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谈｜声音背后的身份政治与暴力
乐谈｜声音背后的身份政治与暴力
本期的乐谈不谈具体的音乐作品或人物，谈谈更宏观的东西：声音。
大家听音乐的时候，会倾向于把音乐纯粹当做文化产品来消费，关注音乐的内容、演绎、编配甚至气质，却往往忽略了，音乐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声响活动，是人的听觉接受到的万千声音讯息中，比较特别的一类。
好话说的俗，感觉是不会骗人的。人们会通过感官获得很多感觉，“听来的” 感觉当然也是其中之一。这些感觉，有的让人欢喜，有的让人厌恶，人们便把情感附加到产生这些听觉的对象上，或与它亲近，或与它疏离。人们甚至会通过这些声音区分出 “你”、“我” 来，并把不同的声音特性理解为不同群体的身份标志。
一位以色列学者 Ori Schwartz 曾考察了以色列一座大学城旁的社区生活，他证实了人们确实会根据声音来区分不同的群体。在这篇于 2015 年发表在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上的研究里，Schwartz 考察了这个社区里学生租客和本地工人阶级在使用声音上不同的习惯以及不同的态度，指出学生群体是如何通过声音来制造“身份对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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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其他感觉来说，听觉的主动防御能力极低，每天要被动接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讯息，而且几乎没有 “清净” 的时候——即便你把耳朵堵上，你的颅骨还是会把你给出卖了。因此，听觉是我们的感官中，相当脆弱敏感的一个。
声音讯号强烈而突然的变化，会很容易干扰任何人做事的兴致，这也是为什么在需要安静的场合大声喧哗是十分粗鲁的行为。Schwartz 的研究就以此为起点：当他找来社区里的学生租客，让他们谈谈在社区里的居住体验，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吐槽，社区里的本地居民是有多么得吵吵。
Schwartz 考察的这个社区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末期，如今共有 14100 名居民，体力劳动者（35%）和学生（25.5%）占了半壁江山。体力劳动者多，主要是因为以苏联移民的后裔以及米兹拉希犹太人（中东、北非犹太人的后裔）为主的本地人大多文化水平较低，只能以体力劳动谋生；学生多，主要是因为地理位置靠近大学城，房租又相对其他地方较为便宜。这两个群体都是低收入群体，因此该社区也是名副其实的低收入社区。
然而，这两个群体却存在着根本不同：学生是低收入群体，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开始挣钱，而不是挣不到钱。能够上大学的学生，大多都是中产家庭出身，他们过去接受过的教育和他们的生活文化，与当地居民有着巨大的差别。当这两个群体不得不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的时候，碰撞开始了。
在 Schwartz 采访的所有学生租客里，学生们吐槽最多的就是当地人有多闹腾，糟心的程度远远超过视觉上的糟心（比如满地涂鸦、不雅举止）和触觉上的糟心（比如肮脏不洁、到处积灰）。当地人在声音上的 “折腾” 主要包括但不限于：
——大声讲话。当地人在生活中习惯通过大声喊话来沟通。比如，有些学生吐槽当地人会在楼下大声喊楼上的人下去玩，喊得整栋楼都听得到。
——大声放吵闹的音乐。学生抱怨说，当地年轻人喜欢放吵闹的本族特色音乐，还喜欢开着门放。放起来不分时间，有时候放一宿嗨到天亮，有时候鸡还没叫就开始放，而且习以为常。
——大声吵架。学生认为当地人脾气都很暴躁，动不动就会发生矛盾，一有矛盾就扯着嗓子干架、爆粗，“很没有教养”。
这些声音自然是令人十分不快的。学生们几乎一致认为，这是当地人才会干出来的事情，并且把 “shchuna”（希伯来语里的“邻居”）这个词专门用来形容这种当地人这种影响邻居的恶劣行为，大概和我们说 “做人不能太马蓉” 是类似的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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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的不爽是很好理解的。正如上文所说，听觉是很脆弱敏感的。你在家里规规矩矩地读书写字睡大觉，楼下或者隔壁屋扯着嗓门大声嚷嚷，肯定不是让人愉快的事情。于是，学生们把这样的声音看作是低素质的当地人的身份标志。
因此，在两个群体之间，形成了高素质/低素质的二元对立，并以 “shchuna” 作为对立的身份标志。学生们会倾向于认为，当地人都是习惯于发出噪音的人，而发出噪音的人大多都是当地人。学生们自己则通过避开或对抗这种行为习惯，来确立学生集体的身份意识。例如，如果有人在楼下大声喊自己的名字，学生会倾向于打电话来回应楼下的人，而不是像当地人一样喊回去，以保持 “高素质”，从而确立自己和其他学生类似的身份认同。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学生通过声音使用习惯的区别来建构身份认同，并通过实际行动来强化这一身份认同。这样的相互建构，最终导致了学生群体和当地居民群体之间的张力。一些脾气大的学生受不了当地人邻居的骚扰，主动上门找事，引发了两个群体之间的冲突，并进一步激化了双方的对立情绪。
然而，Schwartz 指出，这种身份建构中有许多的问题。首先，当地人多用大嗓门，主观上并不一定是恶意的，造成这种情况也有客观原因。
现代化城市实际上把地理空间按照用途分隔开来了：家、工作单位、社交场所，各自有各自的规矩，泾渭分明。城市中的中上层阶级有能力适应正常的城市运转，在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是理所当然的。在图书馆打电话以及在夜店看书都会被认为是 “不懂规矩”，是没受过 “当代文明” 洗礼的表现。这些家庭出身的学生自然也会理所当然地认为，住所应该就是休息的地方，应当互相尊重对方的隐私。
但当地人大多是低收入者，他们在当代都市中的生活空间很小。对于低收入者来讲，他们的生活空间和社交空间往往是重合的。他们可能没有什么钱去夜店、酒吧、舞厅这种城市里设计好的 “社交场所”，几乎所有的社交活动都是在生活空间内完成的。当他们在楼下喊自己的同伴时，他们可能只是在履行他们的 “社交礼仪”罢了。
其次，学生们在构建身份的时候，是带有很强烈的偏见的。Schwartz 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当地人都很闹腾，也并不是所有的学生都很安静。当地人的成分很复杂，各自的行为习惯也很不一样，把他们一齐归为 “当地人” 似乎有些牵强；而学生们也是爱闹的群体，在家开个派对也是家常便饭。学生们在受访过程中，似乎有意识地回避了这些事实。
因此，Schwartz 指出，虽然学生们自己可能认为，是某种 “声音事实” 成为了两个群体对立的标志，但实际上是对 “声音事实” 的不同理解造成了双方不同的群体特征。比如说，学生们可能对自己开派对时候的热闹喧嚣习以为常，并不觉得那是 “噪音”，但却可能是当地人眼中的 “shchuna”。所以，怎么理解声音，是非常重要的。
根据布尔迪厄关于 “惯习” 的观点，人们会（无意识地）习惯于去做自己习惯的事情，在这个过程中又不断强化自己习惯的观念。学生群体和当地人群体不同的生长环境和生活习惯，最终导致了他们在同一个屋檐下的对立。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这个结论似乎看上去是个朴素的常识。但这个结论关键的意义在于，有不同习惯的人会倾向于按照自己的习惯去批评别人，并且给别人贴上标签，因为这样就符合自己的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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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研究对于中国也有很深刻的意义。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非常迅猛，随着农民以各种姿势进城，城乡二元结构看起来似乎正在逐渐松动。但与此同时，大城市中的 “城中村”、“穷人区” 似乎也正不断涌现出来，城市中大量的底层劳动人民居住在这一个区域，成为现代化都市中格格不入却又不可去除的一部分。他们与 “城里人” 在生活方式上的差异，往往造成了两个群体的直接冲突，同样形成文明/不文明的二元对立。
对声音的不同使用也体现了这种冲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确表达对在公交车厢内大声打电话、在中午或晚上装修、在电影院大声交谈的反感，认为这是不文明的行为。公认为文明程度极高的邻国日本，明确标识在地铁上不可以打电话，手机要调到静音或关机——尽管不可以打电话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但日本地铁上往往安静得可怕也是事实。这些行为会被认为是侵犯了公共领域中其他人的个人权益，因此被视为 “不文明的”。此外，还有一些针对品味上的区隔也耐人寻味：正如以色列学生取笑当地人听的本族音乐，中国社会阶级层次较高的人也往往会把一些音乐类型取笑为 “城乡结合部音乐”。无论是 “不文明的” 还是 “城乡结合部的”，城市里生活惯了的人们通过这种方式来区分自己和 “外来户”，并给他们贴上外地人、乡下人、硬盘、外码、老巴子的标签，把所有不如自己所愿的生活现象赖在他们头上。
这种对立并不是通过令行禁止的方式就可以消除的，问题也不是一个 “禁止噪音” 的规章制度就可以解决的。首先，广泛意义上的 “噪音” 是难以通过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设定的，因为同样的声音，在一个场合可能是噪音，另一个场合可能就不是；又如上文所说，“噪音” 同时描述的是一个习惯上的心理判断，所以即便是同一个场合的同一个声音，有些人会认为是噪音，有些人可能不这么认为。通过行政手段设立 “噪音” 的标准，实际上反而帮助建立了群体之间对立的标准。其次，监控 “噪音” 源头的成本是比较大的，因为声音是不留痕迹的，很难在声音结束后去捕捉源头。例如，一些城区虽然命令禁止汽车鸣笛，但以普通的巡逻警力，根本无法控制焦虑的司机拼命对着前车按喇叭，往往只能短时期内组织一部分警力，集中整治，指望通过杀一儆百起到威慑作用，但无法长期维持。
我们应当看到，“噪音” 这个概念本身就是一个人为建构出来的概念，它并不具体指涉任何声音。因此，把某一类声音归为噪音予以限制或禁止，是相当程度的霸权。在现代都市生活中，这种 “文明的霸权” 无处不在，校正着我们的行为和趣味。在许多人看来，这种 “文明的霸权” 是理所应当的，因为它会让人过得舒服。
然而，这种观念是否需要有一个限度呢？我们往往把 “文明/不文明” 与 “我者/他者” 混淆一气，用 “文明的霸权” 去推导出 “身份的霸权”，并以此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就会出现问题。在深夜里故意制造出巨大的声响来干扰其他人睡眠，并不能区分 “城里人” 和 “乡下人”，只能区分 “智商正常的” 和 “智商不正常的”。走在路上用手机大声放凤凰传奇，并不能区分 “品味高的” 和 “品味差的”，只能区分 “我喜欢做的” 和 “他喜欢做的”。想清楚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用更好的心态去认识各种声音，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声音背后的各种身份政治。
参考文献
- Schwarz, Ori. “The Sound of Stigmatization: Sonic Habitus, Sonic Styles, and Boundary Work in an Urban Slum.”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1 , no. 1 (2015): 20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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