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人大学——我在这儿得以自由

2017-10-01 作者: 华夏

立人大学

『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但是这样一种客观的评判工作，对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给后人。』（《黑暗时代的人们》汉娜·阿伦特）

自第一期立大，已近五年。立大结束了，但立大从未停止。

和很多人一样，这两三年来我一直在反思立大，也在很多场合谈起立大。然而，我过去的思考更多局限在立大的实际层面：它是怎么产生，又是如何消亡的。它成功在何处，失败在何处。它有没有实现自己宣称的目标和初衷，等等。

我和很多学员义工聊过对立大的反思，很多人都流露了某种失望情绪，认为立大言过其实，并没有能真正实现其目标。我自己也深有同感。回忆起来，立大仿佛没有带给我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除了一堆交错的，难以解读的记忆。也许对于很多人来说，找工作的时候会犹豫是否将这段经历放在简历上——怎么向面试官解释这个活动的含义呢？

可是，立大虽然充满了含义的不确定和组织细节上的缺陷，它又实实在在地在过去的若干年里深刻的影响了我的生活和人生选择。无论我怎么诠释，它在我的生活里都成为了一桩『事件』，成为了记忆之树上一个无法抚平的硬结。

如此重要的事情，或许应该赋予其形而上学上独立的地位。

固然，我可以停留在其组织细节的层面上理解立大，把立大的活动当作了一种『制作』（making），即组织者和学员，按照自己心中的蓝图，将立大实现出来。我们批评立大的时候，会批评大环境下，立大蓝图的不切实际；或者由于组织管理问题带来的实现难题。

然而，立大创始人李英强先生一开始即称立大为『教育行动』，这就表明了它和新东方这种意义上的民间学校截然不同的性质。『教育』的效果已经很难评述，『行动』的意义则更加难以预料。新东方英语培训姑且属于『教育』，但它很难说是一种『行动』。新东方的学生，清楚地知道自己为什么去参加。离开新东方的时候，能够通过考察自己分数提高了多少，来评判新东方所提供教育的成败与否。新东方提供的教育目标确定，意义明确。

反观立人，则更接近阿伦特所讨论的『行动』（action）。

崔卫平老师对于阿伦特的行动理论有很精准的表述：

『行动』是在公共领域中展开的。在公共领域中的行动意味着：排除了任何仅仅是维持生命或服务于谋生目的，不再受到肉体性生命过程那种封闭性的束缚。『行动』是由于别人的在场而激发的，但却不受其所左右，它存在一种『固有的不可预见性』，因而在公共领域中，人和人处于最大限度的开放之中，人们互相能够看见和听见，他人的在场保证了这个世界和人们自己的现实性，使得一个人最大限度地表现了自己的个性和实现自己的最高本质。『行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言谈』，在言谈中人们敞开他自己，阐释和展现自己。言谈本身具有巨大的政治意义：如果不是想要直接动用暴力，那么，言谈所具有的措辞和劝说便是政治方式本身。总之，在一个亮起来的公共舞台上勇于发言、挑战和接招，一个人表达了他的尊严。

按照阿伦特的术语，新东方的生活空间主要由劳动（labour）和工作（work）构成，而立人大学所制造的生活空间，则很难用劳动和工作的框架去理解。立大在每一个传播文案中，都会提到自己的使命和目的，诸如『通识教育』，『公民意识养成』，『立人』，『建一所自己的大学』等等。然而，这些教育目标不仅很难量化，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也缺乏先例。无论学员还是义工，对立大的理解都缺少事实依据和经验支撑，并且他们的理解又互有差异。这恰恰符合阿伦特的描述：政治行动中，行动主体具有复数性（Plurality）。最终的教育目标是否实现，实际上很难评判。不存在一个标准化的反馈量表，可以如同新东方教学反馈一般，将立大的教育效果标识出来。

我曾经参加过各种活动：暑期学校，科幻大会，军训等等，但它们极少带来立大的『精神共同体』效果。活动结束之后，朋友们也很难保持长期联系。而立大则截然不同。很多参与者虽然事后对立大的教学内容的严谨程度，组织的细节，都颇有微词，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又不断的谈论立大。此外，很多几年前只相处了十几天的朋友，几年后依然保持亲密联系。正如阿伦特所说，行动的意义植根于不同的叙述（narrative）和讲述（Storytelling）之中，并且，只要讲述继续，行动就不会结荣。

参加立大的同学具有一种共性，那就是对主流教育和体制的不满。立大的同学怀着对更好教育的渴望而来，但他们这种渴望所产生的背景恰恰又植根于中国当前的政治环境中。无论立大的参与者多么单纯地强调，自己的行动仅仅是教育，仍然难以避免当局将其视作政治活动。按照阿伦特对行动（Action）的理解，立大无疑具有政治行动的核心特征。

立大的特点，在于它营造了一个超越普通活动的行动空间。按照阿伦特的分析，人只有在『行动』中才以谁『who』而不是什么『what』的形象出现。很多立大同学在自己的大学里仍然找不到『Identity』。其原因在于，我们主流大学生的境况（condition），实质上仍然是由『labour』和『work』组成，其目的和意义都相对固定；而我们总是按照心中已有的蓝本（甚至学长的蓝本）来组织自己的生活。而立大的魅力，恰恰在于其意义和目标的模糊和待定——这模糊和待定对自由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

事实上，所有值得被不断讲述的故事，无论是伟大的爱情，还是伟大的革命，都具备『action』的特点：意义不明，结果难以预料，值得且需要被不断讲述，才能使其意义彰显。而当爱情定格为婚姻，革命定格为官僚体制，则我们又被降回『物』，退回到现代性的枷锁之中，失去生活的意义感。

对阿伦特来说，人的自由只有在『action』之中才能被实现，人之为人，正在于他/她能『行动』，而不仅仅是劳动和工作。而立大即是『action』所发生的那个空间，即『space of appearance』。我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把自己作为人，作为『who』，所蕴含的自由，在立大显现出来，相互对话和理解。每一个个体所收获的故事，拼凑在一起，构成了理解立大的基础。『行动是自由的，它既不像劳动那样严格服从于自然进程，也不像制作那样受制于目标-手段关系，它是个体在他人面前做出的令人出乎意料的举动，这种做出新事的能力，与人的知识水平、地位均无关系。它是一种禀赋，类似于「奇迹」。』

因此，『立人』一词，除了被表述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外，也可以阿伦特的降生（Natality）来理解：一个一个鲜活却被束缚在劳动和工作中的年轻人，在立大创造的空间得以真正以人的姿态第二次降生，思考（Thinking），承担起责任。

人类生生不息、直至永远，世界有可能得救的原因也就在这里了

附：立人大学是一种政治行动

立大究竟是什么？

每个参加立大的人，无论是老师还是学员，都对立大有自己的理解。比如，周濂老师就倾向于把立大看做精神和学术共同体；而向很多公益界人士解释的时候，立大往往被表述为以北上广丰富的教育资源弥补内地大学生精神生活的缺乏，提供优质的通识教育。当年我在邀请上海交大的一名教授时，被问到，『为什么现在网络上有那么多讲座，学校也不断组织讲座，你们还要办这样一个游学班？』这表明，立大的定位事实上不太容易被理解。

当然，大部分参与者都感受到了立大的泛政治性。

一部分立大的参与者，很希望避免立大被贴上政治的标签。这可能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不希望因为作为政治异议团体而被当局打压，二是，政治这个词往往暗示『国家政要、政策、选举、权力斗争、战争』等一系列充满了官僚主义，控制与被控制，乃至暴力和诽谤等等『肮脏』的行为，而我们在立大乃是接受教育，而非议政。第一种想法主观上看似合理，然而当局怎么看待立大，事实上并不完全由立大发表的声明所决定。第二种理解则狭义地理解了政治，将政治庸俗化了。中国人民大学陈伟教授对阿伦特的政治观如此描述：

以阿伦特之见，对于「什么是政治」，关键并不在于给「政治」一词下一个无可指摘的定义，而在于我们要明确人们使用「政治」一词时所指的是何种现象与经验。现代人在日常言谈及主流学术研究中，政治总是与国家政要、政策、选举、权力斗争、战争相联系。阿伦特则力排众议地指出，现今流行的所谓政治，已不是原本意义上的真正的政治，而是真正的政治经验逐渐从人们记忆中逝去后产生的替代品。

……阿伦特所说的政治，是指自由平等的公民以言行就重大议题进行协商讨论的活动，其目的一方面在于表达一己真性，展示真我风采，另一方面在于和他人进行交往沟通，寻求某种尽可能兼顾每个人意见的共识。

按照阿伦特的理解，一群青年人聚集在一起，自由而真实地讨论具有公共性问题，已经具备了政治行动的特点。如陈伟的解读：

极权社会不允许人们自由集会。为什么这么害怕自由集会呢？因为几个人在一起就有可能形成公共空间，形成共同行动的力量，这种共同行动的力量就是政治权。

按照这个理解，立大显而易见地是一种政治活动。或许，当立大已经举办了 10 期，进入了常态化运转之后，它可以被理解为单纯的教育，或者学术共同体。而在草创之时，立大无疑具备政治行动的全部特征。

有一种通常劝服大家关心政治的逻辑：『你不关心政治，但是政治关心你』。然而，这是一种消极的劝说方式，即『被逼无奈』，不得不关心政治。然而，阿伦特继承了亚里士多德思想传统，认为『人是政治动物』，人的自由，人作为个体的特质，恰恰要通过政治行动展现出来。不关心政治，『在商言商』，『做一个专业人员』，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在亚里士多德和阿伦特的定义里，已经失去了人的本质，因为他们只知道劳动和工作，而在单纯的劳动和工作中并不存在自由。当今中国社会，人们默认了权贵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逻辑，遇到任何问题，都以拼命工作挣钱来解决或逃避。表面上看，人们过着『非政治』的生活，不问国事；实际上，他们又因为生活方式的趋同，对某种生活逻辑先验的接受，而已经被政治塑造。

立人大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出现。参与者并不直接对中共当局产生威胁，并不直接抗议某项政策，并不商讨某个政见，更不打算结党。但是，一群互相平等的『持不同生活意见者』，聚集在一个公共空间，互相交流探讨种种公共事宜，正是从古希腊城邦政治继承而来的真正的政治行动。公共事宜不限于政策或社会行动；在立大的十几天里，应该形成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模式，什么样的爱情是可欲的，什么样的事业值得追求？这一类苏格拉底式的问题，每天都在立大里被讨论着。

阿伦特认为，现代政治的衰败的本质，正是人们将本来属于家庭领域的控制和权力斗争，扩大到了本应成为自由探讨沃土的『城邦广场之上。才在这个意义上，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不过是私人领域的家庭生活，或者说，是『宫斗』的放大而已，乃是最庸俗的政治活动。

因此立大的本性正在于其不仅仅是教育，更是『行动』。它的魅力也根植于此。无论学术共同体，还是公益行动，我们都可以在中国找到替代品，唯独这种阿伦特意义上的行动，极其罕见，而立大因此而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