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维：“反共”年代的迷思与重省
异化的
“
反共
”
撕裂转型进程
民主运动在当代周期中被理解为一种单向线索时，它就必然会与其实际现状产生偏离。这种事实存在，不仅会给大陆达成民主的目标带来损伤，也一样会在时代脉络中变成自我消耗的因素。尽管对于大陆民主运动的历史而言，要探讨的不仅包含了发展形态（及其中的现实性），也涉及到大陆民众长期反抗中共奴役、压迫的民主遗产。然而，依然需要足够勇气才能面对，而且是一定要面对的，即是民主运动中负资产的因素所带来的社会歧途。而当此种歧途在当下被片面理解为一种观念意识时，波及到的就不仅是对民主与大陆之间关系的理解，也会因误读“反共”与民主，从而在最需要明确的地方，含混“反共”、民主运动和民主转型之间深刻而微妙的关联。也即，传统意义上的“反共思潮”，在这个时代已成为民主运动中最不确定和最隐晦的观念。
这种困境，最明显的反映是近期香港知名“反共”杂志《争鸣》与《动向》的停刊。此事件并非仅为外部大环境的恶化造成。从本质的层面探究，即会进入到早期反共运动至当下时代的民主转型过程。这个时间长度，正好涵盖了从一般启蒙到深入抵抗、再又渐入困境而逐渐萎缩的旧民主时期。它是对高涨、危险、动荡而充满激情的早期民运的归结。但抛开这一层面，从现代民主的转型形态来看，在确认了《争鸣》、《动向》对民主思想及行动持久而重要的影响后，当代社会仍然要面对和审视的是，此一由“反共年代”所构成的思维体系对当代抵抗达成民主的现实角度，以寻求和再现一个真实境况下的大陆危机。那就是：反共之时和之后，至今，就社会运动的进程而言，其主体是否已经确立，或者，仍不具有在现实空间内的反抗价值，及进行民主体现和发生的实际图解。
对反共作为“斗争模式”的理解，需要进入一个更广泛的层次进行阐述。尽管在所有大陆民主运动的体系中，反共是作为一种必须和长期性的共同意愿而成为民主生命的贯通线，然而最可能导致并产生分歧的，却恰恰是对“反共”的理解缺乏转型思想的参照。甚至，反共的最后结果，在民主抗争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分化、变异成了“容共”。当太多的视线和理论都成了中共的分析者和推测者时（铺天盖地谈论“十九大”的文章竟然出自民运者之手，中共的宣传部门可以放假了），则“反共”消失，连同消失的也包括民主运动和海外及大陆的抗争行动。这么诡异的现象不是猜测，而是，悲哀在于已变成了现实。反共的声调越高、越长，对中共的接受和容纳也就越深（更奇怪的是，反共但却绝不反习）。这必然导致的，就是民间和社会性反抗运动在现代民主通向转型至关重要的时刻，突然失去动力和支撑。换而言之，在资源及条件非常有限的状况下，不去分析民主在大陆的可能及预期，不去帮助和推动正在发生的社会性群体反抗行动，而始终停留在研究中共、分析中共的层面，那么，毫无疑问，转型及民主就永远不可能和大陆产生关联，更不会成为整体社会必需面对的政治趋势。甚而至于，有太多的人，他们对中共高层的热衷程度，已经远远超过了对那些在监狱里为追求民主和自由坐牢的人的了解。
正视矛盾而痛苦的民主遗产
反共阵线与民主阵线之间的区别在于，执迷于“反共”往往会忽视民主运动的实际处境。在这种情形下，“反共”就势必造成民主转型的重复撕裂，并使得正在发生和将会发生的抵抗运动，都淹没在因“反共”而塌陷的虚无地带中。而关于这一点，历史已经告诉我们，其答案也只有一种，那就是“反共不力”。当简单的情绪化的“反共”在现实的不断分化和压力中无力反弹时，反共更容易引发的就不仅是反共意愿的消散，而是更为惨痛的教训，也即，反共的最后不仅是“容共”，也是排斥民主、谢绝异议，甚至无视社会底层及民间抵抗实际存在的开始。这种断裂，不仅意味着民主在大陆的出走，更说明了民主运动在不断内耗之后，才会猛然醒悟的残酷事实：反共了这么久，而中共竟然还在。这就不再是要不要超越反共的问题，也并非如之前反复讨论的革命或改良的问题。是因为，臆造改良与革命等同于空想一个在实际上已经隐退的反共阵线。因此，无论《争鸣》、《动向》或其他反共组织，其结局并非因难以反共而消失，而是自身无法刺破反共这一表面形式以抵达民主的重要本质。尽管，以《争鸣》为标志，体现了现代历史中大陆民间知识群体对于民主的向往，和对反人权的中共体制既严厉又持久的批判。但若由另一层面出发，则要明确，这也正是现代中国民主思想陷入泥潭的历程，是急需正视和澄清的复杂、矛盾和痛苦的民主遗产之一。
就大陆民主转型的社会运动而言，在一方面，受制于国际秩序的孤立形态和极端主义，在另一层面，要面对的则是本土区域的抵抗潮流和海外反抗运动无法形成有效衔接，以至于虽然仍处于反共的历史段落中，但却难以突破思维及行为的保守立场，甚至已经到了要用（不恰当的）严肃的学术姿态，讨论并鼓吹保守主义的当代价值的地步，这种迷思所达成的，当然不可能是对民主思维的催化与促进，而是，使一切针对中共极权的抵抗行为都变成了被忽视的力量，并在日复一日的拖延中走向消耗与分散。这样的过程，不仅反复出现，同时也以极大的反作用力，在“反共”和无价值抵抗之间画上了等号。更严重的问题在于，民主运动始终无法确立其在社会肌体和组织功能上的主体特征。个体反共或局部抵抗遮蔽了社会整体，而这样的路径，毫无疑问经不起中共的暴力压制，也承受不住自身焦躁的冲击，最终只能止步于民主大门之前。但仍要指出的是，社会整体的抵抗一直存在，也即，大陆民间社会长期以来都潜藏着打开民主之门的现实力量。而这种痛心疾首的遗憾，难到不比中共内部的权力争斗更值得我们思考。
进而言之，这种由本质性冲突带来的现实困境，不仅迫使反共意识日渐淡漠（另一原因则是对陈词滥调的厌恶），同时也加剧了“反共”路径和追求民主在意识层面上的持续断裂。尤其是在，当反共是建立在因为对共产乌托邦的幻想失败以后，才被动转向于反共，并试图从一般性反对立场谋求民主的乌托邦，之后却又立即陷入更大恐慌中，必然就无力承担反共与深化大陆民主转型此重大命题的开拓。甚而至于，在不自觉中，以反共之表，却反而成为摧毁民主、扩大分歧、为极权之恶辩护的开始。这就是为什么，当反共沉沦为某种自我欺骗的方式时，就一定会以激烈而冷漠的方式，滑向对民主意识的消除。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谁是错误的。只有一个问题被共同回避了，那就是在反共意识成为主客双方的自我束缚后，必定会在无法与当代民主思想产生共振的境况中，跌至虚无的历史陷阱。
争取社会凝聚力的深刻转向
对一切建立在抵抗行动中的民主思想来说，重要的不是已经取得了多大的进展，而是正如蔡英文在论述台湾与大陆的现状时表明的那样，首先“不会在压力下屈服”。而这仅仅是抵抗的第一层面，因为，“抛弃情绪式的仇恨”才能在最终的意义上，体现人权、言论自由及一切民主制度的重要价值。也只有以现代民主为基点，进行社会性政治抵抗的思想及行为，才会在反共这一特定的议题中，予以当代反共运动更深刻的含义。因为，大陆现实的复杂潮流依然要遵循的是对民主转型的实际突破，以期不仅要参与对极权的批判、瓦解过程，也要以此为社会塑造的当代线索，呈现被中共刻意掩盖的族群危机、公民社会缺失及整体信念失落的恶劣状况，进而弥合人性、催化良知。否则，反共不仅会以惨痛而绝望的视野退出大陆民主抗争的阵地，也一定会作为某种陌生的经验失去其重要甚至仍未被发掘的价值。而任何一种遗世独立的反共情怀，它要面对的绝不仅是未来对它的检验，更在于它是否能再次获取社会凝聚力的深刻转向。
中共对当代世界尤其是民运阵营的渗透，已不再停留于猜测的层面，而是成为摆在每一个民主人士甚至全球政治版图面前的冷酷事实。拒绝以民主视野的深度，检视此种由渗透形成的影响和压力，不会给民主转型带来任何益处。相反，正视现状才能在不断被动的冲突中激发战胜极权的信心和途径。在一方面，民主运动可以依托并持续关注大陆本土的民间反抗斗争，以回应大陆民众对民主的积极诉求，进一步塑造、扩展转型的社会空间。在另一方面，将反共意识上升为对现代民主理论的推动，形成对抗之外的超越视野，将民主抵抗的触角延伸至一个与当代政治秩序更为紧密的层面中。尽管，要清楚“中共法西斯”正处于上升期（徐友渔言），但更要明确，大陆民主运动及抵抗方式的生命力，要比中共更具有现实的成长体量。不仅如此，在民主此一版图上，也比中共更能体现大陆民众对自由及人权价值的确信，以促成在转型进程中，将旧的反共意识推进至现代民主的开阔地带。
在创建和发展中走出泥潭
只有在切入当代社会走向的平台上，抛开来自历史的纠缠与谬误，才能澄清民主运动作为社会身份的真实性。由此，也才能通过自身清晰的视野穿透历史的负累，并以融合的心态，承载民主在大陆区域以面向世界的价值取向。这意味着历史已经得到了新的尺度，而非仍深陷于在反对的同时又对中共寄予希望，还要时刻进行批评、建议并由此获得自我感动的陷阱。前中共内部异议人士李锐，先以腿脚不便为由，谢绝出席中共十九大，之后，却又上书建言，乞望中共“广开言路”。在一方面，谢绝出席是表示要和中共的邪恶体系主动切割，也是对由“反共”而形成的改良途径及虚设的“党内民主”身体力行的重要反省，以通过自我检选，告别作为反对派和不同意见者的无能角色。但紧接着，却又自我否定，提笔上书，在明知言论空间不仅狭窄甚至已达到最高恐怖级别，仍要一厢情愿，向中共谋求一条说话的言路。这一拒一求，不仅消解了民主的价值，更落进了自我编织的深渊。既否定了民主的涵义，又扭曲了异议的伦理，终于变得不伦不类、毫无形象可言。而现代民主要求在民主运动的内部，确立政治性主体的任务尚未完成。民运体系的创建和发展，也仍需要在中共的不断渗透和扩张中，增强它作为新兴政治运动所需的一切资源，为的是，在主动而非消极的状况中迈进至民主转型的政治道路。同时，更重要的是，这所有的一切，是建立在非暴力的抵抗行动中。只有当反共行为与转型达成紧密的联系，民主才会在现状的不平等中获得生机，并将以充沛的社会动力，使转型融入至当代的格局中。
对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大陆民主而言，它不存在已经失败的问题，就像民主的政治及社会体系包含了某些缺陷，但仍不能表示民主的危机时代已经到来，或民主在极权面前已经失败等等这样一些看上去不那么睿智的定论。是因为民主作为政治价值的反映，它需要在时代的发展中进行蜕变，以不仅谋求在社会层面的普遍意义，更要以确定并坚守人权等一系列价值观为进入社会的重要立场，捍卫在一般利益之外基础性的社会共识。所谓“民主的危机”并非因民主产生歧义，而是在于民主思想是一种递进而非僵化的制度性体系。尤其是当人类社会产生新的观念取向时，也就要求民主思想需要随时对此一波动形成回应，并在现实中丰富自身作为制度的普遍性和准确性。因此，说到底，民主的危机真正指向的其实是极权、暴政和专制的危机。极权无法回答的，将由民主来阐述，极权不愿保障的，民主予以来保障，并且不仅是保障，还要为此进行社会缔造。而只有明确了这一点，反共意识和反共群体，才有可能走出泥潭，抛弃激愤情绪，在大陆民主运动的社会潮流中成为转型的重要基石，推动并激励大陆民众的抵抗，成为通向民主和宪政的中坚力量。
出处: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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