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陵毕康：社会抵抗中的战略性思考
要想实现伟大的目标，我们就必须敢于做伟大的事。──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
极权体制的解构与其建构过程一样，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需要各种方式的社会抵抗、社会抗争及社会运动，这是毋庸置疑的，极权体制的解构需要各种社会抗争及社会运动提高这个体制的维稳及运行成本、阻抗，通过这样的消耗促使极权机体的元件及构件一个个老化、坏死。最终导致后极权体制的部分坍塌，这时候，体制内的温和改革派会与体制外的温和派达成某种默契与联合，在积累的一定的社会危机情况下，通过各自的妥协与谈判达成宪政民主转型的目标。
随着时间的转移及社会阻抗的增大，极权体制的元件及构件会一个个老化、坏死，我们可以预先准备好新的元件及构件，待条件成熟后再置换上，这个过程自然是个积累的过程，需要积累和储备一定的公民资源、公民力量以及政治人才。
社会抗争及社会运动应遵循非暴力的总体原则，民间精英要了解非暴力抗争及社会运动的力量，并逐步建立信心。非暴力抗争的和平主义者清楚在遭遇对手咄咄逼人的进攻时，如何使用防御，以及如何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采取行动实现变革。非暴力抗争的和平主义者最大的难点在于，他们将主要精力用于强调和平方面，而非控诉不公正，因此就会受到现状的约束，他们出于被压迫者的利益考虑，排除暴力手段，于是他们就会被迫接受现有的权利架构，要么收敛起不满情绪，要么提出一些诸如呼唤和平、号召理性等不太现实的情感诉求。非暴力抗争的和平主义者的筹码是，当争端演变为暴力活动时，劣势方必然损失惨重，一旦使用了暴力手段，即便出发点是好的，也不太能从斗争中获得什么真正的好处，因此还不如施加一些有效的非暴力手段。
圣雄甘地自创非暴力不合作（satyagraha）哲学，融真理、爱心与坚定于一体。信奉这一思想的人内心无比强大，有足够的勇气和意志去忍耐并推翻那些仰仗暴力手段的人。甘地认为目的和手段不可分割：暴力手段不可能带来一个和平的社会。人们可以虔诚地面对牢狱，微笑面对攻击，平静面对死亡。甘地不是一个煽动型的政治家，他平心静气地说了这番话，并以一种近乎专业的态度将它落实到行动上。所有这一切都包含着一种精明的政治敏感。甘地很有才能，不仅占领了道德高地，而且还找到了令英国人感到特别尴尬的问题，让对手只有招架之力。
非暴力抗争具有巨大的潜在能量，当统治者用暴力手段压迫时，以暴易暴会导致陷入险境，这时消极抵抗的方式应运而生。面对暴力攻击的时候，非暴力抵抗就好比“一种道德柔术”，能让进攻者“失去道德平衡”。这依靠的是心灵的转变，而心灵的转变又取决于神经系统所引发的对他人遭遇的无意识同情反应。
暴力与非暴力强制并不存在什么严格的区分，“只要这种消极抵抗进入社会和物质的领域，并用物质手段来限制他人的行动和欲望时，它就是一种物质性的强制手段”。非暴力的优点在于防止“行动者产生愤怒情绪，而暴力冲突会产生这种情绪，以致引起双方的冲突”。另外，它还能展现人们对于和平解决问题的兴趣。有意思的是非暴力抗争的组织者会注意到，当“被压迫群体绝望地处于少数地位，并且不能去发展足够的力量反对压迫者时”，非暴力是有潜在的战略价值的。这种战略有利于“被压迫者的解放”。
1955年11月在美国的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爆发了所有公交车因为种族歧视导火索引发的抵制。1956年年底，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共汽车上的黑白隔离法则违反了宪法，这场抵制运动宣告结束。对那些希望从直接交锋中获取经验的人而言，这次运动有三个明显的要点。第一，经济效应能与政治效应发挥同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任何行动都具有强制性。第二，随着抵制运动的持续，政治效应会不断升级，国内和国外的媒体会越来越关注这场斗争。第三，运动激起的反应越激烈，能从中得到的好处越多。
“如果抗议活动引发统治集团采取残酷手段进行镇压，那么抗议就成了一种有效的方式”。非暴力直接行动的目的是谈判，但要达成这一目的就必须“制造一场危机，形成一种紧张气氛，这样才能使三番五次拒绝谈判的群体被迫直面这个问题。这场运动寻求的是将问题变得引人瞩目，使之不再遭到忽视”。
怎样进行战略性思考？有一个有效的方法是学习军事部门的榜样，即在学校里的广泛专业学习以后，继之以一段辅导制度。平民没有军事学习这条路，而从事非暴力斗争的人，很少有时间或资源花几年学习来磨练他们的战略性思维能力。本章 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几位战略思想家的深邃见解，可能有助于培养人们熟悉〝宏观〞思维。这里选择了马基雅维里、克劳塞维茨、甘地和利德尔-哈特的一些深邃见解，当然还有许多其它人，他们的战略性思维能力也同样会有帮助。
马基雅维里
如果在意大利发生过的那么多的革命中，在那么多的战争中，好像已经丧失了意大利人原有的军事长才的勇敢，那是由于这个事实：老一套的军事制度是不好的，而新的一套则没有一个人能够出来建立。对于一个新近崛起的人来说，再没有比创建新法制能给他带来更大的荣誉了。 ──马基雅维里，《君王论》。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 (Nicolo Machiavelli)(1469-1527) 长大的时候，正值欧洲发生重大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时期。从以物易物到货币经济的转变促进了权力的集中。君主同商人联合，积累了更大的财富，而这些财富使得有可能创立和使用雇佣军。因此，统治者靠大领主获得兵源的依赖性减少了，而过去这些征募的士兵往往只有在不需要他们播种和收割时才能供差遣。这些财富还使得有可能购买一种比较新型的武器，即大炮，它压倒了不那么富有的统治者的防御工事。
在权力斗争方面的变化当中，马基雅维里指出使用雇佣军存在的主要问题。不 错，统治者不再依靠骑士和封臣。雇佣军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可以用他们来镇压统 治者自己国内的反抗，可以从事长时间的战役而不致影响农业生产收入。但是，马 基雅维里观察到，尽管使用雇佣军有优点，他们也存在固有的风险和缺点。买来的士兵是为金钱而战，不是为他们的上帝、国王或国家而战，而且不论是一般的效忠 还是在战斗中的英勇，都不是必然的，也无法强制。
马基雅维里还指出，为了抵抗大炮，需要有新的组织和战术。此外，从乡间征募来的公民士兵比雇佣军对统治者更有用，而且会更努力战斗。他还看到从事战争需要大量费用，这意味着战争必须〝速战速决〞，以免使统治者沦为乞丐，也避免在人民当中产生太多不满。
人们往往引述马基雅维里在《君王论》里关于专制政府为了防止报复行为，需要杀死敌人的意见。然而，这位战略思想家还得出另一些结论，对今天较开放的社会的辩护者更贴切。例如，他认为一旦统治者的权力巩固了，政府的形式以共和制为最好。他还推理说，一个政府除了有一个平民军队以外，只有对政治权力有制衡才能长治久安。
马基雅维里发现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之间的联系，并为容纳摧毁了封建时代机构的那些力量，提出了一些变革的建议。他能够看到〝大的图景〞并准确地加以描述。他是一个实用主义者。本章一开始引述的他的真知灼见，其恰当性往往被忽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官采用的战略和战术，看来还是在机关枪和精确的重型大炮出现以前发展起来的那种。不然，怎么解释西线以这么大的伤亡换取这么少的进展？上述引文还提示，如果正在做的事不解决问题，同样的事做得再多也不会带来成功。
正如大炮在马基雅维里所处的年代改变了战争的性质，先进技术使我们有能力改变开展非暴力冲突的方式。计算器、互联网、移动和卫星电话、加密程序、电视和无线电广播是非暴力斗争的主要武器。
在准备开展战略性非暴力斗争时，懂得政治和社会及经济势力之间的联系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今天，我们必须看到这些势力，不仅是国内的，而且还有外部的，因为全球化已经提供了把战场扩大到远超过马基雅维里所能设想的范围去的可能性。
战略性非暴力斗争是以这样一种方式开展的冲突：即让人民能够自己解放自己。人民构成马基雅维里所提议的，开展战争的概念里的〝公民军队〞。如果人民不参与为争取自己的民主的斗争，那他们不大可能经得起维护自己的自由的挑战。开展非暴力冲突的过程是人民自我民主化的过程。他们会体验草根领导、团体之间合作、以及明确目的和目标的重要性。
马基雅维里关于战争必须〝速战速决〞的真知灼见，在非暴力斗争中不一定总是可能的，但它潜在的意图肯定适用。对于速度和果断性来说，最重要的是势头。当然，非暴力战略家必须记住，资源和人民的耐久性是有限的，一项战略应当动员群众，进攻对手的权力资源，并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取得胜利。理想的情况是：发生一场非暴力闪电战，对方的支柱迅速倒塌，使政府失去统治的手段。但是，一个非暴力运动，很少有可能在一开始时就拥有进行这种战役所需要的协调、计划技能、纪律和资源。
克劳塞维茨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 (Carl von Clausewitz) 生于1780 年，是一位普鲁士陆军军官的儿子。在他的早期军事生涯里，克劳塞维茨得到一位良师益友，格哈德·冯 ·沙恩霍斯特将军 (Gerhard von Scharnhost)。后者发现了他的才能，并给克劳塞维茨弄到一些任务，让他有机会发展成为一位战争理论和实践大师。1818 年，他被 提为少将，任柏林军官学校校长，直到1831 年他死于霍乱前不久。在此期间，他写了《战争论》。
《战争论》不是意在作为进行战争的一个清单。它是对战争的一个哲学评价。克劳塞维茨认识到法国革命及其继承者拿破仑深深地改变了战争的实施。战争从少量军队的小心调动，变成大规模军队的对阵，试图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并且双方都承受巨大的损失（战争是推展到极限的暴力行为）。克劳塞维茨没有提供如何进行战争的指引，而是提供了怎样对战争进行思考的深邃见解。他指出，总体战略（它包括外交、经济和政治指导）归根结底是政治领导的责任。今天的指挥员在制 定他们的军事战略时，往往受到一些限制，以保证达成政策性目标和优先事项。这些限制是通过诸如资源的分配、战区的划分、接战原则的发布、以及目标任务的指定来施加的。
正如克劳塞维茨和马基雅维里深刻领会到了战争的性质和战争的进行所发生的变化，非暴力运动的战略家也必须了解和深刻领会影响非暴力冲突的进行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影响战略性冲突的最重要的因素也许是科学技术的进展。例如，人员、物资、信息、特别是思想的快速传递，是科学和技术发展的直接结果。
随着政府越来越集中化，它们能够通过约束性的法律、增加监视、以及更有效的警察部队，对人民实施更多的控制。同时，在较小的程度上，我们也看到非政府组织和机构、外国政府和跨国公司对政府的反制压力的增长及其效力。有些这类组织之所以存在，主要是为了追求它们自己的、有时是很狭隘的利益。
如同武装冲突一样，在战略性非暴力斗争中，〝战场〞已经扩大到包括了其它国家。一个国家里的专制政权的权力资源可能是总部和主要股东在另一国家里的一个跨国公司。对该权力资源的进攻可能包括：在股东大会上、在法院里、在社论里、在大学校园里，或者通过抵制或上街抗议采取的行动。在国界以外可以找到同盟者。联合国的各组织、大赦国际、无国界医生组织、无国界记者组织、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等只是民主运动的潜在同盟者和朋友的几个例子。
《战争论》给读者提供了对战争的哲学评价，而正是克劳塞维茨对战争的深邃见解，对正在开展非暴力冲突的人们应当是值得注意和有价值的。
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是手段，没有目的的手段永远是不可想象的。
非暴力冲突的目的一般包括自由和民主、尊重人权、法治。因此，〝手段和目 的〞不仅一致而且相互促进。恐怖主义的意图是在群众中灌注恐惧，它不适合作为实现民主的手段，因为它不促进民主或任何有益于文明社会的价值。反对派势力用传统军事行动对付一个政权，其中镇压者毫无例外对平民抵抗者有着压倒优势，则充其量也只可能以军民的巨大伤亡和重大的经济损失为代价，取得某种僵持局面。游击战几乎总是造成大量平民在交战各方手下遭受苦难。压迫者理所当然地把平民视为敌方战斗人员，他们掠夺食物和其它供应品，毁坏庄稼，把平民迁移到防卫严密的居民区里，广泛审问群众，并宣布全国紧急状态，从而取消在冲突发生以前可能存在的任何权利和保障。另一方面，游击队则把平民视为自己税收、食物、士兵和情报的来源。涉嫌为政府提供情报的人往往受到虐待，作为样板来儆戒其它不支持游击队行动的人。对于受苦的群众来说，交战各方没有多大差别──双方都被视为残暴的、大肆掠夺的压迫者。
战术是在战斗中使用武装力量的理论；战略是为战争目的而使用战斗的理论。随着斗争进展速度的加快，而不参照所选择的战略就作出战术决策时，就可能忽略上述真知灼见。战略决定进行哪些交战。有一种想法，认为非暴力战略是已经发生了的非暴力行动的结果。这种想法反映了对战略性思维的无知。非暴力斗争所需要的资源总是不够用的。动用这些资源而没有一个战略意图，等于承担风险而不可能有收获。然而，战略没有战斗就是空的，因为战斗是战略赖以起作用的材料，即它所使用的手段。
再好的非暴力战略，如果不采取行动和战役来贯彻它，同样也是〝空的〞。如果说战略的原料是战斗，那么非暴力战斗的〝原料〞就是组织起来的、受过训练的、有英明领导的人。根据目标和实际能力的不同，非暴力组织必须有利用抗议、不合作行动和干预等手段同对手交战的能量。如果缺少达到指定目标所需的能力，就可能需要通过训练来积聚使交战成功所需要的能量。要打败压迫，就必须有行动。
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志的一种暴力行为。正如炸弹、大炮、坦克和步兵，如果适当运用，可以取得胜利，非暴力斗争的方法同样也能迫使对手〝服从我们的意志〞。精心设计的战略，配以支持它的计划和在草根阶层训练有素的领袖，构成一种强大的力量，可以去除一个政权赖以继续生存的权力资源。非暴力斗争运动有时候会寻求同对手谈判作为斗争的目标。这样做可能是一个战略性错误，其原因不一，其中包括谈判不一定会导致决定性胜利。谈判应被视为可能运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如果为了支持谈判而要求人们停止进攻性活动，非暴力运动就会失去其势头。通常，寻求谈判的一方被视为没有能力或不再愿意继续斗争，因而没有能力〝迫 使〞对方服从它的意志。因此，如果考虑谈判作为战略的中间目标，也许由某个第三方来提议谈判比较合适。在寻求谈判达成解决以前，非暴力运动的领导层应当有能力强制遵循谈判桌上同意的条件。否则，他们会在谈判桌上失去他们继续斗争可能获得的东西。当非暴力势力获得足够的力量，迫使政府来到谈判桌前并实行任何协议的条件时，政府的力量已经削弱了。
我们要求敌人做出的牺牲越小，遭到敌人拒绝和反抗的可能性就越小。敌人的反抗越小，我们需要使用的力量就越小；我们的政治目的越小，对它的重视程度就越小，就越容易放弃它，因而我们需要使用的力量也就越小。
如前面几章所说，在为政治改革而进行非暴力斗争的早期阶段，非暴力斗争团体向政府提出不可协商的、又无能力强制实行的要求，是欠妥的。向任何对手提出的要求，应当与强制实行该要求的能力相一致。与其冒达不到主要要求的风险，一个比较好的策略是选择成功率较高的次要问题。此外，低风险的、看上去非政治性的问题，可能会被视为不带威胁性，或不重要的，从而不大可能导致镇压行动。第四章所述的和解机制适合于这类情况。这类问题也可以作为可能进行的谈判中的〝筹码〞，因为在这些问题上妥协不至于对运动产生严重影响。
在计划采取进攻性交锋时，要考虑的一个关键是什么时候宣布胜利，以避免按照对方的条件同它进行不必要的对抗。如果某一特定行动的目标已经达到，在企图争取更多的目标以前，需要审慎考虑政治风险。关于〝知道什么时候该宣布胜利〞这一基本原则，可以提出这样一个论点：1989 年，天安门广场的学生应当在军队用坦克和步兵进攻以前宣布胜利然后解散。运动本来可以巩固一个部份的、但重大的胜利，却反而遭到失败，失去了此前几个星期里已经取得的许多成果。
甘地
任何关于战略性非暴力冲突的讨论，都不能忽略二十世纪初印度独立运动领导 者的成果。莫汉达斯·K·甘地 (Mohandas K. Gandhi)(1869-1948) 出生在印度，受训成为律师。他1893 年去南非，在那里参加了反对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他1915年回到印度，参加了民族独立斗争。甘地表现了一个领袖最根本的特质之一──面对逆境，坚持一个正确的战略。
如果一个战略是基于对形势的审慎分析和对各种势力相互关系的衡量，那么一个领袖可以改变他的战术，但他不应当在战斗的混乱中动摇他对那个战略的坚持。甘地符合将帅应有的这个特质。他发现了对政治权力的真知灼见。他知道这一认识是真的，并且在半个多世纪里，一直没有对它动摇过。这个真理就是：〝如果人民不服从，统治者就无法统治。〞从这一真理出发，他制定了一个全面性纲领的概念框架和轮廓，这个纲领削弱了英国继续统治印度的能力和意愿。
甘地不是第一个或唯一得出没有人民的支持和合作，统治者就毫无权力这一结 论的人。吉恩·夏普在他的《非暴力行动的政治》一书里提到1500 年代的一位法 国哲学家，艾蒂安·德·拉·博埃西 (Etienne de la Bo·tie)。
博埃西在18 岁时写道：... 如果不给他们［暴君］任何东西，如果不服从他们，那么不必战斗，不需一击，他们就会赤裸无遗，而且无需再做什么，就像一个树根，没有 土壤，树枝就会枯萎而死亡。
1908 年，列夫·托尔斯泰描述了英帝国主义和自愿奴隶制度之间实质上的悖 论。在他的《致一位印度教徒的信》里，针对印度的具体问题，托尔斯泰写道： 一个商业公司奴役了一个有二亿人口的民族。把这告诉一个没有迷信的人 听，他会不明白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三万人... 征服了二亿人... 这是什 么意思？这些数字不是清楚地说明，奴役印度人的不是英国人，而是印度人自己？
甘地在1920 年表达了基本上同样的概念：〝没有一个政府，更不要说印度政府，能够存在下去，如果人民不再为它服务的话。〞甘地相信，印度屈服于英国统治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历史的和文化的影响。为了克服对英国统治的屈服所带来的腐败性后果，甘地制定了一个〝建设纲领〞。如果成功地推行这个纲领，将用个人和集体自尊取代屈从的个性，并使印度人民证明他们有能力和有意愿对占领他们国土的统治者表示不服从和不合作。这个纲领的五项目标为：
提倡印度人民向自尊和尊严转变；
鼓励人们减少对英国机构的依赖；
推行争取独立的积极斗争；
把〝人民〞（英国人和他们的支持者）同〝政策〞明确区别开来；
通过改善印度人的个人和集体道德境界占领和坚守道德高地。
这个纲领的每一个组成部份或目标，可以单独推行，而它们一起将相互促进不 合作努力的整体。印度社会各组成部份的参与被认为是必要的。随着公民在上述各个组成部份取得进展，他们的自信提高了，他们也认识到自己的目的性和他们在运动中的角色。
甘地所展望的非暴力斗争，其施行的载体是不合作主义（Satyagraha，通常译 为〝真理力量〞），一种针对非正义法律的有原则的公民不服从，其中包括不杀生（即不伤害任何有生命的物体）的概念。
甘地的不合作主义是对真理的坚守。它是通过非暴力行动坚持一项正义的事业。它不是消极的抵抗。相反，它是以行动为基础的。它通过集体的不服从和不合作的行为，去除权力的资源，来攻击压迫者。与此同时，不合作主义还包括了改变观念的努力，以使压迫者〝动心〞，看到人民所遭受的非正义。在理想的条件下，只有接受非暴力作为他们个人信仰的人才实行不合作主义，但甘地面对一个不完善的世界的现实，没有排除非信徒参与非暴力斗争。甘地发现，即使是实行过暴力的人，也可能很快适应非暴力斗争的要求。因此，不合作主义既能够是国民大会党的政策，同时也是运动内部许多人的信条。
巴兹尔 · 利德尔 · 哈特爵士
巴兹尔·利德尔·哈特爵士 (Sir Basil Liddell Hart)(1895-1979)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一名英国军官经历过战斗。他因医疗原因退役以后，成为一些英国主要报纸的军事记者，并且写了大量军事题材的著作。这里主要提到他的有限目的原理或〝间接方式〞里所含的战略性真知灼见。哈特强调，与其进攻对方最强的地方，应当针对中间性目标，把敌人从其强点引出来，分散其力量，使它不能追求它自己的目标。
他详尽阐述道：采用有限目的的战略，比较通常的理由是为了等待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寻求和实现这种变化，往往是通过消耗敌人的力量，用小小的针刺削弱它， 而不是冒重击的风险。这个战略的关键条件是，对方的消耗应当比自己的 消耗大得多。... 通过造成对方力量的过度分散；最后但不是最不重要的是，通过耗尽他的道德和实质能量。
利德尔·哈特的论点，也适用于战略性非暴力运动对根深蒂固的专制政权的抗争。在反对派运动的早期尤其如此，这时他们的队伍还没有掌握对专制统治构成直接和可靠的威胁所需要的资源和集体智能。利德尔·哈特使用〝等待力量对比的变化〞这一词句时，他接着提出了怎样强迫实现那个变化的具体建议。同样，对非暴力运动来说，〝等待〞并不意味毫无行动；与此相反，它意味着需要采取进攻性行动，削弱对手并迫使力量对比发生有利于非暴力运动的变化。采用间接攻击的办法，通过选择中间阶段目标，避免同对手在它力量的最强点上发生直接对抗，可以把对手引离它的强点，并分散其精力，使它不能追求自己的目标。
结语:本章考察了四位战略家的一些真知灼见，指出影响他们思考的那些因素，并强调他们一致的焦点是目标。本章还讨论了这些真知灼见对现代非暴力冲突的适用性。总之，战略家必须见到森林，不能只见树木。
本文编写参考书籍：
1、《战略：一部历史》 【英】劳伦斯·弗里德曼著
2、《论战略性非暴力冲突：关于基本原则的思考》 罗伯特‧赫尔维 著
3、张千帆《极权主义的建构与解构》
出处:民主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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