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经济观察报，2014年3月

难有赢家的“欧罗迈丹”

曾因2004年“橙色革命”令全球关注的乌克兰近来又出现惊人的政治剧变：去年11月21日因亚努科维奇总统中止“入欧”进程而引发的大规模抗议，即“欧罗迈丹”（Euromaidan，由“欧洲”和“广场”两词根缀合成的一个新词，目前它已经进入英、德等语）运动在3个月间愈演愈烈，发展成全面反对亚努科维奇政权的群众性街头运动。
头两个月运动还是和平进行的，各方都能保持理智和克制。但进入2014年后便逐渐失控，1月22日示威者与警方在基辅格鲁舍夫斯基大街的冲突开创了死亡记录，3名示威者被打死，另一名前一天被捕的示威者当天被发现弃尸于市郊。暴力引起了更大规模的抗议，对抗日益升级，并于2月18日演变成大规模流血冲突。最近的调查列举了有名有姓的平民遇难者102人，其中100人属抗议者，一人是围观者，一人为抗议者所杀，另有16名警方人员遇难，其中11名的姓名及死因已经公布。
亚努科维奇至此身败名裂。他在事件初期还是理智的，后来就恼羞成怒，先派其亲信控制的“金雕”特警队进行镇压，但未成功，又多次下令调派军队镇压，军人却拒不奉命。黔驴技穷的亚努科维奇不得不步步退让，街头的群众却越来越激进。2月21日亚努科维奇终于落荒而逃，议会随即于22日凌晨以“总统不知去向”、“不能履行其职责”为由高票通过罢免总统、提前大选的决议。乌克兰又一次出现了通过街头运动实现政权更迭的异常现象。而俄罗斯则出兵乌克兰克里米亚，使乌克兰事件进一步升级为国际危机，令全世界深感忧虑。
对于这样的现象，我想没有人会感到高兴。同情民主反对专制的人会为乌克兰民主化进程走了20年后还会发生如此乱象而痛心。
无论人们对亚努科维奇或是季莫申科等人及其主张有什么看法，他们毕竟都曾经是通过公认的民主程序产生的总统或总理，怎么会闹到这样鱼死网破、举世震惊的地步？如果说2004年事件的是非还是比较清楚的，事件的善后也还差强人意（事件规模虽大却滴血未流，亚努科维奇作弊事实最后也几乎被公认，但他虽然因此落败，却并未断送政治生命，几年后还是在中规中矩的民主选举中上了台），那么这次的事件显然双方都有出格之处，善后也非常困难。
就外部而言，俄罗斯对乌克兰“变天”固然气急败坏，乃至公然出兵干涉，但这肯定不是它最初的打算；欧美当然对亚努科维奇中止与欧盟签订联系国协定不满，乐于见到反对派得势，但也只是想延续乌克兰入欧进程，欧债危机中尚未恢复元气的欧盟并未准备好立即接纳乌克兰，更不想也没有能力接过一个因政治“休克”和俄国制裁导致经济崩溃的烂摊子，更何谈为此与俄罗斯进行军事对抗了。

众叛亲离的“铁腕”总统

而更重要的是，整个事件的过程显示出双方的首领似乎都约束不了自己的追随者：
一方面，尽管国内许多亲俄网民对反对派如此“闹事”而当局却收拾不了很为不解，乃至埋怨亚努科维奇“软弱”、“右倾”，其实亚努科维奇并非心慈手软之辈，他早就想使出“铁腕”了。但是尽管乌克兰军队的最高层都是亚努科维奇上台后这几年新换的，却没人接受他出兵镇压反对派的命令。
2012年亚努科维奇刚提拔的乌军总参谋长弗拉基米尔·扎曼纳将军出身于前苏军驻东德的精锐坦克部队，接任他的尤里·伊利英将军原是苏军黑海舰队的海军军官，而且出生于白俄罗斯而非乌克兰，从履历看他们都绝不可能“亲欧反俄”，只可能相反，亚努科维奇也正是因此提拔他们的。但是他们都拒绝了亚努科维奇要他们镇压的命令。
先是扎曼纳因“不支持对示威者使用暴力”被撤职，亚努科维奇指派伊利英代替他，而伊利英更明确宣布：“作为一名军官，除了忠诚和确实地服务于乌克兰人民外我看不出有什么别的选择，我没有，也绝不会发布任何犯罪的命令”，军方旋即宣布中立。伊利英在政权更迭后即被解职，也可见他与反对派其实毫无瓜葛。但他宁可丢官也不愿把军队用于对内镇压，与先下令屠杀、后落荒而逃的亚努科维奇相比，他们究竟谁是“男儿”？
军方不奉命，亚努科维奇只能靠“金雕”特警，可是尽管基辅的“金雕”早在年前11月30日就奉命开始以暴力驱散示威者，却因势单力孤收效不大。年后1月27日当局给他们大幅度加薪，并把人数扩充6倍，达3万多人，但重赏之下难有勇夫，除基辅的“金雕”开枪镇压打死不少人外，各省“金雕”仍然观望，西部一些省的“金雕”甚至在基辅开枪后发生倒戈、哗变，使反对派控制了当地局势。
政权更迭后“金雕”成为众矢之的，被临时政府下令解散并宣称要追究责任，此举应该说很不明智。其实3万“金雕”如果都听命于亚努科维奇，即便军方中立，反对派也不可能成功。把他们都赶到对立面，致使一些人逃到克里米亚投奔俄军，新政权这样做是很愚蠢的。
军人抗命，特警怠工，亚努科维奇的党政骨干更是众叛亲离。2012年选出的本届议会（最高拉达）中，亚努科维奇建立的地区党本是第一大党，有208名议员，但“欧罗迈丹”刚发动，就陆续有议员退党。去年年底地区党议席降至204名，今年1月开始流血后，退党潮加剧，到2月21日降至177席，已经和议会中反对派主要三党的议员数相当，而且更重要的是未退党的议员也纷纷改变立场。
22日议会开会时，参会的38名地区党议员有36人赞成罢免亚努科维奇，只有2人未投票。次日地区党正式声明开除亚努科维奇，谴责“亚努科维奇和他的小圈子”发布“罪恶命令，导致人类受害，国库空虚，债台高筑，使党在乌克兰人民和整个世界面前丢人现眼”，并感叹党已被亚努科维奇绑架，“成了一个腐败家庭的人质”。2月24日地区党议会党团领袖阿列克·叶夫列莫夫宣布：地区党正转为反对派。而77名国会议员已在18日后的几天内退出地区党。25日，前总理基纳赫等32名前地区党议员宣布成立新党“经济发展党”并与亚努科维奇决裂。
显然，亚努科维奇的阵营已经土崩瓦解。22日后他逃离基辅跑到东部俄语区各省，那里通常民众亲俄，地区党实力强大，但他在那里也未能找到立足之地。在哈尔科夫他不敢公开露面，只是开了个事后播出的室内会议，在更东边“更亲俄”的顿涅茨克、他本人早年的发祥地，他更是连室内会议都没开就悄然离去，而且想从那里出境赴俄也被堵回。甚至到了俄族人控制的克里米亚他都不敢见人，而是径直到了俄军基地附近才解散了自己的卫队，转头进了俄军的地盘。后来俄罗斯之所以直接出兵，正是因为其“代理人政治”已经完全瘫痪，不得不自己走到前台了。

“见好不收”的反对派

但是另一方面，反对派的组织程度也是相当的差。整个运动由许多党派组成，从左派的社会党到极右的乌纳翁索 （UNA-UNSO，“乌克兰国民公会-乌克兰民族自卫”的简称，一个由退伍兵发起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从国会中有相当影响的三大反对党（祖国党、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和斯沃博达党）到无数院外小党派、非政党类型的NGO和其他民间团体，从基辅市民到各省人士，尤其是基辅市中心“广场运动”的几十万参加者到中后期约有半数是来自基辅以外的乌克兰各地——这是现代史上首都广场运动旷日持久时常见的一种现象。
这些外地参与者如果不是当权者纯粹用钱雇佣来做戏的，而是真正“热血沸腾”、不惜劳顿远道前来的“愤青”，就往往会比本地市民更激进，有“既然来了就不能无功而返”的劲头，同时也更不受本地反对派组织的控制——或者说，本地反对派只有迎合他们，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他们。如果本地反对派中也存在影响力竞争，而且又缺乏像曼德拉那样拥有强大道义资源和“受难圣徒”形象的人物来呼唤理性，那就很容易出现哗众取宠、“比赛激进”的场面，造成“见好不收”、难以妥协的困境。
整个“欧罗迈丹”运动中反对派的代表曾与亚努科维奇当局不断谈判，并且多次达成妥协。前期的妥协可能是亚努科维奇的缓兵之计，但2月16日、21日的两次妥协是在亚努科维奇逐渐众叛亲离的情况下达成，他显然是大势已去，几乎接受了反对派的所有条件，很难说还是缓兵之计了。然而当反对派代表到广场上向群众宣布协议时，得到的或者是“群情振奋，要求乘胜追击”的欢呼，或者是不屑妥协、不满代表“软弱”的嘘声，唯独很少对妥协的响应。
事实上，2月22日议会所做的各项决议，大都是前一天反对派代表、亚努科维奇本人与波兰、法国和德国的欧盟调停人三方签署的协议内容：恢复2004年议会制宪法，年内提前大选，通过新选举法并成立（不受当局控制的）选举委员会，否决紧急状态，释放被捕者，政府、反对派与欧盟三方联合调查流血事件真相，抗议者撤出占领的公共建筑，没收非法武器。反对派的胜利是那么明显，以至于俄罗斯调停人拒绝签署这个协议。议会后来调整的无非是把年内大选确定为5月25日。协议未提到的释放季莫申科其实也是顺理成章（54个地区党议员和32个共产党议员都投了赞成票，反倒是反对派议员有个别不赞成）。而由于亚努科维奇逃走，程序复杂的弹劾总统变成了简单的罢免总统。
可以想见，如果反对派能够在协议签署后迅速履约撤出公共场所，不给亚努科维奇以逃走的借口，他留在基辅议会同样会通过除罢免他之外的各项决定，而弹劾他则因程序复杂不可能很快进行。这样到新大选时他再下台，整个程序就会完美无缺。俄罗斯再恼羞成怒也难找到干涉的借口了。
但是协议在广场宣布时遇到的嘘声、获释的季莫申科到场号召民众坚持不撤、秩序恢复的缓慢和胜利者报复的威胁，都使得亚努科维奇不但有了逃走的理由，而且后来还反过来指责反对派并未接受先前的协议。尽管我们可以相信，即便那样，亚努科维奇还是会出走，俄罗斯还是会干预，但那就更显得强词夺理了。
曾经有段著名的对话：“为什么广场运动总是以（被镇压）失败告终？”“因为不失败它是不会告终的。”当然这里通常指的是专制国家，其实在专制国家也有以全胜告终（专制者被推翻）的事例，但应该说，在专制国家广场运动的确很少以妥协告终。不过民主国家就不是这样，民主国家的广场运动，从当年英国的“宪章运动”，1963年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1968年的巴黎学潮，世纪之交西雅图、巴塞罗那等地的反全球化大示威，到前年美国的“占领华尔街”，都是在既没有“胜利”也没有被镇压的情况下告终的。
问题在于，今天的乌克兰已经不是个专制国家，实行民主政治已经20多年了。尽管其民主制度还远谈不上完善，但已经不能说那里还是专制制度。亚努科维奇2010年上台后把议会制宪法修改为总统—议会制宪法固然增加了他滥权的可能，但即便是完全的总统制宪法，在民主国家也并不总是与民主抵触而不可接受的。亚努科维奇作为个人可能贪腐，可能滥权，甚至可能（在亲欧疏俄的乌克兰人看来）“卖国”，但“欧罗迈丹”之前的乌克兰国家基本上还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并不是不会有广场运动，但这类运动在民主条件下通常都能够“见坏就上，见好就收”。乌克兰人为什么就不是这样呢？“欧罗迈丹”式的场景如果发生在20年前，它被镇压会引起人们广泛同情和声援，它的胜利会引起人们普遍欢呼，但20年后还出现这样的场面，就未免令人遗憾了。

“政变”还是“革命”

“欧罗迈丹”运动的参与者构成复杂，应该说也是多元化的民主社会正常情况。可是各党领导人甚至对自己的党都很难有效控制，却是乌克兰的特点。而越是难于控制，越是需要“哗众取宠”，慷慨激昂、不依不饶的越多，理性平和、有理有节的呼声越少。坐了两年牢的季莫申科出狱后呼吁“追穷寇”，与坐了28年牢的曼德拉出狱后呼吁和解形成鲜明对比。
在季莫申科获释、临时政府成立前，反对派经常出面的“三剑客”中，经济学家亚采纽克及其知识界为骨干的乌克兰改革民主联盟应该是西方最为看好的自由民主派政党，但在乌克兰其影响力远不如有争议的季莫申科及其祖国党。另外两位，一个是前拳王克里琴科，另一个是不仅反俄、而且时有反犹太、反波兰言论的极右翼人士贾尼波克，他所属的斯沃博达党常被视为“反俄但未必亲欧”的极端民族主义派别。西方民众和舆论尽管基于普世价值大都同情“欧罗迈丹”，但对这两个人是很有保留的。
历史上广场运动难免有过火行为，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规模宏大，却难得滴血未留，秩序井然，国际上印象很不错。这次就不同了，尽管人们通常都认为（甚至前执政党也认为）亚努科维奇及其受命者应对流血牺牲负主要责任，但示威者中也有打死人的极端分子，有“蒙面人”与特警的武力对抗，则是新政权下的调查也承认的。西方的抗议运动也有“占领华尔街”之类的出格之举，但占领政府机构、焚烧公共建筑就太过分了。俄罗斯对此的愤怒不是没有来由的。
俄罗斯现在说整个“欧罗迈丹”是“暴徒”搞的一场“政变”，在俄罗斯以外同意这种说法的人并不多。因为如果不管价值判断上的褒贬，就事实而论“政变”通常是“体制内”的军政势力搞的流血或不流血的非法夺权。就连俄国的“十月革命”剧变后被不少人称为“十月政变”，也是因为十月前“两个政权并存”状态下，“两个政权”之一的苏维埃已经属于体制内（临时政府从未宣布取缔苏维埃），它用暴力（即非法手段）推翻原来“并存”的另一个政权（临时政府）可以说是“政变”。如果是体制外的势力推翻政权，褒义或不分褒贬的可以叫“革命”，贬义的就该叫“叛乱”了。
乌克兰这次的“欧罗迈丹”是体制外的广场运动施加压力，通过体制内的2月22日议会决议实现的权力更迭。从议会决议来讲，尽管程序有瑕疵（根据2010年宪法议会不能罢免、只能弹劾总统，尽管当时议会已经决定恢复2004年宪法，但亚努科维奇并不承认），但基本应当说是合法的，因为正如议会方面所说：亚努科维奇诚然是民选总统，但他既以出逃来拒绝履行职责，就自然失去了总统资格。然而从体制外的广场压力而言，则确实不仅有合法压力（和平示威），还有非法压力——占领政府建筑、武力对抗警方等。所以西方现在多把欧罗迈丹称为“革命”或“革命与改革的结合”。就事实判断而论，说“欧罗迈丹”是一场“革命”，实比说它是“政变”要合乎逻辑，因为它在体制内程序上说不上非法，但体制外压力则的确有激进、“剧变”乃至流血的特征。
从专制到民主的过渡在逻辑上可以有渐进改革和“剧变”革命的区别，革命也未必是暴力的——剧变也可以是和平的“天鹅绒革命”。但是在民主体制下逻辑上应该是只有合乎程序的政府更迭，而不应有革命的。东欧当年在从极权主义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大多都是“天鹅绒革命”，可是乌克兰不仅在民主化进程走了20多年后还发生了“革命”，而且还不是“天鹅绒革命”，而是流了不少血，这怎么说也是个不幸的大悲剧。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悲剧？
“左右”、“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俄欧争夺乌克兰，真的要明火执仗吗？
“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乌克兰问题解析（2）

事实上，“东西之争”激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外部条件。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用兵，严重加剧了多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疑惧。他们觉得，没有西方的保护就随时可能被俄罗斯吞噬。不久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乌克兰，乌经济遭受重创。人们又从经济上更加感到乌克兰需要保护。但到底向东还是向西寻求这种保护，对立就更加凸显。
现在人们谈到乌克兰的国内斗争，大多承认这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左右”、“主义”之争，而是国家认同上的“东西”之争、“亲欧”与“亲俄”之争。这种说法有道理，但并不尽然。
乌克兰独立以来20多年政治一直不能稳定，但是前十多年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东西之争。当年乌克兰独立时各州都进行全民公决，全乌84.2%的选民投了票，其中92.3%的票赞成独立。与西部几乎全民赞同相比，东南部俄语区的赞成率稍低，但也是压倒优势。如今号称最“亲俄”的最东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两州，当时支持乌克兰独立的也占到 83.86%和83.90%，反对者只有13%和12%。连俄罗斯族占绝对优势的克里米亚，甚至黑海舰队官兵，多数也投了赞成票。黑海舰队司令部所在的要塞城市、90.6%的居民讲俄语的塞瓦斯托波尔，57.1%的投票者支持独立，只有39%的人反对。
需要指出的是：与今天的选举结果常受部分人质疑不同，1991年的独立公投至今无人提出舞弊指责。就党派而论，当时从民族主义的鲁赫运动到乌克兰共产党人，各有影响的派别都赞成独立。正如时任乌共中央第一书记古连科称：“如果我们不为独立投票，将会是一场灾难。”包括克里米亚人在内，那时谁也不会想到后来会出现如此严重的国家认同之争和东西对立。
之所以出现如此强大的独立呼声，主要是由于历史上乌克兰的离心传统和俄苏时期的旧怨，以及因8.19政变陡然升级的对苏联政治风险的担忧，也与乌克兰当时经济和生活水平高于全苏平均值、也比俄罗斯略高有关。苏联解体进程的特点之一，就是越是富裕的共和国越想摆脱“穷亲戚”。最富的波罗的海三国追求独立最早，最坚决，乌克兰次之，最穷的中亚诸国其实是在三个“斯拉夫老大哥”（俄罗斯、乌克兰与白俄罗斯）签订《别洛维日耶协定》决定结束苏联后，才无奈地跟风独立的。
独立公决时的乌克兰人普遍乐观，认为他们和脱离帝俄后的芬兰、脱离苏联后的波罗的海国家一样会变得更富裕。克里米亚的多数俄族人赞成独立，更是出于这种因素。
但实际上，以重工业为主的乌克兰经济在上游（原材料、能源）、下游（销售市场）和中游（技术协作与知识产权共享）各方面对苏联经济的依赖程度，既高于工业不太发达的小国，也高于虽发达但国家小、西方经济体系易于吸纳和帮助的波罗的海国家，更高于本身体量庞大、相对更能自成体系维持一体化的俄罗斯。因此，尽管乌克兰独立后的经济体制转型远远没有那些号称搞了休克疗法的“新欧洲”国家、甚至没有俄罗斯那么激进，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沉重得多。
独立后乌克兰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很快变得不如俄罗斯，当然更不如已经“入欧”的西邻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这使得一些人，主要是东部俄语居民，对独立产生悔意，出现亲俄情绪，而另一些人，主要是西、中部乌克兰人更急于向“新欧洲”看齐，争取加入欧盟。于是历史上就存在的“东西差异”便被逐渐激活。
尽管如此，很长时间内这种差异并没有在乌克兰政治中成为焦点。
独立后不久乌克兰就陷入党派纷争，但前十年的纷争和其他东欧国家转型期的党派之争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与俄罗斯内部的党派之争几乎是同步的。1991-1996年，乌克兰政争的焦点是府会（总统府与议会）之争、制宪冲突。与1991-1993年间俄罗斯总统-议会之争导致“炮打白宫”事件相仿，独立后乌克兰也出现总统制还是议会制的对立。苏联时期的1978年宪法已过时，但乌克兰新宪法一直在争论中难产。
1994年俄罗斯的府会之争以叶利钦获胜、通过总统制宪法而告终，乌克兰的府会之争却更趋严重。东部军工企业出身的强人库奇马总统号称是“乌克兰的叶利钦”，要求强化总统权力以加快经济转轨。同样以东部为基地、却抵制转轨的左派（以乌克兰共产党为代表）和以西部为基地的右派则形成反库奇马联盟，利用议会掣肘库奇马。这样的政争既非左右对立，亦非东西对立。库奇马的手段比叶利钦更圆滑，他不用“炮打白宫”的强硬手段，只是合纵连横，分化瓦解，终于在1996年战胜反对派，通过了以总统制为基本原则的新宪法，结束了独立6年来的府会之争乱局。

从府会之争到左右之争：亲俄寡头的崛起

总统制下的乌克兰党争进入第二阶段。正如叶利钦战胜“白宫”后的俄罗斯党争形势变成叶利钦当局与俄共的对立一样，1996-2002年乌克兰的政争也转变为左右之争。这一时期库奇马利用总统制下的强势地位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使经济出现回升。但市场化，尤其是强人主导的市场化，造成寡头崛起，民众不满，给以乌克兰共产党为首的左派反对党积累了深厚土壤。
1994年议会选举，乌共取得96席，加上农民党的19席、社会党的25席，“左派联盟”三党共占有1/3以上议席，社会党主席莫罗兹成为议会议长，议会多数委员会也由左派领导。1998年再次大选，结果更加左倾，乌共得票率达到约25%，比上届多获58席，一党囊括议会全部议席的40%，连同盟友，左派控制的议席已达半数。这是迄今乌克兰政局最“左”的时期，库奇马政府面临左派的强大压力。
由于库奇马所代表的寡头集团主要形成于东部大型国企的私有化过程，而不满私有化的左派基础也主要是东部原国企工人，这种东部寡头与东部草根民众的对立自然属于左右对峙，没有什么东西色彩。而当时的西部“右派”可分为反俄的民族主义者（一般视为“极右派”）与支持私有经济的自由派（一般视为中右派）。西部由于没有东部那样的大型国企私有化寡头，中右派主要是支持中小民营企业的民间自由派。他们在支持市场化改革方面与库奇马接近，与乌共对立。
民族主义的“鲁赫”右派由于在独立之初（库奇马之前的克拉夫丘克时期）执政，成为当时经济大滑坡的替罪羊，影响剧减，在1998年议会中只剩32席，比上届减少60%，几乎退出了主流政治。于是，库奇马联合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对以乌共为首的左派展开反击。出身东部寡头巨富的亚努科维奇与出身西部经济学家的民间自由派尤先科，后来是橙色革命中的冤家，当时却是站在库奇马一边的盟友。
1999年总统选举，库奇马依靠上述联盟获胜连任，那时经济也止跌回升，库奇马利用民气，不失时机地于2000年1月联合11个中、右党团形成议会多数派，发动“议会革命”，一举从左派手中夺走了议长、第一副议长和议会各委员会的领导职务。4月间，库奇马又发动全民公决，再次扩大总统权力，左派阻止未遂，再受挫折。2002年乌克兰第四届议会选举，乌共只得66席，比上届剧减108席，由第一大党降为第三，可谓空前大败。2006年大选，乌共只获得3.66%的选票，议席更跌到21席。尽管此后稍有上升，终难恢复元气。这期间乌共发生分裂，分离出的小党乌共（复兴）未能进入议会，乌共与社会党关系破裂，农民党则已瓦解。左派总的来讲已经不成气候了。
库奇马成功的部分原因在于他的“反共亲俄”策略。作为寡头政治家，他在国内坚持推行左派深恶痛绝的经济转轨，国际上却明显“亲俄”，在前南斯拉夫危机、北约东扩、车臣冲突等问题上偏向俄罗斯立场，并与俄罗斯、白俄罗斯一起积极推动独联体内“斯拉夫三兄弟”的“一体化”进程。因此他不仅得到了叶利钦、普京的支持，而且俄乌经济联系的恢复也进一步拉动了乌克兰的经济复苏。由于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俄乌经济联系，东南部率先受益，遂使乌共更陷尴尬。
“反右亲俄”的乌共，其反右的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少吸引力，主要是靠“亲俄”吸引独立后吃了苦头的东部选民而一度兴旺。如今“亲俄”的招牌被人夺去，乌共亲俄，俄罗斯却不亲共。无论是“民主派”叶利钦还是“民主倒退”的普京都是打压俄共的，自然也不会喜欢乌共。他们喜欢的是乌共的对手库奇马。
俄共虽然由于思想陈旧，未能像许多东欧的前共产党后继者那样改行民主社会主义后、在“左右轮回”的民主政治中东山再起，但通过淡化意识形态、转向“爱国”和民族主义，俄共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支持率。乌共却由于“亲俄”，在乌克兰根本不可能树立“爱国”及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形象，其尴尬自然更甚于俄共。作为共产党不能像俄共那样打“爱国”牌，作为“亲俄”者又无法与库奇马争风，乌共前景黯淡是难免的。

“东西”之分，真的无法化解？

但是，使乌共无法仿效俄共的上述原因，同样也使库奇马难以比肩叶利钦和普京。
众所周知，由于种种原因，在俄罗斯1990年代共产党与民主派的斗争结果是谁也没能取胜，从叶利钦后期到普京的俄当局固然是逐渐背离了民主派的初衷而走上“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强人政治之路，俄共也没能靠意识形态取得复兴，其支持率自叶利钦后期达到峰值后就不断衰落，只能靠“爱国”民族主义维持最大反对党地位。于是俄罗斯的政治从府会之争、左右对峙之后，到普京时代进入了第三阶段，即以民族主义旗号求同存异，在民主虽有相当程度倒退但仍然保持多党议会政治的状态下，实现了剧变后从未有过的政局相对稳定。
然而，如果说乌克兰的前两个阶段与俄罗斯相当类似，进入第三阶段后却与俄罗斯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政局不是趋于稳定，而是越来越乱。道理很简单：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不是“亲俄”而是“反俄”的。在俄罗斯，普京可以靠民族主义掌权，俄共可以靠民族主义当反对派老大，但库奇马与乌共的“亲俄”却使他们谁都不可能拉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大旗当虎皮。
在左右对峙阶段，库奇马的“反共”使得西部民间自由派与东部寡头自由派互相靠近，而西部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至少也不会以库奇马为头号敌人。但是乌共这个对手衰落后，库奇马的“亲俄”却引起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强烈不满，民间自由派与寡头自由派也转趋对立，以中西部乌克兰为基地的民族主义者和民间自由派在“亲欧疏俄”的立场上联合起来，与寡头自由派控制的东部地区矛盾越来越凸显，终于酿成了以东西之争为背景的“橙色革命”。
早在库奇马当政后期，他不断强化总统权力的做法已受到关于“民主倒退”的批评，但新的抗争不再有“左右”分野。这是因为库奇马“亲俄更亲寡头”的政策虽然迎合了东部亲俄倾向，却打击了反寡头的、除乌共以外的左派，同时亲俄太甚引起具有反俄传统的西部“右派”不满，“民主倒退”更引起中右的自由民主派和中左的社会民主派共同反感。于是乌克兰又出现了“左右”混合的反对派运动。
2001年乌克兰发生反对库奇马的三·九政治风潮，但过去领头反库奇马的乌共并未参与，反而与库奇马同受冲击。社会党成为反库奇马运动的左翼，而右翼则是从“鲁赫”衍生的西乌克兰民族主义者。2001－2002年间政治风波不断，尤先科总理与库奇马分手。在宪法规定总统连任只能一次、2004年必须交班的情况下，库奇马开始培养东部亲俄寡头、顿涅茨克州州长亚努科维奇为接班人，继2002年任命其为总理后，2004年又支持其竞选总统，从而由“大选舞弊”风波引发了那年的“橙色革命”。
橙色革命意味着乌克兰政治进入了俄罗斯支持的东南部势力（以亚努科维奇为代表）和先前反库奇马的“左右联合反对派”形成的亲欧西部势力（当时以尤先科为代表）的对垒状态。“东西对立”具有更多的民族矛盾性质。笔者曾指出与“阶级矛盾”联系的“左右对立”相比，民族对立与国家认同的对立是更难化解的。而俄、欧各拉一边使问题更难解决。
即便比“左右之争”更难化解，这“东西对立”也不是一开始就你死我活的。甚至“东西”阵营的边界那时也不是很分明。不仅亚努科维奇和尤先科几年前都出自库奇马麾下，橙色革命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季莫申科也曾在库奇马时代当过副总理。乌克兰那时毕竟已经搞了十几年的民主政治，人们并非不了解妥协和多元化的必要。橙色革命虽然是亚努科维奇败北，但正如一位俄罗斯评论家所说：“所谓的亲俄候选人，如果他只以微弱多数获胜，他的胜利就会有争议，这使他无论如何不会像原先承诺的那样奉行亲俄路线。亲西方候选人也一样，如果他也以微弱多数取胜，他的胜利同样会有争议，他也永远不会奉行反俄政策。”

“亲俄”与否的模糊性：季莫申科的角色演变

橙色革命后亚努科维奇仍是亲俄派领袖，而橙色阵营却很快发生了分裂。最近我国网上有个“亲俄”热帖《季莫申科的十年》说：“2004年前任总统尤先科和她一起搞掉亚努科维奇，2005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2007年尤先科和她搞掉亚努科维奇，2009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2010年亚努科维奇和她搞掉尤先科，2011年亚努科维奇把她送进监狱，2014年亚努科维奇逃亡，她又回来了。”
这个贴子有许多事实错误：橙色革命时尤先科并不是什么前总统。革命后尤先科与季莫申科确实很快分道扬镳，2005年尤先科以重组政府免去季莫申科的总理之职，提名自己政党的叶努哈罗夫接任，但谈不上联合亚努科维奇，只是次年议会选举中尤先科自己的政党大败，依宪才不能不提名议会第一大党而且能形成执政联盟的亚努科维奇组阁。
2007年因政治僵局提前再选议会，亚努科维奇的地区党仍是第一大党，但因无人愿与之结盟、凑不成多数无法组阁（主要是上年与亚氏结盟的共产党与社会党这时都已与他闹翻，所以要说这次亚氏下台有谁助了尤先科一臂之力，与其说是季莫申科，不如说是乌共），尤先科遂再度提名第二大党且有能力结盟执政的季莫申科。这时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党已濒解体，其后继派别有的支持季莫申科，但并非季的主要盟友。至于“2009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搞掉她”则纯属子虚乌有。事实是季莫申科作为总理一直执政到2010年，才因亚努科维奇赢得总统大选后另组政府而被迫下台。
在这次总统大选中尽管尤先科与季莫申科是各选各的，但他们都没有帮亚努科维奇。当时尤先科的得票数已无足轻重（到第二轮选举时，已被淘汰的尤先科的支持者基本上都投了季莫申科的票），季莫申科是亚努科维奇的主要对手，后者以微弱多数胜了前者，这怎么是“亚努科维奇和她搞掉尤先科”？倒是该贴没有提到“2011年亚努科维奇把她送进监狱”时尤先科曾经出来作证。但尤先科要证明的恰恰是季莫申科与俄罗斯商定的天然气价格太有利于俄罗斯，而亚努科维奇当局也恰恰是以这个“亲俄”罪名判了她的“渎职罪”。如此说来，这件事情上倒是亚努科维奇在“反俄”了。
但这个热帖的确反映了2004-2011年的乌克兰政局敌友多变，分合不常。甚至亲俄与否也不能一概而论。就以季莫申科和亚努科维奇而论，公认为“反俄”的季莫申科其实出生、成长、受教育都在东部俄语区（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而且也是从被东部俄语选民（基洛夫格勒州1996年）选进议会开始涉足政坛。
季莫申科自谓过去一直讲俄语，只是在加入政府后才学讲乌克兰语，但俄语仍比乌克兰语流利。另一方面，亚努科维奇虽为公认的东部寡头，与俄罗斯关系千丝万缕，但他在与俄天然气谈判中的立场似乎比季莫申科更强硬。而乌克兰“入欧”进程，虽然“西部人”嚷嚷很早，实际谈判恰恰是在亚努科维奇任总理和总统期间开始的，而且在他2013年11月中止进程引发大乱之前进展也不能说慢。
所以，尽管“西部亲欧，东部亲俄”的矛盾确实很难化解，但这次危机之前也并不是壁垒分明，你死我活。我国有些人想当然地认为俄罗斯支持的人一定偏左，西方认可的人就是右派。其实亚努科维奇“亲俄”是否一贯尚可讨论，他作为对东部大型国企搞权贵私有化而形成的寡头巨富群体的代表倒是更为鲜明。尤先科主张市场经济很明确，但也提出对某些大型国企（如克里沃罗格化工厂）私有化黑幕要立案调查。
倒是季莫申科虽然也是富豪而且引起非议，但她从流通领域（从开录像带出租连锁店到倒腾天然气）发家，对大型生产性国企私有化则一向指责甚厉，乃至主张全面清算。她任总理时，曾计划将3000个公司重新收归国有，但未及实行就被解职。她也反对乌克兰天然气运输系统私有化。部分乌克兰政治家与学者认为她的政策属于国家社会主义。其实社会主义倒未必，说她有浓厚民粹主义色彩应该是对的。
不仅如此，季莫申科最初参加橙色革命主要也并非出于“东西”情结。无论她是否是“真正理想主义者”，也无论她自己的财富是否清白，至少作为一个选举政治家（所谓政客），她当初反亚努科维奇的理由确实是以民粹主义价值观来清算亚氏的权贵私有化，而很少提及“东西”“欧俄”问题。
由于季莫申科早期的东部背景，更由于她在格鲁吉亚事件中持现实主义的低调态度，反对尤先科严厉指责普京侵略（实际上却无力支援格鲁吉亚）的做法，以及她在进口天然气谈判中被认为是屈从俄罗斯的态度，在橙色革命后普京甚至一度很看好她。当时俄罗斯认为亚努科维奇已经玩完，季莫申科可能是替代的亲俄派，因而对她评价甚高，在她与尤先科的矛盾中更是偏向于她。但是后来季莫申科不像真正亲俄，更没想到亚努科维奇很快东山再起，并且狠整季莫申科。普京权衡后还是觉得应该在亚氏一方押宝。但季莫申科成为“反俄英雄”显然也不是必然的。

哥萨克民主的困境——乌克兰问题解析（3）

矛盾为何突然激化？

事实上，“东西之争”激化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外部条件。2008年俄罗斯对格鲁吉亚人用兵，严重加剧了多数乌克兰人对俄罗斯的疑惧。他们觉得没有西方的保护就随时可能被俄罗斯吞噬。不久后全球金融危机波及乌克兰，乌经济遭受重创。人们又从经济上更加感到乌克兰需要保护。但到底向东还是向西寻求这种保护，对立就更加凸显。应该说如果两边都能给予保护，所有乌克兰人都不会反对。但如果二者只能得一，那么亲俄乌克兰人的危机感就远不如亲欧乌克兰人。因为有了格鲁吉亚事件的教训后，前者尽管亲俄，却并不担心欧洲会侵略乌克兰；而后者不但亲欧，还非常担心俄罗斯的霸权威胁乌克兰的生存。至于入欧还是靠俄，哪边获得的经济利益更大，反倒是次要的。
今天我们这里常有些自作聪明者算计欧盟能够给乌克兰的好处是否足以弥补与俄罗斯交恶会带来的经济损失。这样的论证如果说在格鲁吉亚事件以前还能有点说服力，在此以后就会被嗤之以鼻了。
所以加快入欧对于亲俄乌克兰人的刺激，远不如中止入欧对亲欧乌克兰人的刺激大。亚努科维奇如果只是亲俄，东部人会支持他，而西部人的抵制也是有限的，这就是他在“橙色革命”后能够东山再起的重要原因。但是亚努科维奇如果绝欧，西部人就要拼死反抗，而东部人倒不见得会大力支持他——欧罗迈丹之后亚努科维奇在东部也无法立足，连地区党也抛弃了他，就足以说明这一点。
而对于这一点，恐怕俄罗斯与亚努科维奇自己都没有充分的估计。亚氏贸然绝欧，点燃了火药桶，欧罗迈丹运动就这样爆发了，而且其力度是出乎他们预料的。于是运动一起，亲俄派就节节后退，但运动却“见好不收”，终于形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局面。

乌克兰民主的“哥萨克传统”

当然，“见好不收”的也不仅是“亲欧”一边，亚努科维奇也是个报复心很强的主儿。2010年他刚当上总统，次年就把季莫申科判刑入狱，乌克兰国内和国际上都广泛地认为这是一场“政治审判”。这不是说早年贫寒、开录像带出租店起家、后来暴发成“天然气公主”的季莫申科致富史就没有嫌疑之处，问题是亚努科维奇这些通过大型国企私有化暴发的东部寡头在一般公众看来更黑，而季莫申科就是以声言追究寡头私有化黑幕而声名鹊起的。2010年总统选举中她仅以3%之差负于亚努科维奇，亚氏一上台就逮捕、审判季莫申科，当时指控她涉嫌贪污乃至谋杀等一系列大罪，但审了一年半，这些嫌疑仍未能证实，最后司法当局宣布对她的“十宗罪案”乃至“更多的罪案”仍然继续调查，却单独以她主持俄乌天然气进口谈判接受了俄国的高价这样的理由先判了她“滥用职权”，服刑7年。这个审判令举世哗然，被指责为“选择性执法”、“政治迫害”，不仅在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西方国家遭恶评，甚至俄罗斯舆论也有非议，欧洲人权法院、欧洲议会以及国际透明组织、自由之家、大赦国际和人权观察等国际NGO组织都强烈抨击这一审判。与此同时，亚努科维奇当局还对季莫申科阵营的人，包括她的政治盟友、同僚、军人和她聘请的律师也进行类似的追查和审判，同时却对自己阵营的腐败案百般包庇。无怪乎季莫申科获释后来到广场上也要号召其追随者“宜将剩勇追穷寇”，穷究亚努科维奇党羽了。
像这样不依不饶的做法，政治就很难稳定。但为什么乌克兰政治中的各方都喜欢这么干？本文前述格鲁吉亚事件后的危机感，国家认同和民族矛盾相对于“左右”矛盾而言的非理性都是原因。但是，在乌克兰悠久的历史上这种现象屡见不鲜，使人觉得“哥萨克传统”的因素也不能被忽视。
人们谈到俄罗斯实行民主制度的困难，通常都要提到俄国历史上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的悠久传统。乌克兰政治长期以来受到俄罗斯影响，甚至如前所述，2004年以前的党派斗争模式演进都类似于俄罗斯，但是从形式上看，乌克兰人的文明史似乎与俄罗斯截然相反，自从“乌俄共祖”的基辅罗斯时期结束、乌克兰人作为有别于东北罗斯（莫斯科罗斯，即后来的俄罗斯）的族群形成自己的特性以来，就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的君主专制制度。除了受到外族（俄罗斯、波兰、奥斯曼土耳其等）奴役外，乌克兰人的“自治”历史一直是追求“自由”与“民主”的历史。可以说，除了宪政（契约、妥协）的要素比较缺乏外，要讲自由、民主精神，在喀尔巴阡以东的欧亚地区，恐怕没有谁比乌克兰人更突出的了。
乌克兰的历史与“哥萨克”这个族群-集团密不可分。可以说，历史上的哥萨克并非就是乌克兰人，但是历史上的乌克兰人就是哥萨克。“哥萨克”一词源自突厥哈扎尔语，意为“自由自在的人”。14世纪以后在莫斯科公国向沙皇俄国专制制度演变、16世纪后俄罗斯农民逐渐农奴化的过程中，那些不愿臣服于专制君主、不肯作为农奴侍奉主人的人们，纷纷以类似我国历史上所谓“盲流”的形式逃往“边疆”，在黑海北岸的南俄大草原地区寻求“自由自在的”生活。这片广袤的土地当时处于俄罗斯、波兰-立陶宛、土耳其、瑞典等几大强国势力的交界处，历史上多次成为欧亚大陆民族大迁徙时突厥语游牧民族来往的通道。这些向往自由的斯拉夫流浪者与之相结合，就以突厥语自称“哥萨克”了。而他们生存的“边疆”就是“乌克兰”（斯拉夫语“乌克拉伊那(украйна)”就是边疆之意。
大家可能记得十年前，南斯拉夫地区战乱时，克罗地亚一些塞族人在克国与波黑交界地区成立过“克拉伊那塞族共和国”，“克拉伊那(крайна)”与“乌克兰”其实都是“乌克拉伊那”的方音，指的都是“边区”），于是，指地的“乌克兰”与指人的“哥萨克”相表里，就成了这些“自由自在”生活在“边疆”的人们的认同符号。
当时，这些“自由自在”的“边疆”人处在周边几大国管不着的几近无政府状态中，亦兵亦农，彪悍尚武，流动性强，形成类似绿林好汉式的群体，自己推举“头领”（音译“盖特曼”）实行自治，其代表性的聚落就是15-16世纪第涅伯河中游的“扎波罗热营地”和17世纪在相距不远处的“齐吉林营地”。与突厥人的世袭酋长不同，这些绿林好汉们不接受世袭制，他们的“盖特曼”是以“齐吉林哥萨克人大会”的方式推举产生，可以说是一种“军事民主制度”。自由自在的哥萨克“民主选举”盖特曼，既没有君主制也没有农奴制，这种军民合一部落形式的自治体，对外“自由”，对内“民主”，部落的各级盖特曼对下负责而不受上面任命。在军事化部落内部讲究严格的集体一致，与尊重个性的近代自由制度和公民社会有很大区别，但作为前近代传统，它与俄罗斯本土的农奴制和帝国官僚制也十分抵触。这种“自由民主”传统一直延续到18世纪后期哥萨克地区被沙俄帝国完全吞并，盖特曼自治传统被废除。但是此后他们反抗专制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他们反抗过土耳其人、波兰人、尤其是统治他们最久的沙俄帝国，二战中又反抗过德国纳粹，这一切都是为了捍卫他们珍爱的“自由民主”。
正是这种传统，使乌克兰人难以接受俄罗斯普京时代的“民主倒退”。可以说，从剧变后头十年乌俄政治几乎同步演变，到2000年后乌俄政治趋势渐行渐远，“东西矛盾”逐渐突出，乌俄关系时好时坏，而总的趋势是趋于恶化。除了民族矛盾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因素外，乌克兰人的“民主传统”与俄罗斯的“民主倒退”也是一个不能无视的因素。而西方之所以同情乌克兰，当然有排挤俄罗斯的地缘政治考虑，但是基于普世价值观对乌克兰民主制度的支持，肯定也是原因之一。

“哥萨克传统”的三大弊病

然而“哥萨克民主”的传统毕竟不是近代的宪政民主。从某种意义上说，俄罗斯人摆脱君主专制传统走上稳定成功的宪政民主制度固然不容易，乌克兰要摆脱“哥萨克民主”的传统弊病而实现宪政民主的稳定成功，困难也不小。
在今天的历史书中，17世纪乌克兰的盖特曼政治被归类为“共和制”，而与“哥萨克民主”相表里，但实际上这种来自绿林好汉的民主共和与现代的民主共和国有很大的不同。具体地讲，就是“哥萨克自由”不重视“群己权界”，“哥萨克民主”有多数决定但缺少尊重少数的传统，也不大容得下反对派。而“盖特曼政治”还有与周边强大势力结盟进行内部斗争的传统，这在历史上更使乌克兰人大吃苦头。
“哥萨克自由”不重视群己权界，使得乌克兰的政治传统中易于接受多党制但很难形成西方那种“左”“右”派。西方成熟民主政治中的左派，即社会民主主义类型政党，主张群域较大的福利国家。右派即自由民主主义或自由保守主义类型政党，主张己域较大的自由竞争体制。但是无论群己孰大，权界都是清楚的。而乌克兰的众多政党中能成气候的大都是民族主义类型的政党，自由党类型和社会民主党类型的政党很难发展。社会民主主义类型的乌克兰社会党在独立之初一度很有声势，其领导人莫罗兹在库奇马时代曾经是左派第一明星，但后来就逐渐衰落，如今已经连乌共都不如。乌克兰共产党的保守理论家曾从教条出发，认为乌克兰“阶级斗争”高度尖锐，所以不可能有社会民主党式的“温和左派”的发展空间。其实乌克兰独立后，从来没有什么像样的劳工运动，何有尖锐的阶级斗争可言？
而自由民主党类型的“右派”在乌克兰更难找，通常只是民族主义政党中有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已。历史上的哥萨克曾经有相当长时期东西分裂，东部的“自由哥萨克”不是农奴却要为沙皇服役，西部哥萨克则沦为波兰贵族庄园中的农奴，但波兰贵族只搞政治（当时波兰是“贵族共和国”）不理农事，庄园管理依靠犹太人管家，造成波属乌克兰人与犹太人关系恶劣并形成哥萨克的“反犹”传统。今天西部乌克兰的一些“右派”政党抗俄固然积极，但“反犹”倾向却让欧洲生疑。这样的多党制下，对市场经济、私有化这类转轨经济中的关键问题并未形成有意义的分野，斗争却非常激烈。同样一个党，往往在野时激烈反对执政党的私有化，执政后就大搞私有化，而轮到下野的前执政党扮演反对私有化的“左派”角色了。由于不停地角色倒错，乌克兰经常出现“再国有化”和“再私有化”过程，产权不稳定，斗争双方都轮流突破“权界”，这是乌克兰发展市场经济的很大障碍。
不够尊重少数，对反对派缺少宽容，是历史上盖特曼政治的特点之一。
哥萨克们的盖特曼虽然都是民选的，但选上了就要排除异己，历史上的盖特曼“共和”就很不稳定，经常发生流血内斗，选举规则不严格，结果也时常不被承认。“哥萨克民主”往往变成频繁更替的“短期独裁”。尤其是这种内斗还常常引进外力参与，使乌克兰人的内部冲突变成周边几大国的国际冲突，结果往往极大地扩大了冲突烈度，给乌克兰人和乌克兰民族带来灾难。
1648年开始的、后来被苏联史学家称为“乌克兰人民解放战争”的盖特曼赫麦尔尼茨基起兵反抗波兰，开始了乌克兰历史上一个多世纪的内外争交替时期。1654年赫麦尔尼茨基与俄国签订别列亚斯拉夫协定，宣布接受俄罗斯保护。在后来的俄罗斯历史书中，这个协定被视为“俄乌合并”条约。实际上，赫麦尔尼茨基起兵之初，是求助于土耳其人及其盟友克里米亚鞑靼人的，只是在土耳其人抛弃了他之后才转而又投靠到俄国人的门下。即便这时他也并不像俄国史学家说的那么亲俄，别列亚斯拉夫协定的文本始终没有公布，据说一直到1990年乌克兰独立时，叶利钦才从俄国历史档案中找出原本，复制给了乌克兰政府一份，原来那不过是一种同盟关系而已，但俄国人以此长驱直入，与波兰人爆发大规模争夺战，使乌克兰血流成河，最终形成俄波瓜分东西乌克兰之局。
赫麦尔尼茨基之后的历任盖特曼也是在内争之中对外多次反复结盟、合纵连横。像先依靠土耳其、后依靠俄罗斯以反抗波兰宗主的赫麦尔尼茨基一样，赫氏之后的盖特曼维戈夫斯基就发动了一场与其前任方向相反（即联波反俄）但同样是追求乌克兰自立的起义，并且一度成功地击败俄国人，与波兰和立陶宛缔结平等的三方联盟，成立波兰-立陶宛-乌克兰三元国家。这个条约被认为是在1918年乌克兰第一共和国以前历史上，乌克兰人争取民族权力的最高成就。但是很快盖特曼政权又陷入内讧，维戈夫斯基的政敌勾引俄国重掀战祸，使他的努力终于失败。此后的盖特曼马泽帕又曾与波兰和瑞典密约，并乘俄瑞战争之际联瑞反俄自立，失败后逃往土耳其。马泽帕以此在苏联时期的历史书中被描绘成十恶不赦。但实际上他曾较长时期地有效控制了乌克兰并颇有作为，如今马泽帕时代被认为是“乌克兰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可惜好景不长，波尔塔瓦战役后败走他乡。他之后的盖特曼老斯柯罗帕茨基也企图独立，直到1722年沙俄废除了盖特曼自治，派军进驻东乌克兰并成立“小俄罗斯成功地与委员会”直接统治该地，所谓的“俄乌合并”才真正实现。
“哥萨克民主”的这种内争不休、频引外力的特征给乌克兰历史上增添了无数的混乱和流血，也使得乌克兰的民族独立之路变得异常坎坷。1918年的乌克兰人民共和国（即第一共和国）又一次重演了这段历史，金雁的《坎坷千年路，沧桑十三秋》一文介绍了当时原委，此不赘述。但显然，今天的乌克兰无论是要实现真正的民族独立，还是要建立有效的民主政治，就必须克服这种历史传统的积弊。
事实上，独立20多年来，乌克兰人民在这方面也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是糟糕的外部环境又一次使他们步履维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