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波(2013)：检讨美元流入与土地食利的城市化运动
十八大闭幕以来，城镇化一词在中国大热起来，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过去十年，就常住人口指标来衡量，是中国城镇化空前快速的十年，但是，也正是
过去十年，中国居民消费率已经从10年前的45%下降到35%
【居民消费率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用于居民个人消费和社会消费的总额占当年国民支出总额或国民收入使用额的比率。它是衡量一国经济发展良性与否的重要指标——王兴注】。按照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刚刚发布的数据，2010年中国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61，比2000年官方公布的数据0.412提高了近2个百分点，也大大高于0.44的全球平均水平。过去十年的经验似乎说明，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伴随的是内需不断萎缩、贫富差距恶性扩大的过程
，而不是科学发展与扩大内需。
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人口如此聚集于沿海地区？为什么中国的中位劳动者如制造业技术工人在城市安家如此困难，以至于出现大规模的蚁族、蜗居、城中村租住现象？为什么
整个东亚所谓现代化地区人口中产压力最大，人口出生率全世界垫底（普遍在0.7、0.8水平，连世代更替水平的一半都达不到），成为名符其实的绝后模式
？
过往十年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似乎在重蹈明末历史——白银城镇化的覆辙；而政策设计的失误，引起疯狂的土地食利活动，形成对城市化后来者的严重剥夺。
一、明末的白银流入城市化运动
明朝末年，在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出现过大规模的城市化运动，今天所谓的空心村，在当时东南沿海已经很普遍。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江南的人开始大量种桑养蚕，生产丝绸和棉布，福建人开始大量种茶，而广东人则热衷种甘蔗，江西人不但做瓷器，还生产靛青等染料供应苏杭，长江上游的湖北四川则生产粮食供应东南。据当年欧洲传教士记载，仅松江一地（现上海和苏州）就有20万织布工人和60万纺纱工人。南京地区，众多陶瓷厂每年要生产100万件精美瓷器。江浙地区，每年能生产出6亿匹棉布。海外贸易就更加浩浩荡荡，主要以福建和广东人为主的海外贸易商往来穿梭于南洋各地，与世界各国的商人贸易。崇祯自杀前72年间，仅福建泉州的月港一地就驶出1086艘船，到达吕宋的马尼拉。拖去的是生丝和丝织品，拉回来的是墨西哥的银元。
明末在局部地区开始了工业化和城镇化，像苏州、扬州、广州、泉州、重庆、临清、汉口等等城市，就是因为商业贸易的发达而日益富庶繁华。100多年后亚当·斯密所说的“社会分工”，李嘉图所说的“比较优势”等等现代经济的规律和现象，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已经出现。
明末城市化现象根本的动力，是中国的白银本位货币制度与美洲银矿发现，共同形成的对中国的大规模白银输入，手工业品出口换取白银是东南城镇兴起的原因。自1550年代中欧海路开通至1800年代，中国保持巨额贸易顺差达两个半世纪之久，这在世界贸易史上实属罕见。日本白银产量的绝大部分和美洲产量一半的白银流入了中国。诡异的是，白银在中国成为本位货币，根本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权力支持，而不是白银本身真有什么价值。正如政府发行的纸币人人都接受，是因为政府接受这些纸币作为税赋支付，每个纳税人都可以使用纸币来消除税赋义务，人们才需要纸币。白银和纸币实质上没有区别。1567年，明朝宣布开放海禁和“银钱兼使”法令：民间到海外做生意以及大家用白银当货币，都不算违法。1581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改革，核心就是简化过去的田赋、徭役和各种杂税的征收办法，统一折成银两征收。从此，白银真正成了中国货币的主角。当所有的税收都要通过银两交税的时候，人们就不会再种植稻米而是种植经济作物，所以到了晚明江南人的口粮需要湖广供给，大面积的田地种植的是棉、麻、桑树和茶叶。对于普通农户来说，既然税收可以以银两来缴纳，那么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无需再跟土地发生关系，自己可以将土地卖掉或者租给他人耕种，然后自己进入城市靠打工获取银两。农村人口在减少，城市人口在增加。
美洲廉价白银的发现与张居正的税收政策，共同制造了晚明中国对外贸易大规模的净输出和白银净流入。白银流入效应确实解决了中国历史经济发展的痼疾——通货紧缩，而使整个经济体系高速运转起来，并带来了大规模城镇化的后果。但是，伴随大量商品、劳动成果的输出，白银通货的流入并没有买回相对应的国际贸易产品，大量增加的货币结合大量减少的资源、产品，形成了逐渐强烈的国内通货膨胀。
通货膨胀实际上是对依靠小生产收入、积蓄维持生计的小生产者、穷人生存能力的剥夺
，而汇集为工商特权利益者的超额利润。白银助长了聚敛和剥削的水平，推动着经济的轮子飞转，像抽水机一样把底层的财富抽向高处，基层民众尤其是白银所灌溉不到的边缘地区的民众陷入一贫如洗，遂使白银富集区因独木难支而迅速枯萎，最终导致整个民族在经济上沦为西方的附庸。
阴差阳错形成的白银流入机制，使得
东南对外贸易地区不自觉地成为财富输出的吸管，其获利建立内地受损的基础之上，并形成了这些地区历史悠久的买办传统
。明末不同地区与行业获取白银的能力不同，引起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恶化。东南这些经济外向型的地方还好，西北这些白银惠及不到的地方情况则差，这也是民变为什么从西北爆发的原因之一。
明末的大规模城镇化运动，其动力是白银流入，其历史教训必须吸取。过去十年的中国的城市化运动和明末具有非常类似的一面。正如美洲白银和张居正政策共同导致明末白银流入的城市化运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与朱镕基开创的经济政策共同制造了十年外汇储备巨额累积中的沿海城市化。1994年外汇体制改革、2001年中国加入WTO、没有限制地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是这些政策的主要内容。如果有什么不同，在于白银储量有限、西班牙人获得白银还是有成本的。而今天美国用QE大量印钞购买6000多亿美元的国债，同期中国外汇储备则增加5000多亿美元。
我国出口导向型工业，因为早期国家政策和地理因素集中在沿海地区，中央银行所投放的人民币基础货币主要为沿海地区获得，变成企业利润、政府税收、员工工资。集聚效应形成沿海地区土地相对于其他地区土地的级差。沿海土地和其他资产得以高估价，在市场化银行体制下又获得了信贷的优势。理解了这些机制才能明白，疯狂吸纳内陆劳动力依靠制造业出口红利振兴的珠三角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是怎么回事，才能明白为什么在中国内部具有农业比较优势的珠三角、长三角地区，今天几乎全部的地面都硬化了。
一个国家基础货币能够自主收放，是货币主权的根本体现，是主权信贷运行的前提。
主权信贷之原理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自我印钞搞经济建设
。我国亟需废除《中国人民银行法》第29条【2004年2月1日起施行想《中国人民银行法》第二十九条规定：中国人民银行不得对政府财政透支，不得直接认购、包销国债和其他政府债券——王兴注】，能够根据经济发展和其他工作的需要自主发行与回收人民币，总的来说是
主动发行基础货币替代原来靠外汇占款发行的那部分
，以平衡的方式挤压热钱、外资出境，这样逐步使外汇储备降低和消灭，降低外资比例。这样，我国城镇化的动力就不再是美元流入，从而健康发展。
二、城市化中的恶性土地食利与土地资本化
我国土地革命实现了大致的地租均享。农村经过建国后的集体化，建立的是村社土地制度。中国农村村社体制、城市单位体制自然实现了资本与地租的社会化，消灭了私人竞争性获得地租的激励，住房是靠“等”——农村等到18岁，城市等到资历够。新中国土地制度对于我们取得工业化、城市化成就的意义，被严重低估了。
近十年我国经济社会问题，很大程度上源于城市土地政策。我国当前城市土地名义上是国有制，仅是出让70年使用权。政策上没有征收土地权利保有税，房地产交易利得税。目前我国实行的土地批租制，本质上是通过预收50～70年的地租来回收部分的未来土地增价，用于市政建设。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测未来50～70年的市政建设投资及其导致的土地增价。通过“招拍挂”批租土地无法做到公平地回收土地增价，而且预收地租还必然通过抬高地价而抬高房价。经济迅速发展，工业化城市化使得劳动者创造的社会财富流向并集中于经济区位好的城市及其郊区，从而使这些城市或郊区土地及房产市场价值暴增。在这些地区拥有土地及房产（产权）的当地居民，便会在土地的商业化开发中不劳而获而一夜暴富。我国城市土地政策导致土地级差地租为少数人占有，行政严重干预土地利用，并且
形成了掠取和占有地租的社会激励机制
。
不要认为以掠取地租为目的攒钱买地、自愿交易是一件好事，竞争性获取地租的社会激励和地租占有的不平等，非常有害于产业升级，也让社会无从发展内需。我国当前的土地和财税政策带来了地租分配的极端不平等和居民税收负担的极端不公平，城市土地增值收益为少数人掠取，地价越来越高意味着地方政府税收在城市化先来者与后来者之间负担极不均衡。这种情况下，必须针对事实上获取了较大地租的土地权利征税。
地租的分配乃是比政体安排更基本的制度
，获得地租究竟是身份性权利还是财产性权利，土地是否可以投资等，对于政治共同体的稳固是根本性的。
一旦形成土地食利集团，社会矛盾将无法化解，经济发展将陷入锁死的困局中，我国目前正走向这个趋势
。香港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根据联合国开发署2009年的报告，以0至100分计算，香港的基尼系数达到43.4，是报告中贫富差距最大的先进经济体，而这与香港的土地出售、资产大鳄纷纷进军房地产密切相关。香港的经济发展、香港的社会稳定甚至香港的法治成就都将毁于其土地制度。
过去十年，我国城市化中的一个现象是土地极度资本化，地租和土地增值收益归占有者，银行成为土地当铺。个体来看，土地资本化可以获得资金，但从整个社会看，土地资本化却造成资本短缺。地价是社会财富的耗散，掠取地租的竞争是经济发展的内耗，高地价是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良性发展的桎梏。我国最近十年的城市化，由于社会成员普遍需要攒钱买地，所以内需更加不振。
我国秦朝之后土地买卖的存在，是地价存在的基础，而地价的存在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浪费。地价占去了通过购买土地而发展成自耕农的农民相当可观的财富，而这部分财富本可用于生产垫支的。地价的较早出现，是我国旧时代所特有的一个经济上的浪费现象。
当土地金融化为主时，中小型实体企业必然发生极度资金紧张的情形，只有银根极度宽松，发生大水漫坝，资金才会流入实体企业；银根稍紧，紧缩的就是实体中小企业。中国中小企业资金困难，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存在房地产泡沫。在房地产价格大幅度上升时，运作一个中小企业还不如把资金投资房地产，于是出现了许多炒房团。而现在资金困难的主要地区，也就是炒房团曾经比较流行的地区。
商业银行与土地资本化结合，一定造成资产泡沫，造成的金融风险是系统性的。土地信贷扩大具有自我加强的机制，一块土地的价格因为旁边这块土地抵押贷款购买抬上去的，这块土地又可以贷出更多的款来，相互加强。土地价格评估部分取决于其他土地的抵押贷款，即因为抵押而涨价，因为涨价而更大抵押，相互加强。此种风险是系统性的，一旦资金源头断绝很容易导致整体断裂。相反，以企业盈利前景评估的贷款，必然地有概率上的微观风险，总有经营失败者，因此总有银行坏账，但不是系统性风险，没有宏观上的风险。
土地非资本化，乃是一个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前提。中国需要的是城市土地的去资本化
。
应实行完善的土地权利税，使得级差地租不会聚集到私人手里。这种情况下，住房是纯粹的消费品，一个制造业的技术工人作为一个中位劳动者，在中等城市获得中等住房是非常轻松的事情。这样，城市土地地权尽管可以抵押，但抵押的价值甚低。消除高地价，将使银行回到台账管理放贷的正确道路上。
城市土地去资本化而不是农地资本化，才是中国需要的
。土地资本化前提是土地权利（所有权或使用权）的自由交易，但是地租被允许竞争性掠取的程度却决定土地资本化的深度。如果安排适当的土地权利税（高额的转让利得税与保有税），那么纵然土地自由交易，但土地资本化的程度很有限，也就是说经济体系中的信贷资金不可能主要靠土地为中介（土地抵押）产生。
释放城镇化带来的内需潜力，解决城乡之间二元结构和城市内部二元结构对发展的影响问题，
如果不在根本上打击土地食利，仅凭建设保障性安居工程，完全是痴人说梦
。新加坡的保障房是村社逻辑，而非救济逻辑。新加坡类似于一个大村社，其保障房逻辑和按成员权分配宅基地的村社类似。只有小范围的城市共和国才宜采用这种制度，针对本国公民搞保障房是可以的。在大国，非农土地的地租分配问题更加复杂。城市化中，人们由面上居住到点上居住，出现不同的集聚点，由此形成由中心区域到边缘区域土地价格逐级落差的情况，而且形成不同地块、不同城市土地之地租差距，较之农地间差距，远不可同日而语。所以，主要是靠税收的办法，实现“均占地价、增值归公”，而不能靠直接为每人保障同等面积住房的办法。
所谓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推进城镇化为发展着力点，会出现什么结果？如果在各方博弈之下，动力还是地租竞逐，深化中国已有的土地食利经济模式，资本下乡圈占农田，资本继续掠取城市土地增值收益，那么将更加恶化贫富差距，内需更加萎缩。未来中国中下层，不仅城市蜗居，而且可能当月薪水买不下当月米，那么社会动乱就不仅是个可能性而就是现实性了。
（刘海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出处：《环球财经》杂志，2013年0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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