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深(2017)讓人窒息的習近平時代總會過去
上报，2017.11.7 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8204
習近平新時代確實是寒冬的降臨，它吹落了所有的樹葉，但冬天總會過去。（湯森路透）
2016年5月6日，《中國經濟：每個人都需要知道的東西》一書的作者葛藝豪接受了 《紐約時報》採訪 ，在被問及中國經濟的前景時，他表示：下次黨代會召開的時候，我們就可以確認一件事情了：習近平究竟是一個忠實的經濟改革者，還是主要只對政治控制感興趣。
如今，一年半過去，可能不僅葛藝豪，而是絕大多數的中國問題觀察者都得出了相同的答案：習近平確實「主要只對政治控制感興趣」，更對個人集權感興趣，而這也就預示著中國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各領域相當暗淡的前景。
成功的煩惱
為什麼習近平對於政治控制如此感興趣？說起來，這其實是一個成功的煩惱。
自所謂改革開放尤其是1992年以來，中共一方面依靠市場成分提供經濟增量，一方面則通過政府管制、要素價格扭曲等方式，系統地攫取私有部門的經濟成果，以維持國有經濟的主體地位，改造強化社會控制體系，以支援政權存續。這一策略至今是有效和成功的。
對於此一成功，中共並不是沒有付出相應的對價。市場化首先在事實上否定了中共既有的意識形態，形成了價值真空；市場化也基本摧毀了單位制和公社制，促成了廣泛的人員流動，體制隨之失去了針對民眾個體的直接控制手段，成為了一種外在、異己的存在；此外，市場化還促成了自為的經濟和生活空間，民間自我價值和認同開始形成。換言之，毛時代體制對社會的深入滲透和掌控一去不返，一種二元格局已悄然形成。
新生社會力量處於利益被黨國體制系統地攫取、權利被系統地壓制的狀態，與中共既有體制具有與生俱來的對立一面，因此，既有的專政體制與新興社會力量的關係，始終是當代中國政治中最為核心的一組矛盾。如何壓制、消化新興社會力量的挑戰，也就成為黨國體制最為迫切的任務。
習近平對於政治控制的興趣，並非僅僅是個人偏好的產物，而更多是這一矛盾日益突出之下，維持體制存續的需要。
習近平的新時代
提高政治控制，在胡錦濤的第二個任期就已經開始明顯化，剛性維穩手段與日俱增。習近平在這一時期已經成為接班人，進入到中共最高領導層，2008年奧運會，習近平作為奧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其直接領導的奧運安保工作，已經具有了高度動員、不留死角的風格，並成為此後各項重大活動的標準範本。也因此，從胡錦濤到習近平，在提高政治控制這一點上，是相當平滑的過渡。
但是，自習近平上台以來，相比胡錦濤時代，卻給人予更加窒息的感覺，且每況愈下。之所以如此，大概又如下幾個原因：
首先，胡錦濤被公認弱勢，受江澤民的餘威籠罩，胡錦濤從未具有充分的權威，習近平則通過反腐迅速個人集權，具有了很高的政治權威；
其次，習近平對於提升政治控制又具有更加堅決的態度，和更加清晰的指令：
「
敢於亮劍
」
、
「
刀把子要掌握在黨的手裡
」
、
「
底線思維
」
、
「
竟無一人是男兒
」....
均透出一股殺氣騰騰的寒意；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習近平對於提升政治控制有一套完整的思路，並不像剛性維穩那樣處於見招拆招的被動態勢。幾年下來，習近平的思路已經可以清晰地看出，其試圖通過對體制的一元化整頓，提升體制效能，進而實現對社會空間的管控和對新興社會力量的持續壓制。事實上，這一思路事實上早就被寫入習近平的
「
四個全面
」
戰略布局中，表述為
「
全面從嚴治黨、全面依法治國
」
，近期更被修入了黨章。
個人權威和鮮明的態度，與一整套完整的思路結合，不僅會鞭策強力部門在執行時更加堅決和主動，也消除了其它任何想像的空間，不僅傳達出一種逼人的寒意，也予人一種全面的窒息感，這正是 習近平新時代 的基本面相。
在過去的5年裡，習近平新時代的窒息面相已經展露無疑，一方面，是體制一律，清除任何異己聲音，從「 七不講 」到「 央視姓黨 」再到「不許吃飯砸鍋」，脈絡非常清晰。就在日前，習近平在接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顧問委員會海外委員時，又公然說：「教育就是要培養建設者和接班人，而不是旁觀者和反對派」。
中國體制內群體包含公務員、事業單位（教育、科研、醫療衛生、媒體等等），以及國有／公營企業從業人員，總數近一億人之多。因是之故，大陸的知名自由化份子如公共知識分子、媒體人、法學家等等，其實都屬於體制內，通過收緊體制約束，強化一律，中國自由化的動能，相當部分也就隨之消失。
一方面，是嚴厲壓制社會異動，持續清除異己分子。中共有所謂黑五類的提法，包括異議人士、維權律師、網絡領袖、地下宗教、弱勢群體（訪民），從習上台以來的趨勢不難看出，體制是以劉瑜所說的「垃圾處理」的方式，從「清網行動」到「 709律師劫 」，體制將這些人士逐一地排除出當下的社會生活，等待他們的不外出國、進去（監獄）或自我消聲這三條出路，而最後輸出的效果卻都是一樣的。
官員奴化、體制內馴化、體制外可見的反對消失，在可以預期的一段時間內，習近平的新時代必然呈現出這樣的窒息面相。
習近平的新時代必然呈現出令人窒息的面相。（湯森路透）
新時代的局限
不過，習近平的新時代的窒息面相背後，也有其局限。
首先，既然提升政治控制是成功的煩惱，中共作為市場化的最大贏家，中共體制內群體也從中獲得了最大化的個人利益，那麼，很難設想中共會逆轉市場化，相反，習近平一直強調的「四個自信」中，就內在地包含了丁學良所說的「政府管制的市場經濟」這一內容。
沒有市場化成分所持續提供的經濟成果，也就沒有所謂的「中國模式」。想像中共會逆轉市場化、放棄私有部門的活力，跟想像中共會主動自由化政改一樣荒謬。英國《經濟學家》的 文章 也認為，「恐懼習近平會不利於私有企業是言過其實了」
而只要受政府管制的市場化依舊存續，那麼，既有的二元格局就將繼續。黨國體制對於社會大眾來說就仍舊是外在、異己的存在，並不具有直接有效的支配能力。
一些論者如裴敏欣也認為，習近平的權力存在悖論 。 在裴敏欣看來 ，由於中國官方意識形態缺乏基本的說服力、大多數民眾在經濟上獨立於體制（私有部門經濟比例已達到60%，就業人數更是遠超過這個比例），且普通中國人的日常生活中與黨國體制並沒有什麼交集，這就導致了，儘管習近平是世界上最大的黨國體制中最有權力的黨魁，但他想要真正改變中國社會的能力，卻可能出乎所有人意料的不足。
新時代不是終點
大體上，我認為裴敏欣的上述判斷是成立的。習近平不可能逆轉市場化，也就難以避免上訴侷限。憑藉暴力、組織和資源，黨國體制固然能夠成功地壓制社會，同時持續消解新興社會力量，但實際上只能是壓制有餘，形塑無力。根本的二元化之下，中國政治的核心矛盾並沒有得到解決，而只是被推遲或暫時凍結了。
這樣的推遲或凍結，純粹建立在體制的資源吸取能力、組織效能和暴力手段之上，簡單粗暴的背後也就隱藏著根本的脆性，習近平的個人集權更進一步放大了這一脆性，或許並不存在可見的反抗，但內在的張力和撕裂勢必擴大，一旦出現經濟危機這樣的情勢逆轉，習近平的新時代就將遭遇真正的考驗。
當前，中國經濟已經出現增速放緩、債務比例持續攀升、人口紅利失去，創新受到制度抑制等諸多症狀，習近平對政治控制的偏好，只會加劇這些症狀，指向總體危機的爆發，因此，習近平新時代確實是寒冬的降臨，它吹落了所有的樹葉，但冬天總會過去，這一個讓人窒息的新時代，並不是終點。而是開始。
※作者為中國政治評論家
一個「馬克思加秦始皇」的習近平誕生
若深 2017年10月27日http://www.upmedia.mg/news_info.php?SerialNo=27609
習近平用反腐迅速集權
習近平何以能夠迅速集權？一言以蔽之：反腐。有論者如裴敏欣以為，通過反腐，習近平「抓住了公眾對腐敗深惡痛絕的心理.....人們在其他事件上有分歧，但憎恨政府官員腐敗，要求整治，是一個共同需求」, 似乎，習近平是通過民眾的支持才迅速集權的；但是，這一說法忽略中國並沒有自由的輿論，更沒有選票的存在。通過反腐走向個人集權的機制，不可能是民眾的支持。
反腐通向個人集權的機制，不是正面的支持，而是負面的恐懼，製造恐懼馴化乃至閹化官員，造成各級官員普遍的噤若寒蟬，這才是習近平的集權之路。
這條路之所以能夠迅速起效，也離不開以下兩個基礎條件的支持。
首先，反腐獲得了紅二代等掌握強力部門的群體的支持。大面積貪腐的本質是權力的部門化乃至私人化，甚至利益均沾，這相當於職業經理人對所有權人當期利益的攫取，對於以黨國天下所有權人自居的紅二代等群體來說，這是不可忍受的。
其二，鄧小平南巡開啟了體制內官員大面積貪腐，經歷江、胡時代的積累，可以說無官不貪，在此情況之下， 「 人人屁股上有屎 」 ，高調反腐，可以做到立竿見影，體制內人人自危之下，習的權威自然扶搖直上，權力隨之迅速集中。
習近平復活皇權體制
有紅二代的支持和無官不貪的有利基礎條件，高調反腐也還需要技術手段的配合，對此，習近平是通過與王岐山的政治結盟，啟動近乎沉寂的紀委體制來實現的。
在一開始，紀委並不直接歸屬最高權力的支配。1980年代設立紀委，在鄧小平眼裡，很大程度上是為了配合廢除幹部終身制、安置老舊的黨務官僚，同時通過這一貌似尊崇的設置，將陳雲排擠出具體事務；反之，陳雲一派也將紀委作為其戰鬥堡壘進行權力鬥爭乃至路線鬥爭，如通過福建晉江假藥案打擊當時的改革派大將項南，進而達到打擊胡耀邦和改革路線的政治目的。
1992年鄧小平南巡，鼓勵各級官員大力推動經濟發展，同時允許其「變偷為搶」，大面積貪腐隨之出現，而反腐則被看成只能說說，不能真做的事情，在此情況下，紀委被置於各級黨委的直接控制之下，其權力受到有意的約束，更多只是各級黨委用於「拍蒼蠅」的工具。
因此，習近平作為法統的最高權力者，啟動近乎沉寂的紀委體制，並將之作為集權的主要手段，出乎幾乎所有人意料。在這件事情上，他與王岐山的早年交情提供了某種政治信任的基礎，但總體來說，其實並沒有超出中國傳統政治智慧的藩籬：獨立於既有的官僚體制、直屬於最高權力者、具有近乎不受約束的治官權，這樣的制度設置，在中國歷史上最為近似的，莫過於由朱元璋創設並由其後人發揚光大的東廠、西廠及錦衣衛太監體系了，中國民間話語不約而同地稱呼王岐山為「廠公」，正是對這兩者相似性的直覺反應。
因此，習近平的反腐集權舉措，並沒有對現行體制做出結構性的調整，而是在現有官僚機構的主體之外，啟動並打造了一個直屬於自己的超級執行機構，並通過這一機構的強勢反腐，震懾官僚體系，馴化閹化官員，從而順利集權。在很大程度上，習近平通過反腐的個人集權之路，更像是傳統皇權的復活之路。
確立自己樹立新規的地位
習近平王朝的浮現 自中共十八大上台以來，通過持續的反腐運動，習近平個人集權程度空前，被公認為毛澤東之後權力最大，不過，作為非民選的列寧式政黨，中共權力運行從來不受外部壓力的約束，能夠約束中共最高權力的，一是黨內慣例，一是派系，人們一度懷疑，習近平是否具有超越這兩個約束的能力，而從現有結果來看，習近平在十九大打破了隔代指定等慣例的束縛，並配置了具有壓倒優勢的權力基礎，終結了派系政治，正式開創屬於自己的新時代。
首先，習近平 打破了指定接班人等制度慣例 ，確立了自己樹立新規的地位。
作為權力自我授予的列寧式政黨，同時又缺乏王朝國家血緣繼承的生理學基礎，黨國體制的權力繼承問題，從來就是其阿基里斯之鍾。
事實上，中共建政以來兩次比較大的危機，均與權力繼承問題有關： 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從根本上是為了打倒其公認的接班人劉少奇； 1989 年六四屠殺，起因是在1987 年，因為親自由化，鄧小平廢除了自己公認的接班人胡耀邦，1989 年4 月，胡耀邦逝世，隨即引爆了學生運動。而在權力繼承問題的陰影下，鄧小平與另一名接班人趙紫陽之間也產生了不信任，這促發了學潮的進一步升級，直到震驚中外的六四屠殺的發生。
也因此，自中共建政以來，皆有接班人的設立，以應對此一重大問題。1989年事件更刺激了鄧小平創設隔代指定繼承人制度，旨在消弭繼承過程的不確定，降低出現類似文革或六四式危機的幾率。
由於權力繼承問題的重大，制度化已成為中共黨內基本共識，而隔代指定繼承人制度歷經20多年，經歷了兩次權力交接，也已經成為了有效的制度慣例，在十九大正式召開之前，普遍的分析或預測都是「誰將成為接班人」，幾乎沒有人預料到習近平會不設立接班人，從而徹底推翻此前有效的重中之中的接班制度慣例。
這表明，自鄧小平以來的種種制度慣例，對於習近平已經不再具有任何約束力。而不設立接班人，習近平不僅開啟了自己延長任期乃至終身執政的可能性，更顯示未來繼承人必然由自己獨斷指定。
其次，習近平建立了絕對優勢的權力基礎。
中共是由外部力量推動建立的列寧式政黨，從一開始，權力就如同傳銷，自上而下地派生，自下而上的黨內民主並不具有授權的含義。然而，在中共內部運行中，同級多數仍是基本的解決分歧的機制，具有相當的合法性，因此，要牢固掌握中共黨權並順暢運轉，黨魁除了需要掌握軍權作為後盾之外，在常規運作中，仍需要配置足夠的多數票。
自大八大以來，對習近平權力前景最大的質疑，就在於其缺乏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中的多數，由於在十八屆政治局中，僅有栗戰書一人被視為其同盟，在中共一般不得越級升遷的潛規則面前，人們懷疑普遍懷疑，習近平能否在十九大上克服這一不利局面，擺脫派系的掣肘。
以目前結果，習近平確實沒有能夠在常委層面獲得形式上的絕對多數，只是通過收編趙樂際形成了相對的多數。但是，研究一下政治局委員的名單卻可以發現，習近平已經構建了屬於自己的政治局絕對多數： 在 25 名政治局委員中，丁薛祥、劉鶴、李希、李強、楊曉渡、陳希、陳敏爾、黃坤明、蔡奇等人，都曾在不同時段與習近平有過共事經歷或作為其下屬，加上作為政治同盟的栗戰書和趙樂際，具有高度淵源的張又俠，和被其信任的許其亮，習近平在政治局內至少擁有14 票，形成了毋庸置疑的絕對多數。 此外如郭聲琨、王滬甯、孫春蘭等人，或有其他派系色彩，但在習近平手下工作多年，若無絕對恭順的表現，此次斷無可能被繼續提拔。
擁有政治局的絕對多數，常委會的相對多數也就具有了絕對意義，凡事若有相持不決乃至異議爭端，擴大到政治局即可。反之，有見於這一前景，也無人敢於在常委會上與之相爭。因此，此前人們對習近平權力前景的最後質疑，也已隨之煙消雲散。
列寧主義加一人皇權
如今，習近平已經可以廢除重中之重的接班慣例，已經沒有什麼慣例可以再約束他。擁有政治局絕對多數，所謂的派系也隨之無足輕重，說習近平具有了無人可以制約的絕對權力，堪比文革時期的毛澤東，這一判斷是可以成立的。
回顧過往的五年，習近平啟動紀委，反腐集權，同時全力壓制社會，逐步形成了無論體制內外只有一個聲音的局面，尤為重要的是，掌控直屬於自己的超級執行機構，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復活了傳統皇權，這樣的權力獲取手段和權力地位，當然不可能有任何自由化改變的可能，恰恰相反的是，它指向的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或者說列寧主義加一人皇權這樣的組合，在已經無孔不入的黨國體制之上，又增加了個人高度集權的維度，習近平的「新時代」，其實是屬於他的新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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