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德山：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对欧美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变化的影响
〔摘要〕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导致西方社会左右政治新的失衡，并引起欧美政党政治体系、尤其是政党的结构性变化，可以从欧美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图谱、政党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政治或政策趋向等几个方面去评估。
〔关键词〕民粹主义；欧美政党；政党体系；政党格局；意识形态；政治极化
〔作者简介〕林德山， 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近年来，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欧美选举政治中的突出表现再次引发了人们对民粹主义的关注和热烈讨论。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对欧美政党政治体系、尤其是对政党的结构性变化的影响。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在导致西方社会左右政治新的失衡的同时，是否也意味着学界长期关注政党结构的“冻结”①在被打破？本文拟围绕该问题，主要从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对欧美政党政治的意识形态图谱、政党格局的结构性变化以及政策影响的角度，分析民粹主义政党对欧美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变化的影响。
一、欧美政党体系的结构“冻结”在被打破？
欧美社会对民粹主义的关注是随民粹主义运动尤其是政党在政治上的起伏而发展的，而且也显然受到了人们对民粹主义的历史记忆的影响。学界对战后民粹主义新的发展趋向的讨论在20世纪60年代即已开始②，并逐步深入。但民粹主义真正引起西方社会的广泛关注却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并随着一些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相继崛起而日益升温的。而且出于对民粹主义引发西方政治动荡的担忧，学界对该问题有一种不成比例的“过分”关注倾向。①民粹主义也不只是被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作为一个政治问题在被讨论。尤其是在2016年的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后，民粹主义更是作为一种国际现象引起了主流社会的恐惧反应。这一背景无疑也影响了人们对民粹主义影响的判断标准，其中包括把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对主流政党的挑战是否成功作为判断其未来影响的重要标准。如对于2017年的荷兰、法国和德国的大选，媒体的关注焦点都在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黑天鹅”能否再起，主流社会也因此庆幸于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成功抵制。
但这种直观而实用的标准往往忽视了民粹主义在更多层面、在更深远的意义上对欧美政党政治的影响。由此意义上考虑，人们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它对欧美政党政治的结构性变化的影响。事实上，在本世纪初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相继在欧洲一些国家崛起之时，人们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它是否意味着打破欧洲政党体系的“冻结假设”？欧美国家有不同的政党体制（如两党制与多党制之分），各国具体的政党结构也各不相同。但理论上（或法律制度形式上），它们都遵行多党竞争原则，都属于开放的体制，这意味着政党的结构不是固定不变的，新党的崛起或传统大党的衰落都有可能改变既有的权力结构。可经验显示，欧美政党的实际结构却能够长期保持相对的稳定。20世纪60年代李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和罗坎（Stein Rokkan）用“冻结假设”来表示这种现象，意指基于20世纪初社会阶级和社会结构的欧洲政党结构似乎“冻结”了。〔1〕 此后，新党的崛起不时会引发人们对欧洲政党结构“解冻”的猜疑。可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著名学者彼得·梅尔在讨论西方政党体制变化时依然认为“冻结假设依然大多是有效的，至少迄今为止”。〔2〕但此后的欧洲政党出现了新的变化，新党、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大有使欧洲政党体系“解冻”的趋势。 不过，验证“冻结”是否被打破并非那么简单。这主要是因为缺少对“政党体系”本身的明确界定。萨托利称政党体系是“由政党之间的竞争所导致的一种相互作用体系”，〔3〕 并从一般意义上区分了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体制。据此，西方国家主要属两党制和多党制。人们往往也主要根据数量的变化来表示政党体系的改变。如此来看，虽然各国不断有新党现象出现，但过去几十年，也并未真正出现从两党到多党或从多党到两党的改变。②但这种分类一方面远不足以表达欧美政党政治的多样性，③另一方面，如卡斯·穆德所强调的，这种单纯从数量变化来表示的体系改变并没有真正考虑到政党之间的系统的相互作用关系。〔4〕 实际上，李普塞特和罗坎的“冻结假设”中的西欧政党体系有两个基本维度：一是政党的政治光谱图，或者说意识形态图谱；二是政党围绕政治活动、主要是围绕政府活动的竞争而形成的基本格局。按照前者，基于20世纪初的社会阶级分化的西欧政党结构，实际就是人们常说的左右政治结构。而按照后者，它主要表示不同类型的政党及其构成，具体来说就是按照政党的治理功能区分的三类政党的结构。
欧洲国家的政党众多，但在现实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方式差别巨大。萨托利认为，政党政府的实质问题是治理问题，不同政党的差别主要体现为其治理能力的差别。由此他区分了三类政党：一是存在于政府之外、没有进入政府的政党，可以说是使节党（the ambassador party）；二是在政府范围内运作但没有控制政府的党；三是实际上进行治理、具有治理和政府功能的党。这三者之间和内部还有不同的中间形态。〔5〕 萨托利这里所说的“政府”主要是指狭义的政府，即行使行政权力的政府。如果把政府的意义放大为广义的国家权力结构，包括了议会和其他权力组织，结合政党竞争的内容形式，着重考虑其政治意识、支持结构、政治作用方式和在既有政治竞争体制中的地位和特点，可以将欧美国家的政党区分为三类。第一类为主流政党，指那些代表主流价值观念、政治特色明显且保持连续性、支持结构稳定、具有被认可的执政能力或潜力的政党。第二类为平衡性政党，指那些在既有的政治结构中不具领导地位、但却具有制约和影响政府行为的平衡能力的政党。第三类为边缘性政党，指上述主流政党和平衡性政党之外的其他政党。〔6〕 不同的政党体系或格局实际表示这三类政党的构成。而不同政党在该体系结构中的位置变化，尤其是主流政党的构成变化，是政党体系变化的主要表示。
据此，可以主要从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对欧美左右政治图谱、主流政党和平衡性政党的构成结构及其地位转变、以及政治和政策方向的影响等方面来考虑它们对欧美政党体系改变的影响，评估传统的政党体系是否“解冻”。其中，民粹主义政党并不只是指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它主要指目前在欧美国家有代表性的三种民粹主义力量。一为欧洲的新右翼民粹主义力量，或人们所称的民粹主义激进右翼政党（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PRRPs），这是过去三十年发展最为迅速的政党。二为美国的右翼保守民粹主义力量，主要是集中在保守主义阵营中的民粹主义力量。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力量逐渐从保守主义阵营的边缘——佩罗及其组织的改革党——经由茶叶党运动，发展到今天渗入到了共和党核心层，主要表现为聚积在特朗普周围的保守力量。三是欧美各种左翼民粹主义力量，包括了近期发展迅速的一些激进左翼力量，由传统共产主义组织发展而来的一些“民粹社会主义者”，由抗议型运动和网络社会运动发展而来的新型激进民粹主义运动（西班牙的“我们能”，意大利的五星运动等），以及在美国从华尔街抗议运动到2016年大选中民主党阵营中的桑德斯支持者。
二、民粹主义对传统意识形态图谱变化的影响
民粹主义是否改变了欧美政治意识形态的图谱？这首先涉及民粹主义本身是否构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事实上，媒体眼中的民粹主义是一个不确定之词，泛指那些通过诉求于“人民”的方式挑战既有权力体制或当权派的行为，即诉诸草根的反精英和反建制行为。在此意义上的“民粹主义者”实际覆盖了政治光谱中的不同力量。因此，许多学者不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意识形态。不过，综合不同的民粹主义力量的政治诉求和表达方式，它们在思想意识方面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诉诸于人民与精英的对立。卡斯·穆德由此把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缺少稳定中心的意识形态” （thin-centred ideology），或者说是一种“弱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它把社会分为两个完全分割的同质性的且敌对的集团，即“纯洁的人民”对“腐败的精英”，并认为政治应该是人民普遍意志的表达。①显然，这种“人民”超越了传统的左右界限，一些民粹主义政党往往也标榜并突出自己超越左右政治的特点。从实际的政治效果来看，一些民粹主义力量（尤其是近期发展迅速的民粹主义激进右翼）也的确是以同时聚积了传统左右政党的支持力量为特征。 诉诸“人民”与精英的对立，渲染危机意识，这也使得民粹主义往往诉求于反主流价值体系的思想观念和方法，如右翼民粹主义普遍表达的本土主义和对极权主义的认同——它们往往是以对魅力型领袖的权威认同来表示的。这种二元的世界观——其实质是一种一元主义世界观——是与西方现代民主所承诺的多元主义不相容的。主流社会的人们往往也因此将民粹主义视为极端主义思想意识，是对主流价值体系的威胁。也正因为如此，民粹主义激进右翼的强势崛起往往激发传统左右翼政党的联合抵制。但在这种背景下，民粹主义政党依然能够不断实现政治突破，这显示了西方社会民众意识中的一种极化倾向。由此意义上说，它是对战后、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西方主流社会价值体系的挑战。在特朗普的政治语言中，它表示为对一系列政治正确性的挑战。
但如卡斯·穆德所界定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弱意识形态”，它本身是与其他意识形态交叠的，在政治意识形态的图谱上，它既不表示一种全新意识图谱，也并不表示对既有价值体系的全然背弃。它更像一种特定的思维方式，将传统意识形态图谱中的不同位置力量聚合在一起。至少从以下方面来看，它并不足以改变传统的意识形态图谱。
首先，目前在欧美影响较大的民粹主义力量在思想意识方面并非像一些媒体所示那样“极端”，它们在一些方面与其他意识形态、包括主流价值的因素有重叠之处。上述欧美三种民粹主义力量在思想意识方面都有别于一些传统的极端民粹主义，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反建制但不反民主体制的特点。欧洲的激进右翼民粹主义所诉求的严厉的社会秩序与传统的保守主义的社会观念有重叠之处，美国的保守民粹主义也更趋向于表达对变化社会的不安和对传统价值的回归。而在被主流媒体归为左翼民粹主义的队伍中，目前真正有影响的是那些反对新自由主义变化取向的激进左翼力量，其诉求在更大程度上接近于传统的左翼政治，也更体现对传统左翼政治诉求的回归。与传统的极端主义相比，这些民粹主义力量显得更为温和。这也是它们能够得到广泛社会支持重要原因。人们从国民阵线现任领导人玛丽·勒庞与其父亲即该党前领导人让-玛丽·勒庞的思想和政治主张的变化中可以感受到这一点。 其次，在政治诉求和思维方面，这些民粹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延续了传统左右政治的逻辑。民粹主义者常常标榜不是传统的左右翼，但对全球化的批判，对建制和精英的反抗，其实都是对过去几十年西方国家主流政党的变化取向、以及占主导的政治议程（即新自由主义政治议程）不满的一种抗逆。全球化进程中的社会分化、传统社会发展模式受到威胁，这些是民粹主义得以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共鸣的最重要社会前提。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后的逐步崛起是与这一进程一致的。同时，主流政党的日趋中间化及其对政治的垄断导致传统的多元利益诉求难以通过现实的政治路径表达，这也是民粹主义者得以能够借用“人民”的意志渲染反精英意识的政治前提。强调后工业经济对工作场所和社会的深刻改变，突出经济不安全，这是民粹主义者所擅长的。而且，左右翼民粹主义的政治逻辑实质上也是传统的激进与保守的政治逻辑的延续：右翼民粹主义诉诸于极端的个人主义，而左翼民粹主义是更为激进的进步主义。许多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政治主张实质上是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与社会观念上的保守主义立场的混合。而欧洲的左翼民粹主义政党则不同程度上与传统的共产主义政党在思想和组织上有关联。在美国，2016年大选中的桑德斯往往被主流媒体视为左翼民粹主义者，但实际上其主张更多的是对传统新自由主义的回归。欧洲的许多被视为左翼民粹主义的力量其诉求实质上也更多是对传统的福利社会理想的留念。
再者，民粹主义虽然突出了西方社会新的文化和社会观念冲突对于未来政治的意义，但其本身却既非这种趋向的主要推动者，也未能提供建设性的替代话语。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突出了社会不安全的问题，这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的后物质主义变化趋势直接相关。随着社会的流动性的加大，不同的文化观念以及它们在不同的代际之间引发的文化和观念冲突，已经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和程度上反映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在欧洲，它通过围绕一体化以及移民等问题的社会政治分歧表示出来，而在美国，它通过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各自阵营内部的激烈分化表示出来。民粹主义、尤其是右翼民粹主义支持单一文化，反对多元文化，这些突出了变化的文化价值观在西方政治议程中的日益突出的意义。英格尔哈特等人特别强调了社会文化分裂因素对民粹主义的影响。而根据一种文化抵制（culture backlash）理论，对民粹主义政党的支持可以解释为是一度占主导的大众对进步价值观念变化的一种复古的反应，是对过去几十年西方社会“悄然的革命”的文化抗击反应（The cultural counter-reaction to the silent revolution）。〔7〕 无疑，民粹主义的话语突出了西方社会文化分裂的现实，它也是后物质主义维度在现实政治中变得日益重要的一种表示。但民粹主义对这一进程的影响是有限的，它们甚至也不是这种变化趋向的主要推助者。其实，超越左右的观念和口号也并非民粹主义政党倡导的。早在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就是在超越左右的旗帜下进行的。即使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所突出的移民等问题，也并非其所独有。如卡斯·穆德等所指出的，欧洲社会对移民等问题的偏向并非民粹主义所推动的，而是主流政党、尤其是右翼主流政党所推动的，〔8〕 但民粹主义却以扭曲的方式将该问题放大了。 总之，从思想意识方面来看，民粹主义的蔓延以及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显示了欧美国家社会意识中的极化倾向的发展。但民粹主义本身并非一种超越传统政治意识图谱的新的意识，而只是既有的政治意识图谱中一些过去并不凸显的意识的凸显和组合。用卡斯·穆德的话说，它是一种“病态的常态”（pathological normalcy），它与主流的观念相连，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大众的态度和政策立场是一致的。〔9〕 因此可以将它视为西方民主的一种伴生物。〔10〕 此外，民粹主义本身所内含的一些极端倾向在现实政治生活中也因为主流政党的联合抵制而在一定程度上被限制了。这从一些民粹主义力量参政、执政后的表现得到了印证。
三、民粹主义政党对欧美政党格局变化的影响
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对既有政治体系更直接的影响在于它们对既有的政党结构，尤其是对主流政党和平衡性政党的构成格局变化的影响，它们在直接影响传统左右翼政党的权力结构的同时，也对政党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尤其是围绕政府的联盟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冲击既有的政党权力结构 20世纪的欧洲政党政治基本格局是在20世纪初初步显现的，其最重要的前提是随着普选权的实现，以欧洲各国的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大众政党的崛起并进入主流政党行列，由此而形成了人们所目睹的左右政治格局，这种格局在战后逐渐成型。①其中，主流政党的格局基本上是由位于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和位于右翼的保守主义、基督教民主主义以及传统的自由主义政党构成。这些具备领导执政能力的政党也成为李普塞特等人所言的“冻结”政党结构的主体力量。欧洲国家大多属多党制国家。其中，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时期，政府的组成取决于政党联盟，也就是说，除上述具备领导执政能力的主流政党外，还取决于能够进入国家议会的其他政党，萨托利称之为政府相关者。由于议会选举的门槛线限制，这些政党也是有限的。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欧洲各国的这两类政党结构相对稳定。其中，难以进入国家议会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实质上属于边缘性政党。20世纪80年代后，这种结构开始改变，一些新党（它们既有如绿党一样新出现的政党，也有一些虽然长期存在、但却是新进入国家议会的政党）相继出现在国家议会中，其中包括了一些过去被边缘化的民粹主义政党。如法国的国民阵线、奥地利的自由党等。但一直到90年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而且如表1所示，新党现象最初引起人们关注并非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而是绿党。但90年代中期以后，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情况开始改变，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影响明显在上升。 表1西欧绿党和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平均选举结果和参与政府情况1980-19891990-19992000-2009平均选举结果 PRRPs1.74.85.9绿党1.93.24.7参与政府 PRRPs017绿党073 资料来源：Cas Mudde, ‘Three decades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So wha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2（2013）， p.4. 这种情况在进入新世纪后进一步突出了，欧洲众多的民粹主义政党已经从边缘性政党进入到了平衡性政党的行列。此前，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只是在少数国家能够进入国家议会（如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能够参与政府的只是个例。但此后，右翼民粹主义政党进入议会成为了普遍现象。201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更是欧洲右翼民粹主义力量爆发的一个转折点。多个国家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此次选举中成为本国的第一和第二大党，其中甚至包括了英国。这种态势在此后的各国国家选举中得以延续。2017年的荷兰、法国大选右翼民粹主义政党更进一步成为整个欧洲主流社会担忧的问题。甚至在对极端政治势力一以贯之保持警惕的德国，2013年新成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不仅首次进入了议会，而且以超过12%的得票率成为第三大党。除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外，激进左翼也在一些国家地区迅速发展，尤其是在南欧地区，以希腊激进左翼联盟、意大利五星运动、西班牙“我们能”为代表的一些政党，其发展势头甚至超过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
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在改变自己的政治地位的同时，也在冲击国家政治层面的政党结构。首先，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是以主流政党地位的普遍下降为代价的。与上述民粹主义政党迅速发展相反的是欧洲主流政党、尤其是社会民主党的急速下滑趋势。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希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的急剧衰落，从危机之初的第一大党沦落到目前的议会中的小党。在荷兰、法国，社会民主党的地位都在下降。一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尽管维持住了第二大党的地位，但下滑趋势明显，如西班牙工人社会党（PSOE）（其在国家议会中的席位从危机之初的154席下滑到了2016年的85席，仅略高于左翼民粹主义政党“我们能”）、德国社会民主党等。主流政党、尤其是作为传统左翼主流政党代表的社会民主党的普遍下滑导致了导致了众多国家的一种权力结构失衡，目前已经显现了两种结果：一种以法国为代表的，体现为第三党的崛起；另一种则如德国2017年大选的形式，主流政党虽然保持了地位，但却因为民粹主义政党的发展而变得更为脆弱，政党联盟的空间狭小了。在美国，特殊的选举制导致两党制的基础相对稳定。不过，民粹主义的发展虽没有导致既有的两党制结构的变化，但却通过渗透到主流政党的方式在影响两大党的未来政治方向。
（二）民粹主义政党影响欧洲传统的政党结构性平衡关系
在主流社会的共同抵制下，欧洲民粹主义政党虽然显示出强劲的渗透趋势，但尚无法取代传统的主流政党。但如上所述，主流政党的总体格局虽然尚存，但普遍地位下降，部分地区（南欧）面临了结构性挑战。这种形势导致了一些国家权力结构的明显失衡。法国的政治格局发展形势突出地表明了这一点。 表2法国近四届总统选举形势①政党2002年（候选人/得票率%）2007年（候选人/得票率%）2012年（候选人/得票率%）2017年（候选人/得票率%）第一轮第二轮第一轮第二轮第一轮第二轮第一轮第二轮法国共和党* 希拉克19.8882.21萨科齐31.1853.06萨科齐27.1848.36菲永20.01社会党若斯潘16.18罗亚尔25.8746.94奥朗德28.6351.64阿蒙6.36国民阵线让-马莉·勒庞 16.8617.79让-马莉·勒庞 10.44马莉·勒庞 17.90马莉·勒庞 21.3033.9法国民主联盟 （UDF/MoDem）**6.8418.579.13工人斗争5.72革命共产党联盟
（LCR）4.08左翼阵线梅朗雄11.1梅朗雄19.58前进运动马克龙24.0166.1投票率69.1875.4182.5780.4477.9675.6875.7965.97 *法国共和党是由前保守主义政党戴高乐党法国保卫共和联盟发展而来，2002年时任总统希拉克改名人民运动联盟，2015年改为现名
**中间组织，后改名民主运动（MoDem），2017年大选中该党领导人白鲁支持马克龙
表2列举了进入新世纪后四届法国大选的总统选举结果。从中可以看出，总体上看，左右政治的格局虽然受到冲击，但总体的格局尚存。四次选举中有两次（2007、2012）基本维持了传统的格局。2002年选举的第一轮除国民阵线压倒社会党外，整体也大致保持了左右平衡的格局。但2017年的选举则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格局，除了作为独立的中间力量的马克龙异军突起外，传统的两大党均在第一轮失利，这在法国第五共和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尤其是法国社会党几乎可谓惨败。
①表中的第一轮选举数据只列举了获得前五名的候选人和政党的数据。
表2还显示，与法国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同时的是政党权力结构关系的微妙变化。首先，它显示了一种权力的极化现象。这主要指来自左右两端的极端政治力量（至少从主流政党的中间立场来看是如此）在共同分享中间化主流政党支持队伍流失的成果。与国民阵线崛起同时的是梅朗雄所代表的激进左翼所获得的支持。这种极化现象在欧洲其他一些国家也不同程度地存在。其次，传统政党的结构性平衡有被打破的趋势。2002年和2017年都出现了国民阵线在第一轮胜出的形势，尽管2017年的第一轮第三党马克龙胜出，但马克龙背后的支持力量主体其实是传统的两党支持力量。也就是说，2017年的形势与2002年的形势是类似的，表面的结果也是类似的。但具体的数据却显示了明显的变化。2002年选举中，与第一轮投票结果相比，让-马莉·勒庞第二轮选举得票率仅仅比第一轮高出不到1%，这也反映了民粹主义政党在当时的基础远不足以挑战主流政党的结构。而在2017年的选举中，马莉·勒庞在第二轮尽管不出意料地失败，但其得票率与第一轮相比多出了50%，显示出主流社会在分化。另外，从投票率来看，2002年总统大选第二轮投票率显著高于第二轮，显示出主流社会精诚团结抵制右翼民粹主义的意志。反之，2017年大选第二轮的投票率低于第一轮近10%，进一步显示主流社会的分化和失望。
与上述趋势相应，主流政党的选择空间在明显萎缩。马克龙以第三党的身份胜出是整个社会对传统主流政党失望的表示，尽管其背后依托的依然是传统的主流社会大众。可在荷兰甚至在德国，民粹主义右翼政党的强势崛起同样也大大挤压了主流政党的选择。随着欧洲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传统的政党结构性平衡被打破了。未来的欧洲，少数政府或许会成为一种常态，它大大增加了欧洲政治的不稳定性。同时，欧洲大陆（包括法国、德国、荷兰等）的形势都推助了欧洲政党政治的另一种可能趋势，即一种三极结构：位居两端的左翼和右翼民粹主义，以及位于中间的传统中间化力量。
四、民粹主义政党崛起对欧洲政治趋向的影响
除对欧洲政党上述的结构性影响外，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也在多种意义上影响了欧洲政党政治或政策的趋向。
首先，右翼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促进了一种欧洲政治的向右转。这既表现为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崛起本身所导致的左右关系失衡，也表现为它对主流政党的渗透和影响。作为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特点的本土主义、权威主义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和程度上渗透在了主流政党的行为中。最典型的是近年来欧洲主流政党在移民和难民问题上的立场。许多评论者强调，法国国民阵线的观念影响了法国右翼主流政党在移民、法律和秩序、多元主义和国民认同的界定等事务方面的政治议程。一些政治化的描述甚至更进一步地声称民粹主义右翼的影响是跨政治光谱的，至少从右到左的主流政党。〔11〕 由于民粹主义对公共话语和政策议程的挑战，即便是那些民粹主义政党未能有代表的国家，如英国独立党，其对英国的脱欧公投结果的巨大影响力是显而易见的。而伴随这一进程的则是主流政党的进一步分化。
其次，民粹主义思想和政治的蔓延也在无形中助长了欧美政治生活中的极化现象。这既表现为民粹主义本身作为一种思想和行为方式促进了社会大众对社会问题的极化态度，也表现为一种新的政治极化的显现。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大选更深远的意义即在于，它助长而非抑制了欧美社会在一系列社会和文化冲突问题上的分化。与此同时，在南欧地区（希腊·西班牙），在法国，对主流政党中间化趋势的抗逆促进了一种新的政治极化政治现象。最典型的是丹麦。战后的多数丹麦政府有赖于政党联盟，且多数政府不多（自1909年以来，没有一个政党赢得多数）。随着90年代右翼民粹主义政党丹麦人民党（DF）的崛起，极化的左右阵营体制更明显。过去，人们认为丹麦的情形更像是个案而非普遍，但如今这种趋势正在欧洲弥漫。
五、结语
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正在改变欧美政治的权力结构。从对政治意识形态图谱的影响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并没有改变、甚至也难以说挑战传统的图谱结构，而只是使传统图谱中一些不为人关注的因素获得更多的关注。从政党的格局和权力关系角度来看，随着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民粹主义力量已经从边缘而走向了舞台中心，至少已经成为了“相关者”，但由于其意识形态及行为方式的特征，它们受到了主流社会的联合抵制，尚不足以取代后者的地位。由此意义上，欧洲的政党体制虽然受到冲击，但尚未“解冻”。但从民粹主义政党的崛起的确在多重意义上正在改变既有的权力结构，包括直接导致的权力结构失衡，以及对政治右转和新的极化趋势的促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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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Peter Mair, Party system change: Approa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 p.3. 转引自Cas Mudde, ‘Three decades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So what?’，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2（2013）， p. 1.
〔3〕 G. Sartori,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6, p.44. See: Cas Mudde, ‘Fighting the system?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change’， Party Politics. 20（2014）（2）， p.218.
〔4〕 Cas Mudde, ‘Fighting the system?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and party system change’， Party Politics. 20（2014）（2）， pp.217-226.
〔5〕 〔意〕G. 萨托利。政党与政党体制〔M〕。王明进译。商务印书馆，200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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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Ronald Inglehart and Pippa Norris. "Trump, Brexit, and the Rise of Populism: Economic Have-Nots and Cultural Backlash." HKS Facult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 RWP16-026, August 2016. https://research.hks.harvard.edu/publications/workingpapers/citation.aspx?PubId=11325&type=FN&PersonId=83 （accessed on Aug.30, 2017）。
〔8〕 Cas Mudde, ‘Three decades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So wha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2（2013）： 1-19.
〔9〕 Cas Mudde,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A Pathological Normalcy’，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 33（2010）， No. 6, pp.1167–1186.
〔10〕 林德山。民粹主义是西方民主的伴生物——对欧洲民粹主义与民主关系的辨析〔J〕。当代世界，2017,（3）。
〔11〕 Cas Mudde. 2013. ‘Three decades of populist radical right parties in Western Europe: So what?’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52: 1-19.
出处：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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