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礼与收礼，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乾坤大挪移”
送礼与收礼，香港和内地之间的“乾坤大挪移”
白驹过隙，距离九七香港回归一晃就是二十年，而香港与内地密切的经济联系也已经持续了近四十年。观察这一经济联系，有个很妙的角度：“礼物”。谁在赠予，谁在接受？谁更依赖谁？梳理四十年大事不难发现：香港与内地“礼物关系”的重心逐步滑动，直至发生了180度的“乾坤大挪移”。
改革开放前
香港→内地：送时装、送电视
回归前的很长时间里，香港是个远比内地富庶的大都市。两地财富上的悬殊，最能从香港居民到内地探亲送礼的惯例中体现出来。在内地物资匮乏的年代，从香港送来的时装和电视，无不显示着香港经济的繁荣和优越。
改革开放初
香港→内地：送企业、教管理
香港对内地的馈赠不仅是个人层面“礼物”的赠予，更在于经济上对内地的积极影响。在内地对经济发展最渴求的时候，香港不仅送来了先进的科技与管理，更帮助内地找到了比较优势：大量的劳动力。
改革开放初期，香港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大规模北移，进入劳动力和土地成本低的珠三角。1978年，东莞虎门镇的太平服装厂与港商合作创办的太平手袋厂，成为全国首家来料加工企业。
珠三角是工厂所在地，而香港则扮演营销、物流和管理中心的角色。
改革开放后
香港→内地：优势不再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内地经济腾飞，香港和内地“赠予-受赠”的“礼物关系”，逐步发生变化。
首先，香港在珠三角的优势地位不再。珠三角的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迅速发展，使那些过分依赖低生产成本、却不注重研发升级的香港企业，逐步丧失了竞争力。
以问题最突出的电子制造业为例。内地公司联想、华为、中兴，跨国公司索尼、东芝、三星、摩托罗拉，以及电子制造服务商巨头富士康、伟创力和仁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纷纷进驻珠三角。香港企业无力与这些大公司竞争，中小港商只得与成百上千的二级电子制造服务商争夺微乎其微的边际利润。
与此同时，香港作为珠三角转运港的地位也有所下降。1995年，香港承担了珠三角80%的进口值和87%的出口值；而到了2000年，进口值下降到不足7%，出口值也下降到了30%左右。
金融危机后
内地→香港：经贸合作、旅游消费
香港回归、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事情起了更明显的变化。中央政府推行的各项“惠港政策”，增强了香港对内地的依赖，逐渐把香港变成了“礼物关系”的受赠方。
2003年，中央政府与香港特区政府签署了《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后又签署一系列补充协议。这就给香港送了一份“大礼”——提高内地与香港的经贸合作水平，从一定程度上促进了香港的经济发展。
而随着2002年取消内地访客限额、2003年赴港自由行开通，香港的旅游收入也大大提升。1991至2010年的20年间，内地赴港游客数量从875000人剧增至22684000人。仅在2010年，内地游客在港消费就达1000多亿港元，占香港全部游客消费的近70%。
现在
内地→香港：游客泛滥、房价上涨？
不过，这些可以被视作“礼物”的政策，在促进香港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香港社会带来了压力。除了到港旅游购物外，富裕的内地居民还到香港买房投资、求学和生孩子。
内地资本的注入加速了香港房价的上涨，大量游客涌入以及“水货客”泛滥，加剧了香港居民和内地居民之间的矛盾。抵制内地“炒房客”、游客、孕妇和“水货客”的行动时有发生。某种程度上，香港已经不那么吸引内地游客，与内地的关系，更演变成为了单纯的“礼物接受者”。
参考文献
- Alan Smart, Godfrey Yeung and Tai lok Lui. “Gift to a former mentor Hong Kong’s contribution to the rise of China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that rise for the current relationship.” Social Transformations in Chinese Societies 11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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