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涟：刘晓波与他代表的“非暴力抗争”路线
近20多年以来，国际社会一直将诺贝尔和平奖的授予当作促使发展中国家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工具，曼德拉、达赖喇嘛、昂山素季与刘晓波等人士，由于在他们的国家具有的象征意义先后获奖。国际社会这份苦心收获不一：曼德拉生前在南非实现了国际社会的寄望，从社会和解、打破种族界限，解决了许多社会问题，但也留下了腐败甚至逆向种族歧视等诸多社会问题；达赖喇嘛以藏人领袖之身份得到诺贝尔奖的加持 ，极大的扩展了藏人的国际活动空间；昂山素季虽然成功地让缅甸达成了民主化，但因缅甸那棘手的罗兴亚穆斯林人问题，引起国际社会一片指责。但中国的诺贝尔奖得主刘晓波先生去世。对中国来说，不仅是一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的生命终结，还意味着非暴力抗争这一政治理念在中国将进入尘封状态。
破局之举：非暴力抗争主张在中国成为一种理念
刘晓波的异议生涯始于1989年六四运动，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作为2008年《零八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及主要发起者，在推动《宪章》联署时发挥了重要作用。《零八宪章》继承了捷克斯洛伐克《七七宪章》的精神，提倡在中共暴政压迫之下通过非暴力抗争促进中国和平转型，与诺贝尔和平奖评选委员会的遴选标准契合，因此，刘晓波作为《零八宪章》的代表人物，获得2010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在授奖辞中阐明授奖原因：“委员会的意图是通过颁奖来凸显人权、民主与和平之间的关系，……早在那时（1989年）非暴力就成为他民主理念中的一个核心因素” 。2017年7月刘晓波在被囚禁中病逝，该委员会再次强调：“通过向刘晓波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希望强调，发展民主与创造和确保和平之间存在着根本联系。此外，委员会发现，刘晓波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抵抗中国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行为，为增进不同民族间的友爱做出了贡献。”
非暴力抗争的理念在中国人中引发的争论，几乎从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他个人的命运与中国社会状态相映照，却显得非常奇诡：作为主张非暴力抗争的代表人物，刘晓波在1989年之后曾几次入狱，这一经历将他从激进的文学青年熬炼成主张非暴力抗争的温和反对者，这一角色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加持；与此同时，他代表的非暴力抗争主张，却在政府的政治暴力与网络革命党日趋严重的暴力倾向这双重煎熬下，进入奄奄一息之境。刘晓波及其爱妻刘霞的悲剧人生，更成了主张暴力革命者用来反证非暴力抗争路线失败的例证。
但是，正如《零八宪章》的共同发起人之一、学者徐友渔2017年7月15日在纽约各界举办的刘晓波追思会上所言：《零八宪章》倡导通过非暴力抗争，促进中国走上宪政民主之路的思想，并非刘晓波个人独创，而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现实做了深刻反思后形成的共识。1989年流亡海外的作家苏晓康在《刘晓波把激进煎熬成温和》一文中，细述了刘晓波获奖之后，他本人及《零八宪章》代表的非暴力抗争路线遭遇的尴尬：海内外有不小的反对声音，“以刘晓波的巨大争议性，对他没有疑义反而不正常了”，质疑声中，当然“包含了刘晓波获奖对中国现实政治能有多少触动的疑问”。非暴力抗争路线在当下中国的处境，意味着刘晓波戴上这顶桂冠的同时，就背负了道义的十字架。也正因如此，刘晓波在知悉自己获奖后称，这个奖是颁给六四亡灵的。苏晓康对此做了总结：“在一定意义上，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早在1989年春北京的沸腾广场，血沃长街就应验了。天安门学子满腔报国之心，被机枪坦克碾碎之际，启动了共产主义阵营大坍塌的骨牌效应，八九一代却抱憾饮恨至今，终于刘晓波代表着他们的理想和叛逆，登上诺贝尔的殿堂；再深一层说，推选刘晓波的，也不是现世的人们，而是倒在长安街上的亡灵们，他们要让这位前‘黑马’代表他们，来告诉这个世界，杀人不是政治，只是兽行；反杀回去，又在重复兽行。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
在中国，从来是暴力革命主张大行其道，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非暴力抗争的提法虽然时有出现，但成为一种理念，有代表人物，有为数不多的各阶层人士共同信奉、并得到诺贝尔和平奖的加持，却是刘晓波获奖前后才出现的中国现象。
非暴力抗争的幼苗能在暴力革命的温床上成长么？
只有经历过六四的人，才能理解“中国要争取讲道理的那一天”这句话蕴含的沉重。1989年之后流亡海外的前辈学人李泽厚与刘再复深刻反思后曾出版一本对话集《告别革命》，对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影响甚巨。在主张非暴力抗争的知识分子当中，以胡平的看法最为系统。胡平长期从事民主运动理论研究，他认为：暴力反抗暴政有其正当性，但面对高度现代化热兵器的专制政权，斩木不能为兵，一般民众不具有暴力反抗的工具；我们没有枪，如果不甘屈服，唯有从事非暴力抗争。1989年的民主运动就是一场伟大的非暴力抗争，但六四屠杀使很多民众失去了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胡平进而阐述：“有人以为，一旦民众认识到非暴力斗争此路不通，他们就会转而投入暴力抗争，这个推断不符合实际；若人们失去了对非暴力斗争的信念，从而放弃非暴力抗争，实际上就是放弃了现实可行的斗争手段，到头来也就是放弃了抗争本身。又由于他们不参加实际的非暴力抗争，因此使得实际发生的非暴力抗争总是形不成声势和规模，形不成足够的力量，既不足以对一党专制构成有力的挑战，同时又比较容易被当局所压制。这反过来又使得民众进一步失去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由此陷入恶性循环。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首先就要让人们重新恢复对非暴力抗争的信心。舍此之外，别无捷径。” 胡平的看法既包含了不能选择以暴易暴这个终极目标，还包含现实的策略考虑。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古往今来数千年，不断出现张角、黄巢、朱元璋、张献忠、洪秀全、义和团这种暴力革命，就连中共政权也笃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并将这一理论发展成今天的“维稳论”。由于政府通过它高度操控的教育系统，长期对国人实行意识形态洗脑，统治者与反对者共享一套以“剥夺剥夺者”为核心理念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邓小平的“摸论”（摸着石头过河）、“猫论”（不管白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为代表的机会主义价值观，因此，在神州大地，暴力革命从来就不缺信奉者。
在这样一个崇拜权力与暴力的国度，究竟会发生何种类型的革命？这是笔者多年来都在观察、思考的问题。在刘晓波去世之前，推特（Twitter）中文圈提供了一个难得的观察窗口。
“郭氏推特革命”是未来中国革命的演练
我曾在《“郭氏推特革命”是对中国革命的隐喻》一文中，分析了郭氏推特革命展示的暴力化倾向及对财产的诉求，认为这次“推特革命”的暴力化倾向相当严重，与文革的语言暴力几乎相等。这种暴力化倾向从两方面体现：
第一，相当多的支持者抱持简单化的敌我观念，即毛泽东所说的，“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是主导。“郭粉”当中一些推号表现出十足的痞子化倾向，对于一切自己不喜欢的观点缺乏宽容，与毛泽东极权体制不容忍异见一样，动辄围攻，痞话脏话铺天盖地，而且毫无是非感，表现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强烈倾向。他们对知识分子群体的仇恨、蔑视更是溢于言表，其推文与当年的“文革”大字报相近。除了各种将郭吹捧成空前绝后的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化的领袖，比如“中国民主第一人”、“耶稣再世”等谀词颂语之外，甚至有人提出，“凡不支持郭文贵的，必须予以打击；凡反对郭文贵的，必是中共特务五毛”。
疯狂是种巨大的破坏性力量。法国学者勒庞在其名著《乌合之众》中，对这种现象曾做过深刻评析：“群众从未渴求过真理，他们对不合口味的证据视而不见。假如谬误对他们有诱惑力，他们更愿意崇拜谬误。谁向他们提供幻觉，谁就可以轻易地成为他们的主人；谁摧毁他们的幻觉，谁就会成为他们的牺牲品。”一个劣迹斑斑、依靠国安系统敲诈、勒索发家的失意奸商郭文贵，成为中国网络革命党的主人。
第二，公开鼓吹血淋淋的暴力。一位自我介绍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的国际法硕士、在京从事律师职业近20年，现居加拿大的赖建平于8月9日发的一条推文，更是将这种暴力推到了极致：“我有权各（个）别地或与他人联合起来集体地反抗专制官员，我拥有的反抗手段及其正当性并不因为这种联合而失去或减损，当很多人一起行动时，就叫民主革命。革命过程中同样可以咒骂、欺骗、造谣、伤害、杀死他们。我有权以这些手段对付任何一个或多个或全体压迫者，怎么有效、怎么管用就怎么来，就这么简单。”i意思是说，他认为自己的目标是正确的，为达目标不择手段，可以视他人生命为草芥随意剥夺。另一位现居加拿大的维权律师郭国汀在8月21日发表的推文中说：“如何制约流氓暴君下屠杀令扑灭宪政民主大革命？凡是今后下令开枪及下令执行暴力镇压令的任何人，一律连同他们的家属子女（未成年儿童可除外）处死刑，且得由任何人随时就地正法，凡是执行其死刑者皆予重奖”。ii
这两位前中国律师的言论充满了血腥，几乎完全否定了近几十年国际社会坚持的文明底线，与中共革命初期言论及恐怖组织ISIS没有任何区别。
上述言论的出现，离刘晓波逝世才一个多月。这一事实揭示的中国现实非常残酷：中国有以暴易暴的制度文化传统，再加上红色共产革命洗劫过近百年，以及中共意识形态教育，从来就是暴力革命的温床，非暴力抗争理念在这块土地上，注定是株难以长大的弱苗。
这当然不是刘晓波个人的悲剧，而是这个民族的悲剧。
i 赖建平 @ljpJames， https://twitter.com/ljpJames/status/895166811171418112
ii Thomas G.Guo（郭国汀）@thomasgguo，https://twitter.com/thomasgguo/status/899755983802556416
出处: 独立中文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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