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溃而不崩：对中国前景的一种分析
（本文系作者为即将出版的专著《中国：溃而不崩》撰写的序言）
从《中国的陷阱》到《中国：溃而不崩》这本书的出版，其间中国经历了极其重要的20年，本人的生命轨迹也被硬生生地截成两段。这20年当中，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也发生了巨大变化：先是欢迎“中国与国际接轨”并“和平崛起”，继而惊觉中国已经成为新的“独裁者俱乐部”领导者，中国存在种种巨大的社会危机，于是开始担心中国崩溃。
本书的分析是：中国不会真正崛起，但也不会像某些人预测的那样，很快陷入崩溃。所谓“溃而不崩”的立论，也非作者现在的看法。早在2003年，我就在《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提出这个概念 [1] ，当时指出的是：在未来可见的20-30年内，中国将长期陷入“溃而不崩”的状态。所谓“溃”，指的是社会溃败，包含生态环境、道德伦理等人类基础生存条件；“不崩”，指的是政权，即中共政权不会在短期内崩溃。本书的预测是今后10-20年，中国将继续保持这种“溃而不崩”的状态。
一、国际社会看中国：从“和平崛起”到中国衰落
从2015年开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看法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繁荣论”一下变成“崩溃论”。引发这轮话题的人物是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The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简称GWU或GW）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他是华盛顿著名的亲北京学者，“拥抱熊猫派”的主力人物，被誉为“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从长期鼓吹“中国和平崛起”突然改为认同“中国崩溃” ，尽管他几个月后又把自己的最新结论从“崩溃”修改为“衰败”，但他的这个“两极跳”动作在北京与美国引发的反响，与多年前美国章家敦（Gordon Chang）那本《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ollapse of China）不一样，由于沈大伟的权威地位，他对中国认知的转变，对美国的中国研究界甚至华府外交圈的影响都很大。
我早在2009年 就指出：当时中国经济已进入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标志是外资大量撤出中国，世界工厂开始衰落，中国政府不得不推出耗资4万亿（约合5,860亿美元）资金的救市计划，扶持不应该扶持的“铁公鸡”（指铁路、公路、基础设施等项目），将造成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沈大伟先生的观点发表之后，我重申了自己2003年就提出的观点：沈大伟列举的将导致中国崩溃的所有因素，早就在中国出现，但近期内并不会导致中共政权垮台。中国的现状与未来是在“强大”与“崩溃”之间的“溃而不崩” 。
2016年《大西洋月刊》发表了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采访《“奥巴马主义”》（The Obama Doctrine）。奥巴马认为，一个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理由如下：“如果中国失败，如果未来中国的发展无法满足其人口需求进而滋生民族主义，并将其作为一种组织原则；如果中国感到不知所措而无法承担起构建国际秩序的责任；如果中国仅仅着眼于地区局势和影响力，那么我们将不仅要考虑未来与中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更应知道，我们自身也将面临更多的困难与挑战” [2] 。发表这些看法时，奥巴马入主白宫七年多。他当年初进白宫之时，对中国的了解限于皮毛，这些年经历了不少“中国风、亚洲雨”，对中国的认识的“成绩单”还算不错。
中国这个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因其政治专制体制，始终让世界不安，但引起不安的原因却在变化。国际社会曾经担心过许多问题：先是“谁来养活中国”（指粮食危机），2003年开始担心“中国崛起”威胁世界和平，现在则担心中国衰落拖累世界。至于拖累的方式，预测有多种多样，中国人自己设想过的有“黄祸”（即中国人口因灾难流往全世界）之类，奥巴马提到的“用民族主义组织民众”，与中国鹰派鼓吹的“持剑经商”相类似。
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观察时常大起大落，直到前年还有研究坚称，中国在2030年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但从去年开始，又纷纷讨论中国将要崩溃了。从预期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强大经济体，到中国行将崩溃，这中间落差实在够大。之所以产生这种巨大落差，是因为对外部观察者来说，中国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部分源自他们对中国的不了解，部分源自中国政府在国际社会中很少按规则出牌。
二、中国看自身：从输出“中国模式”到应付内部危机
北京其实比国际社会更早认识到内部危机，这从中国的对外宣传重点的变化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2009年以前，中国政府对本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比较乐观；从2009年开始，它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2003年底，中共理论界的三朝元老郑必坚曾提出“中国和平崛起”之说，成为国内外关注热点。美国《外交季刊》2005年9-10月号上发表他的文章《中国和平崛起》，接下来短短三年内，中国的对外宣传口径由“和平崛起”转变成要以“北京共识”（the Beijing Consensus） [3] 取代“华盛顿共识” （Washington Consensus），要向世界输出“中国模式”，而且获得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高调响应。一时之间，居然营造出“中国模式”行将被发展中国家接受之势。
2009年中国的GDP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当时中国政府对未来的评估已变得比较谨慎，称中国在许多方面还是发展中国家。2011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一份报告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将在5年后超越美国，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美国时代”已接近尾声。中国方面立即由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出面，发表文章反驳IMF的这份报告，声称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还很落后 [4] ；不久，中国官方新闻社又发布消息表示，IMF使用购买力平价的计算方法得出上述结论，并不准确 [5] 。中国政府之所以不肯接受“世界第一经济大国”这顶高帽，是因为高层已经开始担忧中国将出现经济困难，也深知导致这些经济困难的因素都是无法克服的内在疾患。
细心的中国观察者也许会注意到，从2009年开始，中国政府停止了“和平崛起”的对外宣传策略，“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这类高调宣传偃旗息鼓；取而代之的是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说法，“中国一不输出革命，二不输出饥饿和贫困，三不去折腾你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6]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一直集中精力应付国内问题。从2012年起，习近平就忙于应付中共高层内部激烈的权力斗争，直到2015年，他总算将周永康、令计划等一批高官送进监狱；紧接着，中国政府又开始应付企业倒闭引发的失业潮。此后，习近平逐步加强社会控制，凡批评中国政治与管理体制的言论，一律严厉打击，有名声的政治反对者被陆续抓捕。其中最受国际社会诟病的是取消各种外国资助的中国非政府组织（NGO），许多外国机构被点名，意在恫吓那些使用海外资金的中国NGO成员，连政治上并不敏感的女权项目也被停止。迄今为止，共有3百多位维权律师与维权人士被捕。在这种日益紧张的恐怖气氛中，2016年3月上旬，美国、加拿大、德国、日本及欧盟等各国驻京大使联署致函中共公安部长郭声琨，就中国新的《反恐法》、《网络安全法》及《境外非政府组织管理法（草案）》表达关注及忧虑，希望中共放松压制，但这种关注几乎没起任何作用。
三、国际社会的隐忧与中国的前景
奥巴马担心中国“滋生民族主义”，只是道出了国际社会的一半担忧，另一半担忧则藏在舌头下面，那就是担心中国通过对外军事扩张，转嫁人口危机，如同涌向欧洲的叙利亚难民潮。这担忧不无道理，随着中国经济的衰退，中国的城乡失业人口高达3亿多，占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的三分之一。
经济衰退之后，中国当局与人民之间原有的“面包契约”难以为继，从2015年开始，黑龙江双鸭山煤矿工人以及各地国企工人的大规模抗议，口号就是“我们要吃饭”。国际社会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麻烦除了中共专制政府之外，还有一个，即谁能为数亿失业人口找到工作？“中国的崩溃”这个问题之所以从2015年开始再度浮出水面，乃因西方观察者隐隐意识到：众多民主国家同样面对高失业问题；中国的人口、资源与就业等问题，即便中国实行民主化，仍然是难以解决的难题。这就是奥巴马说“衰落的中国比强大的中国更可怕”的现实前提。
“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让全球看到两个问题：第一，秩序的破坏远比秩序的重建容易；第二，全球范围内已经产生的2.44亿难民，正在成为全球治理的核心问题。 [7] 自2015年以来欧盟面临的叙利亚难民危机证明：开放的民主社会、脆弱的福利系统，在几百万外来难民潮的冲击下难以自保。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国家自古以来，除了很少的年代，比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之外，大多时候都与灾荒、饥馑相联系（有兴趣的可查阅孟昭华，彭传荣所著《中国灾荒史》）。中国自从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间以透支生态与劳工健康、生命和福利为代价的经济发展，确实让中国人吃饱了饭。笔者将这称之为中国统治者与老百姓之间达成的“面包契约”，即政治上剥夺老百姓各种权利（rights），但承诺发展经济，让老百姓能够就业，衣食住行得到基本满足。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国际社会曾认为，可以通过促进中国的经济发展进而促成中国的民主化。美国在比尔·克林顿任总统时期曾确定一个长达十年的对华法律援助计划，并在2003年开始付诸实施，就是希望通过中美间的法律合作促进中国的法治建设，最后促进中国的民主化。
从2005年“中国和平崛起论”出现之后，国际社会担心“强大的中国对国际社会将形成威胁”，现在则变成“衰落的中国比崛起的中国更可怕”，10年之间，对中国的观察研究绕了一圈，又回到原点。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看法，并非他个人的看法，代表了华府政治圈现在的看法。根据本书作者对中国的长期研究与了解，中国从来就没有超过美国的可能性，但只要中国没卷入不可控的外部冲突，短期内也不会崩溃。
四、中国的崛起与衰落的共同根源：共产党资本主义
2016年，中国的各项经济指标表明，其经济已经明显陷入长期衰退。但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re）于2016年5月公布的民调仍然显示，有一半美国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对于美国是一个主要威胁，更有四分之一的人把中国看成是美国的对手。 [8] 世界上绝大部分国家，特别是中国周边邻国，都希望崛起的中国能早日走上民主化道路，在国际事务当中基本上按照国际规则行事，与周边国家减少冲突，形成一种共同繁荣的友好关系。但是，中国会走上民主化道路吗？中国的经济繁荣到底是促进政治民主化，还是会强化共产党的专制？这不仅关系到中国的前景，也关系到中国周边国家未来的安全。
整个世界，包括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著名国际机构，似乎都对中国经济的前景充满憧憬，不少国家都希望搭上中国经济这趟“快车”。但是，如果你每年年初都到中国的经济类网站上搜集信息，就会很惊讶地发现，从2008年开始到2016年，几乎每年年初中国经济媒体都有这样一条新闻，除了年份不同，标题的内容几乎相同：“今年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发表这个看法的，有时是总理本人，有时是著名经济学家。 [9] 对乐观的中国观察者来说，也许认为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但了解中国经济实际情况的人却明白，中国连续9年在担心可能出现经济最困难的局面，并非中国政府及学者低估本国的经济发展，而是中国经济有许多问题，除了产业结构畸型之外，社会分配不公导致内需不足，更是中国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的主要原因。
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中国一直在推行经济改革，即改变共产党政权原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不再坚持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经过近40年改革，在中国出现了一种共产党政权与资本主义“结婚”的政治经济制度，即中国模式，成为冷战结束后世界现代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将其称之为“奇迹”，是因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圣经” ——《共产党宣言》斩钉截铁地宣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无产阶级组成的政党——共产党——将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那么，该怎样来认识中国经济改革产生的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呢？本书作者把中国这种独特的政治经济制度称为“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 [10] 。
所谓“共产党资本主义”，就是专制政权之下的权贵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中国模式是它的好听说法。它意味着，以消灭资本主义起家的共产党，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失败之后，改用资本主义经济体制来维系共产党政权的统治；同时，共产党的各级官员及其亲属，通过市场化将手中的权力变现，成为企业家、大房产主、巨额金融资产所有者等各种类型的资本家，掌握了中国社会的大部分财富。这种利益格局，使红色权贵们需要维持中国共产党政权的长期统治。因为只有中共政权才能保护他们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并保障他们通过政府垄断的行业继续聚敛巨大的财富。
理解了“共产党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才能理解20多年之间，中国从繁荣走向衰败这一过程，其实是中国模式的宿命。如同我当年在《中国的陷阱》 [11] 一书中指出的那样，中国的改革路线就是以权力市场化为特质，这一模式被称为中国模式，即极权政治+资本主义。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与一度繁荣，是推行共产党资本主义之功，因为这种模式便于政府集中一切资源，不惜透支、污染生态环境，罔顾民生与人民健康，用掠夺方式迅速发展经济，打造出世界上最快的GDP增速，同时也让红色家族成员与共产党官员大量掠夺公共财以自肥；而中国经济的衰退，也由共产党资本主义造成，因为这种模式造成腐败蔓延，在短时期内造就大量世界级中国富豪的同时，也生产出数亿穷人，当中国富人与富裕中产满世界购买奢侈品时，许多穷人连满足日常生活需求都极为困难，这种严重的贫富差距，不仅让中国社会各阶层之间产生巨大的身份裂沟，还制造了弥漫全社会的社会仇恨。如今繁华散尽，收获苦果的时候到了，中国人面对的是雾霾、毒地与污黑的河流、干涸的湖泊，以及数亿没有办法获得工作机会的失业者。
所谓“溃而不崩”是指中国长期陷入这样一种状态：任何社会都有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一是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比如水、土地、空气等的环境安全；二是调节社会成员之间行为规范的道德伦理体系；三是社会成员最起码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就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四是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即从法律与制度层面对社会成员施加的一种强力约束。上述四者，中国现在只剩下政府的强管制，其余三大生存要素均已经陷入崩塌或行将崩塌。更悲观的，除了第四点即政治制度，可以通过变革在短期内改变调整之外，前三个中国社会的长期生存要素，并不能通过政权更替在几十年内有根本改观。 [12] 由于中国政府集中所有资源用于“维稳”，中国民众因缺乏自组织能力，有如一盘散沙，无法与中共这块巨大的顽石抗争，因而中共政权在20-30年内不会崩溃，中国社会将长期处于“溃而不崩”状态。这个过程是中共政权透支中国未来以维持自身存在的过程，也是中国日渐衰败的过程，当然更是中国不断向外部释放各种负面影响的过程，比如中国人口迁往世界各国、环境污染外溢、制造对外冲突以转移国内矛盾等等。
五、共产党资本主义培育出盗贼型政权
迄今为止，全球已有包括俄罗斯、巴西、新西兰、瑞士和澳大利亚等在内的81个国家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那么，一个实行市场经济、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中国，是不是也会和地球上绝大多数国家一样，形成公民社会，用民主制度代替专制制度？吊诡的是，中国政府并不打算走上民主化道路，从2005年以来，无论是胡锦涛当政还是习近平当政，中国政府多次明确表示，绝不考虑采用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之所以会如此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是因为中国政府已经堕落成为一个盗贼型政权，并且集中了当今世界上所有盗贼型政权的恶劣特点。
美国政治学者曾将非洲、南美以及南欧等国的腐败政府称之为“盗贼型政权” ——用“盗贼”借喻贪婪无耻掠夺公共财与私人财的统治者，恰如其分——并将之划分为四种类型。受贿者集中于高层的有两类政权：一类是政府与企业财团形成了双边垄断；另一类是“盗贼统治”的国家。受贿者分布于政府中低层的也有两类政权：一类是因为资源分配的关系导致行贿呈螺旋式上升；另一类是黑手党控制的国家。这些臭名昭著的盗贼型政权包括：1954－1989年统治巴拉圭的阿尔弗雷·德·斯特罗斯纳政权、1965－1997年扎伊尔的蒙博托政权、1957－1986年间海地的杜瓦利埃家族政权。 [13] 这些政权因其高度腐败，官员肆意掠夺公共财及民财，其治下民不聊生，最后都被推翻，无一有好下场。
中国现政权集中了上述几类盗贼型政权的特点：受贿者遍布政府高层与中低层，即使是一个小小的政府公务员，也莫不利用手中权力寻租。当今世界上许多“盗贼型政权”采用过的掠夺手段，莫不在中国出现，择其大端列举如下：
其一，产业管制成为官员们个人寻租的手段。只要某个行业有利可图，该行业的许可证就成为官员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例如：煤矿、金矿与其他各种矿产的准入制度都成了为官员们生产财富的金牛；而中国因此也成了世界上矿难最高、因滥采滥控而导致环境严重污染的国度。
其二，土地的国家垄断成为权势者获利渊薮。中国各级官员像一群通过转手倒卖牟利的地产中介商，政府凭仗权力逼迫老百姓搬迁，以便把土地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牟利。中国官员因贪腐被查，很多都与土地有关 [14] ；中国的富豪中房地产商占比非常高 [15] 。
其三，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成为国企管理层和地方政府官员发横财的巨大“金矿”。山东省诸城市市长陈光，因一口气卖光了该市272家国有企业而获得“陈卖光”的绰号，被誉为中国“国企改革第一官” [16] ；而“陈卖光”因此积聚大量财富，最后挟款潜逃，至今不知躲在世界上哪个角落。整个中国，国有企业负责人犯罪成为腐败案件的主体部分，比如2004年国有企业管理层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部分都与国有企业改革有关。2014年习近平推行大型国企的反腐运动，一年之内逮捕了115名国企高管，包括全球巨头如中石油、中国南方航空、华润、一汽和中石化的众多高管在内 [17] 。
中国至今改革已近40年，但永远处于改革未完成状态；每次改革都成为权势者汲取财富的有效管道，诸如国有企业私有化、证券市场建立、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每一次改革几乎都使一批官员成了富翁。习近平上台以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用反腐败作为打击政敌的手段，同时也加强了对官员们的约束。官员们认为，这样的政策断绝了自己的财路，采取懒政、不作为以应对之。
红色中国现在早已沦为共产党精英的私产，统治集团不断对外宣布要保持红色江山永不变色。但是，上述强盗式掠夺行径的泛滥，导致广泛而严重的社会不满，使这个政权面临政治高风险状态，维持稳定就成了统治集团的集体梦呓。由于担心掠夺来的财富无法经受政权更迭的风险，中国的政治精英都偏好移民他国，而中国则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外逃国。 [18] 中国政府为了保护统治集团的利益，动用所有的社会资源来维持政权的稳定，这是中国的维稳费用（社会安全开支）多年来直逼军费的原因 [19] 。 中国政府依靠严厉的社会控制和政治高压，试图将所有形式的社会反抗消灭于萌芽状态。可以这样说，现阶段社会底层的严重不满及各种群体性事件，以及互联网上一些清算共产党官员、称“民主化之后杀你全家”的极端言论，只会加强中共维护统治的决心，但不会促使中共实现温和的民主化转型。
中国现在正面临一系列几乎不可克服的经济社会难题，因此今后20年内中国很可能处于一种衰败（decay）状态。如果说，美国自2008年之后的经济走势是U字型，那么中国走的就是L型，在L下面那一横还将持续下滑。自邓小平之后，中国政府的政治逻辑是：经济发展良好、社会稳定，说明中国模式有效，不需要改革；经济衰退、人心不稳，则维持稳定是第一要务，这种时候的政治改革只会让政权面临危险。中国现任政治局常委王岐山常向朋友及属下荐读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 [20] ，就因为他对“托克维尔定律”有深刻的感悟：一个坏的政权最危险的时刻并非其最邪恶之时，而在其开始改革之际。在这种“改革是找死”的思维支配下，中共将继续维持专制而非走上民主化道路。为了保住政权，中共深知防范经济危机是根本，维持金融稳定更是关键战役，针对中国影子银行系统多年积累而成的各种定时炸弹。在短短不到一年时间里，从2016年8月开始的外汇储备保卫战（货币维稳），到2017年2月开始的金融整顿，再到6月的“防经济政变”，将几位大规模转移资产至海外的中国富豪逐个拘捕（肖建华、吴小晖）或禁止出境（王健林） [21] 。 这些防范措施，表明中共统治集团对其持续执政面临的危机，已经按部就班地作出各种应对方案，将极权政治从内部崩溃的可能性降低到尽可能低的程度。
[1] 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夏季号，第4-41页。
[2] Jeffrey Goldberg, “The Obama Doctrine,” The Atlantic , 2016 spring issue, http://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16/04/the-obama-doctrine/471525/
[3] Joshua Roma, “ The Beijing Consensus ”, Foreign Policy Centre , May 11, 2004，http://fpc.org.uk/fsblob/244.pdf
[4] 马建堂，《全面认识我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人民日报》，2011年3月17日， http://theory.people.com.cn/GB/14163201.html
[5] 《中国GDP总量5年超美引争议，算法不同致“被提前”》，中国新闻社，2011年4月29日，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1/04-29/3006733.shtml
[6] 《2009年习近平出访墨西哥期间对当地华侨的讲话》，BBC，2012年2月12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trad/indepth/2012/02/120210_profile_xi_jinping.shtml
[7]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促进移民健康》，2016年4月8日， http://apps.who.int/gb/ebwha/pdf_files/WHA69/A69_27-ch.pdf
[8] Pew Research Center, “Public Uncertain, Divided Over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Growing Support for Increased Defense Spending,” May 5, 2016, http://www.people-press.org/2016/05/05/public-uncertain-divided-over-americas-place-in-the-world/
[9] 《每一年，都是“最困难”的一年》，经理人分享，2016年1月6日， http://www.managershare.com/post/227834
[10] Xiaonong Cheng, “Capitalism Making and Its Political Consequences in Transition—An Analysis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s Communist Capitalism,” in Guoguang Wu and Helen Lansdowne, eds. New Perspectives on China’s Transition from Communism ,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Nov.2015, pp.10-34.
[11] 何清涟，《中国的陷阱》，香港：明镜出版社，1997年9月；《现代化的陷阱》，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3月；日文版，《中国现代化的落穴》，东京，草思社，2003年；德文版， China in Der Modernisierungsfalle , Hamburger, Germany, Hamburger Edition, 2006, and Bonn, Germany, Bunderszentrale für Politischer Buildung,2006。
[12] 何清涟，《威权统治下的中国现状与前景》，美国，《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夏季号，第4-41页。
[13] Susan Rose-Ackerman, Corruption and Government ：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form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113-126.
[14] 叶开，《近17年全国卖地收入超27万亿，资金去向鲜有公开》，中国新闻网，2016年02月16日， http://www.chinanews.com/cj/2016/02-16/7758491.shtml
[15] 张晓玲，《百富榜镜像：中国地产富豪16年兴衰史》，《21世纪经济报道》，2015年10月22日， http://www.21jingji.com/2015/10-22/1MMDA5NzVfMTM4Mzc1Mw.html
[16] 谢春雷，《“陈卖光”：国企产权制度改革“第一官”》，《南方周末》，2003年10月23日， http://www.southcn.com/weekend/tempdir/200310230031.htm
[17] 《2015开辟国企反腐第二战场》，人民网，2015年1月18日，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0118/c1001-26403869.html
[18] Ken Brown，《中国资本外流规模创纪录有何影响》，《华尔街日报》，2016年01月29日， http://cn.wsj.com/gb/20160129/fin125723.asp ; Keith Bracsher，《中国资本外流愈演愈烈，人民币再遇考验》，《纽约时报》，2016年2月14日， http://cn.nytimes.com/business/20160214/c14db-chinaexodus/
[19] 徐凯等，《公共安全账单》，《财经》杂志，2011年第11期， http://magazine.caijing.com.cn/2011-05-08/110712639.html ；陈志芬，《两会观察：中国军费和“维稳”开支》，BBC中文网，2014年3月5日， http://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4/03/140305_ana_china_npc_army
[20] Alexisde Tocqueville,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55.
[21] 何清涟，《从“金融整顿”到“防经济政变”》，原载VOA何清涟博客，2017年6月22日， https://www.voachinese.com/a/heqinglian-blog/3911026.html
何清涟，旅美独立学者、美国之音专栏作家
首发《中国战略分析》2017年第3期（总第4期）2017年8月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