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与印度的统计学交流：政治之中飘摇浮沉
新中国与印度的统计学交流：政治之中飘摇浮沉
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至邓小平时代初期，中国与其他国家在科学技术领域的交流一直都局限于与苏联和社会主义联盟国家之间，将资本主义国家排除在外。具体到统计学方面，中国一直对学习欧美和印度的统计学持犹豫态度。1951年，印度曾邀请中国加入亚洲统计协会，但中方怀疑印度会假以科学交流之名开展情报活动，于是拒绝了邀请。
建国初期的中国在科学技术上十分落后，在社会调查上基本使用全面调查方法和主观抽样调查方法，效率低下且精确性难以保证。同时期，印度在统计学和社会调查方面快速发展，并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932年，印度学者马哈拉诺比斯（Prasanta Chandra Mahalanobis）结束在剑桥大学的游学，在加尔各答组织建立了印度统计研究所（Indian Statistical Institute，以下简称ISI）。ISI不仅在印度的社会建设方面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且扮演着联系世界各国的统计学研究中心的角色。在联合国，马哈拉诺比斯推动成立统计学委员会（Statistical Commission），并担任抽样统计学分委会主席，倡导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其监督编制出版的《抽样调查报告》提供了现代抽样统计方法的准则。
中国在统计学科学技术的落后，以及印度在国家指导计划经济方面的成功经验的缺失，为50年代开始的中印统计学交流及其背后涉及的政治博弈埋下了伏笔。随着苏联经验的失败、1954年“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推出和1955年万隆亚非国家会议的举办，中印关系有了极大的改善。
1956年夏，印度代表团访问北京，进行了为期40天的交流访问。期间，印方与中方各级政府官员和科学工作者进行了会谈，参观了鞍山钢铁厂，游览了天津、长春、沈阳、上海和广州，观察了中国省市计划工作和统计调查的组织情况。
同年冬，周恩来及王思华带领的4人代表团赴印度参加ISI建立25周年庆典，之后，代表团在印度进行了一个月的交流访问。回国之后，王思华撰写发表了访问报告，强调了印度抽样统计在科学方法上的先进性、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在印度的广泛应用以及随机抽样调查方法在中国应用的巨大潜力。报告发表之后，得到了各方广泛关注。
之后，中国国家统计局开始筹划邀请马哈拉诺比斯访问中国，中方希望一方面此行能够促进双方交流统计调查理论，另一方面可以向印方学习社会管理的经验，指导中国的统计调查。印度方面，马哈拉诺比斯也希望中国组织留学生前往印度学习、组织专家到ISI帮助翻译中文材料，以及了解中国医疗卫生的人事管理情况。
1957年，马哈拉诺比斯在其夫人和著名统计学专家拉黑里（D.B.Lahiri）的陪同下访问中国，他们参观了三元里生产合作社和省级政府的统计工作，并指出中国使用主观抽样调查的风险，规劝中国政府使用更加科学的随机抽样调查方法。而中方表示在应用随机抽样调查方法方面保持了开放的心态。
马哈拉诺比斯一行在中国开展了多次讲座，讲座的内容于一年之后被翻译、编译和出版，但发行范围仅局限于中国的统计部门和相关办公室。马哈拉诺比斯一行还会见了时任副总理的李富春和薄一波，并借此机会重申对加强中印在社会统计和国家计划方面的合作的期待，合作内容具体包括：
1）在ISI设立“中国研究部”，主要工作为将重要的中文出版物翻译成英文，对印度统计学者进行中文培训，并与北京保持直接联系；
2）中方派遣1到2人赴印度组织“中国研究部”，印度承担所有费用；
3）印方会分享统计学的教学材料，并对赴印交流的学者进行培训；
4）中方每年派遣3至4人赴印度交流学习，印方学者也会赴中国帮助中方的统计学学习、培训和技术方案的起草。 </br> </br> </br>
李富春和薄一波同意了这个建议，但表示具体细节需与薛暮桥和王思华商议。
之后，马哈拉诺比斯一行又与周恩来总理及其夫人共赴晚宴。晚宴中，周恩来总理表达了对抽样调查技术的兴趣，在原则上赞成马哈拉诺比斯的大多数建议。周表示，立即派遣专家赴印度介绍中国的统计工作和国家规划工作比较困难，但是可以派遣专家协助ISI建立“中国研究部”。
在全国统计工作会议中，王思华发表了题为“关于印度统计工作的观察”的演讲，强调了马哈拉诺比斯一行访华的成果，表示在向苏联学习的政策基础上，对其他国家有效的经验也要持宽容态度，才能使社会调查更有效地反应客观实际，服务于国家建设。
然而，中印统计学交流的良好氛围遭受了中国国内政治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1956年百花运动开始之时，社会氛围提倡自由表达，国内政治气候还比较宽松包容。但1957年反右运动开始后，政治气氛就骤然紧张，王思华在学习印度的统计工作上也采取了更加谨慎的腔调。几个月后，下放运动开始，大量国家干部和知识分子被下放至工厂和村庄。在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下，提倡印度的“资本主义”的统计调查不再仅仅是单纯的科学议题。
当时，赴印度交流访问的吴辉和龚鉴尧在印度接受了较为全面的统计学理论和培训，也部分参与了印方的社会调查工作。但是，在1959年初回国之际，他们撰写的关于中国统计学发展的长篇报告被简单缩略，被中方领导人参阅了事。
同年3月10日，拉萨发生起义，达赖喇嘛及其无数追随者逃往印度，接受印方的庇护。在外交部起草的关于5月莫斯科科学会议的报告中，长达九页的文书中有八页在讨论西藏和地缘政治，只有在最后一页讨论了一些科学理论和方法——至此，作者认为，中印间的统计学交流以阶段性失败告终。
当代中国外交如何把握在国家间信息交流的度？在国家内部治理方面，如何保证社会调查有效服务于中央指导和地方治理的实际情况？这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另外，笔者认为，中印统计学交流即使科学理论层面的交流，也不可避免是政治的博弈。而本文在叙述中印在统计学理论的交流方面，只着重强调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对印度的政治原则和策略讨论不足，这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妨碍读者们的全面理解和判断。
参考文献
- Ghosh, A. (2016). Accepting difference, seeking common ground: Sino-Indian statistical exchanges 1951–1959. BJHS Themes, 1, 6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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