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取经：中国学习新加坡的历史与局限
南洋取经：中国学习新加坡的历史与局限
1992年，邓小平把新加坡模式作为中国的榜样，掀起了向新加坡的热潮。由此，中国政府不仅派出大批官员到新加坡高校接受培训，也启动了苏州工业园、天津生态城和重庆“互联互通”计划等国家级的中新合作项目。
中国是怎样开始举国学习这个还不如北京海淀区大的国家？
从“走狗”到“标杆”
虽然是一个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新加坡一直刻意避开中国的标签，以免被邻国认为是中国共产事业的“海外基地”。因为马来西亚共产党等历史原因，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同新加坡间的外交关系并不理想。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新关系开始回暖。1976年，毛泽东接见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进一步缓和了中新关系。
邓小平在1978年访问了东南亚。在新加坡，他亲眼看见裕廊工业园和其他事业的蓬勃生机，也惊讶地发现这个曾被称为“资本主义走狗”的国家正经历高速的发展。邓小平开始反思社会主义国家的出路。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使他很快超越意识形态的争论、提出要借鉴新加坡的经验。
但是，1980年代的中国并没有对新加坡进行实质性的政策学习——彼时，中国的八成人口是农民、发展的重心在于农业，新加坡的城市发展经验并不能派上用场。
1989是转折之年。马共投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一系列事件使中国与新加坡建交的意识形态障碍被推翻。1990年，印尼同中国建交，新加坡随即也同中国正式建交。
与此同时，伴随着市场化改革和城镇化加速，中国政府亟需学习新加坡的经验。1992，邓小平再提“学习新加坡”，中国开始将新加坡视为解决中国发展问题的标杆。此后，从深圳“叫板新加坡”，到中央有关机构的大力推动，中国上上下下都掀起了一股“新加坡热”。
“取经”也有“念歪经”？
1992年，中国政府选择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为中国公务员设计专门的培训计划。这所大学正是海外第一间提供中文高等教育的大学。
1998年，南洋理工大学开始提供管理经济和公共管理的硕士项目，并使用中文授课。该项目选录的都是中国政府的中高级政府官员，因此也被称为“市长班”。2009年，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成立，进一步拓展面向中国政府官员的各类培训项目。2010年，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也开始培训中国官员，进一步拓展了中国官员的求学途径。
形形色色的培训机构不断涌现，接纳来自中国各地的受训官员。即便是2011年新加坡执政党人民行动党遭遇大选低潮，也未见中国官员的学习热潮减退。
但是，虽然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到新加坡“取经”，却少有人能够将之成功本地化。中国的规模和体量与新加坡完全不同，新加坡的许多做法也不完全适用于中国。许多领导干部号称学习新加坡的做法可能是“念歪经”。比如，新加坡的组屋制度被搬到中国一些城市，就变为赤裸裸的房地产开发。
“软件转移”与学习新加坡的局限
除了培训官员，中新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是“软件转移”，即新加坡制度、实践和经验的转移。
通过建立合作工业园区（如苏州工业园），中国政府希望借鉴新加坡的经验、甚至直接移植政策。涉及产业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微观技术（如土地规划、建筑控制、招商引资、环境治理等）尤为受到关注。同时，以各种产业园为载体，新加坡的政联企业（如淡马锡集团）、私营企业也同中国各级政府部门和企业合作，推动各种管理实践和政策经验的交流。
但是，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激烈竞争，中央政府推崇的国家级合作项目，却往往得不到地方政府的真心支持，致使一些“样板工程”也不尽如人意。同时，虽然同为威权国家，中新之间毕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如法治方面）。两国在苏州工业园等项目的合作并不算愉快，折射出强烈的文化差异、观念区隔和激励错位。
既然还有日本、美国等其他榜样可以学习，中国为什么“死磕”新加坡？
究其原因，学习什么和学得怎么样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政治方向”。中国和新加坡同属东亚华人社会和儒家文化圈，向其学习具有“政治正确性”。因此，“新加坡热”是否会退潮，可能并非出于学习效果的单纯考虑。
参考文献
- Lim, K. F., & Horesh, N. (2016). The ‘Singapore Fever’ in China: Policy mobility and mutation. China Quarterly , 228, 992-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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