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靜(2016):國防生贖身記
上海少年曾經熱血投考國防生，卻在臨近畢業入伍時，花去16萬贖回自由。大學四年，這名世界最大軍隊的後備幹部，為何幻滅？
在涉足這個等級森嚴而封閉的系統之前，因為一檔電視節目，少年桑可（化名）第一次有了參軍的念頭。那是2008年5月，四川汶川發生里氏8級強震，桑可在電視上看到了軍隊救災，一時熱血澎湃，「想報效國家，覺得很光榮，很想之後當兵加入他們。」
第二年高考前，桑可鄭重在志願表上填報了中國人民大學，武警國防生。
中國的國防生制度正式確立於21世紀的開端，這種制度是美國「預備軍官訓練團」（Reserve Officers Training Corps）的翻版，它繼承了美國殖民地時代「國民軍隊」的傳統，現普遍設立於美國各地非軍事大學、學院，為的是培訓高素質的預備役軍官，包括為學生提供獎學金、學習期間在部隊實習、就分屬部隊屬性進行專業訓練、畢業後入伍服務等等。
按桑可後來了解的說法，1997年江澤民訪美時，見到美國軍隊在地方大學培養軍隊儲備幹部，提升軍隊中大學生人數的比例，然後，就有了中國的國防生。這種說法難以考證，但在訪美結束後的1997年12月，江澤民正式提出，「軍隊生長幹部要逐步走開軍隊自己培養和依託國民教育培養並舉的路子，從更大的範圍選拔培養高素質的人才」。1998年，試點在大陸最頂尖的兩所大學北大、清華展開。
十一年後，桑可成功被中國人民大學錄取，成為大陸4.8萬名在校國防生之一。
但聊起大學四年，桑可說：「如果再來一次，我一定不會再讀國防生了。」
國防生們的「算盤」
違約賠償16萬、重獲自由兩年後的夏天，桑可正在香港某高校藝術院系讀碩士。人多時他常常沉默，即便說話，聲音也不大，更多時候他喜歡獨來獨往，有時沿著海岸線一走就是幾個小時。他說，不知道怎麼和同學溝通。他看起來並不像一名鐵血軍人。
桑可是上海人，原本計劃大學讀建築，為汶川地震軍人們的英勇救災感染後，他開始關注國防生的招生。
家人支持桑可的選擇──一個來自軍隊的親戚尤其贊成，說國防生出來直接就是幹部，還說在北京他有個朋友是徐才厚的戰友，到時候桑可畢業了想去哪隨便挑。那是2009年，應屆生找工作已經很困難，那時徐才厚尚在人世，還身居中央軍委副主席，親戚的話讓一家人倍受鼓舞。
像桑可這樣一線城市的優秀生，報考國防生的並不多。桑可那一屆，大陸117所大學共招收了7500名國防生，大都是名校，包括在大陸前三甲的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人大），目測百分之六七十的人來自農村，「大家們報考國防生，一般是這幾個原因：家裏有人在部隊的；希望上人大這樣的名校但是分數差一點的；還有就是很熱血的。」對於農村學生，國防生還意味著城市戶口，「很有吸引力」。
桑可的成績一向不錯，順利過了提前批的分數線。但這只算半隻腳邁進了國防生的行列，接下來還有體檢、政審和面試三輪淘汰。
體檢是硬指標，很嚴格。政審主要是看家庭出身、犯罪記錄。面試桑可的是上海幾個軍隊大校，「就是看看你思想狀態怎麼樣，問你為什麼想做國防生，畢業分配有什麼期待之類的。」
除了高考，在校的大學生也可以經過選拔，從普通學生轉為國防生。但不管哪條路，暗箱操作都不鮮見：高考分數不夠的，可以三四十萬買一個名額；家裏在軍隊裏有關係的，也會活動起來。
砸錢買一個名額，值嗎？這在熱血青年桑可看來很奇怪，但在大部分同學眼裏，這不是賠本買賣。
很多人打著算盤：國防生享受體制內更快的上升通道，往往30歲出頭，就能升到副營級以上，就可以分房、上戶口。很多人還會搞副業賺外快，軍隊的特權眾多，比如北京火車站有關係的軍人可以獲得春運的票源，賣高價票的話，比黃牛賺得還多。
評選幹部，打小報告，駛上人生快車道
在人大，本科四個年級共有大約400名國防生，入學時，國防生與大學、武警部隊駐大學選拔培訓辦公室（簡稱「選培辦」）會簽訂三方協議，約定大學和選培辦共同管理國防生，但實際生活中，選培辦的管理更為直接密切。
直屬武警總部的選培辦，設一個主任，一個副主任，三個幹事。主任是團級幹部，有專車司機，車牌以2017開頭，比部隊裏同級別的幹部清閒很多。
三個幹事也是團級，住在大學裏，負責對國防生日常具體管理，訓練、查勤，分配有北京的房子。其中一個幹事是特種兵出身，一路當兵過來，對學生特狠，「有什麼不滿意，可以一腳給你踹飛」。
他們也會在國防生中選出學生幹部。這些學生幹部可以隨時上報國防生的行為和思想問題，「平時他和你聊天接觸的時候會留心你的言談，然後給教官打小報告，教官再把我們叫去進行思想教育。」
如同學校裏的班幹部，當選「隊長」，有助於在「年度優秀國防生」評選中增加亮點。每到畢業之時，軍隊會根據國防生們四年的在校表現，選出唯一一個「優秀國防生」，「選上了，就給你加一顆星，是正連級待遇」。
「正連級待遇」意味著什麼？
桑可入學那年，人大招收的國防生屬於「指揮類專業」，畢業之後一般都是排長，在大陸軍隊的軍銜系統中，排職是最低的職務等級，往上是副連職，再才是正連職。從副連升到正連，普通士兵在部隊裏一般要奮鬥三四年。
無疑，表現良好的「年度優秀國防生」是一條人生的快車道。
尷尬的「夾心層」，「學習沒什麼用」
桑可沒有一路競逐畢業優秀國防生那顆星。大學四年，他覺得自己「當初那些很正面熱血的東西」正被一點一點消磨掉。他坐在舊沙發上，揉著太陽穴認真回想。言談間眉頭越皺越緊。
大一剛入學，哪怕一上來就高強度軍訓了一個月，也可以堅持。「生為國防，為國防生」、「人大紅，橄欖綠，一條風景線」等等口號，讓本就抱著報效祖國之心的桑可更加覺得，當國防生，很了不起。學校還會請榜樣畢業生回來匯報，有人說起當年畢業時，自願打報告要求被分配去西藏戍邊，掌聲一片。
漸漸地，桑可體會到了國防生的尷尬困境：他們是軍校生與普通生之間的「夾心層」。
和軍校生不同，國防生接受的管理是準軍事化，而非全面軍事化，大學四年不算入軍齡。在軍事教育方面，國防生沒有特別過人之處，無非多學軍事理論，學學怎麼樣搞文化活動、豐富官兵生活。而畢業後進入部隊，國防生又不如軍校生專業，也很難融入，甚至會因為過分自由散漫而被軍校生歧視。
和普通生不同，準軍事化管理意味著嚴格的體訓，國防生每天六點起來晨跑，動輒三五公里，直接結果就是早課普通生聴課記筆記，30多個國防生在後面睡倒一片。還不時有加強訓練、緊急集合。人大校慶時，為了呈現國防生的風貌，桑可們一個月沒上課，每天六個小時，專門訓練軍體拳。
訓練、內務、打掃衞生、疊被子，都是準軍事化管理的一部分：有時他們需要花一整天疊被子，從早上七點練到半夜兩點。就算上課，教官也會打電話把國防生叫回來。軍中命令神聖不可侵犯，被子一疊就是四年。桑可認為這些是「瑣事」，很想逃避，有陣他乾脆晚上睡覺不碰被子，披件大衣就睡了。
和普通生另一點不同，是畢業後，國防生不用自己找工作，只需等分配、入部隊，這讓桑可提不起興趣學習。他們不考四級英語，因為去部隊用不著說英語。上課睡覺，老師也會網開一面。一學期不上課、躲在寢室裏打遊戲的人也有。
大家的共識是：「學習沒什麼用」，「我們不擔心前途」。
「在軍隊裏很多權力濫用和腐敗是深入骨髓的」
好不容易熬到暑假，國防生不能休息，要集中軍訓，或到部隊見習。按照《國防生教育管理規定》，總時間不得少於60個訓練日。
初次零距離品嘗當兵滋味，桑可卻聽到了橄欖綠之夢破碎的聲音。
大學第一年暑假，桑可去了防化指揮工程學院十三支隊，那是北京唯一一支機動支隊，1989年天安門運動時從河北拉過來，鎮壓結束後留駐昌平。
這裏沒有日常任務，每天就是訓練，練習應急棍、刺刀、盾牌陣型。再就是匯報演出，展示軍訓結業成果。隊裏有裝甲車和警犬，警犬整天狂吠，桑可在旁邊跑步，「邊跑邊心顫」。
大二的暑假，桑可在天安門金水橋七中隊實習，站崗、訓練、體驗基層生活。隊裏的戰士、士官都已在這裏待了三五年，他們學歷比較低，高中沒畢業，都是外地人，但能到天安門的中隊，基本上背景過硬──能在毛主席像前面站崗，這是軍人心中的聖地。
桑可和隊裏的戰士聊天。他讀的是武警國防生，但武警跟他想像的不一樣──沒什麼賑災，都是「維穩」。天安門會有各種人拉橫幅什麼的，上訪的、法輪功、退伍軍人……一旦發現他們，便衣需要圍上去摁住。穿制服的再會在便衣外面圍成一個圈，不許閒雜人等進去。廣場旁邊停著警車，這些人最後被拉上車，軍人們的工作就完成了。
桑可越想越多，越苦悶。一方面，最初激發他投考國防生、從軍為民的想象破滅了；另一方面，他自責身在福中不知福──在解放軍的培養體系裏，國防生、軍校生已經是非常高的起點了──桑可記得，中隊裏有個小戰士是農村來的，在北京這些年，除了站隊的天安門，哪裏都沒去過。
在七中隊，桑可忽然覺得看到了自己的一生，有可能三四十歲時成了軍隊領導，更有可能混不下去，他知道自己的性格──不愛說話、不夠靈活、不習慣講關係，但「在軍隊裏很多權力濫用和腐敗是深入骨髓的」。
比如，中隊裏一個小小的班長，也可以隨意體罰士兵，「讓人蹲好幾個小時，晚上睡覺，他還過來你鋪頭隨便踢人」。桑可生怕被班長誤打，睡覺時都會把國防生的肩牌放在身邊，但被體罰的士兵卻不以為然。
還有各種人治，比如明明有假期，但是上級找各種理由，就是不給批。
桑可萌生了退出的念頭。
他想復讀高三，重新高考，可是家長不同意，希望他堅持唸完再考研究生。他又準備考人大傳播學的研究生，但很久沒有學習，學業斷斷續續的就荒廢了。
不得考研，不得出國
桑可不是唯一想逃的。到了大三、大四，同年級的普通生都在實習、準備外語考試，「我們心理落差很大」。 當時選培辦幹事裏，有一個也是國防生出身，他勸桑可們說：其實大家都明白，你們就配合一下吧。
大四畢業年，桑可爸媽開始勸他放棄考研，畢業後去部隊。到時他們可以託關係讓桑可分回上海，找個機關當個小幹部，上班下班。好歹是鐵飯碗，待遇還行，醫療、住房都不用愁。
桑可也慢慢認清局勢，「我們沒什麼出路，考研考不上」。但他沒有料到後半截──「想考也不讓考」，否則就是違約。
講到這一段，平日寡言的桑可激動起來。他說，09年招生時，完全沒提不可以考研，進校了才給家長開會，說指揮類專業的國防生不能考研。但又據前人的經驗，這項規定執行得並不嚴。桑可身邊有人準備偷偷去考，但選培辦主任出招了。
大四那年一月初，研究生考試第一門那天，主任讓所有國防生集合開會，放話說：如果誰有一門沒去考還能考上，就放你走。那天，所有人不得不去開會，否則會被直接開除，連學籍都丟掉。
這是硬幣的另一面：體制有紅利，也有它無所不在的綁縛，它可以調動一切讓你盡享特權，也可以調動一切力量來打壓你。
比考研管得更嚴的是出國，桑可時常會聽說一些「先烈」的下場。一說是，當局會在護照、簽證上找麻煩，最狠的時候不給學位證，不給恢復戶口，不讓你把戶口從學校集體戶口裏面遷出去，把你打成「黑戶」（指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明的人）。另一說是，就算國防生交得起違約金，贖回自由，也要「承擔責任」，比如五年之內，不得考研考公務員，不得在公職機構、國有企業、事業單位、軍隊等任職，也不能出國出境。
在大陸知名問答網站「知乎」上，「國防生」的話題下面，匿名者排著隊列，打聽怎麼可以考研、可以出國。還有一批匿名者現身說法，教如何鑽空子。
很久以後，桑可才知道，那些強制制度並沒有落實給其他部門。
「最後分配都是關係」
轉眼，桑可迎來了國防生四年裏最重要的一刻──畢業分配。
桑可這一屆一百多個人，都要分在武警系統。《國防生的分配原則》的第一條這樣寫：「國防生畢業分配遵循專業對口、按需補充、面向基層、保障重點、兼顧個人意願的原則。」這34個字具體實施起來人人不同，利益複雜。
在等待分配的國防生心裏，首都北京處在金字塔頂端，但據桑可的觀察，想留在北京，主要靠家裏的關係，「如果你是少將的兒子，分去新華門、中南海也不是沒可能」；憑個人能力出頭的也有，比如那些「大學四年混得好，經常給教官送送禮，陪他們打牌」的。
次一級的是上海、廣州、天津，再往下就是家鄉所在地的省會城市；然後是甘肅、青海、內蒙；跟著是機動師，它不在城市執勤，是遇到突發事件才出動，全國有十幾個待命的機動師，大家都不想去機動師，因為不執勤，每天都訓練，戶籍也是個問題。
最底層就是邊疆的新疆和西藏──在校四年，教官們總在說，「你們表現不好，就分到新疆西藏去。」
桑可有自己的打算。
大四那年三月開始，同學們挨個被叫去談話。教官和學生其實不完全對立，分配常常是雙方協商的結果。留不了北京，就去省會，去不了省會就去家鄉附近。新疆、西藏這種沒人想去的，一年也得去六、七個人。
分配的標準十分模糊。按道理，每個國防生都有一個積分，教官也說要看平時表現，但桑可苦笑道：「最後分配都是關係。」
桑可的違約報告，就是在被約談分配意向時提交的。
回想起那天，桑可笑出來：當時選培辦主任沒看清楚，以為桑可拿著請願書，要自願戍守邊防的。主任一激動，站起來迎接他，說：今年還沒主動去西藏和新疆的呢！等看清楚了桑可拿的是一份違約報告，主任臉色都變了，轉而訓幹事：平時怎麼沒發現這個苗頭！
桑可那屆最後有約五分之一，也就是二十個國防生不幹了。走的方法有兩種：被淘汰，或是違約賠償。有人努力表現很差，想要被淘汰，但是失敗了，「第一屆國防生裏聽說有人被淘汰，原因是畢業掛科。到我們，掛科也沒事兒，補考一定給你過。」
大多數人還是通過違約賠償脱離了這個系統。《國防生的淘汰及違約處理》上寫著：「除退回已享受的國防獎學金外，還必須交納一定數額的賠償金。」桑可賠了十六萬。但他一直不明白：國防獎學金一人一年一萬，四年合共是四萬，那麼餘下的「一定數額」是怎麼定為十二萬的？
後來桑可才知道，這個價格因人而異。合約寫賠償三到四倍違約金。就在同一所學校裏，有人賠十萬，有人十二萬。有的人交不起，各種手段都有，比如拖著不交錢，教官就扣著學位證畢業證，但你不要學位了他也沒辦法。
最後，桑可賠付的違約金打到了一個私人賬戶裏。那是他爸爸存了很久買車的錢。
人生兩種
賠付十六萬之後，就是另一段人生。
為了脱離國防生隊伍的事情，桑可和家人的關係越來越僵，父親不同意，是心軟的母親拿出了那筆錢。畢業之後，桑可和家人的關係沒有改善，常年獨自在外漂泊，心裏還為白白花費了父母的血汗而內疚。
他和很多人失去了聯繫：入伍的同學手機都被收了，聯繫不上；有人出國了，有人北漂；毀約的人往往不想提起這段往事，在體制內的就更不願意了。
在知乎的「國防生」主題問答中，匿名答題人有的留在體制內，有的恢復自由身，二者已經融入了截然相反的世界：前者認真告誡師弟妹，分配時要努力活動，下了部隊要融入軍隊文化，要會說話，會帶兵，不要太清高；恢復自由身的各有不同，有人自稱「業界良心」，說能走一定要走，更有人小心翼翼，在匿名回覆端傳媒採訪邀請時答：「話題比較敏感，不希望發生其他聯繫，可以在評論裏問就好」。
訪問快要結束的夜晚，距離桑可決心報考國防生，已是七年過去。汶川仍在緩慢的自我修復中，被取消上將軍銜的徐才厚已被宣布「因膀胱癌醫治無效身亡」。桑可走到一個天台，看著海灣對面的燈火，想起他第一次穿軍裝那天。那時他歡欣鼓舞，還沒意識到，這身綠色軍裝就是一張簽訂的「賣身契」。
「如果再來一次，我一定不會再讀國防生了，」桑可說，如果再來一次，或許他連學位證也不要，更不會賠償那筆落入私人帳戶的違約金。但最遺憾的是，他的青春，已一去不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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