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协华：转向亚洲的现代性阐述
现代民主的视域
一切民主运动成为社会化的行动，其前提是基于民众要介入政治领域，挑战并反击不平等的处境和社会关系。由此前提所构筑而成的，即是作为转型之于民主的一项基本形态，它是对权力（民权）和权益均受到高压损害时自发产生的激烈反抗行为的确认，是包含了存在性和现实性的对整体社会系统进行呼求的状态。因此，要讨论民主化的现代路径，及可能遭遇到的危机，以及作为社会与权力体制（既得利益体）之间处于逆周期的形态，则意味着，要从另一种更为明确的层次上，理解何谓大陆民主运动，以及由此而产生、形成的民主化思考。众所周知，以北京为标志的中共政权，长期以来以其营建的单方面政权（自我选举、自我执政），使得大陆分裂为两大极其悬殊的阵营。也就是由垄断并控制一切的中共集团，奴役大陆地区非中共的所有社会组织。同时，中共极权不仅削弱民众及社会，甚至，也在长期维稳与高压政治的固态中，使大陆成为了世界之外的区域。中共以严酷的手段，没收了大陆民众应有的一切人身权利。
当看得见的邪恶都会被故意忽视时，反复夸大民粹危机就会成为对事态及真相的掩盖。正如毫不关心大陆反抗运动，却热衷于中共内部的分化与臆想而出的派系斗争一样，这一切所能构成的，既不是对社会规则以重回宪法体系为基准的民主道路的深入，也同样不符合在邪恶权力面前进行抗议，以呈现真相作为政治发展的前提和依据。因此，尽管当代社会充满了复杂而相互交叉的危机与陷阱，但依然不能摆脱和仍需要回答的，则是对社会公平的追问，这是一切产生问题的领域，它不应当被隐匿在利益资本的各类表格下面，是在于当社会系统处于非正常时期时，实际上就不应该讨论民主的危机，更不应该刻意夸大民粹以彰显自身的清雅。因为这不仅意味着民主思想缺乏被时代检验的前提，同时也指出的是，如果不愿确认看得见的邪恶，如极权、暴政才是当今世界真正的危机所在，那么，讨论民主危机，其实就是对暴政的放纵和屈服。
全球化将整个世界分成了两半，一半是民主，另一半则是非民主的权力体。现代民主作为对当代社会的重塑和创建，不会刻意在超越此两者不对称的政治形态中谋求胜利，而是恰恰相反，现代民主将通过承担社会体系的社会属性为其基本动力，以谋求在敏感性的政治风潮中消除社会的政治性。这句话的意思是，就现代民主的视域而言，江泽民和习近平作为独裁者没有任何差别，不存在谁比谁更好的问题。与此同时，如何在一个不存在的所谓的民主危机中，直接指出真正的危机在于政治作为权力体系的反面效应，则意味着对处于现代领域内的极权予以犀利批判。因此，现代民主是为了指出政治发展的逻辑而产生，它同时要面对的是，在一个盛产“政治犯”的地区，如何实现关于社会本身的社会性而非政治意义。这种区别和界定，不仅体现于作为沦陷区的大陆，也一样投射到台湾和香港。
转向亚洲的现实意义
雨伞运动占中三子的黄之峰、周永康，在雨伞运动三周年之际共同发出声音，以指出并澄清香港作为独立区域所应享有的权益已尽遭中共的压制。不仅如此，他们也指出了中共的崛起是“一种权力虚假的体现”，更是华人区域隔绝于世界之外的反常表现。这种表述，既明确了雨伞运动为争取自由权利的属性所存在的现实意义，也重申并呈现了现代民主在亚洲地理中的真实境况。如同美国国会当局中国委员会共同主席马克•鲁比奥和克里斯•史密斯所阐述的那样，（西方）世界转向亚洲，不仅意味着经济利益的考量，也更要明确地区人权的实际现状。由此，转向亚洲就并非以一种交易形成不同世界的联接，而是侧重于对人权事务之于共同世界的开拓、呈现和推进。这就为现代民主作为对等政治的属性提供了不同但却广泛的视野，是基于对人的社会性的关注，也更是“发展”在当代世界中的高度体现。
由此，在视线得以形成转换之后，转向亚洲也可以得到进一步贯通，以改变从大陆看香港的逆向视野。换而言之，从地区属性的层面，以台湾来看大陆，则更能明辩民主作为对等体系与非民主的中共政权之间，所必然要形成的不可对话的现实。也即，非理性主义的抬头，导致了地区与地区之间在政治形态中的冲突，并蔓延至社会系统。极权以非民主之魔，依仗通过掠夺、垄断所盗取的巨额资本，对民主地区进行经济打压，依仗由极少数形成的特权集团，对绝大多数社会民众进行控制、弱化及奴役，并实施武统式的高压政治。然而，这还仅仅是不用分析就可得出的表层现象。是在于，在最深沉的境况中，由于社会视域的改变，以及通过对地区主客身份的转换，这种由暴政蓄意发动的社会战争，因其缺乏天然的民意支持，而只能最终成为反向逆转的自我吞噬行为。这就是一切“政治犯”所持有的民主必将摧毁极权、人道取代冷血的时代理性，更是历史之于当代的折射。而又正是在此意义上，现代民主就不仅成为冲破地区限制的时代思潮，它也因具有在内在镜像中挑战一切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动力，成为大陆和世界紧密相连的参照，是将臆造的民主化危机呈现在当代进程中，以暴露极权之恶的重要努力。
对民主精神的重新珍视，不仅意味着作为一种现实政治的价值纬度，也体现着在转向亚洲这一社会性转变的道路上，对21世纪之前的人类历史以重要反省，以达成对当代政治文明的现代性阐述。尽管，对民主的理解，因为整体世界的平面呈现，正在导致一种新的不平等主义及孤立形态的产生。并由此主要分歧，以颠倒的角度对民主制度之于现代世界的影响作出反向批判。这种危险最大的错误在于，它试图（在不自觉中）避开在实质上的极权、暴政及因旧独裁所催生的专制符号对当代世界进行持续破坏的行为，绕过由伪造社会主义和臆造共产运动所形成的世界的另一面，以忽视此黑暗世界的主要载体，来达到自我的自圆其说。这种忽略不仅是奇怪的，甚至更是荒唐的。不去批判、瓦解邪恶极权的运行体系，不去揭露、呈现非民主权力体对于民主制度所带来的恶性影响，反而质疑并指出民主已经作为一种新的危机和陷阱，那么，此种视线就不仅不具有现实的力量，甚而会成为被极权吸附、消解的意识，进而迅速消亡。
同样，在现有政治版图中，夸大社会撕裂的非客观性，不仅导致了民主思维的部分流失，也使得意识形态的极端性产生催化并致使族群及思想走向分裂。而这一切是非民主的，也就是说，它本身不会也不应当包含在民主思想的领域中。就如同不是民主（制度）出现了危机，而是极权模糊了社会及政治的社会性，并从现实层面上，对民众施以逼迫，以更改人类的历史状态。用看得见和看不见的邪恶，取消、减弱、分化社会的抵抗能力。然而，尽管如此，就极权及一切非民主政治的本质而言，它们无法避免因自身的错误，从而（不断）增加社会错误的风险，并且，更重要的是，专制、独裁乃至极权的逆向倒退，所必然要接受的结果，即是在日渐扩大的抵抗中消亡，同时也在其内部权力斗争的状况中消亡。而当这种属性投射到此全球化时代，就会在思想分层的领地中，首先澄清一个似乎被默认的错误，那就是，极权并非是全球化的体现，更不是全球化的结果，而是相反，极权是导致大多数隐匿而由少数人操控的反全球化政治，甚至，极权根本就不在政治此一领域内。而这同时也说明了，对于现代民主而言，极权意图通过弱化社会现实的社会性，从而篡改权力的公共特征，以谋求统治的意图，必然要以丧失掉极权的一切为代价，进而彻底粉碎。
大陆民主运动的未来
当现代民主的视野呈现在整体世界中时，也就表明了现代民主比旧式民主更具有当代的未来属性，是在于现代性民主区别于极权作为侵略社会的特征，并且，现代民主以权力的普世性 成为世界秩序的基石，也更能在现实的多层触角中达成社会民众的共同意愿。没有一个独裁者在这个时代是受欢迎的，因为大家都看见了他身上的那片巨大的黑暗和深渊。正如台湾前总统李登辉在“总统直选与民主台湾”学术研讨会上指出的那样：中共以利益诱使“甚至协助台湾黑道团体在台活动”，裹挟伪民主潮流，实施红色入侵，这种行为，不仅背离了政治在当代的公共规则，“激发省籍对立”，甚至企图“以商逼政”，撕裂族群共性，以达到分化目的，“意图使台湾的经济体质丧失竞争力”。而在这其中所揭示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处于转向进程的民主形态而言，则同时也明确了作为现代民主在全球状况中的制度规则，也即，民主尤其是现代民主不是某种地理意义上的规则状态，更非是产生并正在导致需要讨论其边界和一般领域的社会状态。而是相反，民主是阻截极权形成扩张以突破人权边界的必要体系，是一切公共事务在社会和政治区域形成对话的起点。现代民主以适用型和普世性，为减少政治错误铺平了人类道路，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转向人权才是摆脱一切社会危机和冲突的重要努力，而非仅是在一般架构内，被动成为极权的附属之物。
中共极权以“改开”之名，建立世界最大血汗工厂，以奴隶主之欲，贪享巨大的人口红利，以至于癫狂到了认为已是世界的推动者，要以极权之身，承担“世界领袖”的角色。但是，全球化自有其最基本的运行轨迹，这是因为人类历史不会允许以倒退的速度回到中世纪。而貌似全球化则在本质上揭示了中共暴政的必然崩塌，非理性主义也终将要在现代民主的政治进程中被击碎。当越来越多的清醒意识开始对中共保持警惕，世界就由被动的分裂而逐渐产生将伤口愈合的努力。这就好比，特朗普不是世界的拯救者，但是他知道他“代表的是美国”，这就像一道微亮的光，对比并反衬着大陆的黑暗和动荡，也同样提醒着在现代民主的领域内，对于制度的提炼和推进的必要性已成为一种现实，因为转向不仅是社会性的体现，也将在思想和学术层面中得以重要阐述。而转向亚洲的议题对于现代民主，就是要在社会系统的状况中完善社会肌体的自由特征，以首先在世俗化的谱系中激活人的现代属性，改变被极权禁锢和限制的现实。
现代民主是对观察政治角度进行变更的形态，它以超越极权的方式，为抵抗行动注入了新的涵义，是在于只有当民主超越仅作为对极权的异议视野之后，民主才会成为丰沛的社会制度对一切邪恶政权进行颠覆。当这种转变投射到现实中，大陆民主运动也才有可能逃离全球化时代极权为减弱民主影响、继续享用特权所布下的种种陷阱，并由此反观自身身份的构成基石，获取社会民意的共振，通过对启蒙运动的彻底告别而上升至当代段落。这种对于民主的愿望不再作为梦想而出现，更非生存的奢望，“追溯并靠近一个光明可敬的未来”也不仅是占中三子之一周永康的个人情怀，而是在通向未来历程的道路上，一切华人族群进入世界并与世界形成关系的重要抉择，是现代民主赋予大陆民众以反抗极权最终获取民主自由的深刻延续。在每一个不自由的地方，我们都将会听到向往自由的心跳和呼吸，这就是文明的基石，也更是人类前进的方向。
出处:《民主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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