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建构：国学研究的一个新模型
小建构：国学研究的一个新模型
时 间： 2017-06-30
地 点： 天则经济研究所会议厅
主讲人： 杨鹏
主持人： 秦思道
评议人： 吴思、张曙光（北师大）、刘军宁、马勇、乔木
版权所有： 天则经济研究所，转载须注明出处。
实录
主持人： 我们现在开会！
今天是天则所的第 576 次双周论坛，我们有幸请到了
下面我们欢迎杨鹏来讲演， 1-1.5 个小时！
主讲人杨鹏：
十年前， 2007 年，我在北京的第一次学术演讲也是在天则所，那时是茅于轼茅老主持，我讲老子思想与中国古典自由主义。十年时间，弹指一挥间。今天给大家汇报一个小建构，一个新的想法，一个研究中国传统国学的新框架。
先简单汇报一下我近几年一些学术上的工作。我做中国的传统文化研究，是作为一个整体来思考的。最早出版的是《成为上帝》、《东亚新文化的兴起》，这两本书主要是对中国禅宗的社会文化－经济行为的研究。盛洪兄文章中还评论过我的《东亚新文化的兴起》。
这之后我开始作道家的研究，出版了《老子详解－老子执政学研究》。此书先后四次再版，最近正准备修订第五版出版。
我研究儒家思想时，出版了《上帝在中国源流考》。我在哈佛大学亚洲中心做研究学者期间，出版了一本《道德经》英文新译本及解释。
我因为从事公益基金会管理，还出版过《为公益而共和》一书，谈公益机构的组织规范生成过程。六本书，文章若干。这些是我近年来在学术领域的一些工作。
思维模型导向下的事实观察
今天我向大家介绍自己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框架。从研究方法看，我们做思想史研究的，总要面对两个问题：事实与构建。首先要史料、档案、考古为基础，尽可能把事实梳理出来。事实是基础。当然我们也知道，思考总是有主观性的。我们的主观选择会受我们的问题意识、知识结构及价值认同的影响，这会造成我们对某一些事实比较重视，对某一些事实会比较忽略。就算我们以事实为标准来要求我们自己，当我们每个人在陈述事实的时候，实际上我们呈现出来的事实也还是有差别的。我们带着不同的主观特征去关注和判断事实，我们会看到事实的不同层面。思想书籍中，总是充满客观事实与主观构建两部分。两部分各有各的价值。
我自己研究国学，会先分离出客观事实，再考虑主观构建。以客观事实为出发点，以价值构建为结果，可称为“新模型下的事实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国学，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存在，不仅存在于古老的文献和器物中，也存在于我们今天的思想方法和行为反应中。如何去认识这个传统？如何思考中华传统在未来中华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
2010 年，霍京在《大设计》（ The Grand Design ）一书中提出一个认识论，他称为“模型依赖的事实主义”。这是我的翻译，英文是 Model-Dependent Realism 。这是说我们对事实的观察，是依赖我们的主观模型的。发现的是事实，但这是我们主观模型下的事实。
今天我想讲清楚的，就是我研究国学的模型，这是主观模型。从这个主观模型，这个 Model 出发，去观察国学传统中的事实。
三个制度
几千年中国传统文化，是政治主导的。我概括为三个制度、两个文化。三个制度，指禅让制、周制和秦制。这是三千多年来中国人创造出来的政治制度。秦王朝统一中国后，秦制逐渐巩固，以后两千多年，就只能说是一个制度两个文化。
近现代西学东渐，中国人逐渐开始引入西学的概念和方法，我们的语言概念日趋西化，但我们仍然如歌中所唱，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西学术语的帽子，常常是戴在了中学的脑袋上。真正支配我们行为的，塑造我们行为本能的，往往是传统的行为方式。例如能娴熟地运用自由民主法治的概念写文章做演讲，并不意味着我们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是自由民主法治的。
三千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在社会制度，在社会公共领域的建构上，就只是秦制、周制和禅让制三个最重要的制度构建。即便到今天，中国政治人物的行为模式，似乎还没有超越上述三个制度模式。
尧舜禹之前是什么制度？我们不清楚。《尚书》描述的约公元前二千年的尧舜禹时代，是禅让制。在位之王与各部族贵族商议，选贤举能，王位继承并非血缘世袭制。《礼记》中选贤与能，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大同理想，讲的其实就是禅让制的历史记忆。禅让制终结了吗？近几十年似乎又活过来了。小平以来最高领导人替换的政治制度，是什么制度呢？
大禹－夏启终结禅让制，开启了世袭制。商周进一步巩固世袭制。西周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下贵族分权共和的封建制度，天子之下是贵族国自治，不仅天子世袭，诸侯王也世袭。政治权力的血缘世袭，仍然是今天中国不少人心中真正的合法性。
秦制继承了嫡长子继承制，但用郡县制代替了封建制，用君王直接任命官吏摧毁了贵族阶层对地方权力的控制，建立起君主世袭和中央集权的制度。西周封建制在西汉初期有所恢复，但经过汉景帝平定七国之乱，到汉武帝时秦制得以彻底巩固。这以后百代都行秦政治，二千多年延续至今。
大体就是： 禅让制时间长短不可考，周制约八百年，秦制二千年。这三个制度，深深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公共领域行为方式。
用中国传统制度视角分析现实，可能会给我们一些新的启发。毛泽东曾说：“解决中国的问题，须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理论，秦制的制度。毛制加上马克思意识形态和公有制计划经济，比秦始皇秦制的中央集权程度更高。邓小平建设的是什么制度？是不是相对弱化了秦制，增加了封建共和的特征。贵族有些自留地了，多少有点秦制下增加了周制色彩？邓江胡下，是不是各新贵族集团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开始兴起？有点天子封建制下诸侯各有领地的味道？而且在最高领导人选拔替换上是不是有点禅让制的味道？这些政治行为方式，很少西学色彩吧？从国学角度反而更好理解些。有时我猜想，从小平改革开始，如果逐渐退出秦制，规范化类封建制，再规范化类禅让制，这是不是向现代自由法治过度的最顺的办法呢？如果方向上重新强化秦制，逻辑上就得铲除贵族集团，重回君主集权下的酷吏制度，容易内外涣散，增加转型难度，震荡不会小。
两个文化
两个文化，首先就得用到
稳定的秦制之下，血酬与学酬之争，中国自秦朝以来逐渐生成了这么一个稳定结构。任何一个社会，一个一个民族，如果没有内部强大而持续的竞赛机制，肯定会走向衰败。中华民族能延续至今，面对危机与动荡时，总会有一种反弹力量，最后生长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血酬文化和学酬文化是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把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冲突与融合也纳入大血酬框架来分析，那么我们可以说，血酬战争每二三百年一次，而学酬竞争每年一次大考。血酬和学酬，这就是中国二千多年来的两大核心竞争机制。每年一次学酬洗牌，每两三百年一次血酬洗牌。这两大竞争机制，支配了中国历史，不断阻挡血缘等级的固化倾向，不断打破特权的僵化，使中华民族活力没有完全进入停滞和腐坏。
大家很清楚二十五史王朝更替，这背后实际上是对旧有的等级系统、旧有的家族、旧有的系统一次全面的振荡，王侯将相轮流做，明天就到我们家，底层精英有机会凭勇气与实力大洗牌。
血酬之外，学酬也很重要。孔夫子有教无类，开启了通过学习来穿越贵族等级的学道。隋唐以后科举制，规范化了学道的通道。每年都把底层的学习精英吸收到统治体系中来，学道能穿透社会阶层的藩篱。到今天，高考的学酬竞争仍被许多人视为公平之道。
刘邦的血酬与孔子的学酬
谁开启了血酬之道？血道。我觉得是这两个人：陈胜和刘邦。陈胜不是一个简单的雇农。陈胜问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一个针对血缘贵族社会等级的质疑，是一种抽象的普世价值一般的质疑。刘邦回答了，王侯将相确实本无种，那是打出来的。刘邦一个平民子弟，通过血战上升到君王。雇农陈胜开了头，平民小吏刘邦成了功，这样就在中国人心中种下了一个特别的精神基因，形成了血酬竞争机制，二三百年比一次。
中国的社会底层里抑郁不得志的年轻人，心灵深处总还有陈胜、吴广和刘邦的潜在梦想。这对中国王权形成了一种历史性制约，腐败透顶时会被打破和重新大换血。血酬文化心理，是陈胜和刘邦塑造的。
与血酬肩并肩的，是学酬。学酬的代表人物，就是孔子，是孔子的“有教无类”打开了学酬通道，让底层精英可以“下学而上达”，我觉得这是孔子真正的历史突破。孔子讲仁讲君子，那是观念上的，开启新的社会上升通道，建立不依靠血缘等级的知识品德新等级，这是社会结构上的意义，远大于道德伦理观念上的影响。孔子之前，贵族血缘系统掌控了整个中国社会，非贵族人士的上升通道非常有限。大家知道在孔子之前，民间办私学的事很少，都是官学，学在官府，学习没有渗透到民间，贵族血缘把非贵族上升通道给封住了。
《论语》开篇讲“学而时习之”，那是非常对的。孔子自己的命运是通过学习而改变的，他是从一个底层人、一个“吾少也贱”的人上升为读书人，上升为万众赞美的圣人，他的命运是通过学习改变的。他走学道改变了自己命运，重要的是他给别人也铺就了一条新的上升通道：学道。
血道、学道，这两个道都是竞争性的。血道战争两三百年一次大换血，学道竞争年年来一次，这样保持了中华民族一种内部竞争的弹性和活力。这三个人我觉得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自己的一个看法。
有意思的是，孔子、刘邦这一文一武都出生平民，但他们都同时抵达了当时文化精神的最高点。什么叫精神最高点？商朝和西周，能够奉天承运的，能够有天命意识的都是开
孔子很特殊，他一个贱民，却认为自己奉天承运。孔子一芥草民，却认为“天生德于予”，认定自己能够和天命相接，这在精神上是非常违背礼教等级的。孔子是表面上形式上的保守，但精神根子上是激进反叛的。孔子骂礼崩乐坏，但他在精神上讲下学上达，讲通过学习上升，似乎是极度“礼崩乐坏”。别说孔子那个时代，今天有那个省长敢公开说：天生德于予。敢说我天命在身，奏天承运。孔子是真认为自己是天命所归的，归在传承文化上。
刘邦，大家可能会觉得他是一个无赖，一个流氓。大家不了解的是，刘邦有天命意识。《史记》记载，刘邦中箭病情加重，吕后找医生来给他看病。医生说没事儿，我能帮你治好。结果刘邦一下就发火了，然后说了这句话：“吾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虽扁鹊何益！”不治病了，把钱给医生，让医生走了。
我估计是医生讲话的口气把他惹火了。大概说你的命在我手上，我能给你搞定。刘邦烦了，想到了命运，认为他的命运，不是医生能决定的，是由上天决定的，是天命。
孔子、刘邦这两个人，都是平民出身，但是他们都抵达了中国精神史上的最高尊严。什么最高尊严？认定自己天命所归，相信自己奉天承运，这是中国精神史上能代表的最高尊严。孔子、刘邦两人都达到了，吊丝逆袭，下学上达，上战上达，这是中国人最深沉的动力。
孟子的“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将苦其心志，劳其筋骨”，中学生都会背，但大家似乎毫不关心前面提到的那些人物：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这些人物，都是平民出生而有成就。所以，孟子讲的仍然是社会阶层问题，天会降大任于平民。孟子深读孔子。对贵族血缘等级来说，孔孟就是礼崩乐坏的。
孔子、刘邦，这两个人带来中国式内部竞争，一种中国式平等，一个是血战的平等，一个是文战的平等，这是最深层的中国式平等竞争精神。即便到了今天，血酬和学酬这两大文化传统还是主流。高考文战年年进行，不少人还在享受血酬遗产。所以，中国数千年末有之大变，几十年真正的改变，是在血酬和学酬之外，出现了主导性的商酬。
孔子以来二千五百多年，我认为有四个人最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这四个人是孔子、秦始皇、陈胜和刘邦，他们塑造了真正的中国公共领域：秦制下的血酬和学酬。
不是说诸子百家中其他家不重要，老子思想之深刻，庄子精神之逍遥，墨子之侠心义胆，以后佛教中国化慧能之明心见性，皆无人能比。但他们不是“秦制 + 血酬 + 学酬”这个系统中的基石。法家儒家之所以有影响，是因为法家是血酬理论，儒家是学酬理论。
这就是我所理解的中国传统，我所理解的原有的国学。秦制之下血酬和学酬，中央集权下的文战和武战。因此秦始皇、孔子、刘邦精神为主，老子、庄子、墨子及后来的慧能为辅。思想史上，某种思想不占主流，是指被政治所接受或利用的程度，并非指这种思想本身就不重要。占主流的，末必是好东西。
秦制下的血酬和学酬，这样的结构，请大家注意一下：这是一个向心型的零和游戏。血酬和学酬的导向，都愈来愈巩固秦制王权。血酬下的改朝换代不是解构秦制王权，而是强化秦制王权。学酬下的科举制则总是在精神上强化秦制王权。这是一个二千多年的以强化王权为向心方向的竞争机制。这个问题我们先留在这儿，以后再分析。
朱熹王阳明饮鸩止渴的回应
秦制下的血酬和学酬，这样的结构二千多年末遇根本挑战。学酬的思想背景，儒家，曾受到道家和佛家的理论挑战，但被朱熹、王阳明等人越过去了。
大家知道，儒家相比起佛道而言，形而上层面偏弱。儒家知道自己要倡导做什么，例如忠孝德礼治国，但讲不清为什么要这样做。到了宋明以后，朱熹、王阳明这些人来回应儒家在形而上上面脆弱的问题。
我认为，宋明时代所面对的思想传统，形而上最强的是道家和佛家，道家以“道”为尊，佛家以“心”为主。朱熹就是把儒家的伦理放置到道家的形而上的框架上，形成道学，强调忠孝即天理。王阳明则儒家的伦理放到慧能禅宗的“心”上，形成心学，强调忠孝即良知即心性。学界习惯称朱熹为援道入儒，称王阳明为援禅入儒，其实也可以说朱熹推儒入道，道家儒学—。也可以说王阳明推儒入禅，禅宗儒家化。朱熹的理学偏集体化，他回应算是成功，成了科举考试的内容，继继强化了学酬传统。王阳明的心学偏个体化，而且他的平叛经历本身强化了血酬传统。所以虽然阳明心学多少有些离经叛道，但他的行为走在血酬之道上。总之，宋明理学和心学，对“秦制－血酬－学酬”是有维护作用的，而且拉上了道家和佛家思想来维护“秦制－血酬－学酬”，是一次维统行动，维护传统结构的思想行动。
也就是说，秦始皇－刘邦－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这样的结构，是可以共存的。不想分血酬和学酬的，可以从老子－释迦牟尼那找到个人化的心灵营份。当然，老子思想可入世可出世，也可以为血酬行动者所用。
但放长时间看，朱熹、王阳明这次成功回应，这次将儒家形而上层面道化和佛化的回应，最终造成了儒家思想的彻底溃败。短期的成功带来了长期的危机，这就是他们两人在援道佛形而上入儒的过程，丢弃了儒家原本最根本的动力源——上天崇拜——丢了神圣的能动的至上神－天，从此儒家伦理就成了人际关系而非天人关系，从此渐失动能直到死亡。我找不到恰当的词来形容宋明理学的问题，我能想到的“饮鸩止渴”四个字。饮入“道”与“心”，杀了“天”。我的意思并不是说“道”与“心”是“鸩”，“道”与“心”极珍贵，但宋明理学的饮水法，是道佛入主了，不是把“道”与“心”放到“天”下，结果自己失去了“天”。
结构性的冲击： 挑战还是拯救？
今天真正全球化了，中国人与世界见面了，中国“秦制 + 血酬 + 学酬”的玩法，遇到了全然不同的社会结构冲击。
请大家看 PPT 上的图案和这些人物。我总结了一下西方精神结构，最上面是上帝，再下是逻各斯 + 圣灵，再下就是延伸出来的法－德－数。这是西方精神主结构：“上帝－逻各斯（ + 圣灵）－法－德－数”。这是希伯来和古希腊的精神融合体。
上帝之言下的法－德－数，各有自己的代表性人物。最左边的是摩西，上帝启示下的摩西律法。按中国概念，摩西是法的代表。中间是耶稣基督牺牲在十字架上，上帝的福音。按中国术语，耶稣是德的代表。摩西律法和耶稣福音，这是已普世化的犹太文化，希伯来文化。这种文化，以犹太社区的犹太会堂（追随摩西）及遍布世界的基督教堂（信奉耶稣）为组织系统。
右边这位是古希腊毕达哥拉斯，数的代表人物。他证明了毕达哥拉斯定律，提出万物皆数的数论。毕达哥拉斯的年龄跟老子和释迦摩尼一样大，他们都属于轴心期的思想家。
毕达哥拉斯影响愈来愈大。他是数论的开创者，是自然科学、算法的开创者。他自己论证了毕达哥拉斯定律，直角三角形两个直角边的平方和等于斜边的平方，由此还引出一个普遍性的哲学定论，就叫万物皆数。这是毕达哥拉斯，他代表着科学。这种文化，以世界各国的科技人员为代表。
摩西、耶稣、毕达哥拉斯及其继承者们，代表着人类具有普世冲击力的精神。我并不是说其他的民族的文化就不重要，比如日本的神道教，对日本人重要，给日本人太阳之子的尊严，但这是日本民族封闭的精神，别人没法与日本人去分享这份精神尊严。我也不是说印度文明不重要，印度文明也很重要，对世界也有贡献，例如曾给世界贡献了佛教，但现在的印度教的民族特征比较明显，难以成为普世性的力量。例如，在基督教、伊斯兰一神教的压力下，印度人之外，印度教三大主神大梵天（创造）、湿婆（毁灭）、毗湿奴（守护）还有可能在人类扩张吗？在这个意义上，日本神道教、印度教不会形成对中国传统冲击的力量。
但是，摩西、耶稣、毕达哥拉斯带来的冲击是必然的。大家看图，我们他们后面，再加上了路德和牛顿。路德是希伯来文化延伸下来的，牛顿是毕达哥拉斯文化延伸下来的，这些人合在一起，就是带来中国文化振荡的世界精神团队。
这就不仅仅是儒家面对道家和佛家的问题了，而是“秦制 + 儒释道法”中国传统文化整体面临的问题了。从人物来看，我们“秦始皇－刘邦－孔子”，后面，还可以再加上老子，墨子和慧能，形成“秦始皇－刘邦－孔子－老子－墨子－慧能”这样的传统文化团队。中国这样的团队，今天所面对的就主要是“摩西－耶稣－毕达哥拉斯－路德－牛顿”，这场相遇会有什么结果呢？是融合？是溃散？是新文化的兴起？喜欢中国传统的，把这外来冲击视为挑战。喜欢西方的，把这外来力量视为拯救。
吸引数的世界观和信仰观
这是西方精神主结构“上帝－逻各斯（ + 圣灵）－法－德－数”。我们可以依此类推，按此结构标准去疏理中国传统精神主结构，我们会得出这样的结构：天－道（ + 楚文化的天灵）－法－德－数。中国的法，以商鞅法家之法和孔子儒家之礼为主，杂有一些道家黄老之法。中国的德，以儒家、道家和佛学为代表。中国的数，以墨子墨家为代表。一一对应了，就好比较。只要一具体比较，优劣点就显明了出来。
以数为例。中国的墨子面对的，是毕达哥拉斯以来的西方数理传统。毕达哥拉斯倡导万物皆数，柏拉图学院规定不懂几何学的不准进入，以后欧几里得、伽利略、牛顿一路下来，塑造了西方思维的数理特征：相信现象世界的后面，有一个更深的更本质的更永恒的更和谐的数学世界。
这种数的世界观，不仅是数学的信仰，也升华为宗教的信仰。毕达哥拉斯认为数学是神的语言，这观点被柏拉图所强化。伽利略认为，上帝的语言，表现为先知之言和自然之言。先知之言在《圣经》中，是文字语言。自然之言在大自然中，是数学语言。数学语言，比文字语言更准确，更不可更改。这等于是说，科学家是上帝更重要的先知，向人间传达上帝深奥的数学语言。
面对古希腊以来西方的数理传统，中国国学有什么可回应的？我们马上就知道，在毕达哥拉斯、欧几里得面前，《墨经》的数学显得原始粗陋。汉代《九章算术》，是实用计算方法。
数的方面，似乎中国古代的象数学的指向有特点。象数学是从算命中出来的，算命关注的是未来变化，是时间性的。虽然没有什么具体成果，但这个时间数学的指向中，可能会带来新发现。这与西方数学开篇不同，西方数学的突破是几何学，是形式结构，是空间关系。从心理习惯看，也许中国人在时间数学方向上会有成就。
总之，在科学数理方面，就认了吧，希腊－西方太强大，中国没有多少数的成就值得保守的。今天数愈来愈有主导性，唯有全面彻底学习数的世界观和信仰观，科学思维才能真正化入中国的文化。新国学研究，一样要研究中国数的传统。大家会说，这还会是国学吗？是国学呀！正因为理解国学，知道中国国学传统在数方面的缺陷，所以才知道全面彻底吸收西方数世界观和信仰的根本重要性。研究国学，不仅是研究优点，也要研究缺陷，不是吗？
探索国学中“法”的神圣源头
讲完数，我们来讲法。摩西律法是神法，律法源于上帝并以上帝的惩罚为信仰依托。摩西十诫，以第一条信仰上帝为源头，再谈禁止人与人间相互伤害。从人神关系到人与人关系。西方从神法到自然法观念，人间之法皆为发现，有神圣性依托。摩西律法，是一种信仰，法是上帝的意志。
中国传统中，涉及人与人规范化的制度，有法家之法和儒家之礼。习惯上讲刑法和德礼，法的核心是刑罚，礼的核心是促德。
商鞅韩非法家之法，是军国主义之法，是君主综合战争组织法，调整的核心并非人与人关系，其间完全没有超验性的依托，无神也无道，只是君王利益和意志的规定。现在也习惯将法视为表达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工具。
但是，与终极实在关联的法的概念，不是没有，这是道家黄老学。《黄老帛书》，现在更多称，《黄帝四经》，开篇即称“道生法”，这是说法由道生，法的根源在“道”。这属于在法上寻求神圣源头的中国式思想资源。
儒家之礼，礼从何来？一种观点认为礼由人来，如孟子、荀子。一种观点认为礼源于天，孔子、董仲舒如此。《礼记》上说：“夫礼者，必本于大一。”源头在大一，造物主。
所以，摩西律法之光下，新国学研究，要去寻找法、礼背后的神圣源头，清理这个脉络。这重要吗？重要。人与人的平等，在于人不要崇拜人，在于人与人之间，要有超越每个人之上的共同的神圣准则，大家去共同遵守。
德之源在上帝在上天，国学本如此
《逸周书》记周武王讲话，强调周人之德，一是惟上帝之言是从，一是克播百谷从事稼穑。周公强调“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这就是明明德的本源。对老子来说，道生之而德畜之，德是道的表现。对孔子来说，天生德于予，德源于天。即便到对上天和上帝缺少认知的朱熹，也将他的最早概念称为天理，上天之理。天理之天，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天，而是造物主意义上的天，神性之天。这方面的内容知识上很容易清理，但要在心理上恢复德与上帝的关联，不是件容易事。在这方面，国学一些观念，与基督教同方向，但基督教强太多。研究国学，寻找天道与德的关系，探索天灵与德的联系，这就是中国古代常说的究天人之际，很重要。
再总结一下，新国学的研究框架，就是寻找“上帝、上天”之下的“天道 + 天灵”， “天道 + 天灵”之下的“法 + 德 + 数”，这样出来的国学，可能是一个全新的解读系统。
中国国学，在古希腊、犹太之学面前，是不是完全是一无是处呢？不是。例如，中国人口成为世界第一，这从生物学上，中国人是最成功的一个族群。中国人围绕生育和养生形成的文化和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有其优越的地方，这些都应当重新总结。
这样的框架，这不是一个人能完成的，需要有共同想法的朋友们一起努力。
中国思想上实用主义之海
面对源自犹太－古希腊文化的浪潮，面对“上帝－逻各斯“之下的西方法德数，面对摩西、耶稣和毕达哥拉斯，当然还有伯利克里民主理论和民主实践，不要再奢望以中学为体西方为用的幻想去整合了。应该采取的态度就是：超越中西，益生为本。或者说超越中外，益生为本。益生，是从老子“益生曰祥”而来。这是新框架背后的态度，在“上帝－逻各斯、圣灵－法德数”的启发下，一切以“上帝上天 - 天道天灵 - 法德数”为结构去建构。无论思想元素源自何方，源自中国传统很好，亲切，源自西方源自世界，很好，扩大。
海纳百川的前提，是足够的容量。中国人心理上承受得了这种宗教、文化上的海纳百川吗？我认为承受得了。为什么？这是因为中国人极深层的实用主义心态。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史记 - 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谈论六家要旨。
司马谈对西汉初期流行的阴阳家、墨家、儒家、法家、名家、道家进行了评判。他这个评判非常特殊，我关注的不是他的具体评判对不对，而是他是以什么样的立场去评判这些不同的理论学派。我发现他的评判立场很特别，他列举了各家的特点。他首先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大概是万教同源，万教归一的意思，归一到治理天下。
他认为阴阳家的毛病是忌讳太多，优点是序四时之大顺。儒者的毛病是博而寡要，劳而少功，优点是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墨者的毛病是俭而难遵，优点是强本节用。法家毛病是严而少恩，优点是正君臣上下之分。名家的毛病是重概念而失真实，优点是使名实对应。唯有道家吸引众多之长，顺势而为，易于操作，事少而功多。
司马谈认为，什么是好？兼容各家之长就是好。他从国家治理的角度出发，把一切理论视为可用的工具而不是视为真理的表达，他不关心各理论背后的前提设定和逻辑关系是否相融，只看各理论在国家治理中的效果。
从效用的角度去判断一套理论体系，一套信仰体系的可用之处，把思想视为市场中的商品一样，这在西方思想史上以美国实用主义为代表。司马谈的思维，实用主义到极点。实用主义把所有的东西当成工具。从效用的角度去判断一个东西的价值。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在中国很深远很深远，缺点是没有逻辑没有是非，好处就是有一种特殊的包容，从器用的角度看，都各有其优点缺点。
中国为什么没有宗教战争呢？无论对朝廷还是民间，本质上把一切当工具。凡事有事，就看用在哪个地方。这种实用主义精神在《道德经》里以一种非常哲学的方法来表达。《道德经》里有一句叫“道生之而德畜之，物形之而器成之”，它讲的道创生宇宙万物和成就宇宙万物。道把万物生出来，然后用德这种能量来蓄养万物。以物质形态使万物生成。最后用万物实现器用的方式来使万物得以成就。也就是说，成就事物指什么？指有用处。万物在宇宙中间都有它特定的器用，所以只要实现了那个器用就成就了万物，这就是器用论！
当然这跟儒家有点不同。儒家讲善恶，讲是非，儒家说“君子不器”。对老子来说“君子必器”，一定要成为器用，因为万物都在宇宙中因为器用而成就！所以道家的器用论其实就是实用主义精神的一种中国式表达。
在这个意义上，受过道家思想训练的中国人，自然可以无震荡地接受来自外部的一切。道家的虚无，意味着无限虚空，意味着可以接受一切。道家的器用论，意味着容纳一切。
如果按照这种海纳百川的思维习惯，中国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文化取舍呢？那就是全部进来，都有用！
我对这种心理特征进行过尝试。一些企业家让我去跟他们讲王阳明，我说纯讲王阳明不好玩，我对比讲基督教和王阳明。讲完后我对他们说：你们多数企业家都偏国学，你们拿国学去管人，但同时你们知道要学习西方的制度引进西方的科技。我说你们没发现一个特点吗？我说国学很难管住自己，管不住自己，因为国学的关心点是管人，不是管自己。对君王讲话都是教如何治人的，如何治已这方面很弱。你们喜欢玩国学，但你发现其实你们很管不住自己，能不能拿基督来管你们自己，拿国学来治人，拿科技来治事？结果他们大多数很认同。
基督治已，国学治人，科技治事， 这种态度，如果对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可能会很生气。他会认为一切都应以《圣经》为出发点。但从现实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缺少《圣经》文化，一个管理者要与团队有沟通默契，他只能利用团队中人的文化积累，是不是？遇到困难时，他如果用“当我们走过死亡阴影笼罩的山谷，我无所畏惧，上帝啊，祢与我同在”这样的句子，团队成员会怎么看他？如果他的团队成员都是基督徒，那就可以。如果不是，那就不行。
听完一些基督教的介绍，听课的企业家们对基督治已，国学治人，科技治事，完全没有什么心理的障碍。为什么？刚才讲到的二千多年前司马谈表现出来的实用主义，二千五百多年前老子表达的器用论，确实使中国人形成一种心理，只要有用的，都可以拿来。
当然，这种无所不容的实用主义思想，也有一个缺陷，就是和稀泥，缺少形式逻辑，缺少原则性，缺少善恶是非的终极裁断。我们如何在保有兼容性的同时，坚守基本的善恶是非底线呢？
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想法，不仅是国学了。用新国学这个概念，只是用了约定俗成的国学概念，其实我讲的新国学框架，是寻求“超越中西，益生为本”的，是从人类文明看国学，又看国学对人类的贡献点的。
主持人： 好，刚才杨鹏讲了新国学。我听了很有意思，讲的确实和我们现在讲国学的一些人讲的东西不大一样。他的立论是在讲我们如何来应对新的现代思想的挑战，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讲到了西方的架构，以及和中国的框架之间的相似与不相似的。那么，我们怎么来应对挑战，看来杨鹏也是提出了问题，究竟怎么解决，看来不只是我们这一代人，恐怕中国人可能要在很长时期风进行思考和探索。真正要应对这个挑战，走向现代文明，确实还是需要一个很艰难的路程要走。
所以我觉得杨鹏讲的东西，倒是可以引导我们来思考一些问题，思考中国文化到底怎么来应对挑战。正好今天有几位专家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听听他们的讨论。
第一位评议人，
刘军宁： 因为我来的路途比较远，来 1 个半小时，回去 1 个半小时，所以走的太晚就赶上晚高峰了。
我用简短的语言把
第一次认识
其中道理在什么地方？我先把搁下来。
中国从上个世纪初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有一场国学运动，有几个说法可以归纳。五
第一个叫整体国故，面对西方的挑战重新整理中国历史上的文化传统，比如胡适写的《水经注》之类的。
还有一个叫做返本开新，回到中国文化的传统，类似于跟西方可以平起平坐的西方文化。
还有一个叫做内圣外王。
我觉得在这三项工作中，第一项可以做了一些，第二项我看不到作品，返本开新开出什么新呢？我没看到开出什么新来。有什么新是从中国文化里面开出来的，尤其是从儒家里面开出来的。
在这里面我要稍微说一下，在中国里的国学基本上等于儒学，儒学基本上等于孔学，我觉得这是中国默认的一个共识。中国目前所有的国学院里面也基本上只教儒家的思想，中国虽然有诸子百家，但在国学家们看来就等于儒家、等于孔学。
内圣外王自从有国学以来，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内圣外王。我知道有很多人想称圣称王，但没有看到一个人成圣成王。
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国学运动没有成就？这跟杨鹏今天讲的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它缺了一个很关键的东西，我想《圣经》里面说上帝在造人的时候，上帝把人造好之后在他身上吹了一口气，这个人就活了。中国文化有很多骨头、很多肌体、很多肉，但是依然没有活起来。差了一个什么东西呢？差了一个“神圣”的“神”。
按照说文解字，“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就是把世界上的一切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的人，这样的人叫做神。拿出来给大家看是神的意思。什么叫圣呢？圣就是从耳从口，先听后说，这样的人就可以称王。但先听后说，你听谁的呢？听自己吗？显然不是，是听神的，然后把神的想法说出来，大家认可了，经过检验了，你就成王了！所以，神圣这两个字永远不可能倒着说，只能说神圣，不可能说圣神。
在不讲神的情况下单纯讲圣，我觉得大家是不可能是得到圣的。你没有东西可以听，你虽然想听、想说，然后就成为内圣外王，听自己的、把自己说出来，所以毛泽东是一个内圣外王的典型人物。他不听天的、不听地的，他无法无天，他听自己的，然后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他就成王成圣了，但以后的历史不会承认他能够成王成圣。
还有一开始杨鹏讲到中国的三个制度，禅让制、周制和秦制。这三个制度本身如果要我说，这三个制度的本质都是法老秩序。
法老秩序有一个特点，有若隐若现的、没有约束力的一个神，这个神不能说不存在，但是对凡人没有约束力。有多大约束力完全取决于最高统治者的解释。
然后法老秩序还有第二个特点，所有的法老或者叫做皇帝或者叫做天子都想成王、都想成为神，就像法老号称自己是太阳神一样，中国的一些人说自己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
法老秩序还有一个特点，法老是奴役所有的人，秦始皇的秦政也是奴役所有的人。虽然奴役的程度不同，但是奴役的性质是不会改变的。就像《圣经》里面说什么叫法老统治？法老统治的地叫什么地方？叫（英文），唯奴之地。这两年讨论的一个热点，该不该去美国，因为这个地方是法老统治的。
我想人类的秩序就两种类型，一个叫做所谓的法老的秩序，一个叫做神明的秩序。所谓全盘西化背后，只是胡适没有看到的。一切西化的特点，它的背后是基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摩西的律法建起来的，所以我说摩西的律法是上帝授给摩西的，我把它叫做神明的哲学。
这一点上在中国从来没有确立起来过，而且直到今天，那些无数要求中国变革的人都没有从根本上去考虑这一点，中国如何摆脱几千年的法老秩序。毛泽东说的很清楚，中国从古到今就一种政治制度，无论它有多少朝代，这种政治制度叫做秦政治。秦政治就是商鞅的政治，商鞅的政治就是大家都为皇帝干活，听皇帝指挥，向皇帝看齐。
如果不从这个意义上来，不从法老秩序和神明秩序的意义上来认识中国的变革，那中国的变革依然将艰难，甚至难缠。所以我觉得要想重新认识中国的国学，认识中国的国故，认识中国的传统，用杨鹏的话说重新建构，那就是把被遗忘的神明找出来！
谢谢大家！
主持人： 好，谢谢军宁！他讲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如何摆脱法老秩序，而建立一种文明的秩序。
下面我们请北京师范大学的
张曙光：
我晚到了半个小时，前面有一些内容没有听到，后面听到的或许是主要的东西，听了以后感到很受启发。
先说两点正面的。你给出的这样一个框架，我感到很有意义。这个框架非常宏大，可以说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学热反思之后的一个新提法。
有两点我非常认同。
第一，这个框架超越了上世纪初比较简单的东西方比较，原来认为东方是西方的另外一极，如果西方是南极，那我们就是北极；西方是主动的，我们是主静的，好像一切都和它相反。这是上世纪初，一些学人做东西方比较得出的结论。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倒好办了。可事实上不是那样。打个比方，中国是在西方对立面的中间地带。如果西方有一个对立面，那么我们不是那个对立面，而是东西方与那个对立面的中间。
为什么这么说？你看，中国秦之后的这个社会，既不是封建社会，也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是小农经济基础上的皇权官僚制社会。而李斯搞得那套官僚制或科层制，按照福山的看法，是具有某种现代性的东西，当然这可以讨论。中国传统社会的官僚制，与西方现代的科层制，还有是很大区别的。但欧洲中世纪就没有这样一套东西。古代中国确实走着不同于西方的道路。它也很难被马克思的社会形态论所概括，马克思关于东方只提出一个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没有更多的了解了。所以，他晚年承认自己的社会历史理论是从欧洲概括出来的，未必适合于欧洲之外。
所以，
第二，这个框架虽然比较宏观，但是感觉这东西不空，形上、形下、形中三个层面都考虑到了，能自圆其说。与我最近两年考虑的一个问题也很相关。
我最近两年考虑的是天人关系问题。大家知道，赵汀阳提出了“天下体系”，这个体系不同于西方基于民族国家的国际秩序，是一个要化敌为友的“世界秩序”，我认为还是很有创意的。赵汀阳的有些东西做的非常好，我也很欣赏。但是“天下体系”算一个国际政治哲学还是世界哲学？它固然借助了中国先秦正在崩解的周的天下观，当时的思想家也都在考虑，如何用一套有新意的天下观，整合各诸侯国。但是，依据“天下”这个资源，是否把握住了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或精神呢？考虑这个问题。
我思考的结果，天下不是根本性的概念，有“天下”还有“天上”，其实，最根本的概念，也是最根本的关系是“天人之际”的问题，也就是“天人关系”问题。“天下”的问题是从属于天人关系的子问题，虽然很重要，但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具有经验性或形下性的概念了，如天下是谁的天下？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而中国哲学思想的根本问题，从古到今，是围绕着天人关系展开的。每个大的哲学家，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人哲学，有人说过如果学不究天人的话，那是没有学问可言的。司马迁更为明确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你要想提出自己的天下观，那你首先要提出自己的天人说。近些年，余英时、庞朴，还有过去治西学的张世英，都对中国传统的天人关系说做出了某种梳理或思考。
从天人关系问题出发，我发现确实像
至于你用“新国学”，倒值得再斟酌一下。西方人有自己的学问，但不说那是我的国学，恰恰是东方的弱势文化讲国学，并且一旦强起来之后，就不再讲国学了。如国学概念直接来自于日本，日本在 19 世纪末提倡国学，但他们早就弃之不用了。我们把国学这个词又拾起来，大讲国学，但是，能一直讲下去吗？现在就有很大的问题呀，如是否包括少数民族的学问？
如果非要用这个词汇，你刚才讲的一个意思我听出来了，你认为中国民族也好或者中国文化也好，一方面有了相当的现代化，有了一些资本，另一方我们与西方之间民族的和文化方面，仍然还有一个竞争性关系，因而，你希望中国传统的学问，如果加以改造和新的诠释，还是能适应并推进中国人的现代生活。这样的话，不如用“新中学”。
近些年国内有些做儒学的一些学者，主张回到康有为。康有为的东西大概算新儒学，要是说新国学，他们就不认可。至少，康有为之后的学问，很难再纳入到“国学”这个概念中了，西学进来后，变化太大了。
这是正面的肯定的两点。下面给
第一是关于法与数的问题。
这个很重要，你的理论最上面，中国是天，西方是上帝，中间层面的，道德是核心，权且按照你的这样说，它是一个中心，然后一面是法，一面是数。即一面是关于社会，关于人和人的关系的，另一面是人和自然之间的关系。这很有道理。
但传统中国也有数学，先秦就有了，属于六艺之一，虽然没有西方那样发达。中国传统文化中缺的是什么？你刚才说到了，就是几何学，我们没有几何学。徐光启协助利玛窦翻译《几何原本》，这样我们才有几何学。不然，我们这样一个大的民族，大的文明，竟然没有几何学。但几何学与数学还是有不小区别的，它不是关于数量，而是关于空间的，是形式科学，是关于事物的形式或结构的，这是很要害的东西。
你看，亚里士多德讲一切事物及其运行，都由四因构成，最上面的就是形式因，最下面的是质料因，然后动力因、目的因，形式处于最高位置。所以上帝作为终极的第一推动者，就是纯形式的，没有一点质料，但因此它才最具普遍性和绝对性。这种思想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到康德，推崇的都是一个普遍的形式。至于说感性的、经验的东西，还有人的现实的幸福生活，在他们看来固然重要，也有目的性，但这个目的的实现，恰恰要由那个普遍的形式来主导和保障。所以西方关于形式和结构的思想太重要了，我们缺的是这个东西。单纯的数量关系，中国人倒比较重视，空间关系，用几何来表达的形式或结构，我们却不那么重视。这也说明我们传统的思维，主要是当下的、感性的、日常的、经验的，因而也是个别的、特殊的或具体的。我们也常常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然而，你再特殊，再具体，都服从某种普遍的形式或结构，谁抓住了这个普遍的形式，原则上就把你抓住了，你就是孙悟空也逃不出如来佛的手心。
打个比方，官方这些年一直反对西方讲的“普世价值”，好像我们的价值是特殊的。你自己其实已经处于下风了。于是，为了和西方能够打个平手，或者说给予一个回应，我们就只好说，我们的价值也有普遍性。其实，孔子主张的就不是单纯的道德特殊主义，也是一个道德的普世主义。他回答学生的提问，因人而异，能近取譬，不给一个统一的定义，但我们因此能说孔子的特殊回答中，没有一个普遍的思想原则吗？显然不能。而我们缺少的，或常常忽视的，恰恰是这种具有抽象性的普遍的思维。我们现在要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你能不承认“共同价值”？共同价值如果仅仅是一个经验性的共识的话，它随时都可以破裂，它必须植根于某种先验的绝对的东西之上，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因而，真正的共同价值也必定是普世价值即适用于全世界的普遍价值。
那个先验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形式的结构的东西。朱熹有这个思想，人理被他视为天理，“天”在这里就具有先验性和普遍性，“天”不是“天下”，但它统摄着主导着天下，天下来自于天。但朱熹的这一思想在中国不是主流。中国主流的思想是道在器中，体用不二。似乎要把形式与内容结合在一起。我们当然也可以说，形式总是某种内容的形式，结构也总是事物或要素的关系体系。今天的学者就特别重视“关系”。这个问题可以再思考。
第二，关于社会和共同体的问题。
刚才你讲美国的社会、欧洲的社会，原来我们按照亚当斯密的一些说法，加上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认为人到了市场经济社会，就成了原子式的个人。其实我们发现，现在中国人真的成了原子式的个人，只有一个政治组织，没有其他组织。这个政治组织要统管一切，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它都要管起来，它能管得了吗？关键在于，政治与经济、文化属于不同领域，这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结构，你用政治的原则管一切，那经济、文化的独立性何在？它们 还有自己的标准和尺度吗？只有一个政治组织，实际上它到了经济和文化领域，又不可能发挥有效的正面的作用，中国人倒反而原子化了。
我们到西方一看，马上发现他们社会化程度非常高。这恰恰说明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真正的个体化的另一面是社会化，人们在多大程度上社会化，就在多深的程度上个体化，这是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而我们却非把两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好像人也好，物也好，社会化了，就不能个体化，这是错误的，也是愚蠢的。
从思想资源看问题，西方人的社会化从哪儿来？我认为西方思想和西方社会有一个转换，就是从过去的精神共同体转换为社会共同体。欧洲中世纪借助上帝、宗教形成了“精神共同体”。这不是我的命名，我是借用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概念。德国这个处于欧洲腹部的国家，原来是比较落后的一个国家，它的两大基本的共同体，与我们中国传统社会差不多，一个血缘共同体、一个地缘共同体，中国也重视血缘和地缘。但第三个共同体我们没有，就是基督教的“精神同体”！如果说我们与之接近的，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形成的儒生群体，所谓“士”阶层，有一定的人文性和精神性，但还不能说是精神共同体。为什么呢？朝廷搞了科举制之后，就像李世民所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学而优则仕”，儒生们是要当官的，他们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组织、社会集团，先秦的墨家才是，但墨家后来没有了，原因说法不一。而儒生们则随着科举制的实行，被官方收编了，儒生的最高目的是做帝王师嘛。
西方近代以来，经过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后，精神共同体就转换为一种社会共同体了。当然，市场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在这种社会共同体里面，它既能够伸张它的个性，同时又能够建立各方面的社会关系，使每个人都变得更加丰富。刚才说了，而我们一方面缺少一种精神共同体，儒生不是独立的集团，不独立于世俗的权力，而近代以来又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分化，要么一部分变成激进革命派了，走上政治化的道路，另一部分转向自由职业者，现代知识分子。
当代中国既缺少真正的政治家，其实也缺少真正的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总体上是上不着天、下不着地，也处在一个转型的过程中。
因而，中国人现在面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在今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如何在个体化的同时也真正地社会化，个体化不是原子化，更不是沙漠化。大概我们现在的个体化还称不上个体化，有些一盘散沙的感觉。真正的个体化应该是有鲜明的个性，并且，既享有自由权利，又担当责任。但现在人们往往要权利不要责任，缺乏责任感。有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刚才讲了；那么，是否与人治，与没有形成法治社会也有一定关系？例如，产权不落实，害怕被“共产”，就会导致人的短期行为。总之，人的个体化和社会化两个方面的关系，在当代中国是一个大问题，
我随便说这些，谢谢。
主持人：
他提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事物的形式和结构的问题，一个是关于精神共同体和社会共同体的问题，这两个问题确实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杨鹏也再作进一步的讨论！
下面，我们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的研究员马勇来评论，欢迎！
马勇：
刚才听了之后也很受启发，关于新国学的整合。我觉得这些年来，主要是 1989 年以来，中国究竟应该怎样建构现代文明，怎么应对西方，确实成为一个问题。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反西化的所谓国学运动悄然兴起。雷颐过去有一篇文章专门分析过当代国学运动发生的背景，讨论为什么在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的时候，会突然出现这样的逆转。其实，这不是中国学术自身的原因，不是中国学术主动的自觉转型，而是政治，是政治转向在学术上的投影。
二十多年过去了，快三十年了。这一次的国学运动真的有点泥沙俱下的味道，以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为由拒绝西方，拒绝现代文明，无端增加了中国社会转型的难度。国学运动发展到最近几年的大陆新儒学，更是鱼龙混杂，劣币驱逐良币，真儒家见不到踪影，江湖式的儒学大师遍地都是。但是听了
这些我都没有不同意见，我下面讲的也不是不同意见，只是再补充两个可以思考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们今天要思考中国文明怎么走到今天，如何理解中西文明现在的尴尬处境。
我听的时候就在想，这些年来我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也在想一个问题，其实这只是一个当代中国问题，不是一个近代中国的问题。这句话讲的比较绕，为什么不是一个近代中国问题呢？其实在 1949 年之前的中国，已经经过了两三百年的时间，中国已经基本上消化了第三次域外文明对中国的挑战。刚才你讲了，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面对的外部挑战已经有过几次了，本土的中国和周边的文明大概在那个时期实际上有一个整合问题，对周边的东夷、南蛮、北狄、西戎这些“夷文明”有一个整合。这个时候对外部的挑战已经有过回应了。
第二次在两汉时期，印度佛教东来，也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冲击。学术史上一般的说法，大致认同这种剧烈冲突至宋明理学建构，方才消解。这中间的历史大约八百年，八百年冲突、融合，在不经意间发生彻底的、脱胎换骨的、体系性的变化，中国文明全盘接纳了印度佛教文明，重构了自己的新文明。宋明理学既不是孔子的儒学，也不是董仲舒、郑玄、王弼的儒学。宋明理学实际上接纳了佛学的思想要素。像
第三次，也就是我们今天仍没有度过的这一次，其实是中国面对近代工业革命、西方社会新因素如何应对。我们可以看到自徐光启、利玛窦以来差不多 400 年时间，中国文明所面对并且必须吸纳消解的，就是来自西方的挑战。
长话短说，我觉得从 17 世纪中期一直到了 19 世纪晚期，基本上中国人认同我们缺的是应该吸收的，缺的东西都应该补上。这中间当然经过了很多波折，特别到了乾隆晚期，经过一些波折，有过中断。中西之间的交流，为什么从利玛窦、徐光启以来大致平稳，为什么到了乾隆末年，到了大清帝国经济实力最强大的时候，却中断了呢？我们应该研究这其间的原因。我个人在阅读相关史料时，深切感到与中国最高统治者对一个全新时代的恐惧有关。 1793 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中国允许使团访华，意味着中国并不反对交往，并不反对进一步密切关系。但是为什么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之后，中国方面改变了？我在阅读时感到，应该与此次使团传递的法国大革命消息有一定的关联。 1789 年的法国大革命让清帝国统治层感到恐惧，一个没有君主的世俗统治让中国政治精英、文化精英觉得不可思议。这应该是中国拒绝马戛尔尼扩大交往的深层原因，尽管这些恐惧在中方文献中并没有明白的记录，但综合使团记录、中方态度改变的过程，这个感觉极为明显。
在“后乾隆时代”，西方的陷入了无休止的动荡，十九世纪上半叶西方持续不断的战争、动荡，都让中国觉得没有办法扩大与西方的交往。这使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步伐迟缓了，于是有了鸦片战争，中国被迫进入近代。但是这个真正开始改革，还是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中国文明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儒者以一事不知以为耻。既然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知道中国的落后，那么接纳西方、消化西方，重构中国文明，也就成为此后中国知识精英必须面对的问题。事实上，从 1860 年到 1945 年，中国在不到 100 年（实际上八十五年）时间里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吸纳基本上完成这个架构了。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中国从原来的边缘状态、孤立状态走出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在最后时刻选对了立场，赢得了进入了世界主流的机会。我们应该承认，巴黎和会中国没有赢得实质内容，但中国解决了被困扰一个多世纪的难题，即如何重回世界中心，进而和世界一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和会，实际上解决了这些问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的贡献更是值得张扬。在反对法西斯，构建东方战场，坚持抗战方面，中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而且从中国内部政治发展看，谁也没有想到抗战救国不仅推动了中华民族的重构，而且极大推动了中国政治的转型，开放政权，民主抗战，国民参政会，宪政运动，让中国在经历了八年战争摧残的同时，完成思想启蒙，让中国经过这场战争洗礼，重回世界中心，而且为战后安排作出了巨大贡献。
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今天中国文明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比如中西冲突，比如国学复兴等，其实都是假问题。中国已经在二战结束时就解决了这些问题，特别是中国思想家的贡献，中国文明与西方，其实就是与现代文明已经近乎完全融为一体，中国关于战后世界的安排，关于联合国，关于世界人权未来，所提出的一系列建议，表明中国文明已经完成了现代转型，已经与世界无缝对接。
当然，这段历史今天我们知道的很少，这是因为战后不久中国的方向发生了巨大改变。所谓历史的大分叉，就是东西方冷战的形成，中国不幸成为冷战最重要的一极，且与先前的发展方向完全不同。那个时候的中国不是今天的中国。今天的中国就文明价值观而言，也不是那时中国的逻辑继承。中国那时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传统文明在那个体制下基本上没有存在的空间，从孔子以来的思想资源，基本上只是一个被批判的对象，那个时候不仅不会有人去讲什么国学，即便讲，也就是冯友兰式的批判，至多是评判性吸收，抽象继承。像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那样赞美传统，根本不可能。
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特别是毛泽东，自以为批判性继承了人类文明的精华，提供了一个全新的人类社会秩序。当然，这一点也像
中国文明对外来文化的接纳从来不是问题，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文明从不拒斥外来文明的因子，只是在过去的几十年，政治权力对文明的肆意干预让文明发展找不到方向。解除政治权力施加给文明、文化的束缚，文明、文化一定能寻找到自己的理路，一定能够重建合乎世界主流价值的新体系。我们实事求是回看二战时期中国思想家对中国传统的解读，对西方思想的解读，很像
我听了就这点感想，也是作为一个补充，谢谢！
主持人： 谢谢马勇！
下面我们还有一个评议人，乔木，原青年政治学院的教授、独立学者，欢迎！
乔木： 谢谢主持人的介绍！
更正一下，我原来不在青年政治学院，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做副教授，是没有合同的
我评论三点：
第一， 杨鹏提到血酬和学酬，这个很有启发。
我们说有地缘，有血缘，我在人大读过书，这两年人大校友挺能折腾，之前的雷洋事件，最近的司马南由于人大校友抗议，被免去客座教授。同学、校友、师承，我过去一直叫学缘，强调人际关系网络。今天看到学酬，和血酬对应，更有政治含义。
对学者或学生来说，学酬比吴思提出的血酬更有冲击力。中国的学酬现在面对着一个很大的冲击，从制度设计来说，其实是不如封建社会科举的学酬。为什么呢？那个时候你可以科举，可以考到所谓的举人、进士、状元，能进入中央领导，至少是省部级领导。
但就现在的情况来说，你永远达不到这个高度，指望学习考试是不行的。你看我们招公务员，招的是副科以下的。过去八九十年代开始设计公务员的时候，提出的概念一个叫政务员，一个叫公务员。考的是级别非常低的副科以下的公务员，不是科以上的担任领导职务的政务员。
领导职务西方是选举制，中国是任命制。其实中高级领导职务，和普通人是没有关系的，处长再往上很难，特别有了所谓红二代这个概念以后，通过学习上升的通道越来越狭窄，重新回到了拼爹的时代。过去在刚刚恢复高考的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而现今，无论从经济上来说，没有钱就很难受到很好的教育，还是从血缘上来说，没有一个家庭背景，不拼爹是很难的。
比如我也是清华大学的正牌政治学博士，虽然有公共情怀和政治抱负，但只能教书，最后连书都不让教，去图书馆做了三年管理员，最后辞职。然而同样是清华毕业，有人就能平步青云，起步就是县委书记，以后官越做越大。为什么，不是学缘，而是血缘的不同。
所以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又回到封建时代的超稳定结构，又开始循环了。我在北外教书，有一句口号：若要富，搞洋务。学好外语有一个小康是可以的，但想有更大的作为，不管是经济上，现在国进民退，民营行业很难，还是政治上，做官做事都很难。
这两年我借用鲁迅的说法，提出赵家人、赵学的概念，写了不少分析文章。和赵家人的血缘、出身对立的相反概念就是学酬。一般会认为赵家人是中央一级的概念，所谓的几大家族、红二代，其实不是，它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存在的，特别在地方可能更严重一点。北大的社会学博士冯军旗，就是在座的
过去读书人修身齐家平天下，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转了一大圈，又回到杨鹏说的那种秦制世袭。周制的共和，之前的禅让制都很难。怎么办呢？出路还是宪政民主，要搞选举。现在尽管读书人有学缘，还有地缘，但好像什么都不如血缘关系更管用一点。
第二，关于老子的道德，刘军宁前两年送我们一本书，叫《天堂茶话》，通过对话，用现代政治的理念来诠释老子。回到道德来讲，我认为它不是一个词，实际上应该是两个词——道和德。
道是什么？我觉得道用现代观念的理解来说是一种价值观，一种政治制度的判断。孔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就指的是制度层面。大道通天，道不是个人层面能解决的，是制度层面的东西。而德就是一个人的品德、节操、人品。
中国现在的问题其实不是德的问题，品德方面可能有好有坏，基本的标准大家都知道，问题在道。改革开放的时候是向西方学习，为什么？孔子救不了中国的。和西方学习，有了钱以后拯救了孔子，再让孔子来救我们。没有钱哪有什么国学呢？现在什么都要提出中国模式、中国特色、中国梦、正能量。但都没有回答一个最大的问题，道是什么？该有什么样的政治价值观？这个社会到底该往哪里走？
个人的德这个层面其实不用说了，许多领导私德方面非常好的一个人。我这些年饱受我们领导的折磨、骚扰，不断地跟我各种约谈。这些人都是好人，跟我一起起
哪有什么抽象的制度？明明你在维护制度，明明你在变本加厉，明明你可以应付一下，你却异常卖力，还要去给我太太、老人做工作施压。制度都是人设计、维护、执行的，具体的人在做事，但是却都推托制度不由人，没办法，是道的问题，不是德。其实也是德的问题，不是生活道德，而是政治伦理道德。
还有个获利和收买的问题。这些人做学生或开始做老师的时候，大都是自由主义的，相信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随着职务升迁，特别是一旦有了各种课题经费，像我们学校你拿一个国家社科基金大概 10 万到 20 万，学校再给你配套一倍。这个时候这些学者就不愿意做公共表达了，从自由主义的学者，变成反自由的官员、教授。他们用道德的东西来影响你，说你干吗那么激进？中国有国情、时机不成熟、民智未开等，又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我说我一个政治学博士不能讲民主，教新闻传播的不能讲新闻自由，我做不到
所以三年前就不让上课，转岗到图书馆去了，背后有很多人搞鬼。这不是一个道德的问题，道德上这些都是完人。我们看到中国这些年都是官场腐败，大学好像也没查出什么太多的道德丑闻。但是学者的政治道德、推动社会发展的道义，没有了，或害怕，或贪婪。当你和他们不一样的时候，受排挤的只能是你。
我讲的可能跟杨鹏讲的不太一样，
第三点，军宁提出的神和圣的东西。
西方有神，它的英语叫“ god ”，我们有时翻译成神，有时翻译成天，但是在西方我觉得没有天的概念，就是一个具体的上帝或者具体的耶稣，或者具体哪个圣灵，包括其他教的。但中国人一方面不信神，大多数人不信神，不管是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是民间的人来说不信神。但也有更多的人信钱，拜金主义，光认钱。另一方面，中国人更多的是信多神。外国是一神教，中国是无神教或多神教。
当中国人说天的时候，其实是没有天这个概念的，因为天什么都管，什么都不管。中国人其实更信什么呢？比如说开饭馆必须要拜关公，做生意也拜关公；要赚钱呢，拜赵公明；要生孩子，拜求子观音。当他遇到一个事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他生不下孩子是不是得罪了观音，饭馆生意不好，是不是关公没拜到。他才不管大的神呢！因为那是天，天似乎无处不在，但实际上什么都不管。具体的神是各司其职的，阎王管生死，凤姐管考试，考试拜凤姐。
这种情况下，外国信的就是一个终极的神，中国信各种神，神之还有天，天是万神之神，但又没有这么一个具体的东西。所以大家比较功利，表面上你信神、信天，但是实际上你信一个个功利的神，最终还是没有终极的信仰。
最后讲点孩子的教育。我的孩子上小学，我和她妈妈基本上是两种价值观。她认为只要把腐败治好了，共产党其实挺好。现在的领导也挺好，不要批评惹麻烦。她是学理工科的，我是文科出身。教育女儿的时候，我们让她来选择到底对东方还是西方更感兴趣，各自都买了一些书让孩子看。我发现中国所谓的东西，经史子集都很大、很笼统空泛，或者就是弟子规、千字文，除了诗词，就是各种道理，学习就是背诵，没有乐趣。
可是西方它有自然、有科学、有动物。要让孩子做选择的情况下，她更喜欢那些科学的东西，不仅有故事、有动手，而且有跟自然的接触。中国讲天人合一，要慢慢地悟，孩子哪懂这个？过去没有别的，就让孩子背，不背就打你！他慢慢背的多了就明白了。可是现在没那个环境，你不可能让他去背，他有更多可接触的东西。电视节目、手机游戏、多样的图书、同学之间的各种交流。后来发现还是西方这些东西，孩子接受起来更自然、容易。
主持人： 好，还有一点时间，我们下面接着来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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