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小布什政府“新保守主义”及中东乱局
前次发文简单提到小布什的新保守主义。本人2005年出版的《 二十世纪的美国 》最后一章，对小布什时期的外交理念及行动有比较详尽的叙述。材料截至于2006年小布什第二届任内。自那时以来当然有许多新的变化，但是从根源来讲，这部分历史有助于对今天的了解。实际上今天所热议的许多问题，那时就已存在。今摘录如下，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新保守主义理论及其实施
“新保守主义”与“布什主义”
小布什政府（为简便计，以后“小布什”一律称“布什”，如提到老布什时再加“老”字）的决策思想通称为“新保守主义”。方今“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等帽子已经用滥，对于不同的人，其所指可能极不相同。这里只讲当前美国决策集团的“新保守主义”。“新保守主义”（以下简称“新保”）来自对60年代激进偏左的自由主义的反弹，贯穿到国家政策，以里根政府为代表，对内实行刺激投资的税收政策，对外对苏强硬，大力加强军备，反共色彩鲜明，至今为美国“新保”推崇为典范，把促使苏联解体归功于里根政府的强硬政策。
苏联解体之后，克林顿政府的前期，曾有一种思潮，所谓“和平红利”，就是现在争霸的对手没有了，美国可以削减军费，用于和平建设、人民福利，以及经济外援。实际上在苏联解体之前，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美苏已经就裁减军备，特别是核裁军达成协议，这是冷战时期无数次裁军协议中第一次真正的裁减现有军备（以往的协议都是定一个限制发展的界线，但从来没有被认真遵守，一再突破），本可以沿着这条路推进真正的和平裁军。但是还存在另一种强有力的思潮，就是所谓“新保守主义”（简称“新保”），主张抓紧时机乘胜追击，确立美国对全球的“领导权”，永远防止任何挑战这一领导权的潜在力量的出现。
“新保”开始于冷战结束前。1997年有一批人发起成立 “新美国世纪计划 （The Project for the New American Century 简称PNAC ”，主席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就是有“新保教父”之称的厄文·克里斯托（Irving Kristol）之子。这是一家思想库性质的机构，自称其成立的宗旨是基于这样的信念：确立美国（对世界）的领导既对美国有利，也对全世界有利，为实现此目的的必要条件是军事力量、强劲的外交和对道德原则的承诺。PNAC成立伊始发表“原则声明”，签名的有24名政界和学界人士，其中包括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以及后来成为小布什政府决策集团的切尼、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等人；知名学者中包括唐纳德·卡根（Donald Kagan）和福山（Francis Fukuyama）。声明批评了当时克林顿政府的对外政策，认为他太软弱，正在“浪费时机”，面对当前的挑战，有输掉的危险。最后提出四点主张：1）大量增加国防开支，2)巩固“民主联盟”并向“与我们利益与价值观敌对的政体发出挑战”，3)推进海外经济与政治自由化，4)在国际秩序方面承担起美国发挥独特作用的责任。这大体上就是“新保”的对外纲领。实质上是美国一贯对外思想的延续，不过更加富有进攻性。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条，其要点一是美国要主动发出挑战，二是“敌对价值观”也可作为理由，三是对象不一定是国家，而是“政体”。这正是后来美国攻打伊拉克的依据——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借口不能成立后，把战争目标改为“改变政体”。
另外一名与布什政策有直接联系的政论家是曾任以色列副总理的夏兰斯基（Natan Sharansky），他原是苏联犹太人，因维护犹太人的权利入狱9年，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释放，移民以色列，在以几届政府中任要职。他与人合著《为民主辩护：自由的力量定能战胜暴政与恐怖》一书，于2004年出版，详细论证其政治主张。其主要论点是：国家分为民主和专制两类，非白即黑，没有中间地带，前者为“自由”社会，代表“善”，后者为“恐惧”社会，代表“恶”，区分两种社会的标志就在该国人是否能够自由地到广场大声宣布不同政见，而不必恐惧会受到镇压。追求自由是一切人的本性，专制政权统治下的人都向往自由，只要有机会，定然弃暗投明。因此，民主国家有责任，也有可能以各种方式积极推进民主，帮助专制统治下的人民获得自由。他根本反对不同制度和平共处政策，认为自由、民主、人权与国际和平、安全紧密相连，任何对专制政权的妥协与缓和都是帮助其延长寿命，既延长该国人民的痛苦，也导致世界不安全。他抨击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认为整个对苏缓和政策的过程都是从外部支撑一个早该垮台的制度，帮助其苟延残喘。他以在苏联的切身经验论证这一套理论，同时推广及于全世界，在巴以问题上他是强硬派，反对与巴勒斯坦妥协，这一原则同样用于支持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战争，说“非民主国家内部‘稳定’的代价就是外部的恐怖”。正当美国深陷伊拉克，遭到国内外非议，布什的支持率急剧下降之际，此书问世，全面为布什政府的伊拉克政策辩护，提供理论根据，当然令布什如获至宝，立即认同，据说将之列为白宫必读书
在实践中霸权的新突破与极限
布什上任后，“新保”的强硬人物进入政府决策集团，但是并非一开始就明确要按这套理论行事。布什第一任就职演说的对外政策部分并无特殊新意，当时还定不下明确的敌人。应该说， 9.11提供了一个契机，“新保”理论得以有用武之地。 9.11对全体美国人的冲击是空前的，同时也是对新上台的布什政府的严峻考验。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强烈而迅速的反应。首先把这一事件作为一场战争，宣布进入战争状态，接着也就真的发动了常规战争，先是阿富汗，后是伊拉克。与此相适应，对外提出“单边主义”、“先发制人”，国内通过《爱国者法》，设立“国土安全部”，赋予情报机构以超常的权力，等等。
9.11以来美国的外交思想与行动与以前历届政府比较，其突破点正是上述PNAC声明的第二点的实施。为避免繁琐，仅举布什2004年第二任就职演说为例，这篇演说实际是对他在第一任期间的实践的追认。大意是：美国所遭受的9.11袭击的 根源是世界各地的仇恨和专政， “ 我们这片土地的自由能否延续，取决于自由在别的土地上的胜利 ”，“美国的利益和我们的基本信仰现在合而为一”，是“国家安全的迫切要求和时代的召唤”。为此，“ 美国的政策就是……以终结全世界的暴政为终极目标”，并且在必要时用武力 。这篇讲话最大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把在国外推行民主和保卫美国的安全直接联系起来，以消灭专制政体为政策目标，而且可以理直气壮地使用武力。
美国要在全世界推行自由和民主并不新鲜，但是以前，这是作为一种理想，以一种救世主的姿态提出的。在冷战时期，言行都有一定分寸。杜鲁门大讲“共产主义威胁”时，也谈到保卫自由与安全联系在一起，但是其含义是守势的，是认为对方要发动世界革命。美国出兵朝鲜和越南，从美国角度论，都是一种防守，是对方先突破防线（即有条约划定或默认的势力范围分界线）；美国撤出越南的结果是北越统一南越，尼克松政府只好接受。克林顿任内的科索沃战争绕过联合国，不过还是以“北约”的名义，与以前几次干涉一样，是当地各方先打起来，美国才进去，打的旗号是“人道主义”、“制止种族灭绝”，而不是“保卫美国”。如今，根据布什及其“新保”谋士们的逻辑，首先美国安全已经处于危险之中，保卫美国安全＝反恐＝反专制制度＝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权，使用武力、“干涉内政”根本不是障碍，因为他国的内政与美国的安全密切攸关。按此逻辑不但不存在不同制度和平共处的问题，而且由于恐怖主义没有国界，在反恐的名义下，不必受到挑衅就可以选择攻打对象。甚至于盟国的定义以是否同意美国的政策划线，不同意者不算盟国，因此打伊拉克是以“志愿者联盟（coalition of the willing）”的名义，既非联合国，又非原来的盟国，合则留，不合则去，一切以美国的意志为转移。这就是所谓”单边主义”，是把“美国例外论”推向极至，就是国际法、游戏规则，甚至包括美国主持制定的，可以约束其他国家，而美国不受约束，因为美国有领导全世界的“天命”。它认为天经地义，世人只见其霸气冲天。
霸权主义推向极致左右可以相通
有意思的是，“新保”这种“理论”，却与当年的苏联不谋而合，以下几条用“美国”代入“苏联”即可 ：
- 宣称以“解放全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可以“自由民主”代入）为最终目标；
- 苏联的利益代表全人类的最高利益，所以他国的利益应该服从苏联的利益，否则就是“狭隘民族主义”；
- （勃列日涅夫的）“主权有限论”：他国的主权是有限的，而苏联的主权是无限的；
- 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支持革命不算干涉内政，不受国际法约束；
当然，任何类比都有其缺陷，这里只是就二者的主导思想极而言之，说明霸权主义到一定的程度，有其相通之处。
内政进一步右摆
安全措施对民权的侵蚀
9.11 之后，美国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已经明显侵犯了美国人所珍视的基本权利，集中体现在《美国爱国者法（USA Patriot Act）》。作为对9.11的第一项重大反应，美国国会以空前速度和压倒多数通过《爱国者法》，于10月26日由总统签署生效。这份长达342页的法案没有经过多少争论，在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参议院只有一票反对。许多议员表示根本来不及细读全文，但如不赞成就会被认为“不爱国”。这部法主要是在反恐的名义下，赋予政府广泛的权力以取得必要的情报，诸如窃听——包括窃听被拘留人与律师的谈话——、搜查、侵入个人电脑和网站，以及到图书馆检查个人借书记录并禁止馆方向任何人透露——包括记者和本人。作为此类侵权的依据，制造了“ 敌方战斗人员 （Enemy Combatant）”说，亦即总统可以授权拘留任何人，只要指认此人有参与一项恐怖活动计划的嫌疑。这一罪名适用于美国公民，因为基地组织已经把美国领土作为战场。以这项罪名被拘留者按军法处理，不许请律师，无限期拘留而不审判，“无罪推定论”在此也不适用。
事实上受到怀疑，从而被列为嫌疑犯的多数为阿拉伯裔或信奉伊斯兰教的美国人，无形中种族歧视再次上升，这一族裔的人明显感受到某种歧视，一时间人人自危，无形中使大批阿拉伯裔的美国公民无端遭受孤立，权利得不到保证。美国在二战中已经对日裔公民采取过不公平的剥夺其合法权利的措施，半个世纪后又道歉、赔偿。现在声称反恐是一场战争，又把特定的族裔的祖国定为包庇恐怖分子的国家，使这一部分美国公民遭受歧视，正在重犯这一错误，其区别只在于有形和无形。
关塔那摩集中营和虐俘事件，情节极端恶劣，引起全世界舆论大哗，可以说千夫所指，令美国人无地自容。高层领导无论如何辩解，不能辞其咎。主要是欲得情报，不择手段。从深层看，与种族歧视也有关。虐待囚犯，刑讯逼供，各国过去、现在都存在，多在暗无天日不可逼视的地方。但是美国虐俘有两个特殊之处，一是国际性质，公然无视日内瓦公约等国际法律和约定；二是施虐方式早已超过攫取情报的目的，而是以侮辱人格为乐，并且有意亵渎对方宗教信仰。施虐者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摄影大家传阅。第一点反映的是强权和霸道，第二点是人性扭曲和根深蒂固的、潜意识的种族歧视。二者其实是同根生。尽管美国军队中各色人种都有，但作为总体的心态是一样的，把敌方不当人看待，“非我族类”，以禽兽视之，“人道”、“人权”都不适用，可以任意虐待，心安理得。当年欧洲殖民主义者对待土著居民，包括美洲印第安人就是这一心态；美国黑人长期不属于宪法保护范围，也是同理。不过时至今日，无论如何不可能公然打出种族主义旗号，这只是潜在的心态。也就是在某种环境中唤起了人性中最恶劣的部分。
两极分化、种族与社会问题严重化
根据厄文·克里斯托对“新保”主张的阐述，其对内政策是减税以刺激生产，核心是保持经济高增长，达到全体繁荣，但不关注平等。他认为，富裕社会是现代民主的基础，只要大家都成为有产者、纳税人，就不容易受“平均主义幻想”的蛊惑。换言之， 只患寡而不患不均。反对高福利 。与传统保守派不同的是，并不绝对反对政府权力扩大，有时也不得不接受必要的赤字作为增长的代价，对目前美国的强势政府反而比较满意。这种理念贯彻到实践中就是自里根以来的税收政策，每次税收改革都大幅度减少投资所得税，反对者称之为“劫贫济富”。
自197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进入21世纪后，这一趋势有增无已，而且更加“金字塔化”。官方的统计通常把国民收入分作5分，以最高的20% 与最低的20%作比较。但是这不能反映实质问题。根据《纽约时报》的一项统计，过去30年来涌现出一批“超级富人”，以年收入160万美元划线，在此以上的占人口千分之一，大约有145,000纳税人，其收入远远超过在此以下9.9%的“一般富人”，更不用说其他90%的中产和低收入人口。这千分之一的超级富人2002年的平均年收入为300万，而在1980年为120万，亦即增长了2.5倍，远超过其他10%的一般富人同期的收入增长，而其余90%的人口扣除通货膨胀后却是负增长。另外，以一户的资产计（包括房产、投资及其他资产），在1千万美元以上的338,400户2001年的总资产（扣除通胀因素）比1980年增加了400倍，而同期美国其余户的总资产只增长了27%。另外，超级富人付出的所得税、医疗保险和其他社会保险的费用几乎与年收入在5万至7.5万之间的人相同，而低于年收入在10万与20万之间的人。换言之，从中上到低收入阶层都受损失。固然统计方法可以有多种，数字不完全一致，但是大体的图景是不差的。
2001年布什上台伊始进一步提出题为“经济增长与缓解税收法”的一揽子法案，其中包括逐步取消不动产遗产税。此举不大为外人所注意，但是从理念上对美国一向重个人奋斗的传统是一次颠覆。反对者认为遗产税原是对大量集中的财富和权力一种切实的、民主的约束，废除遗产税将扩大富人和普通美国人对经济和政治的影响力的鸿沟，只能使极少数美国百万、亿万富翁得利，而损害那些入不敷出的穷人。除了经济损失外，更重要的是破坏了美国赖以建国的社会基础，那就是凭个人贡献而不是凭家世致富。将使一个重视才能的社会变成世袭贵族社会，不鼓励创新和奋斗，最终抑制经济增长。美国一向自诩社会流动性大，而且向上流动超过向下流动，但是事实上自一代人以来，向上流动的总趋势已经基本停滞。前美联储主任格林斯潘也认为，对于一个民主社会，这种情况不是好事。
贫困悬殊问题与社会公正、种族问题都分不开。2006年美国一位研究马丁·路德·金的教授来华演讲，当听众问及如果金活到现在，是否认为他的梦想正在实现，他说，金肯定会很失望，因为他所争取的是社会公正，现在的美国据此甚远。只需举一个例子：60年代约翰逊总统还敢于提出“向贫困开战”的目标，现在如果哪个政治人物提出类似消灭贫困的口号，会被认为脑子有毛病。
布什政府的经济政策从2001年初就开始启动，本与9.11无关。但是由于9.11之后大幅增加军费和其他与安全有关的费用，这种政策的后果更加突出。传统的共和党政策是尽量缩小政府开支，避免财政赤字；民主党的约翰逊政府则是既要大炮又要黄油，在进行越战的同时，福利也达到最高峰，因而财政赤字较大。现在的“新保”政策在进行战争的同时还减税以刺激资本，有人称之为“疯狂”的政策，结果财政赤字猛增，牺牲的只能是普通人的福利。
关于移民问题，长期存在的矛盾在布什任内又进一步深化。现在矛盾的焦点是墨西哥移民。破天荒第一次，美国总统宣布英语为美国正式语言，这令许多人不解，英语是美国国语，这还需要规定？这说明美国主流文化进一步感到威胁，首当其冲的是西班牙语裔，于是发生派兵防守美墨边界，以制止墨西哥人的涌入之举。对于布什提出的“综合移民改革法案”争论焦点是对于已经在美国的非法移民，如何处理。如果采取一些变通措施既往不咎，开过渡到合法公民的方便之门，则更难制止后来的非法移民；如一律遣送出境，显然不切实际，因为这涉及1100万人，绝大多数是西班牙语裔。此事已引起以拉美裔为主的新移民大游行。由于临近国会选举，这个问题成为两派政客做秀的题目，难望在近期得到解决。
移民问题是美国长期存在的悖论，过去对待移民时松时紧，主要是经济因素，现在又加上反恐因素。反恐、种族主义情绪上升，外加经济低迷，显然加剧了对移民的防范和排斥。
制衡的力量
“新保守主义”一时起了主导作用，但是并非是唯一的力量。制约美国社会恶化、推动改良的主要力量——权力的制衡和公众的批判——是否仍起作用呢？
舆论的批判
实际上，从一开始，舆论并非一律，从《纽约时报》那个时期的“意见专栏”中可以反映出来，其中不乏美国人自我反思的文章和读者来信。“新左”的意见也得到反映，例如2001年10月15日该报刊登了芝加哥大学文理学院教授，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的文章，对“恐怖主义”一词本身提出置疑，反对把对方视为绝对的“恶”，认为对方也代表有理性、有目标的事业，只不过其目标是摧毁美国，美国只有努力去理解它，才能找到正确的防御办法。并说“路透社”就避免用“恐怖主义”一词，因为对一方说来是“恐怖主义”，对另一方说来是“自由战士”。文章并引述另一位教授的“文化相对论”之说。总之，美国人应该设身处地去理解对方何以如此，然后找出应因之道。当然，持此类意见的是极少数，也不代表《纽约时报》的立场，但是就在事件发生后一个月，在那样的气氛下，能在主流媒体上发表出来，是有意义的。
大约从2002年下半年，国内知识精英置疑布什政府政策取向的声音逐渐发出，伊战之后，逐渐高涨。一则美国占领伊拉克之后的计划进行并不顺利，局势混乱，付出的生命和财政的代价日益高昂；二则正值大选年，民主党竭其所能进行声势浩大的对现政府的揭露、批判自不待言，一切反对的意见也在此氛围中得以无顾忌地大声疾呼；三则虐俘事件曝光，引起国内外舆论大哗，政府难以为自己辩解。所有这些汇成倒布什的力量。不过可能由于在短期内力量对比尚难扭转，并由于包括凯利在内的民主党议员都曾投票赞成打伊拉克，民主党提不出强有力的足以对抗的政策纲领，结果布什还是当选连任。此后，各方面对政府政策和“新保”的批判呈日益高涨之势。除了大批自由派报刊连篇累牍批评政府内外政策从未间断外，并出现一大批书籍，从书名就可知其倾向：《说谎者》（该书封面上有小布什、拉姆斯菲尔德等人的头像）、《战争的伤亡》、《失去的自由权利》、《反对权利法案的战争》、《向我们的自由以及安全开战》、《美国霸权的泡沫》、《怀疑者的联盟》、《一败涂地》、《帝国的悲哀》、《布什在巴比伦－伊拉克重新殖民化》、《超级大国综合症》……等等。
批判的角度、重点各有不同，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
1）侵犯公民自由权利。
实际上从反恐一开始，美国 民权联盟 （ACLU）就高度警惕，一马当先，进行保卫民权不受侵犯的活动，还曾致函巴基斯坦等伊斯兰教的国家使馆，表示愿为其公民被侵权提供咨询和帮助。不过当时势单力薄，那些使馆甚至不知民权组织为何物，基本没有回应。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人对于为了安全如此牺牲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基本权利是否值得，是否必要，疑虑日增。批判的核心是保护美国《宪法》所规定的基本权利，特别是《权利法案》（即第1至第10修正案）。批判者认为《爱国者法》与布什政府的言行从文字到精神都违反宪法条文，以及美国开国元勋的讲话。即使以“非常时期”为理由，布什政府所作所为已经远超过内战时期和两次世界大战中的权宜措施，更为严重的是，以前几次都是有尽头的，战争结束即回复常态；而现在，反恐是望不到头的，违宪之举可以长期延续下去，美国人也就逐渐习以为常，这样，美国立国之本、凝聚各族裔美国人的原则精神将荡然无存，美国将变质，这才是最可怕的。“基地不能夺走我们的自由，只有我们自己能做到”。这是一派人比较共同的看法，即如果破坏了基本自由权，美国就不是美国，无所谓安全。因此，美国不毁于恐怖主义，而可能毁于决策集团中的“新保”之手。
另一类比较温和的批评承认当前形势的特殊性，安全和民权的矛盾是现实存在的，政府的错误在于没有在二者之间做出恰如其分的抉择，实际上以安全的名义已经造成的对民主社会的价值观的损害，得不偿失。还有批判者指出，把一部分人（指与伊斯兰教有关的族裔）作为更有可能犯罪者对待，不但违反权利法案，而且违反反对种族歧视的第十五修正案。
2）对伊战以及整个对外政策的批判。
首先“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已证明是伊战虚假的借口，使政府信用大跌，《说谎者》一书就是以此为由头进行批判。更多是从实际效果批判布什中东政策。单是阿富汗，无论是战争的近期或远期目标都遥遥无期，只经济援助一项，美国承诺的远未兑现，如今阿富汗毒品泛滥，种罂粟成为其重要经济来源之一，美国也无能为力。撇下阿富汗的政治、经济、社会乱局，又去攻打伊拉克，以致深陷泥沼，不能自拔。当初公开宣布的目标都未实现，伊拉克濒于内战边缘，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高涨。就美国没有公开宣布的实际目标——控制石油——而言，目前失控的危险更增加了，油价已经超过战前最高水平。迄今为止，美国为此已经投入1万亿美元，仍见不到底。原来以越战经验为戒的反战者的预言都不幸而言中。但是与越战不同的是，退出并不那么容易。现在伊拉克并无可以控制局面的政权，美国如果一走了之，很可能发生难以收拾的乱局，或者出现比萨达姆更为极端的反美势力掌权。这就是美国目前进退维谷的处境。另外，对伊拉克和阿拉伯世界客观深入研究的书籍和文章也陆续出台，批评决策者对那里的情况缺乏基本了解，做出简单武断的判断，导向错误的政策。
3）虐俘事件与关塔那摩监狱的审讯。
美军虐俘事件的曝光是英、美媒体自己揭露的，令全体美国人蒙羞、愤慨，政府处境尴尬。原来的主战派也反应强烈。例如著名专栏作家 弗里德曼 是力主打伊拉克的，他为虐俘事件受到很大震动，他说：美国输掉的是比伊拉克战争重要得多的东西，那就是美国作为世界道义权威和鼓舞的工具的角色。他说他一生都没有经历过美国及其总统像现在这样为全世界所仇恨。另外一位主流政论家 约瑟夫·奈 认为美国的软实力因此大大削弱。
“大赦国际”在2005年年度报告中把美国在伊拉克 阿布格莱布监狱 的虐俘和关塔那摩基地的集中营列为“暴虐的侵犯人权，从而降低了（美国的）道义权威，并在全球树立了鼓励滥刑的榜样”，并谴责美国“公然嘲弄法治和人权”，甚至称关塔那摩集中营为“我们时代的古拉格”。美国一向与大赦国际一道谴责其他国家侵犯人权，如今受到这种指责，的确是史无前例的。特别是这场战争主要是高举道义的旗帜，所以这一事件对美国现政府的打击十分沉重。包括前总统卡特在内的精英舆论代表强烈要求关闭关塔那摩监狱，这一呼声日益高涨。
法治的力量
当前舆论的批判主要指向行政这一支。如果有实际成果，应该落实在一、国会立法，二、司法裁决。目前由于共和党在两院都占多数，加以9.11之后的特殊情况，国会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已经削弱，很多时候是共谋。司法系统一向被看作是超越党派之上的民主制度的保障，可以算作是社会正义的底线，特别是最高法院被赋予解释和保卫宪法的职责。现在就看司法是否能起作用。司法方面的斗争集中在《爱国者法》和对所谓“敌方战斗人员”的待遇是否违宪问题，虐俘事件曝光后进一步引起法律界的注意。
到目前为止，有两个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帕迪拉案
何塞·帕迪拉（Jose Padilla）是美国公民，于2002年5月自巴基斯坦乘飞机赴美，在芝加哥被捕，首先是作为9.11事件的证人，同时被指控策划引爆一枚“脏弹”以散播放射性物质，据政府方面掌握情报，他在阿富汗境内的基地营中受过爆破训练，目标就是美国的旅馆、加油站等场所。同年6月，布什总统宣布他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敌方战斗人员”，将其关押在南卡罗莱纳州海军监狱，不得与外界接触。2003年12月，联邦上诉法庭裁决，总统无权在美国领土上以敌方战斗员的罪名拘留美国公民，必须在30天之内释放，但是可以将他转交给能对其进行刑事起诉的“适当的非军事权威机构”。
这一裁决意味着布什政府败诉。这一案情复杂，拖的时间较长，如今帕迪拉作为一般刑事犯，在迈阿密地方法庭受审，享受普通公民应有的权利。2006年7月，当地联邦法院法官下令允许他在开庭前查看国防部对他在受军事拘留三年半期间所作供词的概述的文件，还有他受审的57盘录像带。一般说来，辩护律师在获得政府解密后，有权阅读和观看这些材料，但是让嫌疑犯本人阅读这些本该是绝密的材料是很不寻常的。尽管尚未结案，但这一判决已经扭转了自《爱国者法》以来的事态发展取向。
哈姆丹案
与帕迪拉不同，哈姆丹（SalimAhmed Hamudan）是也门公民，2001年美国进攻阿富汗期间为北方联盟抓获，移交美国军队，随后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他承认自己曾任本·拉丹的司机和保安，但否认曾参与9.11袭击。2004年7月，美国政府在特别军事法庭指控他犯恐怖阴谋罪，哈姆丹的辩护律师向美国法庭反控军法不经过审讯就剥夺他人身自由。军事法庭进一步取证认定哈姆丹为“敌方战斗人员”，应被关押。随后，经过首都华盛顿地区法院判决有利于辩方，军方向华盛顿联邦上诉法院上诉，判决有利于军方，辩方又向最高法院提出申诉，最后最高法院于2006年6月29日一槌定音：判决政府在关塔那摩基地设立的特别军事法庭超越了政府权限。判决书称任何总统都不能在宪法之上，乔治·W. 布什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但不是我们其他人的总司令。还意味着整个关塔那摩监狱都成了问题。
这一案件的名称是“哈姆丹诉拉姆斯菲尔德”，结果国防部长败于恐怖嫌疑犯，（上一个帕迪拉案件最初的对象也是拉姆斯菲尔德，后来转到非军事法庭后所诉对象才换人）。根据这一裁决，整个关塔那摩监狱都成问题，关押人员的身份都必须一一确定。他们的起诉对象都可能是代表国防部的拉姆斯菲尔德。这也是美国的一道景观。
不论最终哈姆丹和帕迪拉的命运如何，目前对这两个案件的判决已经是对布什政府迄今为止的政策沉重的打击，对反对者说来是捍卫宪法和美国民主法治的重大胜利。在帕迪拉案件开始审理时，就有论者把它提高到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案件，其判决结果关乎民主的存续。其理由是：布什政府的论点——在战时，当与敌国有联系的个人进入美国，危及美国人生命时，总统有权对其采取行动——正是摧毁无罪推定论的原则，而这一原则是任何形式的民主政府的基石，是保护个人不受政府滥用权力之害的防火墙，没有无罪推定，就没有司法公正，民主也将枯萎。如果令布什政府的论点得逞，国家就可以独断专行选定对象任意加以惩罚，如此“不可转让”的天赋人权将荡然无存。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强大的律师阵容，这两个案子都不可能胜诉，甚至根本无法提出。因为显然被关压的嫌疑犯并无亲属为其奔走，自己也不可能支付律师费用。一百年来，美国法律界已经形成关注弱势群体维权的志愿者传统，并已有一批民间法律团体。例如在纽约的“维护宪法权利中心（Center for Constitutional Rights）”很早就启动了关注恐怖嫌疑犯的权利和揭露政府违宪的活动。最初响应其号召为基地关押的疑犯辩护的律师比较少, 随着国内气氛改变，特别是2004年6月，最高法院做出裁决：关押在关塔那摩基地的嫌疑犯有权向联邦法院起诉，对他们的拘留提出抗辩，随后即有越来越多的律师踊跃飞向那里，充当志愿辩护人。例如哈姆迪案，一名辩护律师是军方根据法律制度指定的，他虽然属于军方，一旦受理此案，就尽心尽力为当事人服务，决不袒护军方。另外还有一批著名法学教授志愿组成律师团，以精湛的专业知识和锲而不舍的努力，终于得到胜诉。这里胜诉不是指两名当事人无罪，而是指为他们争得按照美国正常的司法程序进行审讯，其意义就在于维护美国的法治。
以上只是两个典型案例。当然围绕政府是否侵权、违宪的斗争不止这些。另一个为民权组织和人士所关注的问题是情报部门的窃听问题。已经有多起诉讼，但由于政府方面以涉及反恐机密为由，举证困难，尚未有明确的结果。
这里，反对政府和军方的人士和法院的判决绝对不是同情嫌疑犯，或认为应该轻判，他们关心的只是维护美国的宪法原则，认为这是高于一切的。这样在实际上操作上确实会给政府带来许多难题，或许会冒因证据不足而放走真正恐怖分子的风险，这也正是另外一派的论点。
（三）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殊途同归
乔治·索罗斯于2003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题为《美国霸权的泡沫－纠正美国权力的滥用》（以下简称《泡沫》），从理论到实践全面、系统地分析、批判“新保”和布什主义的内外政策，并提出了自己的替代方案。索罗斯除了是众所周知的金融家之外，还是大慈善家，并且代表自由派观点。他在《泡沫》一书中逐条批驳“新保”的理论，称其为“宗教原教旨主义”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结合，“反恐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欺骗，借“9.11”蒙蔽美国人民，推行其世界霸权的方案，对内以反恐名义限制公民自由，对外以武力把自己的观点和利益强加于其他国家，这一系列行动使美国从受害者转变为罪犯，把9.11之后全世界对美国的同情迅速转化为反美情绪。索罗斯认为恐怖主义是刑事犯罪，应该用警察来对付，而不是发动战争。他还揭露“新保”分子与军事和石油工业的联系，并以德、日的经验为例，尖锐地指出，大财团和政府的勾结是滋生法西斯主义的根源。值得注意的是索罗斯本人坚决信奉自由民主的理想，他创立“开放社会”系列基金多年来在世界各地，特别是在苏联东欧国家推行民主变革，对内则致力于改善美国民主，纠正其弊病。这一理想他并未放弃，但有两点与“新保”不同，一是认为美国模式并不适合其他国家；二是认为以武力和战争来推行民主，其效果适得其反。索罗斯的书出版于总统大选的2003年，影响很大，他的目的是让布什竞选失败，改弦更张，结果未能如愿。但这些论点有广泛的代表性。
另外一本引人注目的书是福山于2006年出版的《新保守主义之后－十字路口的美国》。福山是“新保”理论代表人物之一。80年代末，他首先以“历史的终结”一文语出惊人，1992年出版《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系统阐述他的理论。简言之就是“获得认可的欲望”与经济的诉求同是人的本性，从这一前提出发，论证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是人类最终的归宿，任何国族概莫能外。东欧巨变和苏联解体是强有力的证据。大家都进入普世的同质的社会（亦即西方民主制度）之后，就不会再有质的变革，这就是历史的终结。这本书是他的成名著，奠定了他“新保”理论家的地位。他是1997年PNAC声明的签署人之一，并曾力主攻打伊拉克。但是在现实面前，他的思想有显著转变，《新保之后》标志着这一转变，该书公开批判当前的“布什主义”以及美国在伊拉克的行为及其背后的思想。他所指出的各种问题与恶果与自由派的批判大同小异。他从“新保”的源头开始梳理，引证早期主要人物的言论思想，大意谓：贯穿“新保”思想的有四条原则：1)特别关注民主、人权以及一国的内政；2)相信美国的力量可以用于道义目标；3)对国际法和国际机制解决严重问题的能力抱怀疑态度；4)过分野心勃勃的社会运作，其后果往往事与愿违，反而破坏其目标。最后一条本意是反对左翼自由派的激进的社会变革，反对“根治”社会问题的主张（例如左派认为犯罪的根源在于贫穷和种族歧视），而主张渐变式的改良。但是在反恐问题上，“新保”的主张恰好与此相反，认定恐怖主义的“根源”是中东的专制政权，而美国有能力顺利地向“根源”开战，把民主推行到伊拉克。福山分析“新保”之所以有此演变，主要是冷战结束得太突然，对美国说来胜利来得太顺利，于是产生错觉，以为凡专制政权都是摧枯拉朽，一推即倒，人民都自然风从民主自由。他重新阐释自己“历史的终结”的含义，说是以前被误读了，他所谓的“终结”是指对现代化的辩论的终结，并非终结于自由民主。有普世意义的追求是一个技术进步、繁荣和法治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可能导致更广泛的政治参与。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副产品之一，要成为普世的诉求还有待历史的发展。
说过去别人都是对他观点“误读”，似乎难有说服力，毋宁说在现实面前福山修正了自己的观点。目前他已经把普世的追求定为“技术进步和繁荣”而不是自由民主。美国的外交原则包含在全世界推行自由民主，这点不变，但重要的是手段，必须“非军事化”而采用其他政策工具，把反恐“战争”，改为“长期斗争”，以争取全球伊斯兰的人心为目标。这样，原来“新保”派的福山实际上与反布什主义自由派索罗斯殊途同归了。
当前的“新保”人士多自称，或被认为是继承了著名政治哲学家里奥·斯特劳斯的理论。其中不少人的确曾经是斯特劳斯的学生。饶有兴味的是，2003年7月，斯特劳斯的女儿在致《纽约时报》的信中竭力否认斯特劳斯学说与布什主义有关。她说斯特劳斯是完全不问政治的学者，他被称为保守主义只因为他1)不认为社会变化一定是往好里变；2)相信自由民主制度虽然有缺点，仍是在可以实现的制度中最好的，是“最后、最好”的希望；3）反对一切希图统治全球的政权，蔑视乌托邦的许诺——在他的时代就是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主义都剥夺最基本的人性；4)他热爱犹太人，认为建立以色列国家对犹太人的存续至关重要。他在教学中只是引导学生阅读经典，只帮助他们以怀疑的态度分析已经接受的成见，找出其根源，从古希腊先哲中找答案，而并不企图以自己的观点来改造他们。当时正是左派思想流行之时，所以他引导的怀疑对象主要是左派思潮。如果在另一个时代，他照样会对当时流行的思潮同样处理。
从斯特劳斯著作来看，他女儿所说比较符合实际，那是纯学术著作，表现出一种对当时的左派激进主义高潮和商品经济夹击下下“礼崩乐坏”的忧虑，强调恢复人文教育，回归经典，从源头上理解自由主义。如加以通俗化，要从其文本找通向布什主义对外扩张的依据，是十分牵强的。
事实上，新老保守派、自由派本是同根生，其维护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是相同的。对内仍以最初的建国理想和宪法精神为准则，对外也从不放弃以推行自由民主，“领导”世界为己任。其主要分歧是如何认识复杂纷纭的现实世界，应遵行何种途径。政治家有时附会某种理论以使自己行动合理化，学者或媒体也喜欢对一种政策做理论化的阐释。在实践中在现实与理论发生矛盾时，只有修改理论以适应现实，而不是相反。
后记：此文完成于2006年。现在10年过去了。中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平心而论，中东乱局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源，并不能全归咎于美国。只是美国的分量和地位决定了它的一举一动举足轻重，小布什发动的两场战争起了打开潘多拉盒子的作用。现在美国经历了金融危机和复苏以及民主党奥巴马总统执政8年。奥巴马上台是以“变革”为口号（奥巴马执政的得失和他的思路，笔者前已有论述），而且努力想从中东脱身而未果。如今特朗普也是以更加强烈的改变现状为口号。美国人心思变是肯定的，只是变革的手段和途径的问题。撇开内政不谈，就对外政策而言，本文所提到的美国既要维持霸权，又需要收缩战线，仍是两届政府的原则，主要在于如何选择攻守的重点。特朗普的“美国优先”绝对不是回到孤立主义，也不同于“新保守主义”，也许可以称之为“新现实主义”，或者甚至是“机会主义”。何去何从，世人只能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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