狮心王，十字军东征，和普通法系的起源
狮心王，十字军东征，和普通法系的起源
普通法系的传统何时在英国落地生根？就此话题，学界一直以来争论不休。但各个学派都同意，约在十二世纪后半期和十三世纪前半期，英国皇家司法院的能力得到了显著增长，变得更高效，更专业化，也更能回应普通大众的诉求。这成为了之后英国司法体系发展的起点。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了这一变革？法国图卢兹高级研究所的博士后Hannah Simpson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给出的答案是：政治领袖对财政收入的渴求。 当政权面临生存危机时，执政者需要在短期内募集大量资金。但是，直接提高税率可能会引发人民的反抗。因此，投资建设法律系统，并通过出售法律服务的方式筹钱，就成了领袖们的上上之选。这样做不但能获得丰厚利润，还能赢取和巩固人民的支持。
1.弱政府如何拥有强法律体系？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在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的过程中，司法能力和财政能力的提升必须并肩同行, 一个新建立的国家，首先需要获得稳定的税收收入来维持司法体系的运作。运作良好的司法体系反过来又能为国家行使财政能力保驾护航，支撑长期经济发展。这个论点的另一面是，如果一个政权面临着严酷的生存危机，无法确保未来税收收入的稳定性，那政府便毫无动力去进行司法体系的投资和建设，因此，该国将会一直保持着相对较低的法制水平，对私有产权的保护也会很成问题。
Hannah Simpson 提出，政府谋求短期生存的强烈意愿，加上较弱的财政能力，反而会推动司法体系的发展。她认为，传统观点并没有考虑到的是，一个强大的司法体系不但能带来高额收入，还能让民众从中获益，增加他们对政权的拥护。身处危机之中的政府会更容易意识到这点，并在度过危机之后继续依赖这种增收方式。利用英国金雀花王朝时期的一桩政治事件，她巧妙地对上述观点进行了检验。
2.理查一世被俘记： 司法体系如何拯救狮心王
著名的狮心王理查一世，是金雀花王朝的第二任国王。在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中，他和萨拉丁的龙争虎斗，早已是历史上的传奇。理查一世的父王，金雀花王朝的缔造者亨利二世，为英国的普通法系奠定了初步基础。在他之前，英国皇家司法院提供的服务仅仅能照顾极小一部分人群，并且价格昂贵，在各个地区的资源分配也极不平均。亨利二世即位之后，重启了巡回审判制度，使得法院开始承担原本归属于国王的国家和地方治理职能。其权力范围甚至延伸到财政，监察等领域，涵盖了诸如处理犯罪、解决财产纠纷、办理执照，以及收取遗产税等各项业务。
从父亲那里，理查一世继承了一个运转良好的政治系统，和初生的的司法体系。但在继位六个月之后，理查就投入到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准备之中，开始通过卖地卖官等方式筹集资金。当他带兵出征之后，国内的日常事务由内阁负责管理。然而，看似平静的表面之下，暗流涌动，他的弟弟，后来的“失地王”约翰的野心，开始逐渐显露出来。
1192年，理查一世结束了跟萨拉丁的史诗之战，起身回国，却没想到，在途经奥地利的时候，遭到了奥地利公爵利奥波德的绑架。随后，狮心王又被转移到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六世手中。亨利六世当时正在焦头烂额地应付着国内的两股叛变势力，急需金钱支援战争。因此为理查开出了十万银币的赎金价码。得知这一消息，英国国内一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而约翰则立刻开始了他的夺权计划。
一方面要支付理查的赎金，另一方面又不能损害王室威信，把民心推向约翰一边，对于理查的母亲，阿基坦的埃莉诺，和英国政府来说，这不是个容易解决的问题。所幸，他们最后还是想出了办法。在王室的授意下，英国皇家司法院开始在英国各地提供更多的法律服务，并推动对个人财产和商业利益的保护。
王室的这一策略，可谓是一石二鸟，既能在短时间内募集大量资金，又可以赢取当地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打击约翰潜在的支持者。利用十二世纪的英国王室财政卷宗(pipe rolls)，Hannah Simpson发现，在理查一世被绑架之后的几年中，皇家司法院在英国国内提供了更多的法律服务。在容易受约翰势力影响的领地尤其如此。但无论是在更早还是更晚的时期内，类似的现象却均未出现。
而且，司法院的手腕非常巧妙。在跟约翰关系密切的地区，人民在享受了更多服务的同时，应缴的罚款和费用反而减少了。在对王室较为忠诚的地区，司法相关的收费才有所上涨。此外，法律服务供应的增加，跟一个地区的治安情况没有关系。历史记录表明，皇家司法院更多插手的，是跟当地土地所有权和商业利益有关的纠纷，其处理的犯罪案件数量并未上升。
3.英国的成功难以复制
最终，英国王室凑出了神圣罗马帝国要求的赎金。狮心王平安归来，并很快粉碎了约翰的夺权阴谋。随着内忧外患的消失，皇家司法院的活动频率逐渐降低。但是，这一时期对英国司法体系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司法部门的职能扩张，力量增强，并成为了私有产权的坚定维护者。
Hannah Simpson 指出，从 1193到1203年，各方面的指标都显示，英国的司法体系在变得越来越专业化，也越来越深入民众。首先，王室财政卷宗显示,英国各郡在法律事务上的开支不断上升。其次，司法院处理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但是卷宗中出现的法官名字却在减少。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司法部门任用了很多半专业的法官。他们协助职业法官判案，但名字却未被卷宗记载。再次，皇家司法院跟政府之间的关系愈发独立，专职的律师团体得到了承认，并代表司法院行事。最后，大众接触到法院的机会更多，打官司不再是富有者的特权。十二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法庭记录的土地转移案件显著增加，但是所涉土地的面积和价值却变得更小。
如果强大的司法体系既能帮助政府汲取财富，又能稳定人心，那为什么没有被更多的国家所采用？Hannah Simpson给出的解释是，司法能力建设需要极为高额的投入，而国家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有这么做的意愿。理查被俘将英国王室逼入绝境，但也给他们提供了足够的激励去投资司法体系建设。这种历史的偶然，实在可遇不可求。
如何促使发展中国家的领导者认识到法制的重要性，是今天国际社会面临的一大挑战。本文带给我们的启示是，司法体系的“政治化”有时未必是坏事。虽然领导者的初衷可能是为自己牟利，但结果可能是全社会从中获益。司法体系的发展是否提高了一国的国家能力，是否拓展了普通民众获得法律服务的渠道，是否增进了社会福利，这才是我们应该真正重视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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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Simpson, H. K. (2017). Justice for Sale: Political Exigen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Leg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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