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宗弘、李宗荣：台湾经济为何走向失落？（二）
3. 微观因素：企业大型化与集团家族化之谜
在企业组织分析的中观或微观层次上，台湾市场结构转变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企业大型化与家族集团的历久不衰。
台湾企业目前的规模有多大？台湾雇用人数最多的鸿海集团规模曾经高达近130万人，仅次于美国Walmart（约220万人）与中国中石化（约160万人），前十大集团平均近20万人，与日本或韩国前十大财阀旗鼓相当，几乎推翻了我们对台湾产业以中小企业为主的刻板印象。
林宗弘与胡伯维根据对大型企业排名资料库分析，发现台湾企业主要是透过两种显著的发展模式来扩大规模，一个是透过上市集资或财务杠杆的作用来获取资金，俾能进一步投资于资本与技术密集的产业，例如台积电；另一个则是透过资本外移至中国大陆或东南亚，追逐廉价的劳动力来扩大劳动密集的生产模式。后者使得台湾企业的营收与雇用人数急速上升，厂商的利润却没有提升。例如鸿海尽管是全球雇员规模第三大的企业，毛利却未能超过3%，可谓薄利多销。因此，林宗弘与胡伯维认为这意味着市场政治的逻辑（于此指的是“惰性”厂商仅求市占规模的扩大与存活），而非新古典的最佳化的生产要素组合而达到利润极大化或熊彼特式企业家精神，对台湾企业行为提出更好的解释。
台湾企业大型化之外，企业集团的家族化也令人侧目。家族资本主义通常是市场制度缺陷与落后的特征，然而在台湾，各种研究数据显示，被家族所控制的公司仍占上市公司的八成左右，集团企业亦然。
此外，李宗荣尝试从更广泛的制度与历史条件来解释台湾家族资本主义的持续。首先是政权统治的特质。战后初期，国民党政权在统治正当性的考量之下，与台湾本地的地主阶层与新兴的商人与政治家族合作，透过经济特权交换政治的忠诚，是学术上所谓的威权侍从体制。
李宗荣同时指出长久隐伏在台湾社会却仍未被深刻检视的现象：亦即，以家族亲属连系的企业集团，或所谓亲控集团网络，逐渐浮现。这个亲控集团网络犹如封建贵族，位居台湾市场结构顶层，掌控金融等重要产业，而且彼此结亲繁殖血脉，这种强连带有助于企业内部股权控制，外部结盟扩张。
4. 微观转变：中小企业的创意与韧性
企业大型化意味着中小企业整体发展日益艰难。林宗弘与胡伯维研究发现在全球竞争压力下，台湾市场中大型企业主导而中小企业被压缩的趋势。从数据来看，2011 年的制造业部门超过500名员工的企业占总体收入的 65.9%，相较于 1996 年的43%有显著的增加；200人以下中小企业生产收入则从 1996年的44.8%降至2011年的25%。纵使如此，台湾许多中小企业“隐形冠军”仍然顽强抵抗大财团的进击。
谢斐宇挑战了台湾经济发展路径唯有企业大型化的看法。她透过1996～2011年台湾工商普查资料，计算位于台湾中部的机械与金属部门产业的附加价值。研究发现，中小企业不仅没有因为资讯业兴起而被挤压；恰恰相反，它们是产业创新活动极为活跃的一群，虽然营收总和不高，在附加价值表现上与明星产业如半导体等相较毫不逊色，甚至比电脑周边制造业高出许多。不仅如此，在外销成长与创新上，包括自行车，工具机以及汽车零组件产业，中小企业分散化的生产结构仍然表现优异，毫无空洞化迹象。
台湾厂商的规模以及特征，究竟对劳动条件与剥削产生什么影响？刘正与苏国贤等整并1991年与2001年的“工商业普查”、“员工动向调查”与“职类别薪资调查”等资料库，形成以厂商为单位的资料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每三个制造业工人就有两个受雇于明显对劳工进行剥削的企业；在“榨取剥削”或“剥削管理不善”的公司中，七成五以上的利润来自于厂商对它们工人的劳动剥削，而这些制造业厂商多数是中小企业。他们的研究仍显示台湾小老板自我剥削、压低劳动条件与性别歧视的情况，或许有助于平衡对大型集团金权的负面情绪、以及对中小企业的溢美之词。
5. 全球化与台湾科技网络外移
全球价值链的发展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现象。回顾历史，台湾经济起飞曾经受惠于此。然而到了1990年代，在客户要求与降低成本的动力下，急速成长的科技业不断更新全球布局，将台湾厂商推向中国大陆与其他邻近国家，也将这种薄利多销的的大量生产代工模式发挥到淋漓尽致，这个残酷的事实对台湾产业发展与社会后果影响深远。
过去二十年来，台湾经济急遽变迁的两大特征是“产业升级”与“产业外移”，所谓高科技的电子业是其中的主角。《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收录三篇研究，从不同面向纪录了台湾科技厂商面临的严峻竞争，探讨其中的网络特征，运作与限制。
日本川上桃子教授的论文，呈现了台湾电子业崛起的外部机遇，在美国与日本厂商的竞争里趁虚而入坐收渔利。内部组织方面，台商为了应付不同代工客户，满足不同的规格与设计的需求，各代工厂逐渐衍生出能够个别承接订单却又维持独立的组织结构。由于委任的国际品牌客户彼此竞争，台湾代工厂如何在内部进行保密与协调，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川上桃子发现，多元客户委托代工设计，提供台商绝佳的学习机会，借此吸收到尖端市场资讯，技术研发上也因为跨产品学习与整合，以及代工厂内部的技术人才网络的非正式交流，而有超越日本厂商的制程创新。
多年来，延续网络创新理论，熊瑞梅及其合作者的相关研究证实台湾半导体专利的成长与网络有关。熊瑞梅以网络“结构折叠”引导跨界创新的理论，来检视台湾的半导体人才以及中国大陆“海归”人才在专利发明方面的竞争。台湾的科技业是由硅谷回流的工程师携带技术与网络回乡、连系美国科技大厂与台湾制造业而发展起来的，是全球化下人才迁徙寻找就业与创业机会的成功案例；人才的迁徙串起不同产业聚落之间的资源并且造成技术扩散。熊瑞梅等人检视跨界经验对科技研发的效果，同时评估两岸人才与厂商之间的相对优势，认为无论是台湾或中国大陆的科技人材，只要具有跨国与跨研发团队的结构位置，都能整合多样化技术而在专利发明表现杰出。他们的研究也发现，随着中国大陆半导体投资与市场规模的扩大，以及研发人才的扩张与世代交替，台湾发明人才的重要性被稀释，其跨界网络仍有用却逐渐减弱。根据熊瑞梅等的系列研究，台湾科技人材因为丰富的跨团队经验所累积的创新优势已经被迎头赶上，这也暗示台商对红色供应链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
与熊瑞梅等以及川上桃子的发现类似，田岛真弓的研究呈现台湾LED厂商在日韩竞争缝隙中求生的过程；在日本经济失落的二十年中， 面板厂不敌台湾与韩国厂商竞争，日本研发人才逐渐外移至台湾，堪称“产业浪人”。此种技术扩散也是建立在历史结构的夹缝中，韩商素有与日商竞争的民族意识，让台商借机引进日本人才，台日历史文化的亲近性是社会网络运作的先决条件。值得注意的是，田岛真弓描绘日本产业衰退与技术外流的前车之鉴，与熊瑞梅发现台湾科技业在中国厂商竞争下逐渐失去优势的现况，非常类似。
6. 两岸经贸扩张的挑战
前述的奇迹典范的核心命题之一，是出口导向策略总能推动经济成长。开放贸易特别是出口，已经被视为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的重要方式；似乎只要开放贸易就能提高GDP成长率。然而，开放贸易对欧美等已开发国家的产业升级或所得分配的影响，已经出现批判性的研究。
两岸经贸扩张是从台湾创下经济奇迹之后，迈向经济衰退过程里的重要因素。
台商如何进入中国大陆，对台湾经济发展短期或长期后果为何？他们会带来什么政治与社会后果？在《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里，郑志鹏与林宗弘回顾了过去二十年来台商的发展与相关文献，认为台商虽然受限于全球商品链的半边陲位置，必须接受国际买主指挥，但是透过地方产权制度创新、政商关系与台湾人排他性的族群网络等多种在地镶嵌、或不镶嵌的方式，比其他外资厂商更快且更大规模进入中国大陆设厂，利用廉价劳动力与土地、取得生产规模与外销退税等优势，甚至协助中国大陆厂商整合进全球商品炼，促成“红色供应链”兴起。然而，台商似乎过度集中投资于中国大陆，忽视中国大陆与全球经济衰退的风险，导致高昂的沉入成本，这种“过度镶嵌”(over-embeddedness) 的结果，最终使台商深陷中国大陆经济衰退或中共高层与两岸政治斗争的泥淖，不仅改变了政商关系与产权制度，挑战工厂管理权威，瓦解了台湾人的排他性族群网络与飞地经济，这些情况直接反映在台商全体营业额、毛利率与雇用人数的下滑。
此外，虽然过去台商研究经常强调台商建构地方连带的能力，学者邓建邦却发现地方连带造成台商进入中国中西部省分的经营困境。早年台商主要是在中国大陆沿海省分投资，依赖具有强烈工作动机的外来农民工；由于劳动力供给相对充裕，数万人以上集中管理的工厂与宿舍结合体制，让台商成功剥离农民工的社会关系并使其原子化——这也是造成富士康工人自杀的因素之一。随着工资与土地成本上升与东南沿海劳动力短缺，台商逐渐往中国大陆内陆省份迁徙，逼迫其面对更多劳动体制背后的社会镶嵌。邓建邦研究显示，内陆劳工有在地社区网络以及原生家族资源的依靠，可以辞工甚或集体抗争来表达不满。季节性的农忙，在地劳工平衡家庭生活，甚至是工作与休闲时间的权衡，都让内迁台商无法实施泰勒式的专制体制，管理权威难以随意施展，显示脱离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前往中西部投资，其实无法挽救台商衰退的命运。
台商跨海投资貌似纯粹自由市场活动，随着两岸越来越纠结的政治关系，日益显现政治意涵。长久以来，中国大陆对于台商投资的“惠台政策”被视为推动两岸政治整合的重要政策杠杆。然而，晚近尤怡文等人研究发现，虽然早期台资企业税率的确相对低于其他跨国甚至中国大陆企业；然而从2006年起，台资企业的税率即不断上升，失去其相对优势。中国大陆本土企业的崛起，及地方政商联盟所形成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地方保护主义，早已使惠台政策虚有其表。矛盾的是，台商反而更受制于中国大陆投资的利益，而且对台湾政治影响越来越大。随着 2005 年以来，国共会谈平台形成，一群以国民党高层与台商网络为核心的政商联盟逐渐兴起，成为太阳花运动所对抗的服贸黑箱幕后的利益团体。在《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中以及其个人系列研究里，吴介民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提供了深入的观察。
7. 阶级冲突与社会创新
最后，奇迹典范成功预测经济奇迹之后的社会与政治后果：是国民党外来政权与本土社会对抗所造成的族群政治、以及党国威权主义与自由派中产阶级之间的冲突。相对于此，衰退典范则发现新的社会分歧正在涌现。
林宗弘与李宗荣的分析暗示台湾的资产阶级正在自我复制，中下阶级社会流动与创业机会衰退，触动了台湾民众的阶级意识。国家与市场的权力与资源集中在战后婴儿潮的企业家世代，触动了台湾社会里的世代冲突。当马英九总统执政期间推动两岸经贸开放、却无法抑制贫富差距与世代分化的局势之下，2014年爆发的太阳花运动成了台湾政治版图巨变的转戾点。对经济社会学者而言，太阳花运动不仅是对国民党政权的不满而已，它代表了公民社会对奇迹典范的信心破产，“自己的国家自己救”、“当独裁成为事实、革命就是义务”等运动口号所隐含的时代精神与衰退典范更具亲和性。然而，反省或批评奇迹典范虽然重要，在后太阳花时代，台湾应该建构何种调和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政策？这是经济社会学者所面对的迫切挑战。
在分析台湾现况时，我们应该同时面对过去，解释在太阳花运动爆发前夕，台湾社会何以缺乏对抗大财团的政治力量，或者说是左派政治势力的贫困。从各种宏观历史与制度条件来看，由于白色恐怖时期国民政府对左派政治势力的清剿、对公部门工人的列宁式党国与工会控制，私部门中小企业与城市新兴中产阶级崛起，各种外销产业与内需非正式部门里的创业机会丰富，创下国际研究数据里最高的社会流动比率，以及相对平等的所得分配，加上微观层次劳动过程里黑手变头家的经验，使劳资阶级意识极为模糊。结果，台湾的快速工业化并没有催生一个强大且自觉的工人阶级，1990年代的调查显示多数受薪者认为自己是中间阶级。时至今日，尽管贫富差距恶化与社会流动停滞使一般民众的阶级意识提升，甚至逐渐影响他们的投票倾向，工会组织却持续衰退。
寻找资本主义外的另类出路
与奇迹典范相对应，《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一书收录的研究关注国家失能、财团崛起、隐形冠军的奋斗、创新网络外移、台商的兴衰史、乃至于工运萧条与另类经济等论文，虽然作者们各有文献对话的脉络，从编者的角度来看，这群新经济社会学作品确实比较接近“衰退典范”。从经济奇迹到衰退的年代，台湾的经济社会学者前仆后继，为理解台湾制造的崛起与失落的历史经验，提供了深刻的图像。
在新世纪的全球资本主义大衰退时期，经济社会学所强调的国家能力、社会镶嵌与文化价值等，可能有助于批判新自由主义或发展主义的旧思维、回应台湾社会对经济转型的焦虑，并且在学术与政策对话中寻找迈向未来的经济方案。我们期待对在地文化与社会创新的学术探索与实践，能塑造台湾经济转型的前景、并且摆脱全球资本主义最具毁灭性的一些后果。
（本文为《未竟的奇迹：转型中的台湾经济与社会》第一章摘要，内容经过编辑。该书预计年底出版。责编邮箱：silva.shih@ftchinese.com）
出处：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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