明了网络霸凌是值得关注的严重问题。
校园霸凌的原因，影响和相关建议
Wang等研究者(2012)对广东省的调查发现，学生所在年级、父母关怀、自杀倾向、离家出走、上网时间和打架斗殴等都是影响霸凌的关键因素。具体来说，Chan和Wong两位研究者(2015)发现，年幼男生更容易遭霸凌。Cheng等研究者的研究发现，男生和女生被霸凌方式有所不同。男生主要被殴打推搡，女生主要被嘲笑相貌。中国教育追踪调查显示，约10%的学生会对从地城市来的同学抱怨或说难听的话，约12%的会对从外地农村来的这样做。Zhu和Chan两位研究者(2015)对西安市的调查发现，男生、家庭条件差、来自农村和心理压抑的学生，更容易遭受霸凌。Elgar等研究者(2015)发现，相对来说国家越富有，校园霸凌就越少。此外，收入不平等和教育投入也会影响校园霸凌。
每个孩子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如果他们因为霸凌而被影响到受教育的质量，这是有违社会公平的。但是，如何使所有孩子都能健康发展，却是一个两难命题。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采取实地实验和政策试点等方式，对校园霸凌的干预措施进行评估，以找到治理霸凌的最佳手段。
Chan和Wong两位研究者(2015)指出，学校整体性干预对于校园霸凌的治理较为有效。对校园霸凌的治理不应局限于班级或学生个人层面，而是要在全校层面建立全方位的校园霸凌治理体系，从校园氛围、课程设计、活动安排、心理支持、例行审查等多个方面着手。对于学校管理层而言，改善校园氛围，避免过分强调学习成绩，可能是值得采纳的建议。对于孩子被霸凌的家长来说，显然不应该“以暴制暴”，而是需要给予孩子安抚和引导，使其能够以正确的心态对待霸凌和调适心理。
Cheng等研究者(2010)的四城调查发现，霸凌对学生的心理创伤很大，使他们感到更孤独，辍学打架，甚至想要自杀。而校园霸凌在不断升级和花样翻新。一些孩子既霸凌他人，也被其他孩子霸凌，有“虐待”与“受虐”的矛盾心态。一些霸凌者甚至在同学中赢得尊敬，并被其他孩子争相效仿，使霸凌很难被发现和治理。网络霸凌比传统霸凌更具有隐蔽性和扩散效应，治理起来更加困难。“校园霸凌”的治理充满挑战，需要学校、教育部门、家长乃至全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支持。
参考文献
- Chan, H. C. O., & Wong, D. S. (2015). Traditional school bullying and cyberbullying in Chinese societies: Prevalence and a review of the whole-school intervention approach.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 23, 98-108.
- Cheng, Y., Newman, I. M., Qu, M., Mbulo, L., Chai, Y., Chen, Y., & Shell, D. F. (2010). Being bullied and psychosocial adjustment among middle school students in China. Journal of School Health, 80 (4), 193-199.
- Currie, C., et al. (2012). 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and well-being among young people. 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 study: International report from the 2009/2010 survey. Health Policy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o. 6. Copenhagen, Denmark: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 Due, P., & Holstein, B. E. (2008). Bullying victimization among 13 to 15 year old school children: Results from two comparative studies in 66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olescent Medicine and Health, 20 (2), 209-222.
- Elgar, F. J., et al. (2015). Structural determinants of youth bullying and fighting in 79 countries. Journal of Adolescent Health, 57 (6), 643-650.
- Hymel, S., & Swearer, S. M. (2015). Four decades of research on school bullying: An introduction. American Psychologist, 70 (4), 293-299.
- Inchley J., et al. (2016). Growing up unequal: gender and socioeconomic differences in young people’s health and well-being. Health Behaviour in School-aged Children (HBSC) study: international report from the 2013/2014 survey. Copenhagen, WHO Regional Office for Europe, (Health Policy for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No. 7).
- Kowalski, R. M., et al. (2014). Bullying in the digital age: A critical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of cyberbullying research among yout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40 (4), 1073.
- Rigby, K., & Smith, P. K. (2011). Is school bullying really on the rise? Social Psychology of Education, 14 (4), 441-455.
- Wang, H., et al. (2012). Adolescent bullying involvement and psychosocial aspects of family and school lif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from Guangdong Province in China. PloS one, 7(7), e38619.
- Zhu, Y., & Chan, K. L. (2015). Prevalence and correlates of school bullying victimization in Xi’an, China. Violence and victims, 30 (4), 714-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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