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宗族”与“老人协会”——谁更能为村民争得利益?

2017-06-19 作者: 戴靖沄 原文 #政見 的其它文章

“农村宗族”与“老人协会”——谁更能为村民争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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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久以来,传统智慧都认为:中国社会像一盘散沙,缺少组织基础,难以发动集体行动。即便偶然发动成功,也难以将其长期维持。

到了90年代,中国民间组织逐步发展了起来。但是,这些组织真能推动集体行动的发展吗?

陆瑶和陶然两名研究者对这个问题的解释是:不同的组织(不仅是民间组织,还包括非正式的关系网)在集体行动中的作用可能大相径庭。

通过对2005年和2008年来自陕西、四川、河北、吉林、江苏和福建六省的村级集体性事件的问卷和访谈数据进行分析,研究者发现:农村社会并非一盘散沙,有两种组织形式在农村集体抗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是农村宗族,二是以老人协会为代表的半自治民间组织。但是两者的角色性质迥异。

宗族作为农村的父系网络,其成员通常有共同的父系祖先和共同姓氏,是非正式的高度自治的组织;而老人协会大多是由政府创立的为老人提供福利的半官方社团,不过资金和运营的相对独立,享有充分的自治性。

当村民有不满时,存在紧密宗族网络的村子(如单一大姓)更易发生集体抗争,特别是大规模的超过50人的集体上访和较大规模的抗议(非制度化的抗争);而老人协会的存在却降低集体抗争发生的可能性。

而当集体抗争已经发生时,宗族网络很难维持抗争势头、实现诉求,但老人协会往往能帮助村民成功达到抗争目的。

为何两种组织会在集体行动产生如此迥异的影响?究其原因,是这两种组织与地方政府、尤其是村级以上的政府有着不同性质的关系。

当宗族利益受到侵害,宗族内有名望的人首先发声,剩下的成员自然而然地便组织起来。宗族的社交聚会为计划上访、写信签字等提供理想场所,宗族成员的身份让村民感到有义务加入集体行动。总之,宗族网络能有效地凝聚和动员村民,不难理解强大宗族的存在更易催生农村集体行动。

然而,宗族缺少与地方政府、特别是村级以上政府的联系。事实上,地方政府对于宗族的动员潜能心存戒备,不愿承认宗族和其诉求的合法性,更不愿对宗族做出让步。“上面没人”,村民的上访变得不了了之。

而像老人协会这样的半自治民间组织,为全村提供服务,和宗族一样与村民有紧密的联系。但与宗族不同的是,这些组织与村级及以上的政府也保持了联系:老人协会的领导者往往是退休干部或教师(政府常依赖官办“民间”组织安置退休官员);同时,基层政府也会赖于老人协会为其干活——老人协会在村民中有名望,需要落实政策时,村镇政府常依赖老人协会说服村民。因此,除了协会领导者的私人关系,老人协会与政府还建立了工作联系。

老人协会因而成了村民与政府间的桥梁:一方面,基层政府信任老人协会,愿意听协会反映民情;另一方面,村民愿意接受老人协会的协调。

比如在一次征地事件中,地方政府希望老人协会帮助传播征地信息、说服村民。而同时,老人协会向村民们征集意见,并代表原本计划上访的不满村民与镇政府官员和地产商进行协商。协会知道哪家经济困难,于是协调政府和地产商给予这些家庭更多的补偿。同时协会又劝村民放弃上访。政府担心村民上访,加上依赖老人协会帮助政务,因此愿意在老人协会的协调下做出让步;村民也接受协调,因为相比上访,协调的成本更低,能更快得到结果。正是老人协会的协调,预先制止了农村集体性事件。

然而当协调失败,老人协会可以转变角色,成为集体行动的动员者。

举个例子,某村官员腐败,卖地收益管理失当,村民没有拿到应有的补偿,老人协会首先代表村民先和村干部面谈协商,但多次失败后,老人协会便发动了80位村民集体上访,最终让村干部下台。老人协会与镇一级政府的联系使得“上面”重视村民的诉求。比起村民,老人协会更了解政府,知道怎么收集证据,怎么采用有效的策略。因此有老人协会参与的集体行动更易成功。

笔者想补充的是,梳理近年中国民间组织和政府关系的研究不难发现,很多学者都认为与政府联系紧密的民间机构,特别是像老人协会一样的由政府成立的“民间组织”,比较容易通过与政府已有的联系施展影响。在农村集体行动的背景下,与政府的联系之所以重要,也是因为村级以上政府的干预是行动成败的关键,很多集体行动的目标也是求上面给个说法。国家碎片化(各级党政机关利益、目标不同)的大背景值得关注。

但此外也要看到,老人协会会优先选择“协调者”的角色,力求解决具体问题,达到一个双方满意的结果,这样的角色或许很实际,却难以触动根本性问题。

参考文献

  • Lu, Yao and Ran Tao. 2017.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Collective Action: Lineage Networks, Semiautonomous Civic Associations, and Collective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2 (6): 17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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