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什么是共和国的根本原则？ ——谈中国即将进行的宪法修改
读到新华社昨天（1月12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12日召开会议，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1月18日至19日在北京召开。会议强调，宪法修改将贯彻四个原则，其中一个原则是，“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
在中共19大闭幕後不到1月，去年12月22日，《博讯网》、《纵览中国网》、《明镜网》刊登了我为《前哨》月刊写的《从王沪宁当选政治局常委谈起》一文。2017年12月1日，香港《前哨》发表了这篇文章。当时，中国并没有宣布要修改宪法。这篇文章有一节《中国面临2022最高权力更迭危机》，具体分析了中国1982年宪法存在的问题。文章说，“1982年宪法对国家主席与国务院总理的权力都有明文规定，国家主席除了可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活动外，并无主管国家任何行政事务的权力，中国的国家主席接近于‘虚位元首’。但事实上，在习近平前一个五年任期中，行使了许多本来应由总理李克强行使的权力。李克强这些权力被习近平拿走，当总理是不会不知道的，中国那么多法学、政治学专家教授，也不会不清楚。”“现行中国宪法规定了实行法治，法治就是‘法的统治’，首脑人物也要遵守宪法和法律。如果首脑人物违宪，要建立法治是不可能的。”
据新华社报道，去年12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2018年1月在北京召开中共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主要议程是，讨论研究修改宪法部分内容的建议。
按理说，修宪可以改变“李克强这些权力被习近平拿走，当总理是不会不知道的”这种现象，这从根本上有助于改变“国家主席拿走了政府总理的权”这种现象，有助于在中国实行法治。但昨天新华社消息说，这次修宪，“坚持对宪法作部分修改、不作大改的原则”，现在看来，也许就不修改宪法中存在的这一问题了。
1982年宪法，总结了毛泽东终身独揽最高国家权力和文革教训，明文规定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这是中国制宪史上的重大成就。
但1982年宪法，有一个非常重大的缺陷，就是在「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外，另设了一个「国家中央军委」，在1989年，中国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既不是「国家元首」、不是「政府首脑」，按「一党专政」体制也不是「党的首脑」的一个人手里，这正是造成邓小平和赵紫阳发生冲突和“六四灾难”的制度原因。在世界各国，除了伊朗等极少国家外，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全国武装力量的統率权，都由「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掌握。早在1982年5月5日，在北京召开的讨论新宪法草案的会议上，我就提出，“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无实权，权力集中在另外一些人手中”，“这种模式是完全不足取的”（见1982年5月5日北京《光明日报》第1版严家祺《从长远观点看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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