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巴，带我投票带我飞
欧巴，带我投票带我飞
这年头，选举是最热闹的真人秀。法国选举中，文体界联名反对勒庞：齐达内喊出“避免极右翼上台”的口号，98黄金一代的队友图拉姆公开响应；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克莱齐奥公开表示，若勒庞当选就放弃法国国籍。在韩国，青龙影帝刘亚仁、大叔全仁权、性感女神李孝利、摇滚歌手李承焕出现在反朴一线。选举一开始，各路明星都纷纷打卡晒出选举照。
有人说，“术业有专攻”，名人参与政治是身份错位。也有人说，名人也是人，为何不能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用其号召力提升政治参与水平、助力价值观传播。
一
道理放一边，先讲故事。
《纸牌屋》火透太平洋两岸，政治变成文艺作品中最赚钱的题材，每次出现都是话题满满。早在15年前，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家电视台就推出一档真人秀节目《人民的候选人》，模仿英国《流行偶像》的形式，通过节目评审和大众投票，每周淘汰一名参与者。留到节目最后的参与者获得的奖励将是由电视台出资，提名成为阿根廷议员候选人。
类似的节目在英美都逐渐出现。2009年，在阿富汗甚至出现了一档类似的节目《候选人》，6名22岁以下的年轻人在电视上讨论政治立场，观众短信互动投票，节目大结局在当年总统选举前播出。制片人说，节目初衷是教育公众如何在政治候选人中选择。“教育”，这个词怪怪的。
2005年，八国集团峰会在苏格兰“鹰谷”召开，恰逢1980年代轰动全球的伦敦、费城双城演唱会“拯救生命(Live Aid)”20周年。大腕音乐人U2主唱博诺、鲍勃·格尔多夫响应那场以减贫为主题的音乐会，在G8国家和南非举办了Live8演唱会。鹰谷峰会上，发达国家作出了对发展中国家减债和增加援助的决定。不少人认为，演唱会的功劳不小。
2010年，鹰谷峰会东道主托尼·布莱尔出版回忆录。谈到当年博诺在唐宁街10号“说服小布什”，布莱尔语焉不详：“博诺是用来接近小布什的重要人物。”言下之意，博诺在场是为了利用名人魅力说服小布什支持英国政府的主张。鹰谷峰会之后，一些非政府组织批评峰会成果的局限性。格尔多夫地愤怒回应说，布莱尔非常对它满意。总体来说，这些名人似乎并没有塑造或改变某种政策，而是在为政策立场“代言”。
细想布莱尔的政治手段，“新工党”没少和流行文化勾肩搭背。在2003年介入伊拉克战争之前，“新工党”与流行文化“酷不列颠尼亚”几乎画上等号，一边用名人力量支持政治目标，一边使用流行文化大打政治品牌。布莱尔当上首相不久，就设立创意产业工作小组，吸引了不少名人大腕，包括发掘了绿洲乐队的Alan McGee。再往前追溯，1980年代后期的“红楔”走红时，工党没少利用巡回演唱会吸引年轻选民。
2003年，英国加入伊拉克战争，不少文体名人与布莱尔“分手”，联名反战。那一年，布莱尔弹吉他的照片同样登上报纸封面。名人要表达政治观点，政客要成为大众明星，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名人政治”吧。
二
“名人政治”说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具有选举合法性或谋求这种合法性的传统政客，利用流行文化追求政治目标。他们要么是娱乐业或体育背景出身，如里根、施瓦辛格；要么是利用和名人的联系，强化个人形象，给选民“递话”。后者的例子更多：奥巴马跟着贝爷荒野生存、鲍里斯·约翰逊上真人秀参加问答节目……那些用电影导演拍摄选举宣传片的，更是数不胜数。
第二种人是娱乐从业人士，愿意在政治议题上发声，声称代表公众或代表某种价值观，但并不谋求选举职位。他们要么是利用自身地位或大众媒体渠道为某种目标发声，旨在影响政策结果，比如签名请愿反战；要么对待某种政治观点特别严肃——这个“特别”的衡量标准在于名人的政治参与度、外界媒体对其政治倾向的关注度，以及粉丝支持度。就像在2017年2月的奥斯卡，全场鼓掌致敬梅姨，怼特朗普怼出新高度的梅姨俨然成了美国价值观担当。
对名人政治的担忧从1980年代后期开始在学术界逐步升温。政治生活开始依赖于电视传播，精英政治被“大众共鸣”取代，选民要看到的是政客“普通人的一面”。自我包装也成为政客这一行的必备技能，政客的一笑一颦变得重要。
政治游戏的核心是公众根据政治能力、意识形态立场及政策倾向来选择代表来进行治理，这种“代表—被代表关系”因为选举程序而获得合法性。名人政治大行其道，政客会因此强调出现在选民眼中的表象，而边缘化真正的政治议题，损害政客与选民之间的真正关系。在候选人团队中，媒体公关的作用越来越大，更广泛的代表性变成更受欢迎的“电视性”。
一方面政客学习媒体技能，另一方面流行文化名人也卷入政治。这些名人声称代表民众，但这种代表性不具有程序正义，他们也未必都具备专业知识。名人备受关注，“灯下黑”，不少社会问题会因为没有受到名人注意而边缘化。
有些学者担心，“名人政治”其实与“政治”无关。如果这种趋势延续，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及贸易都可能成为娱乐产业的附属品。
三
有反对，就有支持，历来如此。
有人说，存在即合理。18世纪，政客肖像就开始流行；美国内战期间，林肯就笃信政客照片的政治能量。某种意义上，是卓别林等一干电影明星把战争推销给了信奉孤立主义、对欧洲不感兴趣的美国大众。如今，媒体需要明星，名人政治应运而生。
传统的社会结构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打破，政治传播形式也需要改变。这种改变要求一种新的模式，以及新的故事。什么样的人是英雄，什么样的人是坏蛋？确定了这样的前提，政治才能面向市场进行营销。而名人政治本身只不过是一种政治营销方式。又或者说，不是政治需要借助营销技巧，而是政治本身就是一种营销。
不过，这种解释解答不了“代表”这个关键命题。名人政治下，政客不重政策重形象，是否影响了“代表”的合法性？名人不请自来聊政治，谁给予他们“代表”的权力？
有学者认为，民意代表当然要根据提案数量质量、政治技巧、意识形态立场、选举程序合法性来进行衡量，但这些因素一定能穷尽“代表”的全部含义吗？投票不仅仅是一种实现间接民主的功能性行为，通过投票，选民也在表达立场，在候选人中寻找能够说服自己的“政治吸引力”。这种吸引力中同样包括政客的外在表现。
如果选民相信外表、嗓音能够代表一个人的性格和能力，那么他们根据外在因素去选择候选人也是一种理性选择。因此，政客需要良好的外在来显示性格，而名人也可以利用外在因素塑造自己正直可靠的形象。从这个意义上看，名人政治合理。
有人认为，政治是由象征和仪式组成的。分析名人政治需要找到一种程序来“读取”这些外在象征和仪式，例如分析候选人的穿着搭配、举手投足，甚至音乐品味怎样影响公众的选择。
四
政治权力的出现和“代表”紧密相关。政客必须采用某种方式实现这种“代表”，这些方式可以被称为“政治风格”。民选政治中，如何很好的代表自己的选民，取决于政客的政治风格能不能适应相应的选区。从这个意义上看，名人政治并没有背叛“代表”，通过外在因素和媒体关注在选民中获得“代表性”，是政治游戏的合理延伸。
不管一个政客的目的为何，他一定会被塑造成为意志坚定、品德高尚、兼具创新和实干精神的人。对于政客而言，利用娱乐业的手段和技巧塑造自己，就像满足选民功能性需要一样，是在满足选民的情感性需要，而那些舆论导向专家就像娱乐业的公关人员，职责一样是管理客户形象。换句话说，所有政客都是名人政客，只是有些人的表演更令人信服，因为他们比起其他人更像是真正的表演者。
在名人政治的另一面，大众文化名人也要解决“代表”问题。他们有强大的粉丝群体，这些粉丝也可以视为代表性的基础。就像英超，球员不是球迷选出来的，但球迷仍然把自己忠实球队的球员看成是代表，代表自己在场上拼搏，这是不是类似于政治性的“授权”？
当然，仅有这种粉丝心态还不够。政治代表性还取决于政治运动的利用、大众媒体的塑造。苏联解体后，有学者认为，民谣歌词给苏联带来的损害最为严重。
在一个名人当选美国总统的年代，思考名人政治是否能够增益对政治的理解呢？政治本身是一种表演，所以……请开始你的表演。
参考文献
- Street, John. “Do Celebrity Politics and Celebrity Politicians Matter?”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4 (2012): 346–356.
- Street, John. “Celebrity Politicians: Popular Culture and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6 (2004): 435–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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