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清理共产主义

二十世纪是共产主义兴起和衰亡的世纪。值此世纪之交，我们有必要对这段历史予以认真清理。这种清理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格外重要，因为共产主义在中国还没有完全成为历史，因此我们的清理不仅有历史的意义，而且还有现实的意义。

提起对共产主义的分析批评，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本世纪以来，这种分析批评的文字已经十分丰富。不过我以为还不够，尤其是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的分析批评还相对贫乏。或许有人会争辩说，中国的共产主义根本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眼下我可以暂时不管这个问题，因为我试图清理的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不管它是不是“真正的”。

其实，对于中国的共产主义（也包括其他共产国家的共产主义）是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如换一种思考角度。我们不妨问一问，假如确有一种真正的共产主义，那么何以在现实中总不出现？为什么我们见到的总是冒牌货？假如有真正的共产主义，有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而现实的共产主义都是假共产主义，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国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都是假共产主义者，那又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在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国家中，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总是被排挤被打压被捉弄？为什么总是让那些假共产主义一类骗子占了上风？沿着这条思路下去，我们也许更容易发现，问题究竟是出在共产主义的真假上，还是就出在共产主义本身。

二、亚历山大、拿破仑是为了征服而屠戮，斯大林、希特勒、毛泽东和波尔布特是为了屠戮而征服

让我们先从《共产主义黑皮书》谈起。在1997年11月俄国十月革命80周年之际，法国出版了一部厚达八百多页的巨著《共产主义黑皮书——罪行、恐怖、镇压》。该书记叙了实行共产制度的各个国家以及发生于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革命运动，重点是共产国家的专制与暴力。黑皮书指出，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导致了一亿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其中苏联两千万，中国六千五百万，越南一百万，北朝鲜两百万，柬埔寨两百万，东欧一百万，非洲一百七十万，阿富汗一百五十万，拉美十五万，等等。按绝对数量，中国死的人最多；按相对比例，柬埔寨最高。当然，上述数字不一定可靠，因为许多国家的档案材料尚未公开。譬如中国的死亡数字，有人估计比六千五百万更多，大约在八千万上下。有人估计不到六千五百万，但一般认为不会低于五千万，因为仅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就超过四千万。

所谓非正常死亡，一是指遭受政治迫害而死，一是指由于统治者人为的饥荒被饿死。我们先讲第一种非正常死亡。

一讲到共产制度下的政治迫害，人们立即会想起层出不穷的政治运动：土改、镇反、三反五反、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等。其实，在共产中国，政治迫害并不只限于政治运动期间，它始终存在于每一个时期，只不过在政治运动期间表现得格外强烈、格外集中罢了。正如黑皮书序言作者古尔多瓦所说，共产国家是“把镇压变成制度，并在某些阵发的阶段将恐怖上升为一种统治方式”。

需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讲的迫害或镇压，是指共产党夺得政权之后的所作所为。历史上有过许多政治集团，为了夺得政权而进行血腥的战争，杀人如麻，不过一旦政权到手，一旦对手放弃了抵抗表示臣服，大规模的杀戮也就结束。共产党却不然。共产党不以夺得政权为满足，共产党把夺得全国政权只视为“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接下来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继续革命，还要改造世界改造人，于是就有了更大规模的各种名目的迫害和镇压。共产革命犹如一头贪得无厌的怪兽，先吃敌人，再吃朋友，后来吃自己。历史上其他的统治者，杀人是为了夺权，共产党却好象夺权是为了杀人。共产党在夺权之后杀的人，要远远超过它在夺权之前杀的人。这是一个最不寻常、也最为恶劣的事实。记住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评价共产主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破除五十年代神话

长期以来，对中共进行大规模政治迫害的罪恶事实虽然时有揭露，但总的来说还很不充分，很不完整。通常，这种揭露比较集中在文革时期，或者上溯到五七年反右运动。在不少人心目中，五七年之前的中共似乎还是很不错的。有这种错觉也难怪，因为以五七年为界，此后的迫害重点是对朋友对党内，此前的迫害则是对“敌人”。中共当局后来表示要全盘否定文革以及部份否定反右，但对五七年前的政治运动还不肯改口。有鉴于此，我打算就五七年前的政治迫害（如土改和镇反）说上几句。

直到今天，土改仍被不少人视为共产党的一大德政。在他们的印象中，中共在农村问题上的错误是从公社化或合作化时期开始的。其实不然。我们知道，中共的土改包括两个内容：一是无偿地剥夺地主富农的土地，一是给地主富农定上“阶级敌人”的罪名实行专政。固然，在四九年前的中国，土地资源的占有确实存在问题，由此也导致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相互之间的关系紧张，因而土改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问题在于如何改：是用暴力的办法还是用和平的办法？是无偿没收还是有价征购？

以国民党在台湾的土改为例，其做法是，规定给地主保留稍多的土地，其余的土地则由政府按一定价格征收，再分给别的农民，同时鼓励地主用出卖土地的钱投资。整个土改过程采用和平方式。这种做法表明，国民党政府基本上承认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它是在承认私有产权的基础上进行有限干预，更不曾把地主当做敌人。共产党的土改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的土改是对私有产权的公开否定和粗暴侵犯。“共产风”不是从大跃进、人民公社时才刮起来的。土改就是共产风，是充满血腥的一场共产风。共产党的土改是暴力土改，不到夺走了地主富农的土地，而且还要对被剥夺者“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其唯一的罪名就是他们曾经拥有过较多的土地。

根据阶级斗争理论，共产党发明了一种新罪名——阶级成份罪。一个人被定罪，不是因为他做过什么违犯法律的行为，而是因为他被划入某一阶级，定为某一成份。因为那个阶级从理论上被认为是“反动的”，因此所有被划入那个阶级的成员也就被认定是有罪的。在土改运动中，许多地主被处决，有些是在斗争会上被打死。侥幸生存者则从此堕入社会最底层，处于被劳改、被管制的悲惨境地。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他们都被当做当然的打击对象，其中又有多少死于非命。他们的子女也是黑五类子女中最不幸的一群。

地主富农是中共专制下最大的受害群体，估计总人数至少有两千万以上。1979年，中共宣布给地富摘帽——此时距土改已有三十年，绝大部份地富都已经死掉——据《北京周报》报道，被摘帽的地富还多达400万。土改中一共杀了多少地主富农？有人估计是100-200万，有人估计上千万。事后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一场土改，把中国农村的乡绅阶层彻底消灭。

关于镇反，注意，所谓镇反，主要并不是镇压反革命活动，而是镇压“反革命份子”。在这里，被镇压的“反革命份子”绝大多数其实并没有从事任何现行的所谓反革命活动。他们之所以被定成反革命份子，无非是因为在过去他们曾经是旧政权的官员，大部分只是比较低级的官员，不少还是“起义人员”。和历次镇压运动一样，当时，定“反革命罪”是十分草率的，滥杀妄杀更是司空见惯。不错，历史上也有过一些政治集团对已经投降归顺的敌人横施暴行的，如秦将白起坑杀四十万赵军降卒，但那通常都发生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不象共产党的镇反是发生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后。

说到对前政敌的镇压，通常是针对地位高、权力大的人，一般成员则不予深究。中共却好象反了过来，一方面镇压了千千万万个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员甚至普通成员，另一方面却又对那少量的头面人物作出宽大为怀的姿态，以显示共产党以德服人。这种反常的做法造成了强烈的效果。中共当局看来很清楚一般人都是感性大于理性。如果你杀的是名声显赫的大人物，哪怕杀得很少，由于它在人心中能造成生动具体的感性刺激，所以会给人留下深刻印象；如果你杀的是无名之辈，杀得再多，由于它在一般人心中只是抽象的数目字，给人的印象反而会很淡薄。

眼下也没有镇反运动被杀者的准确统计数字。有人说是几十万，有人说一、二百万。除去被杀掉的之外，还有更多的“反革命”被监禁、劳改、管制，其中被折磨致死者应不在少数。和地富一样，镇反中幸存的“反革命”在以后的历次运动中都在劫难逃，例如文革初期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红八月”，文革后期的“清理阶级队伍”、“揪出国民党残渣余孽”，对他们而言都是鬼门关。

四、文革中的几种政治迫害和自杀

杀人最多的运动当属土改，其次是镇反。反右运动中，至少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未听说有判处死刑的，但被折磨致死的估计也以万计。文革中死人很多，总数量可能超过镇反。其中可分为三种情况：

一是以政府名义直接杀人，比如在“一打三反运动”中，各地革委会就把许多“反革命”判处死刑；事实上，绝大多数被处死的“反革命”仅仅是持有不同政见而已。因为思想、言论而被定死罪的情况早就有，但以文革期间最多。

二是群众性的暴力迫害，把人打死杀死，文革初期的“红八月”和后来的“清理阶级队伍”即为典型。这种迫害致死的行为不是政府直接干的，而是群众或群众组织干的，但是得到当局的默许、纵容以至鼓励。这是一部份群众对另一部份群众单方面地施加暴力，由于施暴者在当时享有无可置疑的正统性，有整个政权作靠山，受害者不能或不敢进行任何自卫。在我看来，所谓政治迫害，严格地讲，应是指用政权的力量对其治下的个人或群体有意识地施加伤害。单纯的民间斗殴行凶不叫政治迫害。因为文革中群众性暴力迫害实际上不是单纯的群众的事，而是政权的事，所以它属于政治迫害。

三是不同派别的群众用武力方式彼此争斗，从动手动脚直到动枪动炮。尽管有的派别实力更强，后台更硬，但由于不具备绝对的正统性，换言之，对立派群众也有某种正统性，在政权内部也有一定的支持者或保护者，因此他们敢还击，敢有来有往，起码是敢自卫，所以形同战争。这种武斗死伤甚众，不过其政治迫害的性质要轻一些。

因迫害致死，除了被杀死被折磨死以外，还包括自杀而死。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有大量的人自杀。有的是不堪精神上的凌辱，有的是不堪肉体上的折磨。另有许多人自杀是以死明志，以死辩冤，以死证明自己绝非“反党反社会主义”。例如自杀身亡的邓拓和自杀未遂的罗瑞卿，在遗言里都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都叮嘱家人要跟着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这是一种很特殊的情况，它只发生在革命吞噬自己人的阶段。历史上也有过忠臣负冤自杀的例子，如屈原，但屈原至少还可以发牢骚，可见仍有不同。这种自杀的特点是，自杀者热烈地认同共产党，他们在先前也得到党的承认，被视为自己人，可是现在党指控他们是敌人，他们感到无比冤枉无比委屈，然而他们又不能去抱怨党，不能指责党搞错了，因为那样做很容易被理解为对党、对伟大领袖的怀疑、反对，无异于落实了自己的罪名。他们处在既不能接受党的指控，又不能反对党的指控的矛盾境地。于是，他们选择了自杀，以死表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表明自己的忠诚。

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的自杀依然引起共产党的震怒。在你看来，自杀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在党看来，你的自杀却是为了证明党的过错，证明党把你整错了。这就有损于党的无上权威，有损于伟大领袖明察秋毫的英明。共产党不关心你的清白你的冤屈，共产党只关心它的绝对正确绝对权威，所以党会震怒。党批评自杀者是“叛党”——因为你的生命属于党不属于你自己，你却敢不经过党的同意而擅自了结，故而是对党的背叛。党批评自杀者是“畏罪自杀”——这种批评不通，既然别人还没到死罪的地步，那怎么能说他是用自杀来逃避惩罚？党批评自杀者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总之，你自杀的结果非但不能向党证明你的清白忠诚，反而落实了你的罪名，甚至加重了你的罪名。

不难想见，由于党对自杀者采取这种态度，那很可能倒防止了更多的人自杀；既然自杀非但不足以保全名节反而会招致更严重的污损，非但无助于使亲人从困境中解脱反而会把他们带入更深的困境。认识到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如果说惊人庞大的自杀数字本身就让我们体认到共产党的极端残忍，那么，再考虑到可能有更多的人由于这种残忍甚至连自杀都不敢呢。

五、三年与两千年

以上讲的是政治迫害致死的情况，下面再讲一讲由于共产党人为的饥荒而饿死人的情况。

资料显示，在1959-1961三年期间，中国并未出现异常的自然灾害，三年大饥荒纯属人为的灾难。毛泽东出身农民，怎么会看不出亩产十万斤二十万斤是吹牛皮？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提出批评，与会者都知道讲的全是事实，但他们还是要附合毛泽东打倒彭德怀，把已经陷入饥荒的中国推向更大的饥荒。一个党要败坏到什么程度，一个制度要恶劣到什么程度，人民、特别是农民要被压迫被剥夺到什么程度，才能使这种旷古未闻的暴政得以发生？

上海学者金辉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字为依据作了深入研究，指出，在1959-1961三年期间，“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到四千零四十万”。陈玉琼、高建国两位学者在官方刊物《大自然探索》上撰文指出，综观中国历史，在1949年中共上台执政之前的“二千一百二十九年中，共发生二百零三次死亡万人以上的重大气候灾害，死亡了二千九百九十一万多人”。这就是说，中共的“三面红旗”，在三年之内饿死的人，就超过了“封建专制的旧社会”两千多年因自然灾害而死的人数的总和！

人命关天。在讲到共产中国的历史时，仍有一些人夸耀它的种种成就，如加速工业化，制成原子弹，人均收入的提高，平均寿命的增长，等等，等等。但是，面对几千万无辜死者的冤魂，这一切成就都失去份量。

六、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

共产主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只有法西斯主义可以与之相比。尽管许多人都同意，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同属极权主义，因此同样是恐怖，是灾难，但也有不少人认为两者还是存在区别，比较起来，共产主义似乎总要略好一些。就在苏东波之后十年的今天，我们又看到马克思主义的某种回潮，可见这里还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

有人讲过：纯粹的谬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混有真理的谬误。道理很简单，纯粹的谬误不可能吸引众多的信徒，因而不可能形成足以颠覆社会的巨大力量，混有真理的谬误却可能。我不赞成对共产主义采取简单否定的办法，因为那无助于我们吸取教训，反而容易在新的略加改头换面的邪恶面前再一次失去抵抗。

共产主义究竟和法西斯主义有没有区别？我们不妨对几种流行的观点试加讨论。

1.共产主义发源于对人类的爱，法西斯主义发源于对人类的恨。

此说很值得推敲。首先，我们不难找出大量材料，证明共产主义也同样发源于对人类的恨。譬如恩格斯就讲过，对我们来说，与其说爱，不如说恨更是必不可少。格瓦拉说：“仇恨是我们斗争的基本因素；对敌人的无情仇恨，驱使我们超越人先天所具有的种种生理的限制，把人转变成一个有效率的、暴力的、冷血的杀人机器。我们的战士必须成为这样的人，没有这样的仇恨就不能消灭残暴的敌人。”毛泽东的有关言论更多，国人耳熟能详，兹不赘述。另外，我们还可以找出中共的流行口号，如“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还有革命文艺，如样板戏《白毛女》中的歌词：“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冤要申。”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也许，比上述领袖语录和流行口号更有说服力的，是在共产主义教育下一般群众的行为和心态。众所周知，在每一次政治迫害运动中，群众都被教导、被煽动、被要求向迫害对象发泄仇恨。许多人都以极其夸张过火的姿态表现他们的仇恨感情，至少，你也必须掩饰或压抑你的同情之心和恻隐之心。尤其是在某些群众批斗场合，这种唯恐落于人后的仇恨表演往往达到难以置信的走火入魔的地步。在那时，一个人越是表现出有“刻骨仇恨”便越是受到称赞受到鼓励，反之则有“阶级立场不稳”的可怕嫌疑。可见在这里，仇恨被视为革命者的第一重要的品质和最高美德。由此我们完全可以说，共产主义也是发源于对人类的恨。

其实，象“共产主义发源于对人类的爱”这种话，若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讲出，多半是要挨批判的，因为它没有阶级性，朝轻处说也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绝不是正宗的无产阶级，绝不是正宗的共产主义。换言之，共产主义并不乐意承认它自己是“发源于对人类的爱”，这本身就证明“共产主义发源于对人类的爱”一说站不住脚。

从理论上讲，事情也很明白。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一样，都是把世界分成两个，分成“我们”和“他们”。对“我们”要爱，对“他们”要恨。共产主义不是只有爱没有恨，正如法西斯主义也不可能只有恨而没有爱。因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一样，也是集体主义，因此它不能只有恨而没有爱，否则它靠什么东西去凝聚“我们”呢？另外我们也都知道，在政治上，最能把人们连接在一起的往往不是彼此之间的爱，而是对某一对象的共同的恨。共产党和法西斯党同样是最紧密的政治组织，在其中，恨大于爱，恨比爱更为根本，应是不言而喻。

不过我们也要指出，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法西斯鼓吹种族至上，而共产主义宣布要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当然就是爱全人类。但遗憾的是，共产主义所爱的人类是抽象的人类而非具体的人类，因为它是指未来的人类而非现在的人类。依照共产主义理论，现在的社会还是阶级社会，现在的人类还分裂为对立的阶级。因此，现在还不能讲抽象的人类之爱，现在还不能只讲爱不讲恨，现在还必须强调恨。

当然，由于法西斯主义公开鼓吹种族至上，我们很可以假定，加入法西斯政党的人，或多或少都接受了种族主义。共产主义标榜解放全人类，因而投身共产革命的人里边，确实会有一些人是抱着对全人类的博爱之心。但问题是，既然他们加入了共产革命，从而也是接受了“我们”与“他们”的划分，因此他们也就难以拒绝所谓“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难以拒绝“无产阶级专政”，因此他们也就必须要学会恨，培养恨。凡是经历过参加过共产革命的善良人，谁没有经验过那种努力克服自己的“温情主义”，为自己不具有别人那么强烈的仇恨而暗自惭愧并力图掩饰的尴尬心理呢？既然善良的人们总是在压抑自己扭曲自己，既然唯有那些偏执狂热的人和邪恶残酷的人才能在这种场合下如鱼得水，那就怪不得善良的人再多却总是处于下风，邪恶的人虽少却总是能主导局势了。

七、战争与和平

让我们继续讨论和分析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异同。

2.认为法西斯主义比共产主义更凶残恶劣者有一条重要的事实根据，那就是，法西斯主义发动了世界大战，给全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西方国家和共产主义长期对峙，其间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局部的热战，但大体上双方只是冷战。

上述事实固然不容否认，但是我以为我们也不应夸大它的意义。

其实，共产主义也具有对外侵略扩张的内在冲动。共产党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坚称要把红旗插遍全世界。共产国家长期向外“输出革命”，而且都是输出武装革命，实际上就是挑起战争。文革期间，有些红卫兵偷越边境参加越共或缅共游击队，他们的行为纯系自发，但唯其如此，更证明这种以暴力革命方式“解放全人类”是共产主义本身的逻辑产物。

世上有很多主义，其信徒若是陷于狂热，差不多都会产生替天行道、对外武力扩张的冲动（想一想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不错，同是对外扩张，共产主义和纳粹还是有区别的。纳粹的原则是种族至上，它的对外扩张是征服，是自认高人一等，要别人臣服自己。共产主义的原则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把自己的对外扩张看成是解放，是解除别人的桎梏，让别国人民获得自由民主。然而问题在于，共产主义的对外扩张从理论上讲叫解放，在实际上却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因为共产主义标榜的自由民主实际上是共产党专制。这一点在东欧看得最清楚。苏联红军“解放”东欧，实际上是把共产制度强加给东欧。这种强加是如此明显，以至于它必须靠红军的坦克才能维持。一旦戈尔巴乔夫宣布放弃勃烈日涅夫主义，允许东欧各国走自己的路，东欧各共产政权立刻如多米诺骨牌一样纷纷倒下。可见，共产党的“解放”和纳粹的征服其实没什么两样。

顺便讲一讲输出革命与输出民主的区别。输出民主通常是指输出即传播自由民主理念，不一定是采取武力干涉的手段，但也有凭借武力摧毁别国的不民主制度，帮助别国人民在该国建立起民主制度。二战后，美国以占领者的身份在西德和日本建立民主制就是这种输出民主的例证。记得在五十年代时，中共竭力攻击美国实行帝国主义，把日本变成它的殖民地。不少中国人信以为真，很是为日本人忧国忧民。如今回想起来，能不觉得可笑吗？

尽管共产国家和纳粹、法西斯国家同样具有对外武力扩张的内在冲动，不过，发动世界大战的毕竟是纳粹，是法西斯，而不是共产党。在我看来，这与其说是由于主义的性质，不如说是由于地缘政治、军事力量对比以及其他一些具体条件。和国土辽阔的苏联与中国不同，德国和日本强调其生存空间不足，德国还有凡尔塞条约之辱，这使得它们的侵略冲动更为强烈。另外，同样是法西斯，不同的国家的态度也不尽一致。譬如，意大利卷入二战就并非完全出于主动，其中也有被德国牵连的成份在内，而西班牙则始终置身事外。

从军事方面着眼，法西斯国家（德国、日本）一度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是他们悍然发动战争的本钱。反观共产大国，如苏联、中国，在军事上从未获得如此优势。半个多世纪以来，美国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头号军事强国，它最早拥有核武器，最早拥有第二次核打击力量，最早拥有导弹防卫系统，并且在例如古巴导弹危机等关键时刻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倘若没有民主国家在军事上的超强地位，很难相信两大阵营的冷战不会爆发成世界性的热战。

八、关于自我改革能力

3.法西斯国家是被从外部武力击败的，共产国家基本上是从内部和平演变的。这是否意味着共产政权具有自我改革能力而法西斯政权不具有这种能力？

未必。法西斯国家也有从内部脱胎换骨和平演变的能力，例如西班牙，在佛朗哥去世后就走上民主改革之路，其过程甚至比共产国家的转型还来得更平稳。这并不奇怪，因为法西斯主义对传统的破坏不象共产主义那样彻底。在经济上，法西斯主义没有摧毁私有制，所以前法西斯国家在经济改革方面至少不象“把鱼汤变成鱼”那般困难。在政治上，法西斯主义保留了某些传统的政治形式，包括意大利，始终保留了国王，后来正是由国王出面罢免了墨索里尼的相位，以合乎程序的方式结束了法西斯专政。

从逻辑上讲，任何制度的社会都有从内部自我改革的能力或可能性，因为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这里所说的内部，是指社会内部、国家内部，不是仅限于政权内部、执政党内部，当然也包括政权内部、执政党内部；因为一个社会得以和平地完成制度转型，通常都是政权内部或执政党内部的改革力量与社会的或民间的改革力量良性互动的结果。

记得当年读《第三帝国兴亡》，我不禁想，如果希特勒不是急于发动战争，或者是在战争中克制一点，不急于在东西两线同时出击，纳粹政权的命运又将如何？德国人民的命运又将如何？法西斯主义比共产主义更短命，在很大程度上应是希特勒发动战争的结果。再说，一种极权制度比另一终极权制度维系的时间略长，完全可能出于两种截然相反的原因：或者是它稍好，或者是它更坏。以共产国家的情况而论，把最早结束共产专制、完成民主转型的波兰、匈牙利和至今仍拒绝民主改革、坚持一党专政的中国、古巴、越南和北韩相比，谁能说存在比较长的共产专制就是比较好的共产专制而不是相反呢？

九、“被遗忘的共产主义”

对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加以比较，在西方也是一个热门话题。我们知道，法西斯一词本是意大利的墨索里尼在1922年给他领导的那场夺权运动取的名字。它本来只是特指意大利的极权主义运动和极权政体，后来词义变宽，也包括德国的纳粹主义、西班牙的长枪党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本文中的法西斯主义是取其广义。

在去年一月号的美国《评论》杂志上，刊出了法国学者贝藏松（Alain Besancon）的文章《被遗忘的共产主义》。文章指出，共产主义和纳粹同样是犯罪，但是历史记忆对这两者却有轻重之分。西方舆论把纳粹视为十恶不赦并对其罪行穷追不舍，而对共产主义的性质却众说纷纭，很有一些人为共产主义进行辩护。另外，对共产主义犯下的罪行也缺少进一步的深入揭露批评，好象它已经被人们所遗忘。

按照贝藏松的分析，发生共产主义健忘症是由于以下几种原因：（1）纳粹战败后，其罪行被彻底揭露，公众对此多有了解；（2）犹太人坚持不懈，不断地揭露纳粹迫害犹太人的罪行，承担了传承历史记忆的职责；（3）西方人习惯与把纳粹和共产主义分成右与左的对立两极；（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民主国家与苏联结盟共同抗击纳粹，使得部份西方人失去了对共产主义的批判能力；（5）苏联舆论成功地建造了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两分法，按照这种两分法，苏联是社会主义，西方，甚至包括纳粹德国和法西斯的意大利都是资本主义；（6）共产专制摧毁了民间社会，消灭、驯化了思想精英，从而导致了共产社会内部思想能力的丧失，共产国家内部常常有对本社会的感性的揭露控诉，缺少有理性的剖析批评。（7）对共产主义的健忘加强了对纳粹的记忆，对纳粹的记忆加强了对共产主义的健忘。这又和西方的良心发现有关系，总希望在西方内部找出那个“绝对的恶”的根源。

贝藏松的文章引起强烈反响。美籍匈牙利裔学者何兰德（Paul Hollander）表示深有同感。何兰德抱怨说，纳粹早已声名狼籍，象“盖世太保”、“冲锋队”、“奥斯维辛”等词已经成了罪恶的代名词，但共产主义的名声却没有那么臭。布热津斯基（曾任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助理）补充道，西方人患上共产主义健忘症还由于：（1）纳粹是公开的反智的和反理性的；（2）共产主义的公开的无神论对西方知识界特别有吸引力；（3）纳粹是公开的、极端的反犹主义者；（4）一些西方人坚称自己过去误信共产主义是出于美好的理想主义，从而为自己开脱。

保加利亚的培特科夫（Vesselin？Petkov）指出：在前苏东各国，许多非共政治人物都曾经与当局暗通款曲，所以他们不肯推动彻底揭露当局的罪行。至于西方国家，考虑到转型一事在相当程度上仍掌控在前共产党人之手，为了让转型得以顺利进行，也不愿操之过急地追究旧账。培特科夫说，纳粹是被战败被打倒的，前苏东各国则是和平转型，共产党改弦更张，前共产党精英还占据要津，不可能把他们从公共生活中排除出去。加拿大的舒斯特（Nathan？Shuster）不久前刚访问了俄国，他发现受访者们虽然当年大都深受共产专制之害，但现在要为各种事情操心，前程茫茫，没精力再去挖掘共产党当年的罪行。

十、关于共产主义的魅力

在我看来，西方对法西斯主义深恶痛绝，主要是因为世界大战。事实上，直到希特勒首先侵犯西方，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面对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双重威胁，西方国家一般都是把共产主义的危害与威胁置于法西斯主义之上的。正是二战的爆发，才改变了西方对法西斯的态度。西方社会是法西斯对外战争的直接受害者，对法西斯的暴行有切肤之痛，刻骨铭心，而对共产主义的暴行则隔岸观火，故而容易淡忘。

另外，西方社会对共产主义罪行的“遗忘”也和西方左派的影响有关。西方社会有一批左派人物，由于对所在社会不满，出于“生活在别处”的心理，总希望能在其他社会找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因此容易对共产国家产生一厢情愿的幻想。共产主义一向以启蒙运动的继承者自居，以近代革命传统的继承者自居，也容易赢得左派的认同。

这就涉及到共产主义本身的魅力问题了。共产主义许诺在人间建立天堂实现大同，故而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理想主义者为之献身。然而，富于理想主义精神的政治理论并非只有共产主义这一家，因此，一个曾经投身共产革命的人不能只用理想主义的召唤为自己辩解，他还必须回答：在当年，为什么偏偏是共产主义成为他选择的献身对象？

共产主义之所以叫共产主义，是因为它主张“共产”，这是它区别于其他人间天堂或大同世界模式的关键之点。自从有文明以来，人类社会基本上就一直是私产社会。主张共产无异于从根本上颠覆文明，因此，许多人从一开始就认定共产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大敌而坚决反对之；有趣的是，基于同样的原因，也有许多人认定共产主义是打开一个崭新世界大门的钥匙。早在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在批判柏拉图的共产主义时就指出，由于当今绝大多数人都生活在私产社会中，他们发现这种社会里有许多罪恶，便误认为这些罪恶来源于私产制度本身，以为一旦实行共产，这些罪恶就可通通消除，人间就满是和睦与情谊。

于是就引出了一个堪称悖论的结果：正因为以前不曾有过共产社会，所以不少人容易对共产社会想入非非；越是在共产主义没有兑现过的地方，共产主义越是显得有魅力；一旦兑现，共产主义便信誉扫地，寿终正寝。在本世纪，因为共产主义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所以它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在这层意义上我们确实可以说，共产主义是被它自己打倒的，而且也只能被自己打倒。

共产阵营的土崩瓦解一度把迷恋共产主义的左派们从迷梦中唤醒，但没过多久，有些左派就又重新回到迷梦之中。近几年来，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又有某种小小的回潮。这也难怪，因为“希望”是超事实的。这些左派之所以不肯放弃对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幻想，是因为他们不甘心接受自由民主社会的现实，不甘心放弃彻底改造现存的西方社会和创造乌托邦完美社会的理想。如果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不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明天，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倒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明天，因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本身就已经是“历史的终结”；我们已经没有了明天，明天只可能是今天的重复——这岂不是太令人扫兴了吗？

所以，有些左派要重新捡起共产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问题是，在今天，共产主义理论、马克思主义已经不再有唤起群众、鼓动风潮的神通，它不再是、或很难再是一种政治力量，它几乎只剩下了所谓文化批判。它不再是自由民主社会的替代品，而只是自由民主社会的寄生物，寄生在它所反对的社会之上，从对方的生命获得自己的生命：只要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社会存在，那么，作为对这种社会的批判体系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理念也就总是显得有理，总会对某些人有吸引力，于是也就得以存在下去。

十一、共产主义加法西斯主义

争辩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哪一个更凶残更恶劣，也许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不过眼下中国的问题是，在共产主义彻底破产之后，中共当局越来越乞灵于法西斯主义。这种变化开始于“六四”之后。有识之士早就注意到，中国大陆在非共产主义化的同时，一方面出现了自由化民主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法西斯化的趋势。这几乎是在所难免的。政治害怕真空。既然中共统治者发现共产主义在不可遏止的后退、萎缩，而它又顽固地拒绝自由民主，它就只好借助于法西斯主义。

单从意识形态来看，今天的中共，已经很少再讲“解放全人类”，越来越强调民族至上、国家至上；口头上还在讲阶级，实际上更多的是讲民族。同样是反对自由民主，过去说它们是“资产阶级的”故而必须批判，现在说它们是“西方的”所以应该拒绝；同样是坚持一党专制，过去的理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现在更加上“中国国情”“中国特色”；同样是打击异议人士，过去是骂你“反党”“反革命”，现在是骂你“汉奸”“卖国贼”；同样是压制民间社会剥夺人民权利，过去是强调“党的一元化领导”，强调“党领导一切”，现在更强调“秩序”，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如此等等。

我们知道，除开中国，在前苏联和东欧的某些地方也出现了类似的变化，在那里，某些前共产党领导人摇身一变，在放弃了共产主义旗号的同时又举起了极端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大旗。不同的是，在其他地方，共产党的专制毕竟已不复存在，由前共产党脱胎出来的法西斯势力，有的没有掌权，有的虽然掌了权，但对社会的控制还比较有限。这就不象中国。在中国，不是共产党专制瓦解，法西斯主义抬头或取代，而是法西斯给共产党专政输血，是共产主义加上法西斯主义。

在讲到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时，夏伊勒（《第三帝国兴亡》作者）告诉我们，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不能和德国的法西斯相比。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徒有其表，因为意大利人太老于世故了。夏伊勒的这一批评无疑更适用于中国。在犬儒病大肆流行的今日中国，首先，是精神掏空、腐败到家的中共自己，究竟还有多少激情多少元气能象模象样地搞法西斯主义？中共的法西斯化，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转向，不如说是病急乱投医，捡到篮子里就是菜。当然，我们也不能因此而对它掉以轻心。中共试图借用法西斯主义重新强化业已衰败的共产极权专制，固然不足以对世界文明造成威胁，但却能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因此，我们不能不警惕，不能不抵制。

十二、清理共产主义并非易事

即便在今天，清理共产主义也并非易事。原因很多，我这里只讲几点。

首先，是对共产暴政的揭露和批判还很不充分，这在仍处于一党专制下的中国尤其如此，甚至在海外留学生中，一谈起中共五十年来的所作所为，许多人仍然不假思索地重复共产党宣传的陈腐谎言。此理甚明，无须多论。

其次，虽然在今天，国人对共产党犯下的累累罪恶并非懵然无知。通过种种渠道，官方的、非官方的、“合法的”、“非法的”，一般人对共产党的罪行都已经具有了一定的了解，然而，对一个问题有所了解是一回事，由此而形成的整体印象却很可能是另一回事。国人对毛泽东的态度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过去几十年间，共产党用尽一切手段——包括一切感性的手段——在我们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一个无比伟大光辉亲切慈祥的美好形象。后来，我们通过读书、谈话和思考等纯粹理性的方式终于了解到认识到毛的种种罪恶，但原先那个被刻下的美好形象却未必能够一下子就被克服、被改变。本来，在理智上许多人都知道或应该知道毛是暴君，但在感情上他们往往对毛恨不起来；许多人既然是感情支配理智，因此，当他感到对毛恨不起来时，他很可能就会认为毛并不算暴君。就以所谓老三届为例，这代人本来是毛泽东暴政下最典型的牺牲品，但提起毛来，不少并非有自虐症的人仍对之崇拜有加。就象被老奸巨猾者欺骗愚弄的情人，后来已经多少知道自己被欺骗被愚弄了，当年那份感情却凭其惯性而还在。这当然和当局始终压制限制批毛有关。

另外，如众所知，共产暴政是群众暴政，它利用和胁迫群众参与它的犯罪行为（其实，共产暴政最恶劣的一点就是它对群众的利用和胁迫），这就使得我们自己和那些罪行纠缠不清。因为我们很难否定自己，所以我们也就很难彻底地否定这些罪行。我们总是倾向于用善良愿望和理想主义来解释自己当年的行为，因此也就有意无意地粉饰了那些罪行本身。

再者，国人有一个普遍的认识误区，用程映虹先生的话讲就是：“我们曾经完全用唯‘心’的标准——即只看是否涉及某种抽象而崇高的理念——来定义善；又完全用唯‘物’的标准——即仅凭是否与物或物欲有关——来定义恶。”过去有皇帝穷奢极欲，致使民生艰难，我们一听就怒不可遏；毛泽东推行大跃进人民公社，饿死四千万人，我们却以为情有可原，是好心办坏事。共产主义造成的祸害再大也总能得到辩护，只因为它不是为物欲而是为理念。殊不知，理念的暴政才是天底下最恶劣的暴政，用自己的一套理念去占有、去奴役众人心灵者才是人世间最残酷的暴君。这层道理参透了，对共产主义的认识才算彻底了。

80年代的德国，史学界有人提出要研究纳粹德国时期的日常生活史，他们认为只集中于研究纳粹的罪行和野蛮会给人们造成一种片面的、被扭曲的图像。那时候，大多数德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其实还是很正常的，他们平时忙于各种生活琐事，很少卷入政治，很少卷入政权的罪恶，甚至对这些罪恶都不大知情。这派观点不消说受到了很多批评。在我看来，上述观点并不奇怪。在不正常的社会中长期生活，人们会对不正常习以为常。譬如纳粹迫害犹太人或中共逮捕异议人士，这当然不是正常社会应有之事，可是许多民众早已见惯不经，习焉不察。你若向他们问起对此事的感受，他们或许会说没什么感受，因为他们不关心，也觉得此事与己无关，或者干脆不知道。再说，不正常的社会也不可能是对一切人、在一切方面都不正常。我相信，就在史称最黑暗的时代，也并不是没有“阳光灿烂的日子”。因此，恰恰是生活在不正常时代、不正常社会中的人们自己，反而不容易对自己身处的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有强烈的不正常的感觉。这和我们从旁观察判断别的时代别的社会时大不相同。譬如我们心目中的纳粹德国，就主要是由《辛德莱的名单》一类图像组成。这种图像必然是简单化的的，它当然和我们对自己社会的无限复杂多面的感受和印象不一样，所以我们很难相信两者是一回事。

还有所谓极权主义怀旧病。记得在苏东巨变方起之际，世人莫不弃共产主义如敝屣，可是其后不久，由于在转型过程中遭遇挫折，各地又都发生了对极权主义的怀旧情绪。于是不少人认为，其实，自由民主并不象原先想的那么好，共产制度也不象一度说的那么坏。应该承认，深受专制之苦的人容易对自由民主抱有过分浪漫的期待，一旦接触实际便不免有所失望。但极权主义怀旧病是另一回事。我们知道，怀旧病的轻重程度和转型过程中遭遇挫折的严重程度成正比；也就是说，转型越不顺利，人们越容易怀旧。可是，转型的受挫折程度又分明和先前极权统治的严重程度成正比。这就导致一种奇特的结果：譬如说，正因为苏联的极权统治比东欧更恶劣，因此前苏联的转型更困难，到头来那里的人们越容易怀旧，也就是越容易对先前的极权统治产生某种怀恋。

好在俄国东欧都还是和平转型，要是暴力革命、天下大乱呢？有道是“乱离人不如太平犬”，那岂不会更使得一般人怀旧？然而，正是那种最恶劣的极权专制政权，才最可能把社会推向暴力革命或天下大乱的境地。这就是说，越恶劣的专制政权——由于它灾难性的后遗症——反而越可能在后来被人们怀恋。可惜的是，不少人恐怕不容易弄清楚这中间的因果关联。

十三、更多的感性揭露，更多的理性批评

据联合国统计，自1995年至今，北朝鲜的大饥荒已经持续了四年多，饿死的人数高达两百万到三百万。

这事似乎很费解，中国的大饥荒殷鉴不远，为什么北朝鲜还要重蹈覆辙？其实，这个问题首先该问中共，三十年代斯大林强行推进农业集体化，已经造成了一次空前的大饥荒，毛泽东为什么还要明知故犯？过去，共产党在为自己的错误辩护时，总说那是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前无古人，没有经验，所以难免走了点弯路。可是，各共产国家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犯同样的错误，这又如何解释？

从远处看，你也许会认为，共产党犯下的错误主要是因为真诚地相信教条，是“理性的过度自负”（哈耶克语）；可是从近处看你不能不发现，共产党犯的有些错误竟是如此之荒谬，简直不可理喻。我以为，要深入分析和批评共产主义，我们有必要去分析和批评共产党的行为方式，分析和批评支配其行为的政治心理或心态，也要分析和批评在共产党治下的民众（包括知识分子）的行为特征与政治心态。

《饿鬼》（Hungry Ghosts）一书作者贝克（Jasper Becker）针对三年大饥荒提出问题：为什么很少有饥民造反？就算中国老百姓缺少为自由抗争的传统，到了没饭吃，活不下去的时候总还是要揭竿而起的。三年大饥荒史无前例惨绝人寰，为什么偏偏没多少人造反？贝克把厚厚三大卷的《文化革命的起源》（麦克法夸著）认真读了一遍，说他还是对文革的起源不知其所以然。贝克搞不懂刘少奇，他不是第二号人物么？让毛泽东步步紧逼，迫害至死，怎么就束手就擒，坐以待毙，毫不反抗呢？莫非他真是修养到了家，只知遵从纪律？他难道没看见这套纪律毛自己早就打破不遵了吗？如果是对领袖愚忠，他难道不明白忠于领袖和忠于党和忠于人民不全是一回事吗？贝克更搞不懂那帮党的高级干部们，明知全国都在闹饥荒，到处都有人在饿死，他们却还在那里郑重其事地开会，发出一篇篇决议，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共产主义就要在中国实现——“这都是些什么人啊？”

贝克提出的这些问题，既不算新鲜，也谈不上格外深刻。可是，我们是否能够给出严肃细致的答案？近些年来，国内出版了不少老干部的回忆录，透露了若干以前罕为人知的内幕消息，但有关当事者的心理心态却仍是一片空白。严重的问题是，从毛时代到邓时代再到如今的江时代，虽然中国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原有的政治体制基本没变，相应的政治心理政治心态也变化很小，只消看一看镇压法轮功事件就够了。

在中国，对共产制度的感性揭露犹嫌不足，理性的剖析批评就更加贫乏。但愿我这篇文章能引起有识之士对这两个问题的深刻关注。

《犬儒病——当代中国精神危机》
出处：胡平文集（博大出版社　200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