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政治要告别不折腾的老路就会陷入自身的生命困境，因为折腾是极权政治的生命脐带，相当于这种政治结构的呼吸。在极权政治的运行过程中，或者在后极权时代，它的政治运作都离不开对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折腾，放弃折腾，也就放弃了自己的政治欲望，这在政治学的考察中是无法通过的悖论。除非有外在的强制力量，其自身的权力生存欲望从不考虑普世政治伦理以及公平正义。即便在后极权时代，极权政治的生命之血也只能靠折腾来输送，这无关其政治品质和现实意志，即在于它的诞生方式、生长结构和终极目的。也就是说，肉食动物的内在生理结构是无法改变的，如果改变其饮食结构也就结束了它的生命。对于后极权时代的极权政治变化实施的各种考察，不能仅停留在它的自我改革承诺，如果认真考察它的生理结构就会发现，发自自身的任何实质性改革都会成为一种悖论。这时候，就有必要理解后极权政治的日常生存图式，折腾就是它的生存正义。改变其自身饮食结构的前提是改变其生理结构，这对于一种组织体来说是办不到的，因为它的生理结构来自于它的前辈。

如果说极权政治的历史前辈是一种暴力化生存，今天的后极权政治是一种折腾化的生存，那么，其中的血液流淌是一脉相承的，只是在不同历史时空中的两种征象。后极权政治虽然表面上没有了其前辈的暴力血腥，但并不意味着它收起了暴力欲望，只是进行了一种范式转换，埋藏在经济、文化和社会之中的软暴力其破坏力一点儿也不亚于它的革命前辈。如果不是日常范式的转换，其政治生命也不会维系得如此绵长，这只能说明人们、善良的人们总在抱着一种幻想，总是在一种温和的等待中忍耐，让它的暴力锋芒与我们一起慢慢变老，然后有一个脱胎换骨的全新的改革。于是，人们对于它在当下的折腾总是给予理由和宽容，似乎这一切都是它在改良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逻辑环节，为此，历史的等待将同幽暗一起经历无限的罪恶的漫长。

极权政治的起源

极权政治不是民主的产物，也不是世袭的结果，而是在一定时空的历史节点中结成的政治奇葩。它的政治资源不是来自宪法、法律或“一元正义”（沈阳），而是来自激情澎湃的群众，是群众在一定历史时刻的热情与幻想为其提供了政治血液和机遇。根据群体心理的特点，群众在一定历史时刻会产生对新时代到来的创造冲动，在运动中的“受虐倒错”心理也渴望有一种强硬的组织和领袖。在极权运动的初期，群体心理是极其纯朴的，每个人都想在运动中创造新的历史，这恰恰成为极权政治的运动资源。吉拉斯发现，这种运动“虽然在开始发动共产主义革命时可能是仗着最理想的观念，号召神奇的英雄主义与巨大的努力，但它所播种的却是最辽阔最经久不息的幻想”。所以，与历史上的其它革命相比，极权运动是以消除阶级为号召开始，但最后竟然创造了一个握有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吉拉说，“其它的一切都只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但是，群众很难识破其中的诺言和欺骗，人性的弱点致使群体心理更容易进入一种超越现实的想象，以此完成对于传统和现实的否定。在群体运动中，谎言和诺言能够弥补现实行动的不足和缺陷，也能够治疗群体心里的失望和彷徨，因为任何想象都是超现实的美好。这并不是极权政治在运动初始的动员手段有多么高明，而是群体容易走进一种幻觉，因为群众运动拒绝理性。大多数情况下，群体心理渴望有领袖不断地发号施令，或者不停地折腾，这样才能有一种“受虐”之后的心理满足，也才能对于急剧变化的未来有着狂热的幻想。在群体想象中，靠运动创造的未来就是理想的社会，能够像图画一样完成自己的抱负，于是，传统秩序成为运动的死敌。阿伦特指出，“在根据它们的理论夺取权力和建立一个世界之前，极权主义运动想象出一个一致的谎言世界，与其说是满足现实世界的需要，不如说是满足了人类思维的需要；其中通过纯粹的想象，使失根的群众能够感到自在，并且使他们的真实生活和实际经验在人类期望方面避免没完没了的震荡”。

从极权运动的初始阶段进行考察，群众在开始之时为极权运动提供资源，也是出于及早结束各种动荡不停的折腾的目的，这与人们寄希望于暴力革命来结束暴力一样，最终走进了由自己亲手挖掘的陷阱。这是群体为自己的运动选择付出的必然代价，群众并未能知道，不管任何政治模式，靠什么手段来起家，也一定会靠什么手段来运行，直到它生命的终结。其它的都只不过是一种道德虚构或者谎言而已。这种政治结构的运行方式是无法改变的，诞生于谎言的一定继续依靠谎言，诞生于暴力的也一定依靠暴力。幻想这种诞生于谎言和暴力的政治模式会在后期改良为依靠真理和民主，实在是一种愚不可及的天真。群体运动的选择悖论是，越是渴望依靠暴力的方式走进天堂，越是很快进入了由暴力统治的地狱。因为在极权政治诞生之时，群体寄希望于英明的领袖和坚强的组织，他们宁愿相信柏拉图的话，“智者必须领导和专政，愚人必须紧跟”，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理性。这种情况下，就出现谁是智者的问题，法西斯说是优秀人种，马克思说是无产者，然后，幻想与寄托开始聚拢在这种“先锋队”身上，甘愿接受其领导和统治。这种情况下，由于常识是失效的，极权主义的发展会畅通无阻，然后迅速聚合自己的政治资源。

极权政治结构得益于虚幻的承诺和民主的滥用，因此，它一旦完成权力结构的组建会迅速控制群众运动，并在各种关节反复使用群众运动来化解政治危机。这就使得社会的各个层面，包括公民的日常生活也必须笼罩于国家主义之下，人们的价值、信仰、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生活都必须控制在极权政府之中。虽然不同的极权政治组织有不同的政治目标，但都有共同的资源基础和生成机理，这恰恰决定了极权政治都有相同的组织结构和运行方式。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时代也都存在极权主义的种子，只是不同的气候决定其能否发芽、成长、壮大，任何文化信仰并不是决定其生长的必要条件，如果气候成熟，它可能在任何一块土地上蠢蠢欲动。因为精英也同样被极权主义本身的激进所吸引，在缺乏自由与民主的条件下，极权主义运动总想跃跃欲试，人类的权力意志只有在民主与自由的边界才能理性。这种起源于运动和暴力的政治模式从一开始就打造了自己的组织结构和生理模式，不停地吸纳群众资源是它的组织正义，它的运动方式只有形式的变换，而不会停息。暴力只是它的显性和极端方式，永不停止地运动和折腾是它的生命基因，这里潜藏了它的逻辑起点和遗传密码，如果不能洞识到它的价值基础，就永远不能理解它在后极权时代的运动目的和历史轨迹。

极权政治的逻辑起点

任何极权政治都会强调国家目标，这种目标是用一种完美的理想社会来代替现实，每个公民必须首先关注共同体的目标成为必要的人生义务。这里的逻辑起点是，人的存在的合理性必须后置，或者个人不存在单纯的价值或目标，个人的意义完成于国家目标的实现。这种逻辑起点导致每个人的生命不能私有化，于是其他的一切包括财产、文化、思想都必须国有化，也就是说，自己没有权力支配自己的一切。在极权主义的典型时期，连性都必须公有化，或者由国家进行支配。十月革命史料显示，在当时，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妇女必须接受“性公有化”，革命者可行使此权利，即可向革命机关申请许可证。布尔什维克凭证可以“公有化”十个姑娘。《俄罗斯处女和妻子公有化令》起草者赫瓦多夫借政府名义宣布：所有人类优秀因子都被保留在资产阶级腐败的躯体内，而这违反了人类繁衍的准则。基于此，从1918年5月1日开始，所有17至32岁的女性都将不再拥有对自己的所有权而将成为“公有品”。女革命家克朗黛在她发表的小册子中写道：“出于工人阶级利益要求的性道德，是工人阶级社会斗争的工具，并为这个斗争服务”。这里的逻辑前提是，个人不是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和人生理想的主体，必须借助于“优秀人种”或者“产业工人”组成的政治集团，才能完成自己的生命意义。

渴望借助某种外力或者神秘力量完成个人理想是人性中的政治基础，正是这一点为极权政治的所有折腾提供了正当性。由此看来，建立在超验维度的精神寄托才不至于陷入这种危险，任何寻求世俗之王的结果都会诱发极权主义的生长。由于把自己生命价值的寻找寄托在一个政党或者一种组织之上，也即意味着自己出让了自己的全部自由与权利，生命可以由其占有和支配，这种逻辑路径自然为极权政治的形成创造了基础。极权政治组织对每个人的控制以及占有是为了帮助其实现理想和创造幸福，这种国家目标必须建立在公民的绝对服从之上。每个人必须相信国家已经掌握了走向天堂的钥匙，如何成功进入天堂的大门取决于每个人无条件地对于国家任何决策的绝对服从，每个人已经不再具有独立的生命价值。因为在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中，个体已经无法凭借自身的能力获得自身存在的合理性，个人自由的存在是一种对革命的反动。这种合理性是人类超越动物性特征而努力的终极目的，存在于各种文化信仰的结构基础之中，不为某一种文化基础所独有。只是在自由民主社会政府不敢承认自己具有使个人完成这种存在合理性的能力，有限政府只承认自己的能力在有限范围之内。而极权政府则承诺自己具有代表个体完成这种生存合理性的能力，这种极权基因可以上溯到遥远的古代。即便在中国漫长的农业社会，古代皇帝也不忘行使这种承诺，只是当时的技术条件不足以构建极权政治的组织网络。与现代极权政治相比，尽管古代帝王的专制显得单纯、童稚，但并不排除古代君王没有这种极权欲望。

在极权主义的正义中，波普尔发现，柏拉图主张只要统治者统治，工人们工作，奴隶们被奴役，国家就是正义的，因为国家与公民各司其职，都在承担自己的义务。否则，如果每个人拥有自己的自由和生活空间，就会把国家的职能抽空，这样一来，国家就无法实现正义，国家的目的在于完成每个人的目的。从极权政治的伦理观点出发，任何有悖于国家利益的行为都是不道德的，国家利益是所有公民的道德标尺。波普尔提醒，极权政治的这种逻辑意味着，“国家自身任何行为永远不会错，只要它是强大的；国家不仅有权力给它的公民施以暴力，来加强自己的力量，而且也可以进攻别国，假如这么做不会削弱自身的话”。这样的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能就使你理解，为什么所有的极权国家都不会向被它残害的人群道歉，更不会为自己的历史罪行忏悔，它的永远正确建立在巩固自己的目标之上。个人不存在任何正义目的，个人的自由目的是对整个国家的背叛。在这种逻辑框架中，公民的生命是国有资源，不仅可以随时征用，还可以就地消灭，个人不存在国家之外的任何权利。这样的逻辑中更不存在罗尔斯所说的公民的基本自由：政治上的自由（选举和被选举担任公职的权利）、言论自由、集会自由、良心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剥夺财产的自由。罗尔斯所说的这些自由是在有限政府的条件下公民所拥有的基本权利，而在极权政治的条件下，极权政府对于个人具有无限的权力。

极权政治之所以沿着这样的逻辑路径肆虐行走，并不是极权政治天生就有这样的统治能力，而是人们在初始或者其他节点上总是寄希望于政府的全能。尤其在专制主义文化浸淫的土壤中，对于政府充满全能式的期待本身已经为极权政治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从每一次社会文化危机事件中完全可以看出，人们对政府的干预呼吁中所隐含的那种全能政府的渴望，其中已经为极权政治的挥斥备足了链条。承认政府的这种逻辑起点和价值基础，已经意味着允许极权政治的所有行为，意味着允许极权政治不仅可以伸进政治、经济领域，还要伸进公民的私域空间以及精神生活。这样一来，世俗政治形态会迅速宗教化，从而拒绝任何形式的理性评判，极权政治成为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不仅无限扩张其权力触角，还会以不断运动群众的形式无限折腾，以达自卫之目的。

极权政治的特征

从极权政治的逻辑起点看，它的全面扩张以及永不停息的折腾不仅符合它的生存法则，还符合它的道义的合理性，急进的革命及其运动方式是它的政治常态。只有在不断的革命和运动中才能制造矛盾、清洗敌人、聚合新的力量，这是它的生理机能所决定，任何保守的、循序渐进的变革都会使其窒息而亡。所以，在所有极权政治中都会首先确立一个旧世界，然后描绘一幅新蓝图，以便用暴力的手段去推陈出新。列宁曾经露骨地说：“无疑的，革命是世界上最有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民，利用步枪刺刀以及其他有威力的工具，迫使另一部分群众依照他们的意志去行动。”这种激进手段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收手，只要极权政体的基因没有改变，即便在和平时期没有了成规模的枪刺，但依然有棍棒和推土机。这种激进变革的要求在极权运动的初期，确有比较真诚的理想，他们幻想了一幅美好的图画，妄想在一夜之间变成现实。毛泽东说过，一万年太久，要只争朝夕。这种梦幻必须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变成现实，不承认社会变革有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只承认英雄是改变历史的主人。在通向梦幻之路上，暴力则成为主要手段，人挡杀人，佛挡杀佛。胡适认为，“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专制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也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借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

任何极权政治都会认为，只有集中起全部力量、占有全部社会资源才能办大事、办好事，他们认为这一切独裁的手段完全是为了给人民谋取一劳永逸的幸福。所以，凡是在这种逻辑起点上形成的极权政治必然使用各种凶暴的手段，并认为这种革命手段可以超越法律权威，还可以践踏人伦底线，也可以蹂躏正义和良知。在极权主义的经典作家中，大都认为在革命过程中可以使用任何专制方式，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由无产阶级国家（无产阶级专政）代替，不能通过‘自行消亡’，根据一般规律，只能通过暴力革命。”毛泽东在发动文革后直言不讳地说：“苏联道路也好，中国道路也好，十月革命不就是打么。什么道路？打就是道路。”在这些极权政治的前辈眼中，自己确定的目标必须无条件去实现，对任何阻挡者必须采取暴力手段进行解决。于是，在任何重大决策时不允许专家充分论证，任何质疑、争执的意见都会被斥为“空谈误国”，并以“实干兴邦”进行意义转换。这就是为了防止不同的意见形成对于运动的制衡，任何个人都不具有常识，真理永远在极权政治集团手中。

极权政治要求对个人的一切进行全部控制，不允许任何差异的存在及其个人的自由空间，以便使极权暴行畅通无阻，因为极权政治根本没有耐心去容忍不同的意见和渐进的发展。极权政治的共同特点是他们扬言已经发现了世界上存在的唯一真理，并找到了接近真理的方法，他们会让历史上一切成功与失败为自己的理论进行注释。这样一来，极权政治集团的最高领袖成为真理的化身，是真理的代言人，逐级到最基层的长官也成为他主政区域的真理化身。这一切都是为了进行广泛的折腾设立了基础，创造天然的道德正义。波普尔揭露说，这种大规模的激进的社会学试验决不是物理学那种意义上的实验，它们并不是用来促进知识本身，也不是为了造福民众的，更不是为了推动人类文明，而是完全为了获得政治统治的成功。因为他们也绝不能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重复进行，因为条件已经被他们第一次的完成所改变了。作为人类社会来讲，可能变化的范围是不可以先验地加以限定的，但是极权政治把所有人类未来发展的条件都做了限定，所以，必须用暴力的手段来保证各种条件的到位。

上世纪四十年代，伊司曼在全面考察了苏俄和法西斯的极权政权之后总结出了极权主义的重要特征：狭义的国家主义情绪，提高到宗教狂热的程度；由一个军队般严格约束的政党来执掌国家政权；严厉取缔一切反对政府的意见；把超验的宗教信仰降低到国家主义的宗教之下。领袖是一般信仰的中心，实际上，领袖就是神；提倡反理智反知识，谄媚无知的民众，善于利用群众情绪，严惩诚实的思想；禁毁书籍，曲解历史及科学上的真理；废除纯粹寻求真理的科学与学问；以武断代替辩论，由政党控制新闻；使人民陷入了文化的孤立，对外界的真实情况无从知晓；由政党统治一切艺术文化；破坏政治上的信义，使用虚妄伪善的手段；政府计划的罪恶；鼓励人民陷害及虐待所谓“公共敌人”；使用野蛮的家族连坐法，对待这种“公共敌人”；准备永久的战争，把人民军事化；不择手段控制人口；把“劳工阶级对资本主义革命”的口号到处滥用；禁止工人罢工和抗议，摧毁一切劳工运动；工业、农业、商业，皆受执政党及领袖的统制。这其中的大部分特征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历史或现实，极权政治的显著特点就是对社会进行全面掌控。在后极权时期，为了全面掌控社会，运动和折腾就成为了它永远不可缺少的重要手段，只有在不断折腾中，极权政治权力才能占有资源。政治权力只有占有资源，才有实质性意义。

折腾的手段和范围

一，在政治方面，极权政治会不停地玩弄运动以达到玩弄政治权力的目的。阿伦特确认，他们总是以一种特别无情的方式玩弄权力政治，因为在他们的政治幕后隐藏着一种全新的权力概念，他们认为权力在静态中无异于死去。极权政治不是人们常常认为的冷酷无情，而是以最高结果来藐视直接结果。“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毫无根由地忽略民族利益”。阿伦特感到这种结果比单纯的侵略更令人不安。通常来讲，稳定化、常态化、法治化的政治运作会达到对权力的制衡状态，因为政治结构内部的变异因素与政治权力的分配容易形成均衡，这样就会威胁到最高领袖的权威。相同的是，在一个地方或基层区域内，如果有常态化、法治化的政治渠道和规范模式，地方长官的个人权力也会大大缩水，常态和规范本身就是一种分权机制。这对于流淌着极权基因的政治结构来说是最不容许的，宁可容许外敌侵略，也不能容忍权力的静止或休闲。这就使得极权政治的最高首领不断产生新的意识形态来覆盖过去和现在的个人冲动，“新思想”的颁布要求共同体成员必须与之保持高度一致。政治运动本身天生厌恶法律，法律会淹没或冲淡“最高指示”和“领导批示”，以此冲消领袖或长官的“思想”影响，所以，凡有一不致的思想，不是个人的自由认知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必须接受政治集团的统一整风。从极权政治起源的那一天开始，它所倡导的革命目的并不是追求和谐共存的双赢，而是你死我活的单边胜利，也就是革命者必须以胜利的结果独占全部利益，影响革命者必须予以消灭。根据马基雅维利的发现，这些政治寡头根深蒂固的目的是为了筑牢自己的权力和利益，其集团的利益只是自身利益的铠甲。前提是集团的权力和利益必须被自己所掌控和占有，否则，便会以不断革命的方式进行洗牌，所以说，在极权政治集团内部，永不停息的政治斗争是一种存在的常态，团结与和谐只是一种假象。相反的是，真正的人民团结与社会和谐才是极权政治的威胁，制造民众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这种政治得以生存的一贯伎俩。

与民主政治中驯服权力的政治生态不同，极权政治集团虽然不容外界的批评，但其内部权力资源争夺同样是你死我活的残酷。这种残酷甚至还不亚于他们对外敌的斗争。这无关乎他们的个人品德，完全是组织结构与权力基因造成的噬血机制。由于极权政治的目的不是制衡权力，也不是驯服权力，而是夺取和永久占有权力，权力一旦到手，就成为自己的私产，任何觊觎者都成为权力拥有者的天敌，随时处在被消灭之中。可惜，群体的愚昧在于常常同情其中的失败者，或者对失败者所遭受的凶残折磨而忿忿不平，要知道，这些失败者或遭遇摧残者并不意味着他们天生良善，而是多种因素失利的结果。也并不能进行另一种假设，假设失败者胜利就会放弃极权主义运动，狼奶是不易挤出的。从二十世纪的一些政治斗争经验来看，那些政治斗争的失败者往往是极权政治的始作俑者。从现在公开的资料知道，在文革中惨死的刘少奇正是极权领袖狂热的鼓吹者，也是延安整风运动的先锋。人类普遍对于弱者的同情是人性的力量，但这种同情在政治场域无法带来制度文明，只能淡化了政治斗争的本质，模糊了道德与政治体制的界限。在政治伦理中不存在对政治弱者的同情，体制的改变临界也往往被这种糊涂的同情所掩盖。包括任何政治开明者，只要从极权政治的内部利益出场，任何改革者也难以剪断它的历史逻辑，因为权力斗争才是这种政治权力的脉搏。

在后极权主义后期，不论其政治姿态看起来有多么理性和温柔，但它的权力欲望并不会沉睡，更不会死去。如同烈火一样，燃烧是它唯一的生存方式。极权政治的权力欲望也是如此，要让它放下运动和斗争，把目标转移到民主与法治方面来，显然是在向他索命。吉拉斯说，“在以前的革命中，手段的残暴、思想的统一以及权力的集中差不多总是与革命同时结束的。然而，由于在共产主义革命中，革命只是一个集团的专制极权当局的第一个行动，所以就很难预测这种权力的期限”。实际上，如果极权政治集团不结束，这种无休止的运动和斗争就不可能结束。尽管有革命元老目睹各种残酷的斗争对于国家和人民的损害后也发誓不要再进行政治斗争，要把革命的目标转移到法治建设方面，但这只多是一种天真的理想，或者是一时冲动。列宁认为，权威是共产主义和每一个真正共产主义的基本目的和必要手段，权力斗争的胜利无异于至上的光荣，失败就是莫大的耻辱。权力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只有主动出击才可能防御政敌，其集团的不断主动出击才能防止被替代，中下层权力结构中也会全盘效仿，原样克隆。这种无休止的权力斗争场中，根本不存在什么真理与是非，只有成败，因此，只要进入这种权力框架，就会为了攫取权力不择手段。

二，在文化方面，极权政治的不断折腾是为了形成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并企图把文化思想的垄断统一化、工具化、永久化、安全化，以此减少在暴力统一方面的投入成本。这种对文化的不断运动，一方面来自其原教旨的经典理论，一方面是现实权力的生理需要。在马克思那里，他不但排斥同时代其他思想家的立场和观点，还把自己的学说当作人类讫今为止最科学的发现，以此作为社会科学的历史终结。本来，社会科学永远是一种开放的无法封闭的系统，需要历史的未来保持永久的质疑和批判，才能使其不断改进以适应人类对真理的认知。波普尔认为，“政治中的科学方法就意味着，说服自己相信自己并没有犯任何错误、忽视错误、隐瞒错误、把错误推诿给别人的这样一种伟大的艺术，要被另一种接受对错误的责任、努力从错误中吸取教训，以便我们可以在将来避免错误这样的一种更伟大的艺术所代替”。但是，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文化其目的并不是找到科学的、有利于人民的方法，而是巩固自己的专制政权，所以，它在文化方面的运动轨迹与极权主义的诞生有着逻辑的一致性。真正的文化是对任何一种激进思潮和世俗权力崇拜的反抗，也有助于使人们形成知识的辨别能力，所以，从一开始，极权政治就要用各种手段摧毁文化的自洽体系，从而建立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以此淡化文化自发秩序的真正意义。极权政治权力不是民主社会的产物，它的不受驯服的本性肯定要改造文化，使之完全丧失文化的批判功能，然后服从于极权政治的统一命令。这方面，其惯用的手法是割断文化的传统血脉，用落后、堕落、封建、腐朽、保守等来妖魔化传统，用先进、高尚、民主、蓬勃等来描绘建构中的文化。当用传统的运动手段不能达到对文化传统的清洗之时，斯大林政权则采取“肉体消灭”的方式灭绝异义思想，或用集中营、或用驱逐等手段达到文化的高度统一。这种在文化中的革命运动继承自它的军事战争，对于任何文化中的保守之处一定要围而歼之，其目的是为了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而扫清障碍。

同样的是，文化大革命也是极权政治运动的典型高潮，在文化上“破旧立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其目的都是服务于政治权力，因为极权政治绝不允许有别于“最高指示”的文化异见。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林昭、张志新这样的弱女子遭受了难以想象的地狱摧残，因为这种文化异见极易带来靠近真理的光芒。极权政治在文化上的高度排他性只宣称自己的意识形态文化是唯一的真理，任何文化异见人士都会成为人民的公敌。这种文化策略就是为了使人们陷入文化的孤立，不但切断文化的传统血脉，同时也隔断同时代的其他声音，然后才能顺利地掌握和切割历史。扭曲历史是极权政治文化政策的长项，因为掌握了现在，所有的人类历史也成为任其宰割的政治资源，以此形成权力资源的补充。这并不能简单认为是他们的文化认知能力所决定，而完全是一种极权政治权力的现实需要，因为谎言是其不可缺少的支柱。没有了这种精心构造的文化谎言，其权力框架会瞬间倒塌。保卫其文化谎言也就是保卫其政治权力的大厦。由于极权政治的文化传播继承了它极权运动的历史逻辑，它非常清楚来如何利用和驾驭群体心理，这方面人们照样进入一种囚徒困境，因为来自利益的诱惑直捣人性的弱点。

在文化运动的登峰造极之时，不但捣毁其他宗教，还要强迫其他教民信仰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文化，重庆红歌运动中，组织各种教派齐声歌唱已经屡见不鲜，这是文革运动的现代继续，并没有多少新鲜内容。弗罗姆发现，早在希特勒时期，希特勒就已经扬言他的奋斗并不是为了自己，完全是为了代表先进文化，这种先进文化必须以暴力的手段进行推广，以此覆盖整个世界。包括他要统治其他民族，也是为了世界文化的利益，他的借口是，渴求权力是出于永恒的自然规律，他只是认识并遵循了规律而已，只有人民共同团结在这种优秀文化周围，才能使世界沐浴到先进文化的光辉。弗里德里希与布热津斯基从比较政治学的角度概括的极权主义的特征中，人人必须遵从官方的意识形态与对大众传媒的垄断是其重要内容。这样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所有的极权政治都在文化运动方面乐此不疲，甚至不惜毁掉历史文化遗存，因为文化在这种政治结构中只能是被驯服的手段，其本身没有独立的存在地位。即便在极权政治的最后时期，也不忘进行各种文化运动，一方面设立众多的官方文化机构，一方面设立文化标准，并在政府的强力推动下进行文化的造假工程。在中下层的权力结构中，由于现实利益的诱惑，仍有相当数量的人加入这种造假工程，这已不是知识问题，而是人的意志与权力逻辑的结合，极权政治的逻辑中，很难使文化彻底完成独立行走。这种情况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文化体制改革的放大实际上只是一种幻觉，任何文化的改革只要没有离开这种先验逻辑，只能服务于其主导的母体结构。

所以，最终看来，这种由极权政治权力主导的文化运动会继续波澜起伏，其永不停止的折腾不是对文化的认知问题，也不是文化形式的偏好问题，而是政治权力的逻辑问题。只要这种逻辑没有断裂，文化的运动形式还会不断重复、翻新，甚至超过它的历史先辈。所以，这种文化模式并不存在有人天真地认为的制度理性与技术理性的学理链接缺位，这种文化模式的制定完全出于政治权力的自身立场，恰恰是政治权力充分运用了自己的制度理性和技术理性。只是它不允许文化的核心内容随意游离意识形态的政治母体，更不允许文化主导的本体错位，以防止极权政治的意识形态在自由发展中失约。

三，在经济方面，极权政治永远不会放弃对市场的控制和主导。如果说在极权主义后期也有市场经济的改革，那么其目的并不是为了把经济放归市场，这种变换为政府主导方式的经济改革与计划经济控制没有本质区别。显性的经济控制体现在全部的详细计划，其目的是为了占有社会的全部资源，而今天的市场改革中，政治权力已经更加深入广泛地潜伏其中。经济政策中的宏观调控和货币控制依然是强力的权力之手，其作用不亚于当初的“五年计划”，因为，这种隐性的市场干预比计划时代的起伏更大，对于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商业伦理的影响更久远。吉拉斯认为，极权政治中的计划经济只是政治上的各种考虑的一种工具，而所有权和这些考虑使计划不能丝毫削弱政治上的独裁，也不可能提高生活水平。在一个唯一的权力集团的政治垄断下，经济上的计划完全是以扩大自身权势与利益为目的，因而阻碍生活水平的提高与经济的发展。这种由极权政治高度控制下的经济是一种双刃剑，一方面全部垄断、掌控了社会资源，阻止了经济资源向个人手中的流动，另一方面，由于没有自由的市场因素，经济发展会在一定时间内走入宿命，从而使权力的经济资源面临危机。所以，在极权政治结构中，一种悖论是，政治权力需要控制自由，但经济增长离不开自由，最后只能在权力安全的立场上进行市场有限开放。

人们对于计划经济时代的大折腾已经习以为常，甚至把大跃进、人定胜天、人民公社当作一种历史浪花，有的理解成是在计划经济发展中的社会主义试验。正是人们太容易原谅过去，对于历史教训没有深入的清算，今天的经济大跃进才没有停止，只不过今天少了那些猎猎红旗和震天动地的锣鼓而已。但是，在理性的状态下，在权力结构没有改变基因的条件下，由政治权力主导的新经济运动更容易使人进入一种幻想。人性的弱点总是对于变化抱有一种乐观的想象，这一点也恰恰成为极权主义运动的群体基础，在经济变革中也是如此，因为规律是静默的，不足以引起人们的兴奋，而经济运动往往能刺中人们的幻想神经。这样一来，由政治权力主导的经济改革与人们的期待一起进入了逻辑怪圈，最终使经济改革形成异化。由于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权力主导立场，任何政策的制定都不会伤及自身，除了维护政治权力的自身安全之外，还要维护权贵利益集团，因为权贵利益集团是现行政治体制的拥护者。没有宪政约束条件下的由政治权力主导的经济活动肯定要伤及人民利益，其不断的政策出台是为了给大规模折腾提供依据与合法性，其折腾只是为了创造更多的套利机会。

如果说在权力的顶层设计中有一种社会主义理想的话，那么，在中下层的权力结构中，只有不断地折腾才有聚拢个人利益的可能。这类似战争中的运动战，只有在不断的运动中，才能掌握主动权，也才能使财富进行巧妙转化。在正义伦理中，罗尔斯强调自然资质的分配无所谓正义不正义，人降生于社会的某一特殊地位也说不上正义，这都是无法掌握的自然事实。然而，正义或不正义正是一项制度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也就是利用政治权力如何处理资源的分配。以广大公民的利益为准，还是以政治权力集团为核心就会成为衡量正义与否的标尺，衡量经济，改革的标尺依然如此。但是从目前的经济改革来看，虽然经济总量在不断增长，但人们的生活水平并未显著提高，自由领域并未扩展，经济主导方式造成的成本耗散和环境破坏已经触目惊心，尤其经济领域的反复折腾造成的道德失控、伦理崩溃远不是经济的总量增长能够弥补的。另外，在经济改革的异化中，权力自肥、权力通吃所扭曲的公平造成的文化失衡已经接近崩溃边缘。由极权政治引导出的极权经济从不会以生命为核心，计划年代，人们为了国家利益可以无偿劳动，甚至无条件牺牲，而在今天缺少法治的市场环境中，人的生命可以随时被推土机“意外”碾碎。就在这种GDP的高歌猛进中，新的圈地运动拉开，系列造城计划也将卷走更多卑微的生命。个体生命的维权无法与整体的经济运动展开搏斗，这种运动中生命不仅毫无保障，也毫无人格尊严。本来，个人的权利通常附加着人格尊严，涉及尊严的生命无法等价交换，圈地买命是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彻底剥夺。新的圈地运动中的折腾其力度和破坏力根本不次于它的历史前辈，因为这种破坏范围更广、影响更深，让人心倍生无限的绝望与苍凉。

以国家或集体的名义进行的经济运动可以超越法理，还可以用公共利益的名义毫无顾及地碾过人们的生命和尊严，因为以极权政治权力主导的经济方式其前提是为了人民的幸福，其中隐含的逻辑是任何个人的对抗便是对抗整个国家或全体人民。因此，对抗拆迁者会成为“人民公敌”。在实际拆迁运动中，面临圈地中的阻力，政治权力又在恢复“家族连坐法”，致使维权活动中仅有的小共同体力量也被摧毁。新的更大规模的造城运动不仅掠夺了农民仅存的一点儿利益和生命空间，而且还将彻底终止丰富灿烂的农业文明，甚至把人们存在的坐标、提供人生意义与价值的空间参照也连根拨掉。由于新的经济运动符合权贵利益取向，也是新的利益攫取领域，所以，这种前所未有的大折腾已经无可阻挡。由于它的铺天盖地和利益驱动，造成的新的灾难将远远胜过人造梯田、大炼钢铁、三峡拦坝等，这也将是一个民族面临的最后灾难。哈耶克认为，强大的政府对自发秩序的改进一再造成破坏，使文化的进化过程半途夭折。而经济活动又何尝不是如此，强大的行政权力伸进经济活动的微观领域还形成一种不易治愈的寻租疾病，因为市场本身能够带给权力更多的利益诱惑，这就是为什么中下层权力体系都热衷于主导经济活动的原因所在。

四，在社会方面，极权政治在初期阶段便是通过强制手段予以解散、取消组成社会阶层的各种交叉的社团和小共同体，然后让原子化的个人直接面对国家政权。为了便于控制，把每个人的身份进一步单位化，让单位成为管理个人的政治单元，个人的一切都必须捆绑在单位关系之上。为了加快实现乌托邦理想，又进行了二十世纪最具浪漫色彩的人民公社试验，以解散家庭为手段组成共产主义的先期阵营，以此在形式上向心中的天堂冲刺。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容易消灭私有财产，一是便于对人的控制，包括每个人的思想和文化活动。在极端时期，个人的性生活也要由单位或集体控制、安排，当时有的地方凭票才能进行夫妻生活，并实行严格监督和汇报制度。因为个人不具有对单位和集体的解释权，如此一来，单位和集体的指令就可以完全覆盖了个人的利益诉求。所以在社会主义的相当时期内，恰恰是没有社会阶层的，因为传统的小共同体已经被强行解散，代之而建立的是充满政治和军事色彩的单位。这样的单位无所不包，对个人的一切行为无所不管，不仅生老病死，还包括每个人平时的思想动态，都必须经常如实向单位报告，并随时接受单位的审查和批判。

为了使用暴力对人的控制，极权政治不停地创造敌人来达到这些单位人对于国家目标的服从，对内永远创造斗争资源，因为斗争不能停止，所以敌人也就永远存在。对外则树立假想敌，一切普世文明都是自己政权的敌人，任何先进文化的传播都被认为带有颠覆政权的阴谋。之所以这种控制社会的方法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有效，吉拉斯说这完全取决于奇异的人性，因为人性在受虐方面有着不可思议的可能。

当社会控制出现危机之时，煽动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成为屡试不爽的法宝，这样的结果便容易把整个社会军事化管理，其宣称准备保卫家园。梁启超说：“中国人之心理，与之言排外，则煽动极易，与之言对抗政府，瑟然不敢前。实则国人苟无对抗政府之能力，安能对抗外人？不过如谚语所谓躲在床底下骂人耳。办报馆者，多作反抗政府之论，则易见忌而惹荆棘；多作无责任之排外论，则易买一般人之欢心。故曲家阿世之徒，每言此而就彼。”这种调动情绪的效果越是群体中越是明显，社会阶层的壮大以及小共同体的分散则会理性抵制狭隘的国家主义情绪。群体心理在民族主义与爱国主义情绪中极易暴发，一方面受到空而巨大的口号的暗示，另一方面是一种长期受压抑的情绪的释放，在由政治权力主导的这种运动中，群众的真正目的已经淹没。虚假的爱国主义行动中，又极易出现群众自伤的流氓化行为，群体易在群众的疯狂运动中找到价值的幻影，然而得到极大的情绪消费快感，甚至更多的人在运动中出现了摆脱政治权力的幻觉，以为得到了真正的自由和权利的挥洒。而实际上，由极权政治主导的这种群众运动常常在成功地“运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的狂欢中转移了焦点，群众也因此得到了满足。托克维尔发现，群众仿佛从他们主子的过错和失误中得到了好处，其实即使他们真正挣脱了主子的统治，也无法完全摆脱主子灌输给他们的种种错误谎言、罪恶习俗以及不良倾向的束缚。因为在这种运动中，人们意在追求自由与民主表达，结果在行使自由权力之时，显然把奴隶的好恶也搬了过去，对自己的行为不能控制，这正是运动中背后的极权政治权力希望看到的结果。运动中的情绪失控以及流氓化行为给政治权力迅速介入社会控制提供了正义性，这时候，人们也开始呼吁由政府强力出现在混乱局面的扭转中。

按照极权政治的计划逻辑，维稳就成为必要的权力守护环节。维稳的出现意味着权利时代人们的多种诉求，当传统运动方法不能包揽一切之时，新的控制社会的机构和方式就应运而生。维稳并不能消灭问题，而是把问题永远压回“人民内部”，在群众之间或群众与基层权力之间形成无休止的冲突中，政治权力核心集团的进退可以游刃有余。其实，维稳的目的也并不想真正解决问题，因为全部解决问题的后果比个体权利诉求更可怕，因为个体权利冲突的消灭会诞生公民的政治诉求。人们为什么不能理解建立庞大的维稳体系的奥秘，就是未能看到维稳背后潜藏的真正的政治权力信息。维稳逻辑中的民间不稳定因素表面看来是个体权利意识的增长而出现的进步现象，而实际上，不稳定因素多在个人与公权力之间，是公权力蓄意制造的一种减压装置。并不是政治权力不能认识人们的权利诉求，而是十分明晰个人权利与政治表达欲望之间的均衡。所以，由政治权力背后主导的各种民间冲突很快会被长期化，由此同化和吸纳民间政治诉求的力量，从而排除后极权时代政治权力的威胁。

即使在后极权时代，加强社会控制依然胜过国防保卫，因为后极权时代人们文化、思想的孤立状态已经打破，意识形态的宗教化已经失灵，知识越来越发挥作用，真理的光临已经不是遥远的渴望，更多的真理已经抵制了政治权力对于群众的谄媚。当领袖及政党已经很难成为一个社会信仰的中心之时，加强社会控制的成本就越来越大，这样只能陷入运动群众的暴力循环，市场时代，以利益制造的囚徒困境继续发挥作用，维稳产业以及产业链的形成继续延长了极权政治的寿命。知识分子的分化也是产业链中的政治权力成果，这种逻辑链条的中断并不能指望自由主义和各种知识分子，历史的巨碾会履平他们的各种纷争，只有历史的现实在场者可能分享这一荣耀。这种在场可能导致错误，但除此之外，历史只能永远驯服在极权政治的奴役之中。力量必须与高置的真理和正义一同出场，现实的行动才有价值和意义。

出处：博讯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