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读书会到底是图什么？
参加读书会到底是图什么？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这种不放假的节日，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庆祝才是。对于没有读书习惯的人来说，这一天可能就是用来给他们完成这一年的读书指标的；对于喜欢读书的人来说，这一天的红利可能在于心愿单里的书终于要打折了，其实到头来还是便宜了书商，倒不如放个假来得痛快。
阅读这样的行为和消费不同，不能只靠节日冲动，而要养成习惯。培养这一习惯最好的方式，就是有一些小伙伴和你一起阅读，定期讨论，互相督促。如今，读书会已经不只是校园里独有的风景。各行各业中，都会有喜欢阅读的人，聚在一块儿，讨论自己喜欢的作品。
可是，为什么要有一个聚在一块儿的读书会，而不是互相检查阅读进度就完事了？最近在电视剧《人民的名义》中很火的赵东来局长给出了一个答案：可以泡妞。
虽然他的目的不纯，但无疑点出了读书会的要义：这是一件有生命联系的事情，人和人的思想在会面中发生碰撞。无论是分享还是撕逼，从一个人的智力活动走向一群人共同的智力活动，一定有一些事情会发生改变。
社会学家Clayton Childress和Noah Friedkin于2012年发表在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上的研究，就讨论了读书会如何影响人们对一本书的判断。
在2009年至2010年期间，他们找了20个美国读书会，规模有大有小（5-16人，中位数9人），组成时间有长有短（1-15年，中位数6年），人员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两位研究者给这些读书会共同布置了一个任务：阅读2009年Counterpoint出版社主打推出的小说Jarrettsville。这部由Cornelia Nixon写作的历史小说，取材于她的祖辈在内战之后发生的十分虐心的爱情故事。
两位研究者主要想考察三个具体的问题：阅读者的出身，如何影响他对小说的评价？阅读者是否领会了作者原本的意思？更重要的是，参加读书会是否影响阅读者对小说的评价？
为了达到研究目的，研究者设计了两份问卷，第一份中的问题量化了阅读者对该小说的理解和评价，另一份则量化了阅读者对参与读书会的所有人员（包括自己）在阅读理解方面的的信任程度，从而构建了一个“读书信任网络”。研究者让每个人在读书会开始前和开完后各填一次这两份问卷，从而量化读书会所带来的改变。为了解决第二个问题，研究者还专门去找到了作者让她填问卷，从而和阅读者的理解评价产生对比。
通过分析读书会开始前的调查问卷，研究者发现，阅读者对小说的评价和他们的出身（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是有关系的。随着年龄的增长，男性对该书的评价越来越差，而女性则越来越好。考虑到作者是一位年长的女性，这一点或许不无道理。
此外，阅读者受教育程度越高，对该书的评价也就越差——这倒是有些让人意外，因为作者本人是位博士，还是高校教师。但需要指出的是，受教育程度与阅读评价之间的联系虽然有，但并不明显，因为参加读书会的人基本上全部都受过高等教育，学历之间并未拉开明显差距。
比较有趣的是，读者们对于小说的理解和作者本人有很大差别。研究者让他们各自回答了关于小说的29道阅读理解题，比如“男女主人公的阶级差异对他们的爱情悲剧有多大影响”、“女主人公哥哥的做法是否令人同情”等等，其中有20道问题，作者本人的态度与大多数读者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别。这样看来，韩寒做自己文章的阅读理解得0分这件事情是完全情有可原的。
对读书会前后调查问卷结果的对比分析，则是本研究的重中之重。两位研究者发现，参加读书会的经历的确改变了阅读者对小说的理解和评价。尤其是，当一个人对自己不够自信、而读书会上的其他人又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共识的话，他也会倾向于随大流。注意，这里可不是行为上的随大流。行为上的随大流，有可能是出于道德上的压力；但这个场景下，填调查问卷时选什么答案并不受到外界压力影响。
这可以理解为，读书会确实给与会者提供了新的认识。此外，阅读者往往更被自己信任的阅读伙伴所影响。如果阅读者倾向于认为这位阅读伙伴很牛逼，他往往会更接受阅读伙伴的观点、修正自己的观点。
这个道理看上去似乎显而易见：我信任一个人，我肯定倾向于听他的。但这一研究实际上是揭示了一种更为动态的过程：第一，我不是只听某个人的，而是所有人的观念都拥有某种加权的影响，同时我的观念也在对别人施加影响；第二，我的观念在这个小团体中是否有说服力，反过来也会修正我在这个信任网络中占有的权重。这种更为动态的范式，实际上修正了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学术界在讨论文化产品的接受情况时，把接受者当成标签化、原子化个体的倾向。
与此同时，每个人由于出身不同而对小说产生的不同判断，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的观念。因此，两位研究者提出，阅读者对于小说的判断，应当是较为固定的出身判断加上较为动态的读书会影响判断的总和。 当读书会的成员在观念上较为统一时，后者占的权重更大；如果没能取得一致，则前者占的权重更大。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者声称：阅读者并没有指望一定要在读书会上达成某种共识，更是很少有人觉得应该把作者的意图奉为权威，有时候他们甚至声称撕逼本身也是很快乐的事情。因此，我们与其说参加读书会是为了搞明白小说到底在说什么，倒不如说是为了听听别人是怎么想的，丰富自己的眼界和智识，也传授一些自己的人生经验。这么看来，在读书会上泡妞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
不过，我们仍然要注意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理论层面，小说是不是一定存在一个确定和可讨论的“意思”、作者的写作意图究竟有多重要，这是文艺理论的一个核心问题。尤其是在后结构主义兴起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倾向于给出否定的答案。
在研究方法层面，研究者挑选的样本量过小，只有20组，甚至有2组后来因为出了差错，只能放弃。而且组成读书会的成员，90%以上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白人，过于同质化。再比如，动态的信任网络如何用静态的方式固定下来？面对不同的文化产品，接受者所处的信任网络是不是应当有所差异？这些答案在研究中并未给出——当然，受制于篇幅，也很难给出。
我们从这一研究中，应该能看到读书会的魔力所在。除非你是根木桩（当然，木桩也不会长脚去参加读书会），你周围其他人的观念绝不会对你毫无影响。读书会好像一个大的观念市场，各种想法在其中自由地碰撞，每种想法都带着那位阅读者自己的阅读经验和人生阅历。这不仅仅是在分享阅读理解，更是在分享不同的人生。
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当读书会成员的出身有很大差异时，观念之间碰撞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很可能会使人们对自身的社会地位产生深深的否定情绪。这就好比，笔者去参加一场富豪的家宴（假使哪位富豪不知道搭错哪根经了，邀请了笔者），受了一晚上豪车豪宅的刺激，回去以后面对自己的破瓦颓垣，心中生出了深深的愤恨。同样的，一位家庭出身一般的孩子去参加白领组织的小四作品读书会，可能就会面对着与自身无法匹配的消费观念而感到无所适从；一位刚刚识字的朋友，去参加康德三大批判读书会，也会对自己的智商产生怀疑。
无论是读书，还是读书会，都是不同人生的碰撞，也是不同人生的交锋。重要的是放平心态，不焦虑，不浮躁。否则，就算读完了三大批判，对于自我人生的价值，也未必就好过别人在读书日上干一碗鸡汤吧。
参考文献
- Childress, C. Clayton, and Friedkin, Noah. E. 2012. “Cultural Reception and Productio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Meaning in Book Club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77 (1): 4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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