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凭什么出卖子宫？代孕的性别、阶级、种族问题
女人凭什么出卖子宫？代孕的性别、阶级、种族问题
随着生育技术的发展，代孕开始成为中国家庭关注的话题。对于想生孩子却因年龄、疾病等无法生育的人而言，代孕或许是一种解决方法。但目前为止，这种方法在国内仍是被禁止的。《人民日报》 近日刊文讨论代孕，一度被网民理解为代孕将要合法化，但这一说法随后被国家卫计委否认。可见在这一问题上，官方的态度仍然是审慎的。
为什么代孕不应轻易开放？开放代孕将带来哪些后果？美国韦恩州立大学的研究者 Heather Dillaway 基于美国的研究，就从性别、阶级、种族等多方面分析了代孕可能存在的问题。
婴儿所有权的争夺
代孕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由代孕者提供卵子且怀胎分娩，产下的孩子将拥有代孕者一半的基因；另一种则由夫妻中的妻子提供卵子，代孕者只负责怀胎分娩，产下的孩子与代孕者没有基因上的联系。
研究者首先介绍了两起典型的由代孕引发的官司。第一起代孕发生在 1985 年，一对夫妻因妻子有较高的生育风险，而丈夫希望延续血脉 （他的大多数亲人都死于大屠杀），因而寻求代孕。他们与另一名已婚女性签署了代孕合同，后者需提供卵子及怀胎分娩，完成后该夫妻将向代孕者支付 1 万美元。
然而在孩子诞生后，这名代孕者却无法割舍对孩子的感情。她恳求夫妻让她把孩子接回家中小住，却迟迟没有归还。这对夫妻向警方报案，警方在四个月后将孩子从代孕者父母的家中寻回。在法庭诉讼中，预审法院判决代孕合同有效，宣布终止代孕者的家长权利。代孕者随后上诉，新泽西州高等法院认为相关行为可能涉及婴儿买卖，但承认代孕者享有作为 “自然母亲” 的法律权力，虽然孩子的主要监护权将归夫妻所有，代孕者将拥有探视权。
第二起代孕发生在 1990 年，一对想拥有孩子的夫妻，因妻子患病后部分切除了子宫而寻求代孕。他们和一名女性签署了代孕合同，由这名妻子提供卵子，由代孕者怀胎和分娩。这对夫妻将向代孕者分期支付 1 万美元，考虑到后者还有一个三岁的女儿，他们还将为她支付 2 万美元的保险费。
然而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这对夫妻发现代孕者隐瞒了自己曾有过数次死胎和流产的经历，而代孕者也因对方没有付足够的保险费而感到不满，并且由于出现了早产迹象，她感到自己将被抛弃。她随后写信要求该夫妻支付合约中的剩余金额，否则她就把孩子打掉。双方后分别向法院起诉，争夺孩子的所有权。在代孕者产下一名男婴后，血液鉴定显示，她与男婴没有基因关系。法院最终判决夫妻胜出，代孕者没有获得任何法律上的家长权利，包括探视权，她向加州上诉庭提起的上诉也未能改变结果。
女性生育职能的贬低
研究者分析指，代孕造成的婴儿所有权争议，体现了母亲角色的进一步碎片化。通俗地讲，以前只有 “生母” 和 “养母” 的分别，现在 “生母” 又分成了提供卵子的 “基因母亲” 和怀胎并分娩的 “妊娠母亲”。案例一中，代孕者既是基因母亲，也是妊娠母亲。案例二中，代孕者只是妊娠母亲。而争议在于哪一种母亲角色是决定性的，基因母亲、妊娠母亲，哪一个更能决定孩子的归属？
从判决结果来看，基因被赋予了更重要的地位。研究者指出，这与父权社会的结构息息相关。以往的社会学学者已经指出，在人们对基因缺乏了解时，男性一度被认为是基因的唯一提供者，是真正的创造者，而女性只是他们精子的 “孵化器”。随着科学的发展，男性不得不承认女性也提供了一半基因。他们开始和女性分享一些权利，例如承认女性也 “拥有” 孩子，但这绝不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了女性自身的价值，而仅仅是因为女性在某些方面和他们 “一样”。对于那些和他们 “不一样” 的地方、他们不具备的能力，例如妊娠，他们选择了轻视。
因此，妊娠之所以不像基因那么重要，可能只是因为它是女人才有的。但谁又能说它不重要呢？比起提供基因，妊娠母亲需要经历十月怀胎的辛苦，忍受分娩的剧痛。她的贡献不仅体现在胎儿身体的发展，也包括情绪和心理的发展。正如加州上诉庭一位对案例二判决持反对意见的法官所说：“如果没有妊娠母亲的养育，一个胎儿永远不可能成为活生生的孩子……一个希望把孩子带到世界上来的怀孕的母亲，绝不仅仅是一个容器或是一头繁殖动物”。对妊娠母亲的贬低就是对母亲角色的贬低，就是对整体女性的伤害。
富人消费穷人的身体
除性别分析外，代孕也需要进行阶级分析。哪些人更可能成为代孕者？哪些人更可能消费代孕这项 “服务”？根据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办公室 （OTA） 1987 年的报告，美国全国 13 个代孕中心的统计显示，寻求代孕的 “顾客” 往往是 30 多岁或 40 出头的白人已婚人士，他们中的 64% 的人的家庭年收入超过 5 万美元，超过半数有研究生或以上学习经历。
在代孕者方面，OTA 于 1988 年的报告显示，代孕者的平均年龄介于 26 至 28 岁，大约六成为已婚人士。在等候代孕的人中间，约九成为非拉美裔白人。只有不到 35% 的代孕者上过大学，大多数人的家庭年收入低于 3 万美元。
在上述两个案例中，寻求代孕的夫妻和代孕者大都符合这些描述。案例一中的夫妻都曾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博士，而他们的代孕者是一名没有完成高中学业的家庭主妇，后者靠丈夫开垃圾车的收入度日，家庭年收入仅为 2.8 万美元。案例二中的代孕者是一位护士，也是一位单身母亲，因收入过低正在领取社会保障金。
在代孕者和寻求代孕的夫妻之间，阶级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而代孕似乎打开了这样一道门，允许穷人向富人出售她们的身体。支持开放代孕的人经常提到，应该开放的是 “志愿代孕”，而非 “商业代孕”。但纯粹志愿的代孕有可能吗？
根据学者 Ali 和 Kelley 在 2008 年的调查，大部分代孕者都是真的需要钱。在两起案例中，代孕者得到的 1 万美元甚至低于同时期的最低工资标准 （按最低工资 3.35 美元/小时计算，同等时间应获得 1.49 – 1.57 万美元）。案例一中的代孕者表示，自己对不能生育的家庭抱有同情，但也希望通过获得代孕费来帮助自己的家庭。案例二中的代孕者甚至表示，当你拿出 1 万美金在一些人面前挥舞，他们就会为此做任何事。
可见，代孕或许有着助人为乐的成分，但钱仍是重要的动机。正如女权主义作家 Katha Pollit 质疑的那样，如果钱没有用，为什么要付钱给代孕者？如果代孕是这样一件愉快、崇高、使人道德净化的事，难道不会有大批女人排着队来做吗？寻求代孕的人在同阶层的圈子也有不少女性朋友，为什么她们不考虑借出身体培育别人的受精卵？学者们的担心或许不无道理：代孕可能会形成一个 “繁殖阶级”，由贫穷弱势的女性组成，专为他人生孩子。
另一方面，钱也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即使付清了代孕费，案例一中的代孕者仍然不能割舍对孩子的亲情。不幸的是，当双方在法庭展开争夺，贫穷再一次成为了代孕者的原罪。寻求代孕的夫妻能够雇佣大批律师、侦探、心理学专家、社工等，而代孕者只请得起没什么经验的律师。举证过程也耐人寻味，代孕者家庭的低收入、较差的居住条件等，都被列为 “不适合” 成为孩子父母的理由。而寻求代孕的夫妻是否适合为人父母呢？没人要求他们提供证据，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
弱势中的弱势
一旦代孕市场形成，市场必然会自动寻找那些最 “便宜”、“好用” 的女人：穷人、黑人、第三世界的人。
相比白人代孕者而言，黑人代孕者有着更多劣势。这不仅是因为黑人女性更容易处于贫穷、单亲或缺少法律资源，也是因为她们和孩子的差异显而易见：一名黑人女性如何声称自己是白人孩子的生母？有人会相信或同情她吗？在第二起案例中，黑人代孕者的境遇恰恰印证了这一点。可以想象的是，对于那些需要代孕者提供卵子的夫妻而言，黑人代孕者也绝不是他们的首选，种族歧视再一次被强化了。
此外，在本国买不起代孕的人，可能会向更穷的国家购买。这些国家的女性会以更低的价格出售子宫，而且由于法律不健全，购买者面临的法律风险也会小得多。在去年叫停代孕之前，印度早已成为世界 “代孕中心”，许多英国人都前去购买。对中国而言，如果对接 “国际代孕市场”，一方面本国的弱势女性可能受到其他国家的剥削，另一方面国内有代孕需求的人也可能去剥削更穷国家的女性。
需要指出的是，代孕不一定是出于自愿，而是可能遭到家人、人贩子的胁迫，越是弱势的女性遭受胁迫的可能性越大。研究者提到与两起案例同时期的另一起案例，一名 20 岁的墨西哥女性被非法送到美国，只为给她丈夫的兄弟提供代孕。相比同时期美国国内代孕者的 1 万美元回报，她能获得的只有 1500 美元。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到开放代孕将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这些问题得到充分讨论之前，开放代孕并非明智之举。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代孕之外的出路，比如领养。与其花不菲的代价寻求代孕，不如先思考以下问题：人为什么一定要拥有血缘意义上的孩子呢？我们从中追求的究竟是什么呢？
参考文献
- Dillaway, H. E. (2008). Mothers for others: A race, class, and gender analysis of surroga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of the Family (5), 301-326.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