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习近平“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真实底牌
“十八大”习近平上台，对意识形态不松反紧。2013年5月13日，中央办公厅下发县团级〈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旋即向高校传达“七不讲”——普世价值、新闻自由、公民社会、公民权利、党的历史错误、权贵资产阶级、司法独立等七词成禁区，不能在教学中提及，同时要求各级党委充分认识西方理论的“危害性”。2015年4月17日，著名女记者高瑜因向外媒发呈“七不讲”文件下狱，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2016年7月，1991年创刊的《炎黄春秋》被封；10月再封2009年创办的“共识网”。接着，再下限令：不准谈文革、不准谈反右、不准谈毛泽东、不准谈国家领导人，当然“歌德”除外。显然，习近平的“两手硬”图穷匕见，他要关死意识形态阀门，试图将进入网络时代的中国圈入“一种声音”的毛式围墙。“七不讲”的要害是中共政治局意识到普世价值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阶级论的内在冲突，会引起民众的个体权益的觉醒，对其以“四大服从”为基础的思想理念构成直接矛盾，民权重，自然君权轻、党权轻。
习近平接掌国柄后多次提出：前后两个三十年不能相互否定，既不能用前面三十年（1949～1978）否定后三十年（1979～1909），也不能用后三十年否定前三十年。此前，胡锦涛否定了“两条路”——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习氏显然有所“进步”，对胡锦涛“封闭僵化的老路”要动点手脚，即要为“封闭僵化的老路”找点历史合理性，企图在意识形态搞点“理论创新”，解决毛式共产革命与邓氏私产复辟之间截然悖反的价值矛盾。很简单，如果毛泽东的公有制社会主义是正确的，邓小平恢复私有制的“改革开放”可不就成了标标准准的“资本主义复辟”？反之，邓氏“改革开放”错了，中国岂非应回到毛时代？薄熙来就该放出来，官复原职，全国倡行“唱红打黑”……
谁都明白：习氏“两个三十年不否定”的底牌——维护中共政权的合法性，抑制近年悄然腾涨的“历史虚无论”——否定中共红色革命的历史价值。很浅显，既然“改革开放”恢复私有制，此前铲除私有制的“三大改造”还有价值吗？为完成“三大改造”进行的天翻地覆慨而慷的红色革命还有意义么？既然回到私有制，此前国际共运所有的一切还如何享有“历史价值”？中共革命还有什么必要？以公有制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怎么办？倡导暴力革命的列宁主义咋办？
中南海衮衮诸公再笨，这几粒算珠还是拨拉得清的，不会不明白前后两个三十年无法回避的价值悖论。怎么办？习近平选择的结论是：硬着头皮顶住！既不能否定中共政权来源的毛氏前三十年，也不能否定目前路线的邓氏后三十年，惟两个三十年有价值衔接有理论逻辑，才能维护住中共现政权的合法性。如否定前三十年，直面镇反、抗美援朝、思想改造、肃反、反右、大饥荒、文革等“毛氏罪孽”，等于必须承认中共对人民犯罪，必然脸红，只得弯腰做检查。若否定后三十年，又危及“改革开放”转身的合法性，也不符合当今中南海“维持现状”的既定方针。
如此这般，明明无法对接的“两个三十年”便成了必须拼缝的重大课题，成了北京中国社科院必须承担的“历史任务”。如此明显的价值悖论，还真有文佞觍颜为中共挺台。中共中央党校的罗平汉（1963～），如此为“前后三十年〉强捋逻辑——
从建国之初的具体情况来看，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显露出来了这样那样的弊端，如果国家不对其采取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任其自然，不加干预，那么对巩固尊重的人民政权是不利的。私人资本主义从其本性来讲，并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社会主义的前途。……资产阶级惟利是图的本性也会加剧其同国营经济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妨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顺利扩大。……
五十年代进行的对私人资本主义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允许私营民营经济的存在和发展，都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二者之间并没有“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内在联系。……现阶段，我们仍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私营经济只是丰富多样的所有制形式之一，今后所有制的发展方向，也只能以公有制为主体。
这就是在“党的需要”下特别炮制的对接理论，先将前三十年铲除私有制的“三大改造”，走公有制社会主义道路，论证成“历史必然”；再将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指为用私有制补充公有制，并不影响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如此这般，前三十年走公有制道路正确，后三十年恢复私有制也正确。这么一绕弯一打转，两个明显方向相悖的前后三十年，便都有了各自“价值”。党的理论工作者就这样“全心全意”为党工作！罗平汉先生会不清楚“两个三十年”之间的价值悖反么？这点常识都没有么？当然是有了“党的需要”，才有如此这般的“理论供给”。
2013年5月，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明（1949～），撰文〈正确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为习抬轿，为毛时代挺台，攻击“资产阶级伪造历史”，否认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轻描淡写地说成“饿了几天肚子”——
我们审视历史，决不能简单地站在个人得失立场，必须跳出个人局限，站在人民和历史乃至站在全人类文明进步的角度去观察问题，方可能得到事物的真谛与本质。不能在毛泽东时代自己曾经饿过几天肚子，过了几年穷日子，就把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时期前27年的艰辛奋斗与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割裂甚至对立起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一教授也撰文：
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只属于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而不属于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既然出言如此不顾事实、硬拗浅显逻辑，一定是后面存在也很浅显的“利益逻辑”，存在难掩马脚的“交换逻辑”。
从保持中共政权合法性角度，既然马克思主义不行了，即挂靠马列赤说无法为政权来源找到合法性，只能从别的地方挖找路子，这就找上了中国化儒家化，90年代中宣部这方面的“寻找工程”就开始了。当时就有一位海外文佞提出什么“父爱式的儒家主义”，为中共一党专政寻找意识形态包装。所谓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表示中共已在离开马克思原教旨，又还表示未彻底离开马克思主义，背后是中共对自身来源的马克思主义的依违两难。
至于对不对得起第一代领导人、能不能维稳，归结点还是党与国，孰为重？意识形态、价值倾向的比较，最终选择只能是一个价值比重的比较选择。用中共的话来说，就是一个“立场问题”。很清楚，站在中共立场，站在中共维持政权的立场，什么政治改革都不能动，一动就要乱、就要出问题。但站在国家与人民利益角度，不政治改革，只是对你中共一党有利，对国家对人民利益的损失巨大，马克思主义这则现代乌托邦学说，已为实践证伪，上上下下都不信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了中国资产党，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居然还被悬为“国教”，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截然不配套、严重对立，硬要由共产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解释当下资本主义行为，这不是将全国继续关在虚伪的红色笼子里么？逼全国于虚伪之中？14僱国人必须习惯虚伪，一追求真实就得面对“无产阶级铁拳”的红色恐怖。可见，中共的“维稳”与国家与人民的利益直接对立，这正是我们必须呼吁政治改革的价值根柢。
不是我们不理解中共，而是中共不愿为人民服务、不能站国家利益，硬要将自己的一党私利包装出于公心、演绎成“为你们好”的社会主义。实在令人恶心。
前后“两个三十年”之所以处境尴尬，或曰习共之所以需要将“两个三十年”拼缝，当然身后矗立着国家与共党的巨大利益冲突，清晰体现中共政权与14亿民众的截然对立。很显然，14亿国人要真实要真理要民主自由，而中共之所以说歪理遮史实，还在撑持“阶级论”，还在为万恶毛时代强辩，当然是他们要维稳要特权要暴力专政。
至少1949年后，中共因敲门唱得太高，只能说谎，一向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什么“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毛泽东）、“我党没有自己的特别利益”（江泽民）……实际呢？
一言以蔽之，国家与共党的矛盾，说到底还是一个价值权重的问题：中共政权重要还是14亿国人的利益重要？民心重要还是中南海的“党心”重要？“前三十年”血流漂杵的土改、镇反，恐怖荒谬的肃反、反右，饿殍遍野的大饥荒，狰狞血腥的文革，包括“后三十年”开枪屠城的“六四”，维护这些历史罪恶的政权还有什么道义性？为什么国人必须与中共一起“坚持原则”？这些“原则”对谁有利？“前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方向，在赤色巨祸面前，还有什么价值？社会主义就那么神圣么？为什么不能否定？惧怕“否定前三十年”，当然只是中共而非人民，因为涉及中共的“核心价值”——失去赤色革命的正义性，抽掉这场“天翻地覆”的价值地基。
至于近年对维权律师、异议人士的大逮捕，意识形态的“一家独鸣”，对中共只许“歌德”不准“缺德”，只准当奴民顺民不准谈“公民”、“人权”……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能代表什么“人民的根本利益”？谁会需要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然只能是有此“特殊需要”的一小撮特权者。
习共的“硬着头皮顶住”，无非中共一以贯之的阶级立场，自拉自唱肉麻的“伟光正”，不说“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利益，就是八千余万党员的利益也代表不了，因为八千余万党员也不愿意不经选举就“被代表”，刚刚开完的“十九大”，那一位“党代表”是真正举出来的？如此强行“代表”全党全国的，当然只是那一小撮尽享“代表”权益的最高层。
不要以为大陆人民还是毛时代的愚民顺民，不要以为搞“金盾”就能封死所有信息，百姓要自由、人民要民主，浩荡潮流呵！
出处: 博闻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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