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数字帝国，商业还是政治 ？
作者按 : 昨天上午在天则所参加主题为“大数据+人工智能能支持计划经济”的学术讨论，参加者有张维迎、冯兴元、张曙光、盛洪、杨培芳、方兴东、陈浩武等，张维迎教授做了主旨演讲，从经济学角度充分论证了大数据根本无助于建构起一个新的计划经济。我在发言中认为，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有可能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新的计划经济体制，而是一个政治数字帝国，由谁来控制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至关重要，必须有新的制度安排。本文对口头发言有所补充和删改，特此说明。
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参加天则所的活动。今天讨论的主题很重要，大数据加人工智能能否支持计划经济？张维迎老师的演讲也很重要，他对上述问题作出了精辟的回答。前些日子，我也参与到批评马云新计划经济论的行列中，起因于之前看到钱颖一、吴敬琏和张维迎三位经济学家在不同场合对马云大数据计划经济论的批评，批评是依据经济学原理、经济学史和经济发展的基本事实，理由非常充分。但我还是感觉，经济学家的批评没有击中马云的要害，要害就在于，计划经济不是数据经济，而是权力经济。计划经济不是一种单纯的经济体制或模式，而是一个完整的制度安排，和计划经济相配套的主要制度要素是: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公有制，等等。离开这些制度要素来谈计划经济，显然不足以说明计划经济的实质。
没有想到的是，我这么一个正常的学术批评，却遭到了极不正常待遇。文章在我的个人公众号发表后，只存在了几个小时就没了，我只好通过我的微博再次发表，文章传播甚广，获得了许多专业人士和专业媒体的肯定。我批马云的第二篇文章——马云的无畏和无知，引发了社会更为广泛的关注，马云的律师投诉我，说我虚构事实，对马云构成了不正当竞争，由此删除了我的文章。投诉的理由真是令人啼笑皆非。这个事情表明，我的这个批评可能让马云先生感受到了一点难堪。
今天听了张维迎老师演讲，不仅重温了经济学史上关于计算和计划经济的一些重大争论，而且也聆听了张老师自己的独特分析，分析几乎是无懈可击的，他从经济学的维度，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依靠大数据绝无可能再重新建立起一个新的计划经济体制，因为计划本身就是处在了和大数据的悖论状态中。今天还有其他经济学家发表了意见，我总的感受是，对计划经济的理论性和现实性均做出了否定性的结论，对计划经济的性质及其运用的后果，认识是高度一致的。我不知道现在有哪个经济学家还在理直气壮地重新鼓吹计划经济？好像还没有谁跳出来公开主张在中国重新实行计划经济。对那些国家主义的经济学家来讲，大数据的出现对他们可能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是不是可以从大数据中找到支持国家主义的有力证据？如果马云开拓出来的这个新计划经济论的势头不遭到狙击的话，国家主义者们有可能会再次拾起计划经济这个已经被废弃很久的武器，以进一步用来加强国家的管制力量。但至少从现在来看，还没有哪个国家主义者出来斩金截铁地说，计划经济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之后，在市场经济已经深入人心之后，再为计划经济招魂，是有学术风险的。现在马云在为自己辩护，说他的新计划经济和原来苏联中国搞得计划经济不是一回事。既然说到这一步了，说明他也意识到，原来的计划经济已经彻底失败。今天张维迎教授证明了，原来的计划经济不行，现在依靠大数据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也是不行的。我认为，张老师在经济学上已经把相关的道理都讲清楚了，对此，我没有什么更多的补充。
我的看法是，讨论大数据加人工智能能否进一步支持计划经济这个问题，除了应该从经济学立场出发之外，还应该有两个视角，一个是科学的视角，一个是社会(政治)学的视角。
从科学的视角来看，必然要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的现状，要正视这个挑战，要对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可能对人类社会——从观念到组织到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予以深度研究。这次是马云主动挑起了关于计划经济的新的争论，接着又是刘强东挑起了关于共产主义的大争论，他为公众描绘了一幅技术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我昨天写了一篇文章——刘强东的共产主义之重，文章迄今已有很大的转发量，表明公众高度关注这个问题。我对刘强东的质疑是，共产主义岂是你可以轻松言说的，在国际共运史上，在共产主义名义下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大都以悲剧收场，这些历史遗产岂是你一个互联网或智能革命就可以一笔勾销的！这么一个沉重的历史，这么一个严肃的话题，到了两个目前领衔着中国互联网经济的大佬嘴里，居然变得如此轻松，难道就是因为他们掌握了一套新的科学话语？掌握了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两个无所匹敌的工具？
对于大数据的概念，人们目前已有了比较充分的研究，认识到人类对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已经大大提高。人类海量数据的处理能力，我相信已经完成超过了米塞斯、哈耶克的时代，我不知道米塞斯和哈耶克如果生活在今天，他们会不会因为大数据处理能力的提高，而对人类计划控制的可能性有新的看法，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马云刘强东就是基于人类处理数据能力的大幅度提高和人工智能的出现而重新展望新的计划经济及共产主义的可能性，他们会认为，在他们的商业系统里，依靠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已经行之有效地实现了一种充分的计划管理，为什么就不能将这种计划管理推而广之到一个全国性的系统？这个问题意识可能具有某种合理性，因为时代不同了，人类处理数据能力的大幅提高，的确大大促使了资源更为有效合理的配置，至少在马云和刘强东的巨型企业里，可以看到这种资源优化配置的情况，这是他们企业的一种核心竞争力。马云说了，到2022年左右，他的商业帝国将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也就是说，他这个企业要相当于印度或俄罗斯这样的经济体。这种可能性有没有？或许有。在一个商业帝国内部，按照数据化管理的方式，并借助于人工智能革命，来完成最佳的资源配置和资源增长，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必须估计到这一点。
再来看人工智能的问题。前几天我写了一篇文章，这是我近几年写得最重要的文章之一，是关于人工智能的十个思考。我的一个核心观点是，人类形成了统一之脑，但是没有形成统一之心，人类形成了统一的科学法则，却没有形成统一的道德法则。人类文明冲突的根源，就是人脑和人心之间的悖论。在许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们看来，人心比人脑更重要，人心可以通过控制人脑而控制科学，规定科学正确发展的方向，确定科学的价值之维。基于这个认识，他们认为人类最终是可以控制人工智能。而我恰恰对这个观点持批评态度，在我看来，恰恰是因为人类不能形成统一的道德法制，因此也就无法形成人类的统一之心，无法完全按照人类统一的道德规范去控制科学的运用和后果。在运用科学的过程中，谁掌握这个科学，将决定科学使用的后果。人工智能如果是掌握在一些战争疯子手里，必然会发展出一大批人工智能的杀人机器来；如果是掌握在一个宪政的法治的制度里，人工智能的可控性和善意性就会大大增强。但是，这么一个重大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企业家们热衷于发现和开发人工智能所包含的巨大商业机会，他们根本就不关心或者没有意识到，人工智能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所可能产生的完全不同的后果。
这是我们观察人工智能必须坚持的一个前提，也就是张维迎老师刚才提到的制度和文化的前提。通过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建立起来的是一个商业的数字(数据)帝国，还是建立起一个政治的数字(数据)帝国，那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可以肯定的说，大数据的运用根本无助于经济有计划有序的进行，但一定是有助于政治控制效率的大幅提高。因此，马云讲计划经济，刘强东讲共产主义，我一点都不担心，我担心的是，在计划和共产主义的名义之下，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运用，将会打造出一个效率极高的政治数字帝国，这是一个比奥威尔所描述的1984年更令人生畏的政治状态，所有人均是在大数据的严密控制之下。
所以，我们在讨论计划经济时，不能仅仅看到马云刘强东所打造出来的一个商业数字帝国，更应该看到一个潜在的有可能正在成为现实的政治数字帝国，和政治数字帝国比较起来，计划经济这个概念就显得无足轻重了。说大数据加人工智能能否支持计划经济，就变成了能否支持一个更有效的全能主义系统。我们警惕计划经济是否会复辟，更应警惕计划经济复辟之后所可能出现的政治状态。
谈到这里，我实际上已经从科学的视角转向了一个社会学的视角。我在关于刘强东的共产主义之重这篇文章中提到，为什么是在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马云会出来谈计划经济，刘强东会出来谈共产主义？在三年前，他们会谈论这个话题吗？他们从零起步，把企业做成这么大，靠的是计划经济还是共产主义？他们自己心里清楚！在占尽了自由和市场的全部好处之后，回过头来却赞美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这个思想转变也是太大了吧？！要知道，以马云、刘强东现在这样的身份来谈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能量绝对超过100个教授。他们作为中国互联网经济的领军人物，不仅是对中国的经济和国民有着巨大影响，而且对世界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刚才方兴东讲得非常好，在世界的整个互联网格局中，中国所具有的能量和所占有的份额是其他国家无可比拟的。中国的互联网经济，包括人工智能的发展，可能一年会有一个变化，变化之大是会超出我们的想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选择来讲计划经济和共产主义，恐怕就不仅仅是一个话语策略的问题，即通过讲一些政治正确的大话来为自己提供一个话语屏障，为他们庞大的商业帝国涂抹一层红色的保护色；而是反映出当前社会气候的变化，涉及到了社会发展的方向性问题。商业大佬们的心理变化机制，受制于政治经济环境的变化，由此透露出来的信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毫无疑问，中国的制度转型目前进入到了一个非常艰难和关键的时刻，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这些人类前所未有的科学和技术的重大进步，一定会带来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重大变化，而不是促使制度和文明的倒退，这是被历史反复证明过的结论，迄今没有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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