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协华：民权运动与社会转型
大陆民主运动的当代状况并非如专制文人所描述的那样显得脆弱，而是恰恰相反，民主运动已经成为在无社会的一党高压下普遍性的社会运动，不仅参与到了民主转型的地区进程中，也参与到了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对于世界秩序的推动与更新。这即是大陆民主运动的事实状态，也是在处于中共极权的不断压制时民主思想及自由意识仍然持续发展、生长的当代现实。因此，从这个现状而言，在实际上，中共才是虚弱和不堪一击的非政治集团。尽管他们一再声称拥有军队和暴力镇压机器，然而，习近平的中共却无力和之前一样，仅通过宣传机器的洗脑就可以维持这一庞大特权体系的运转与统治。换句话说，这种自上世纪以来所产生的党军一体进行区域统治的模式已经破产，不论其是否仍在借用对民族主义的煽动和对国家形态的夸张，仍无法面对和维持其不被瓦解的最终命运。
权利运动拓展民主思潮
随着大陆民主运动对权利争取的展开，在同等状况中，也为民主深化以压制中共极权，提供了一种区别于事件维权的社会性视野。也就是维权不仅作为维护个体和局部权利的手段，也一样具有着对社会革命的催化作用，是对民主转型的完整体系的持续推动。由此，中共才会不惜运用一切暴力机制对其进行压制。这种角逐与高度对立的状况，对中共而言，不仅是出于维持稳定的外在需求，也意味着中共内部权力形态的分化与破碎已经呈扩散之态，双重压力即是构成摧毁极权的基石。正如同中共维稳部门对黄琦及《六四天网》和甄江华及《权利运动》网进行阻挠、构陷、指控和审判一样，是在于中共已到了无法动用其特权范围内的政权暴力，来扑灭形成于整个大陆场域内的反对力量。而这场民主与专制的战斗序幕早已拉开，并且，在实际的社会层次上，表明了民间社会在权利运动的深层形态上，已越过了中共的恐吓和威胁，成为拓展民主与自由的社会性思潮。
大陆权利运动作为对民主转型的行动性实践，从之前经由独立媒体“非新闻”所公布的反抗数据来看，已经超越了对党式意识形态的屈服和遵从。这意味着民主与自由在大陆已成为带有政治色彩的社会性意愿，是对由中共构成的世界邪恶核心的事实抵抗。从这个角度出发，权利运动就不仅是一场崛起于大陆的民主运动，也是现代民主超越中共意识形态和权利封锁后所达成的转型道路，是基于以人权为主导的一场当代式的权利反抗运动，也是建立在政治文明的基石之上，以抵抗和维护个体权利及思想自由的现实行动。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权利战争，也更是在中国监狱体制的状况中，大陆民众为获取生存尊严所展开的对虚无政治和邪恶体系的抗争行动，这种因维权进程而汲取的人权要素，不仅成为了在此时代体现何为现代民主的社会性驱动力量，同时也在新意识的思想段落中，折射出了民主及自由和旧体制的深刻决裂。
民间主体的当代形态
中共以固守专制式的权力壁垒，试图通过严控全社会以换取保持政权稳定的阴谋，其实质不但表明了因建立在地狱模式中的共产意识已经崩溃，也更进一步地在社会场域的斗争中，暗示了自身作为特权集团的消亡。一个不仅排斥世界潮流同时也排斥大陆民众的生存权利和政治权力的暴政集团，既不可能在表层经济的繁荣之后，融入现代文明，更因其缺乏具有公共价值和政治伦理的形态，难以成为人类本身所属及贯通的政治性权力体系，因此也就只能通过绑架民众、恐吓平民来延续其统治和奴役的权力体制。这种局面的造成，在族群状况中，则又体现为中共已然是全球最大的排华、辱华的卖国集团，是寄生于大陆民众之中的恶性肿瘤，更是分裂大陆、走向党独、共独、红独的极端恐怖组织。而由权利主张的行动化所构成的，即是在现代民主的领域内，民间主体的实在和当代形态，是社会抵抗运动通过其介入性的连续反抗行为，所达成的对极权取消人权的现实抗议，并在最终的层面上，构成了民主获取转型价值的重要基石。
被中共诬陷的黄琦以“零口供”践行其维护民间维权的立场，始终关注底层民众，先后数次被中共判刑，甄江华则长期服务于民间维权群体，不仅致力于社会公益活动，积极捍卫人权，亦参与了悼念刘晓波的“海祭案”事件。而中共却站在民众的对立面，用卑鄙手段对维权群体和帮助维权群体的个人及社会人士进行打击和谋害。此种状况，不仅验证了维权是推动社会性政治转型的当代驱动力量，也一样验证了中共分裂大陆的邪恶本质。而在这场民间主体反抗政治高压的战争中，对于民主运动而言，则意味着大陆社会抗争已迈进至更为广阔的社会视野，也即，维权不仅体现了对个体权益的关注、要求和期望，也彰显并提炼了民主运动在大陆本土所具有的时代力量，以在更深入的领域内，刻画制度及权力体系的民主化进程，即：民权的思想诉求通过现实行动，达成了在社会区域内的清晰度，并为现代民主区别于政权形态的权利体系，拓宽了其时代的边界，澄清了民粹与民权完全不同的现实涵义和价值取向，并在反极权状况中，获取了动员及声援在广泛领域中社会成员的参与度，更是被中共污蔑为“低端人口”的群体，对非法的中共政权的直接回击。
修复社会撕裂创口
无论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等捏造的罪名，对黄琦、甄江华及众多社会性民间维权行动者进行迫害，中共都无法避免其自相矛盾的分裂状况。这不仅是源自大陆维权运动其本身所必然会包含的、在法理价值内对民主运动的行为实践，也因当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形态，已更改为反社会隔绝及阶级政治的平民运动。坚持民间维权立场和服务维权群体，在本质上即已体现了现代民主在大陆的现实活力。更积极的意义在于，民权运动不仅是对中共暴政的直接抵抗，也因其具有情感色彩的立场，而成为修复社会撕裂创口的重要构成。民权意识的高度，决定了将会对一切不合法政权进行揭露，从而产生直面真相的生存需求，也是对一切虚无政治和国家谎言的抵抗。而由此所形成的社会意愿，则为大陆现代民主的内涵注入了极具群体共性的转型契机，通过权利超越物性利益的民主主张，成为扭转人权极度匮乏、甚而被隐匿或分化的最佳选择。
体现凝聚力
中共以维稳为由（这点非常可笑，垄断一切的中共竟然要时刻处于维稳状态），对社会平民及统治领域内的一切为维护自身权益进行抗争的民众进行大肆迫害和压制，甚至不断按上“煽动颠覆”和“颠覆政权”罪名，更为可笑的是，虚弱到了要以“泄露国家机密”来作为打压民间社会争取权益的群体，此种现状，则又在另一层面上，表明了中共在面对人权议题时处于绝对险恶的心态，然而即便如此，中共也难以压制这个以民权高涨为政治倾向的社会空间。中共作为大陆人权监狱的制造者，也一样难以逃避自身被囚禁的状态，是在于任何一种社会其所属成员在权利面前，不仅享有天然的获得愿望，更在于这种愿望本身即为社会凝聚力的体现。因此，特权终究要被权利打败，如同未经民众授权的政权，终将要被民众推翻一样。
权利运动的逻辑及转型道路
作为社会抵抗以推动民主转型的权利主体，和作为在无社会的恐怖地理中坚守并形成区别于反对及异议属性的民主主体，大陆社会反抗运动不仅致力于对权利的争取，同时也开拓着在高于政治对立的层面上，对一切恐怖力量的抗争，众所周知，中共不仅以恐怖治国、治民，也更是全球恐怖政治和极端组织的鼓动者、支持者和邪恶同盟。中共长期对一切非民主集团予以巨大的物力和财力支援，以打造和自由世界、民主制度相悖的反人权联盟，正如当下所谓的朝鲜危机，其实正是由中共一手策划、扶持而成，中共以制造全球灾难，达到扩张权力结构的目的，因此所谓的中共共产意识已经消亡，不需要再“反共”之类的荒谬言论，在实际上其实就是对中共的纵容和包庇，更是对恐怖政治的妥协与屈服。共产意识的本质就是特权及因特权所窃取的不正当利益，而一切特权即是反政治和反社会的表现，以恐怖维持政权即为中共极端的写照，也是中共之所以用酷刑虐待一切争取权利的社会平民和民主人士的深层原因。维持稳定，其实就是维持党权、特权，废除民权，以恐怖治国。
大陆维权民众所构建的民间抗争主体，不仅仅是因为有黄琦、甄江华这样的人权守护者的存在，更是因为有了中共这种以灭绝人权和平民权益的恐怖集团而产生，这就是一切事件的根源和最终结果，是社会逻辑应对政治谎言的现实状态。对现代民主而言，则意味着政治正当性的构成和运用，意味着从虚无主义的社会场域中，为争取民主获得实现的条件而必然会促成的当代契机。尤其是在民间抵抗成为一种社会运动时，这种由大陆民众所组成的行动主体，就将成为推进转型的现实动力。而无论是正处于恐怖、极端危机及核武危机的时代状况，并以民主及自由的锻造，改变现阶段大陆的不平等状况，以具有正当价值的政治体系，融入世界秩序，这即是一切民权及权利运动得以生成的起点。在此时段，在这场战役中，中共以暴政示众，在社会场域内已经完全丧失了其真实的政治价值。
民主转型的思维转换在实际上从不对改良和革命构成对等关系，这也就是现代民主区别于一般民主或特权民主的真实意义，人类历史的发展早就为一切非平权的体制指出了其最后的归宿，那就是崩溃及灭亡。习近平以秦始皇为偶像，以嗜血毛氏为生父，以希特勒为盟友，这条路线在实际上却反而揭示出了中共作为全球低端人口的邪恶特性。由此，对维权行动及服务于维权的人士进行审判，恰恰表明了中共必将消亡的事实。而随着大陆民主运动在当下的生发及高压统治的反向催化，社会革命的条件已经具备并趋于成熟，尤其是在确认了民主运动的抗争主体之后，这种前景和可能，已成为改变东方及亚洲地理政治的重要线索。中共一手打造了这么多的颠覆政权和煽动颠覆之罪，也就必然意味着或者说就必然表明了，颠覆中共将成为抗争的最终现实，以呼应建立在现代民主体系中、呈社会性扩散的权利运动，亦是大陆转型的现实深化和通向民主的自由道路。
出处: 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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