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我印象最深的论文/著作
2017年，我印象最深的论文/著作
政见的各位读者：新年快乐！
过去一年中，我们引介了两百多则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同时，政见团队的各位观察员也不断在自己的领域内跟踪大量新鲜论文/著作。以下是部分团队成员推荐的“2017年我印象最深的论文/著作”，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分享自己的2017年精选。
推荐人：马亮
Zhu, J., & Zhang, D. (2017). Does corruption hinder private businesses? Leadership stability and predictable corruption in China. Governance, 30(3), 343-363.
这项研究超越了单纯研究官员个人对企业的影响，而从地方政府党政领导班子的任期稳定性出发，提出了腐败现象的独特解释。点此阅读政见团队的介绍。
Luo, X. R., Wang, D., & Zhang, J. (2017). Whose call to answer: Institutional complexity and firms’ CSR reporting.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60(1), 321-344.
不同于过去单纯关注某级政府对企业的影响，该研究探讨了央地政府的不同目标取向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态影响，阐明了央地关系塑造了企业的响应策略。
Ang, Y. Y. (2017). How China escaped the poverty trap.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明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此书从政府与市场的动态共演过程出发，揭示了中国波澜壮阔而又惊心动魄的改革历程。
推荐人：张跃然
Krippner, Greta. 2017. Democracy of Credit: Ownership and the Politics of Credit Access in Lat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3(1): 1-47.
这篇论文堪称一件值得反复把玩的艺术品。作者提出的是这样一个独具匠心的问题：在任何一段债务关系中，债权人和债务人的权力对比都是高度不平等的，那么，当债务人发起捍卫自身权益的社会运动时，是运用什么话语来重新定义和解读债务关系、从而将自身的权益诉求正当化的呢？不同的定义和解读方式，又如何影响这些债务人权益运动的成败？在回答这一极富原创性和洞察力的问题时，作者一方面展示出深厚的理论素养，将尼采、波兰尼、David Graeber等理论家的洞见以极其新颖的方式编织在一起，一方面以扎实的访谈和文献工作还原了1960-1970年代美国「信贷民主化」运动的历史图景，并将理论和实证严丝合缝地对接起来。看着作者一步步完成这个过程，实在是一种享受。当我们思考经济权益诉求如何孕育政治斗争、文化话语和想象又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时，本文所提供的洞见极富启发。
推荐人：王也
抗争政治和公众舆论：Mass Repression and Political Loyalty: A Dual Legacy of Stalin’s Famine in Ukraine, Rozenas and Zhukov (2017)
这篇（还未公开的）文章认为，斯大林在乌克兰人为制造的大饥荒可以看作一种政治镇压，而其后果如何取决于当局的力量强弱。在苏联力量强大时，被镇压的地区表现出了更高的忠诚度；但在苏联及其后继者俄罗斯遭遇危机时，这些地区的忠诚迅速瓦解，转化成了对俄罗斯和亲俄派更显著的反感。这项研究提醒我们，对于镇压如何影响民众心理，我们还知之甚少。
量化历史：Justice for Sale: Political Exigenc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Legal System, Simpson (2017)
政见刚刚介绍过的文章，利用狮心王理查在东征归来途中被神圣罗马帝国俘虏这一历史事件，检验了对财政收入的需求如何促使政府开展司法体系建设。Simpson在这篇文章中不但提出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财政能力和司法能力无需同时发展），还巧妙地利用英国的历史数据检验了这一理论。在长期影响（long-term impact）研究泛滥的当下，本文可谓是一股清流。
统计方法：When Should You Adjust Standard Errors for Clustering, Abadie et al. (2017)
现在大部分实证研究都会使用聚类标准误，目的是控制观测之间的相关关系引发的不确定性。Abadie等人的这篇文章从实验设计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在因果推断的框架下，什么时候使用聚类标准误是恰当的，相信这会成为实证研究中的新标准。
推荐人：张友浪
Potter, Rachel Augustine. “Slow-Rolling, Fast-Tracking, and the Pace of Bureaucratic Decisions in Rulemaking.” Journal of Politics (2017).
人们对官僚办事的印象通常是 “慢慢悠悠”。过往的解释，主要集中在程序繁多、官僚无能。但是官僚们办事有时也马不停蹄、雷厉风行，很难说在整个过程中完全陷入被动。对此，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解释是，我们从表面上看到的办事节奏，其实都是官僚故意掌控的结果——官僚们的主要目的就是策略性地利用外部政治气候、制定倾向自身利益的政策。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研究者分析了美国联邦 150 个部门的 11000 件行政条例。她发现，美国联邦各行政部门会通过掌控行政条例的制定节奏，策略性地避开来自总统、国会和法院的监督：当政治气候 “宜人”，官僚们就会快马加鞭地出台相关行政条例；当政治气候 “恶劣”，官僚们就会使出缓兵之计、等待政治气候好转。点此阅读政见团队的介绍。
Goldstein, Rebecca, and Hye Young You. “Cities as Lobbyist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2017).
“跑部钱进”并非中国特色。在过去几十年中，美国各级地方政府也逐渐兴起了到首都向联邦政府寻求项目和资金的做法。到2010年，在首都华盛顿的游说团体中，有12.3%来自于各州和地方政府，主要方式为设立“驻华办”或雇佣专业游说公司。当然，美国式“跑部钱进”有其不同于中国的外在表现和内在原因。来自于右派（意识形态偏向共和党）州下属的左派（意识形态偏向民主党）城市表现最为积极。并且，参与游说的城市往往拥有收入不平等严重、种族构成多样等特征。从联邦资源分配的角度看，这些城市的游说活动确实为它们带来了丰厚的回报。点此阅读政见团队的介绍。
King, Gary, Christopher Lucas, and Richard A. Nielsen. “The Balance‐Sample Size Frontier in Matching Methods for Causal Infe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61, no. 2 (2017): 473-489.
匹配方法所模拟的实验可以分为完全分组实验和完全随机实验。在匹配组与对照组的相似度，模型依赖度，统计效力，统计效率，偏误，研究成本，稳健性等方面，完全分组实验的表现都优于完全随机实验。但是，市面上最流行的倾向值匹配模拟的就是完全随机实验，该方法仅仅通过倾向值本身进行匹配，在上述各个评价指标上都表现欠佳。好的匹配方法应该同时在匹配组与对照组的相似度上（消除偏误）和样本规模上（减少方差）实现最大化。这就要求在每一次剔除观测单位时，要确保所获得的观测样本在所有可能的同等规模的观测样本中拥有最大的匹配组与对照组的相似度。根据这一思路，Gary King等人专门设计了一套算法来优化分组匹配的效率，并称这种方法为matching frontier。他们还为此开发了一个叫MatchingFrontier的R包。
推荐人：谭宏泽
Diamond, R., Mcquade, T., & Qian, F. (2017). The Effects of Rent Control Expansion on Tenants , Landlords , and Inequality : Evidence from San Francisco. Accessed: http://cepr.org/sites/default/files/McQuade%2C%20Tim%20DMQParis.pdf.
虽然这篇论文探讨的是美国的租房政策及其影响，但对当下高房价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发展与治理也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研究者们对旧金山市实行了二十多年的房租控制政策进行了一种类实验式的分析，指出了这种政策对不同群体的直接和间接、预料内与预料外的多种影响。虽然受益和受损的群体有很大差异，但从整个社会的总损益角度而言，该政策的直接影响是获益和损失基本相互抵消。而从长远来看，项房租控制政策加速了城市对低收入群体的驱赶。整个城市居民的“更新”速度被加剧了。而这，显然并不是以“保护低收入租客”为目的的房租控制政策所预期的。
这项研究对中国最大的启示是，如果整个社会想要通过政府向租客群体提供保护，使他们可以抵抗房租的过快上扬，那么也许把政府从命令者转变为扶持者会有更好的收效。比如，由政府以某种财政补助或者税费抵免的形式提供补贴，而不是一刀切式地规定价格。这样既可以降低甚至消除房东们转行的意愿，亦可以最直接地惠及大部分房客，尤其是低收入群体。这也为未来中国城市房屋市场治理提供了一些新的灵感。点此阅读政见团队的介绍。
推荐人：曹起曈
Kalla, Joshua L., and David E. Broockman. “The minimal persuasive effects of campaign contact in general elections: Evidence from 49 field experim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2017): 1-19.
这篇论文可能是2017年影响力最强的政治学论文之一了，政见此前介绍了文章的发现——挨家挨户敲门的竞选宣传，对于促进得票率提高作用非常有限。预计这篇文章可能会对美国政治产生很大的实际影响，选战团队很可能将选举宣传的重心从鼓动更多支持者转移至激发潜在支持者（或是对手政党的反对者）出门投票。此次深红州阿拉巴马的参议员补选，民主党人Doug Jones破天荒战胜共和党人Roy Moore，一项重要原因就在于Moore涉嫌“猥亵幼女”的丑闻联合了反对者，成为动员其出门投票的重要因素。
Pham, Thai T., and Yuanyuan Shen. “A Deep Causal Inference Approach to Measuring the Effects of Forming Group Loans in Online Non-profit Microfinance Platform.” arXiv preprint arXiv:1706.02795 (2017).
这篇文章是结合机器学习（machine learning）进行因果推断的最新成果，其原理是将在可观测自变量的条件下处置（selection on observables）的因果推断转化成预测问题，再运用机器学习的手段加以预测。本文运用了现在非常火热的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方法，为解决自变量属于高维数据（比如文字、多媒体）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思路。我自己的一项关于政治宣传研究就用到了这种方法，控制了微博内容等自变量后，发现共青团中央平台发布的微博可以增加约500次的转发。此外，在拥有大量用户数据，而且愈发意识到因果推断重要性的业界，这种方法也具有很大潜力。
推荐人：尹月
Ferrin, Monica, and Hanspeter Kriesi (Edit). How Europeans view and evaluate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欧洲常年被唱衰，今年这种呼声尤为高涨。那么，民主制度能否应对这些挑战呢？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众对民主制度的理解和信赖。牛津大学去年出版了《欧洲人如何认识和评价民主？》一书，根据2012年实施的第6轮欧洲社会调查（ESS）结果详细探讨了欧洲人的民主观。该书认为，由于民主是一个具有巨大诠释弹性的词汇，民众对民主的理解也应超出自由主义的民主这一概念范畴，呈现出丰富多元的样态。人们既可能将民主理解为自由、法治、选举，也有可能认为民主意味着缩小贫富差距、清廉的政府，或富裕安定的生活。基于这一理念，ESS调查问卷中设计了一系列分别符合自由民主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直接民主特征的选项，并请受访者逐一为这些选项对于民主制度的重要性打分。通过这种方法，研究者便能按得分高低对这些特征进行排序，从而获知哪些特征最受青睐，哪些特征最不受重视。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关于民主观念和态度的调查为数不少，但这种测量方式还是首次得以运用。该书的重要结论是法治和选举被视为民主制度最主要的组成要素，而且这一结果在实施调查的29个欧洲国家得到了普遍印证。这一发现显示欧洲人对民主的认知没有“走偏”，法治和选举依然被奉为民主制度的两大基柱。
Truex, Rory. Making autocracy work: representation and responsiveness in modern China. New York,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今年两会期间读这本研究中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著作十分应景。作者挑战了将人大视为“橡皮图章”或“政治剧场”的传统观点，通过新颖丰富的实证研究证明人大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和响应力，例如能通过提交反映民众诉求的提案赢得选民支持，从而协助提升政权合法性，稳固现有体制。这项研究为“威权韧性”这一著名概念提供了崭新的论据。
推荐人：归宿
Walter, Barbara F. “The Extremist’s Advantage in Civil Wa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42, no. 2 (2017): 7-39.
Hurlburt, Heather. “Arms Control Needs the Modernizing Lens That Gender Offers.” Arms Control Today 47, no. 10 (2017): 6-11.
恐怖主义和反恐研究是当前国际政治安全领域的热点问题，当然也具有相当的现实意义。对中国而言，在反恐领域无论是组织机构、能力建设还是思想理念、知识储备等各个方面，还都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这也是出现很多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拍脑袋”决策的重要原因。作为国际安全研究领域顶级期刊之一的《国际安全》，2017年的两篇关于反恐论文重点关注极端意识形态在恐怖组织竞争中的作用，以及彩礼这一特殊民生因素对于恐怖分子“极端化”的影响。相较于中国的同类研究，这两篇论文关注的重点更为微观、具体，也体现了更多的跨学科特色，虽然不是什么“高大上”的命题，也不能起到什么实际作用，但都是力争实实在在搞清楚一些问题，这或许能为中国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示。点此阅读政见团队的介绍。
推荐人：陶郁
Sun, Yanfei. 2017. The Rise of Protestantism in Post-Mao China: State and Religion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22(6): 1664-1725.
宗教组织在当今中国社会中日益活跃，既是一个重要的现实情况，又为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新的理论挑战。诚然，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宗教政策的相对松动，为一些宗教提供了发展空间。但是，以基督新教为例，单纯从国家管制松动和人民信仰空虚等因素出发，显然无法解释为何此类宗教在各类约束更少的民国时期却远没有如今活跃。在这篇论文中，孙砚菲虽然只使用了一个县的经验材料，却提出了一个丰满而富有动感的理论框架，令人信服地解释了上述看似悖论的现象。孙砚菲指出，基督新教具有包括自主性、多中心在内的一系列结构性特征，而这每种结构性特征在不同情况下都可能促进或者阻碍其传播。但是，改革开放以前国家对社会的深入改造，在无意间清除了基督新教在传播过程中所面临的社会藩篱和文化障碍；而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动的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又在无意间便利了基督新教的扩散。话句话说，正是国家基于自身逻辑所推进的种种社会变革，为基督新教创造了快速发展的情境；而正是在国家在无意间所创设出的这种情境中，基督新教那些与生俱来的结构性特征变成了扩散发展的利器。
推荐人：聂可
Askin, N., & Mauskapf, M. (2017). What makes popular culture popular? product features and optimal differentiation in music.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82(5), 910-944.
这篇文章用一种近乎“肢解”的方法，充分量化了过去60年《Billboard》每周Top100的打榜歌曲的音乐特征，从而寻找这些歌曲之间的关系。在观察了这两万多首歌曲的时长、速度、节奏、风格等种种特性后，作者指出这些打榜歌曲的大部分音乐特征有明显的相似之处，但成为冠军单曲的歌却往往相对特别，它们的一些音乐特征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这篇文章通过精细的定量方法，印证了流行歌听上去都差不多这一印象流的判断，还原出文化工业流水线产品的基本特征。它同时还提供了关于文化产品如何能够在商业上成功的猜想。我认为这篇文章对于研究作为商品的流行音乐乃至流行文化产品，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对于音乐社会学来说，这篇文章跳脱了传统的文化批判，把目光投向了音乐作品本身的特征，而不是泛泛地去谈音乐对象，或者像以往的学者只关注歌词，对音乐社会学中“音乐”的合法性有着重要的奠基作用。对于文化产品的市场研究来说，这篇文章提倡不要抛开产品本身的特征去谈市场，非常务实。当然，这篇文章的结论和研究方法还可以讨论，但不能不说是音乐社会学以及文化社会学的坚实一步。
推荐人：杨鸣宇
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目前还是牛津历史系博士生去年刚出版的这本著作于是显得特别有意义。Gerwirtz在这本着作中讲了一个我们既熟悉又陌生的故事。熟悉是因为这本书的主线是1980年代中国进行的经济改革。而陌生的地方是它的叙事角度是过去在叙述这段历史时被有意无意忽略的群体——国外经济学家。
这样一种叙事视角上的转换带来不少有趣的观察和问题。其中我个人认为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就是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假设一般认为威权国家的政策过程是“排化性”的，因此领导人让你参与决策目的是为了收买你。然而，Gerwirtz的这本书亦显示至少从1980年代开始中国在进行决策时就已经有意识地去寻求专家的意见，这个传统亦一直保留至今。在我有限的阅读里，好像还没看到其他威权政体有这么广泛的专家参与。虽然Gerwirtz在书里表示很难说国外经济学家的意见直接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但是他们的意见确实潜而默化地影响着中国的本土经济学家、中央部门官僚和最高领导人对于经济问题的认知。而这种“启发式”功能一直被认为是专家参与对公共政策的主要影响机制之一。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的政策过程其实和民主政体的差异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推荐人：方可成
Munger, Kevin. “Tweetment effects on the tweeted: Experimentally reducing racist harassment.” Political Behavior 39.3 (2017): 629-649.
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非常具有创造性，一经发表就引来了许多关注。简单来说，作者自己创建了几个推特机器人。这些机器人的任务是：降低推特上的种族主义骚扰。它们搜索带有“黑鬼（nigger）”一词的推文，并通过一些标准判断：这条推文是不是由白人发布的、辱骂黑人的。如果是的话，则自动通过回复的方式进行干预：“嘿，请记住：当你用这种语言骚扰别人的时候，你伤害了真实存在的人。”
研究者创建了四种机器人：一种是白人的头像和白人常用的姓，粉丝很多；一种是白人的头像和白人常用的姓，粉丝不多；一种是黑人的头像和黑人常用的姓，粉丝很多；一种是黑人的头像和黑人常用的姓，粉丝不多。
也就是说，研究者想测试两种因素的影响：出手干预辱骂行为的人是白人还是黑人，是粉丝众多的意见领袖还是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实验结果显示：只有一种机器人成功地减少了骚扰者的后续骚扰行为。毫不意外，这种机器人就是：白人、粉丝众多的那一种。这一结果为设计机器人进行干预提供了参考依据。
这则研究的思路并不复杂，但是因为发生在实际的社交网络中，因此研究结果很有现实意义，比起发生在实验室里的研究也更有外在效度。这种实验性、干预性的研究方法，最近在传播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界非常流行，可以为做大家提供一些灵感。
Wineburg, Sam and McGrew, Sarah, Lateral Reading: Reading Less and Learning More When Evaluating Digital Information (October 6, 2017). Stanford History Education Group Working Paper No. 2017-A1 . Available at SSRN: https://ssrn.com/abstract=3048994 or http://dx.doi.org/10.2139/ssrn.3048994
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信息素养：如何更好地判断网络信息的真伪和质量？不同群体在网络信息的评估方面是否存在明显的差异？
研究团队一共设计了三组参加实验的对象。第一组是10位历史学博士生，他们的研究中涉及到大量的考据、评估信息。第二组是25名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他们是小就接触互联网的“数字原住民”。第三组是10位知名新闻机构或者信息核查机构的事实核查员，他们一般接受过系统的信息检索和事实核查的专门训练。
研究团队为每个受试者设计了六个与信息评估和事实核查相关的任务，用录屏软件记录下受试者的操作过程。结果？第三组大获全胜，历史学博士不及格，斯坦福大学本科生更是在几项测试中只获得了20%左右的分数，极为惨淡。这说明，事实核查是一项需要学习的技能，不是你智商高、上网早、学历高，就自动掌握的。
研究者发现，专业的事实核查员之所以能迅速评估信息真伪和质量，是因为他们采用了两种方法：其一，不是仔细分析文章本身的内容，而是考察文章的网站是否可信，看它们是否正规、是否属于有公信力的机构或个人；其二，采用“横向阅读”的方法， 也即在考察出处网站的过程中，循着线索不断在浏览器中打开新的页面，层层深入进行检索，最终找到一个可以信赖的信源，上面有关于该网站的评价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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