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金燕女士的《韩寒们和莫之许们的虚假希望》一文，重新点燃了大陆网络花话语场的「口炮党」与「改良公知」之间的争论，也看作是事关未来转型路径的「革命」与「改良」之争。如同大陆话语场的其他热点一样，这一争论也如方生方死的漩涡，转瞬即逝，于实际的进程未必有多少帮助。不过，反复出现的论争剧幕，却可能反映了思潮版图的消长，对应着社会结构的悄然变迁，倒是可以梳理一番。
在许多人看来，「革命」话语的抬头，主要是最近几年来高压路线的产物，但这并不成立。确实，针对新公民运动、网络言论、NGO组织、维权律师的迭次打压，重创了一度昂扬的公民社会建设图景，从南周事件到《炎黄春秋》的被强占，更消灭了温和改良话语的既有空间，在一些人眼里，渐进改良主义既然走到了尽头，「革命」话语遂应运而生。
但是，众所周知，口炮党与改良公知的这一场争论，发端于2010年温家宝「七次政改讲话」期间，于2011年打压所谓「中国茉莉花」事件后走向激烈，并于2013年4月底的「肉夹莫」事件中彻底摊开，显然，双方的争议并非最近几年打压的产物，相反，在现行高压路线自2013年中展开之后，所谓「口炮党」与「改良公知」的争论近乎偃旗息鼓，上述改良不通、革命抬头的解释，更像是改良公知一方从自身经验总结、面壁虚构的产物。
由此上溯，「革命」与「改良」话语之争，更是其来有自。伴随着中国民间反对思潮的兴起，即告出现。在西单民主墙期间、在1980年代的民运群体当中，一再爆发相似的争论。面对一个全面压制基本权利的专政极权政体，反对者欲举而去之，并根本变革制度，这样的转型想象，并非难以理解。而自从魏京生先生提出」民主化作为「第五个现代化」以来，当局对于这种「另起炉灶」的制度变革主张，也从来都是加以严厉的镇压。
天安门事件暴露体制的暴力本质
不过，类似的话语争论走出民运或异议小圈子，为更大群体认识所直面、所思考、所选择，成为一种持续的思潮，还是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1989年天安门事件，暴露了体制的暴力本质，以及拒绝一切改变的用心。同时，残酷的流血悲剧，又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冲击，在当时，一个将中共比作劫机犯的比喻悄然流传，不击毙劫机犯，永远都是人质，可如果击毙了，又难免玉石俱焚，这样矛盾的心理，体现在王力雄先生的名著《黄祸》之中，也促使大陆知识分子发出了所谓的天问，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慎之晚年曾经不止一次问学者朱学勤：「这个体制究竟是刚性的，不可改变的？还是有弹性，可以渐进改变？倘若是前者，就只能看着一场革命来推翻，玉石俱焚，生灵涂炭，我们束手无策；倘若是后者，我们责无旁贷，还有苦心呼吁，争取渐进改革的余地。」朱学勤回答：此为「天问」。
天问终须人来答，分歧于焉展开。在一些人看来，六四镇压确凿无疑地宣布了体制的刚性，同时也宣告了根本转型、制度变革的正当性。从1992年胡石根先生等人秘密组织自由民主党、刘文胜先生等人秘密组织社会民主党、到1998年全国各地中国民主党人的公开组党、2006年高智晟律师等人推动的政治化维权、再到2008年刘晓波先生等人发起的《零八宪章》，都贯穿着政治反对、制度变革这一根本主题，作为民运和异议的核心价值。
而在另一方面，六四镇压的悲剧结局所带来的心理冲击，也使得一些人做出了相反的反思，将悲剧解决归咎于所谓激进的主张和对抗，从而走向了反思激进、告别革命。
告别革命
1995年，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的序言中说：「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最重要的事件就是革命。」在书中，作者主张「要改良不要革命」，「赞成英国式的改良，不赞成法国式的暴风骤雨式的大革命」，并宣布要告别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辛亥革命，以及一切革命。《告别革命》一书出版后，在海内外引发极大反响，呼应者甚众。
同时，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为开端，经过1997年中共15大承认民营经济、积极申请加入WTO，并推动相关法制建设，大陆知识分子从中看到了中产阶级、市民社会、法治秩序等等有利于转型的因素成长的可能，炮制出「法治先行论」、「公民社会发育论」、「党内民主论」，「递进民主论」，「中产阶级壮大」等等转型图景，希望在现有体制下，以一种非对抗、零碎、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转型。「宁可千日不将军、不可一日不拱卒」。在上述两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大约在世纪之交，渐进改良主义成为了当代中国民间对转型的主要寄托和想象。
不过，1989年天安门事件相去不久，中共也并未在政治上做出任何改良，针对民运群体、政治异议的打压依旧一波接一波，在此情况下，并非所有人都拥抱了渐进改良主义，在当时，反对「告别革命」的声音一直不绝如缕，尽管限于当时的政治高压，相比之下近乎微弱，如1999年，笔者曾发表「革命之不可轻言告别」一文，对「告别革命」的呼声加以反驳：「但如果不能看到，革命之所以始终挥之不去，根本在于绝对的权力的不良运行，而不是野心家的推波助澜。那么，呼喊告别革命，就是一种过于简单的要求。」
就这样，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出发，不同的反思角度，以及对现实进程的不同认知，早就在大陆的思潮版图中埋下了分歧和冲突的种子，事实上，自有网络以来，几乎每一个时政论坛上，都曾爆发过与口炮公知之争类似的话语冲突，这表明，以异议反对为同情的激进转型话语，与主张改良和渐进、发育、互动路线的泛自由派公知话语，早就存在长期直接的观念分歧，并非最近高压路线的产物。
渐进改良主义出现
在很大程度上，如今的口炮党和改良公知，都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后裔，口炮党做为民运和异议的同情者，从六四镇压出发，认清体制刚性、支持制度变革，对于渐进路线，从价值上和可行性上都持怀疑态度。相反，改良公知受1989悲剧的刺激，走向了反思激进，告别革命，更以1992年之后的经济、社会发展为基础，认定体制仍有柔性，最终选择了渐进改良主义。
双方分歧一目了然，针锋相对，且由来已久，只是在前社交媒体时代，亲民运和异议的类口炮主张被严密屏蔽，双方没有直接冲突的平台，也没有可供类口炮主张要求的受众。社交媒体时代，尤其是新浪微博的流量红利期，既极大地放大了改良公知的话语影响力，口炮与改良双方早已存在、且在新的现实进程下正在急剧扩大的分歧，也在这一平台上不期而然地展开。
1989年后的废墟上，赫然出现的，不是对于体制的弃绝，而是对于体制加以寄望的渐进改良主义，这一违背正常逻辑的「神逆转」，源自悲剧刺激下的心理扭曲，不过，观念一旦诞生，也就获得了独立于其心理根源的命运旅程。
「柔性」幻觉的兴起
坦克履带下的「柔性」幻觉，首先来自市场化重启，1989年悲剧事件后，尤其是苏东变局之后，当局意识到，为避免中国在外部封锁和内部匮乏中，出现苏联东欧式的溃败，必须重启市场化进程，这促成了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巡。市场化或者经济改革的重启，首先唤醒了所谓的党内改革派，在他们看来，经济改革的重启，意味着1980年代改革蓝图的赋归，不仅摆脱了1989年之后的停滞与孤立，经济改革也可能成为进一步政治改革的先声。「政改滞后论」一直是大陆渐进改良主义的普及版本。
此外，为了重启市场化，体制既需要在内部抵御重新集结的保守实力，又需要化解因为六四镇压而形成的国际压力，前者使得「既要反右，也要反左，但根本是要反左」，成为当局自觉的选择；后者则使得当局被迫在人权问题上做出一定让步，如流放政治犯，取消「反革命罪」死刑，签署《联合国人权公约》等等。两者的共同作用，促使当局对于自由化话语采取了相对容忍的态度。
1 997年中共15大前后，以邓力群为首的毛左派，以多篇万言书的方式质疑市场化改革，最终，邓力群等人的言论阵地《中流》为当局所取缔，同期，《南方周末》等具有自由化倾向的市场化媒体急速扩张，各种泛自由化话语如哈耶克主义广为传播，以致1998年底，朱学勤在《南方周末》宣布，「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表明，在世纪之交，渐进改良主义等泛自由化言论，为当局所相对容忍，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和转播空间。当局的这一转变，则被看作是保留自由化走向，且可能趋向柔性的证明。
最后，市场化需要对应的制度现实，当局为此推动了相关法制建设，容许了私营经济的发展，市场化也带来了诸多新的事物和空间，如市场化媒体、NGO组织，网络言论空间，等等，在确立市场体制这一大前提之下，当局对此采取了先观察后管控的策略，这就带来了某种因为滞后的空间，但在当时，这也同样被解读为体制趋向「柔性」的证明。
总之，市场化的重启、当局对自由化话语的相对容忍，对于新事物和新空间先观察后管控的「滞后」策略，三种因素共同促成了体制「柔性」的幻觉，而在新的历史时期，渐进改良主义也很快迎来了其黄金时期。
渐进改良主义的黄金时期
市场化的深入，为渐进改良主义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一方面，市场化重塑了中国社会的利益格局，产生了大批新社会群体。这些群体的兴起，与市场化密切相关，从而天然具有亲自由化的态度，盼望具有更多权利和保护，更多公正和平等的制度改变；与此同时，既有专政权力体制并未相应变化，体制依旧掌握着与经济相关的几乎所有核心资源，这些群体又与体制有着相对紧密的关系，对于现行利益格局和运行秩序抱有大体肯定的保守心态。主流新兴群体身上的这种两面性，催生了一种我称之为「求变怕乱」的态度，与渐进改良主义有着天然的亲和，也因此，随着市场化的深入，新兴社会群体的崛起，渐进改良主义迅速获得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受众，以及对应的市场化媒体、门户网站等舆论平台。
另一方面，市场化也改变了中国社会，产生了相对多的新生事物和空间，如市场化媒体、网络言论空间、NGO组织、法制普及等等，依托上诉因素，普世自由化观念得以逐步传播扩展，法制维权活动崭露头角，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意愿开始萌芽，与上述体制的「柔性」假设相配合，渐进改良主义认为，市场化带来的社会改变可以得到持续积累和发育，并在与体制互动中逐步成长。一种以市场化及相应的社会发育为基础，通过去政治的方式，在不触及体制政治底线的情况下推动民间发育，官民互动，最终实现渐进转型的图景，以各种近似而有所区别的方式开始广为流传。
在世纪之交及随后的几年里，体制对自由化话语的相对容忍，产生了体制趋向「柔性」的假设，市场化深入，一方面为渐进改良主义带来了相当广泛的社会受众，也产生了与体制「柔性」相配合的诸多新生事物，两者共同编织出若干渐进改良转型图景。渐进改良主义在世纪之交迎来了其黄金时期，并迅速成为了中国民间关于制度转型的主要想象和寄托。中国有望通过渐进的改良途径获得转型的话语广为流传，相对被体制屏蔽而处于边缘化的异议反对话语，渐进改良话语受众广泛，且受到官方相对容忍，被看作是一种更为现实和可行的选项，获得了近乎政治正确的地位。
分歧的浮现
渐进改良主义成为了中国民间关于转型的主要想象和寄托，政治异议反对也并未偃旗息鼓，同样是面对市场化进程，以及相应的制度社会改变，政治异议和反对群体也做出了自己独特的努力，除1998年中共民主党公开组党之外，伴随着渐进改良主义兴起的，主要有两个方向的努力：
其一，是以法制维权的展开为依托，倡导政治化维权。市场化和法制化进程，带来了通过维权活动打破自1989年以来参与冻结状况的潜力，在政治参与一时仍难打破坚冰的情形下，维权活动可以作为一种参与扩大的替代选项，并为大陆的政治转型提供一条新的出路。出于这种考虑，维权运动这一概念被范亚峰等人创设并传播了开来。政治化的维权运动，更多的是利用法制架构进行动员和组织，作为发起社会运动的手段，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的代表人物还包括高智晟、郭飞雄、胡佳等人，几乎是在一开始，这一维度的维权运动就采取了更带有政治意涵的表述，更直接激烈的行动方式来进行推进。
其二，是通过互联网（网络）空间，传播异议反对话语，形成意见联盟。世纪之交以来，刘晓波等异议知识分子，积极利用包括境外网站在内的网络空间，扩大包括异议言论在内的自由化话语的传播，此外，利用诸多公共事件和历史周年，通过网络签名等行动，逐步形成意见联盟，在体制对于泛自由化话语相对容忍的大背景下，异议人士也获得了少许空间，这为异议群体逐步走向线下，实现进一步联合提供了可能，独立中文笔会的出现，即是这一努力的产物。当然，异议话语传播、走向进一步联合，并最终形成意见联盟的努力，其集大成还是2008年底的《零八宪章》，这一文本，提出了非常全面的政治要求，而首批303人、随后2万余人的签署，更标志着1989年异议群体走向联合的最高峰。
不出所料的是，上述两个方向的努力，都遭遇到了当局迅速而严厉的打击，这一事实本身，不仅凸显出了异议反对话语与渐进改良话语的区别，同时也直接形成了对体制「柔性」假定的质疑，埋下了争论的引线。
在迅速和严厉的打击面前，体制「柔性」的假定显得虚弱而可疑。此外，体制不仅并未放松对于异己的镇压，因应市场化的展开，体制更扩大了维稳的范围和力度，换言之，在重启市场化，并对自由化话语相对容忍的同时，对于异己的镇压，和对社会的管束和压制，其实一直都在升高，前者包括1998～1999年间和此后，针对中国民主党和法论功群体的大规模镇压，后者则包括访民黑监狱，法制学习班（相当比例为法论功学员）、非法失踪、软禁等维稳手段的普遍采用，这些事实的广泛存在，令体制趋向「柔性」的假定受到了更多的质疑。
其实，即使在渐进改良主义的黄金时期，刚柔「天问」的争论也总会不期然地冒出，如2006年，围绕政治化维权是否得当的问题，以丁子霖老师的一篇「请回到维权的行列中来」为开端，在坚持政治化维权的群体和倾向柔性互动的群体之间，就爆发过一场论战，而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可以观察到体制的转向，随着市场机制的基本确立，加入国际经济秩序大体完毕，体制已经完成了其基本目标，新社会群体的兴起和泛自由化话语的传播，又对体制构成了新的挑战，在这一情况下，体制开始着手收回曾经容忍的空间，这一体制转向，不仅逐步断送了渐进改良主义的黄金时代，也提前引爆了所谓的革命和改良之争。
刚柔「天问」之争根植于极权专政体制的现实存在，并在1989年镇压之后进一步深入，中共重启市场化改革，融入全球经济秩序，带来了新的柔性幻觉，但专政体制仍在继续运行，争论并未结束，在新的条件下，这一争论终于走出了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的狭隘圈子，为更多的社会公众所了解：
进入21世纪之后，大陆新社会阶层迅速崛起，历年高校扩招，更源源不断地为这一阶层提供后备群体，新社会阶层诞生于市场化进程之中，观念上亲和市场、法治、自由，期待更多的权利和参与，对于现行体制的转变有着越来越强的憧憬和愿望，这为泛自由话语提供了日益丰富的受众群体，在世纪之交的bbs时代，各种相关论争还主要发生在少数知识分子和积极分子的小圈子之间，进入到博客时代，在牛博网和豆瓣网这样的平台上，已经可以看到诸多新社会阶层成员参与到这样的论争之中。
2008年的诸多事件，包括奥运火炬传递、汶川大地震救援，北京奥运等，都进一步刺激了新社会阶层的参与愿望，2008年也因此被看作是公民社会元年，随即，饭否、推特（Twitter）、微博等社交媒体平台相继出现，泛自由话语第一次获得了直接面对众多社会公众发声的机会，也提供了不同观念直接对垒的可能，在常规的亲体制「五毛」与自由派「公知」话语的争论之外，一向被体制屏蔽并因此处于地下和边缘的政治异议反对话语，也借机浮出水面。这在一方面丰富了泛自由话语的话语形态，也在泛自由话语中首度引发了可以为公众所感知到的直接争论。
柔性幻觉的兴起，在泛自由派主流当中形成了有所区别又相互支撑的几个基本陈述，其一，为体制内改革派，以包括《炎黄春秋》、《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市场化媒体为主要平台，期待市场化经济改革推进到一定程度时，能够重启政治体制改革「过大关」，克服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的局面，最终实现自由化转型；其二，为渐进改良派，或称良性互动派，认为市场化经济改革既产生了新社会阶层等亲自由化社会力量，又促进了体制内健康力量的成长，因此，可以期待体制内外出现某种良性互动，通过持续的「零星工程」，逐渐实现自由化转型；其三，为公民社会派，更加在意在市场化和法制化等新条件下，新社会阶层和新社会空间的成长，期待公民社会的发育壮大，最终形成足以倒逼体制的力量，推动自由化转型。
上述三个陈述，或许在个别人士身上有各自不同的侧重，但总体而言，又是相互支持的，且都共享了体制柔性的基本假定。也因此，社交媒体平台上的论争并未脱出此前多年的基本格局，依旧以针对体制的刚柔「天问」为基本分歧，而又分为若干递进的层次。
社交媒体平台上双方的交火
首先，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有可能吗？2010年，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先后七次发表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一方面，这鼓舞了一批自由化人士，试图对此做出回应，以作进一步推动，如崔卫平等人就发起了水库座谈，对此加以讨论，当时正开始兴盛的微博平台上，也对此呈现出相当的热度。而在另一方面，同为自由化人士，也有许多人如余杰和笔者，对此表示质疑：首先，温家宝的政改讲话，并未超出中共13大以来的官式政改话语，其二，对2008年《零八宪章》运动的打压，尤其是对刘晓波先生处于11年的重判，令人怀疑中共最高层有任何的改良意愿，最后，温家宝的相关政改讲话，绝大多数发生在与国际人士对话的场合，令人怀疑这只是一种策略，旨在抵消国际社会的议论，降低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可能。
在一方看来，应该鼓励体制内类似话语的出现，而在另一方看来，是否存在政改的可能，不应根据温家宝讲话这样暧昧而零星的事件，而应从体制的一贯作为加以判断，体制针对《零八宪章》群体和赵连海等维权人士的持续打压，才更应该作为判断的依据，也足以证明体制并未改变一贯的刚性立场。此一争论，可谓社交媒体平台上双方的第一次交火。
其次，所谓的良性互动和渐进转型可能存在吗？良性互动、渐进转型的兴起，可以以2003年孙志刚事件导致收容遣送的废除为标志，许志永等三博士的上书，被很多人看作是良性互动可能存在的例证。微博兴起以来，自由化话语获得了广泛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不仅实现了自由化知识界、媒体界、维权界、ngo界在话语上的联通，也开始了从在线到线下，从点到面，从知识分子到社会公众的串联，通过上海大火事件、723动车事件、钱云会事件等等，一种通过民间推动获得官方正面响应的图景急剧发酵，被许多人寄托了厚望，相关话语陈述广为流行。
而在另一方面，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为开端，体制也展开了对于更具反对意识和行动能力的积极分子群体的打压，2011年春，受北非革命影响，一些人士号召在大陆推动所谓的「中国茉莉花革命」，随即引来体制大规模严酷镇压，以推特为基地的一大批积极分子被失踪、被软禁、被喝茶，体制再一次展现出毫不退让的刚性，这一事实，使得所谓的良性互动前景变得相当可疑，一些人士也据此质疑良性互动、渐进转型话语，对微博上弥漫的某种乐观气氛报以嘲讽的态度。
在一方看来，良性互动、渐进转型图景能够避免更大的动荡，具有毋庸置疑的道义正确性，对此的质疑更像是在「打横炮」，更像是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而在另一方看来，正在发生的打压已经充分展现了体制的刚性，所谓的良性互动、渐进转型无非是空中楼阁，此一争论，可谓社交媒体平台上双方的第二次交火。
革命改良之争／体制刚性柔性之争
最后，存在公民社会发育的可能吗？1992年中共重启市场化以来，所谓「市民社会」或「公民社会」的发育，进而带动自由化转型的论述即开始出现，随着市场化媒体、网络言论空间、NGO组织、法制维权活动等的纷纷出现，越来越多的人士开始期待这些所谓公民社会萌芽进一步发育，进而形成足够的公民社会力量，倒逼体制转型，2008年的诸多事件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进一步推动了上述图景的传播，在政治体制改革期待和良性互动图景遭受越来越多质疑的情形下，公民社会发育就成为了泛自由派主流据以坚持柔性假定和渐进转型图景的主要寄托。
而在另一方看来，从打压《零八宪章》运动到「中国茉莉花革命」，以及越来越刚性的网格化维稳现实，已经充分展现了体制全面压制社会的刚性现实，体制从未承认过公民社会在现行体制下的合法性，自2004年颜色革命以来，更是始终抱以警惕的态度，曾经出现过的若干萌芽，无非是体制为了推行市场化，而暂时滞后了相应的管制，刚性维稳体制的运行，对积极分子的持续打压表明，体制也势必重新加强管制，回收曾经作出的容忍空间，所谓的公民社会发育前景，并不存在。
在「送饭党」或「肉夹莫」事件中，抛开其中个人化和情绪性的内容，所谓的争论无非如此，对于一方来说，坚持公民社会发育的可能性，已是退无可退，也因此对于否定社会发育可能的人士抱有相当的愤慨，而对另一方而言，事实已经如此清晰，坚持自己基于当下情势而作出的判断，付诸未来的检验，也是无可退让的立场，这一次争论，可谓社交媒体上双方的第三次交火，也因为其对于双方都具有最后和彻底的性质，而有着难以调和的分歧和对立，造成了一些人所谓的「撕裂」。
走笔至此，不难看出，所谓大陆革命改良之争，实际上是对于体制刚性柔性之争，由来已久，持续多年。一度，因为体制重启市场化等原因，柔性幻觉抬头，并形成了大陆泛自由派主流相关论述，包括政治体制改革、良性互动和公民社会发育等等图景，而在社交媒体平台出现之后，体制在维稳和打压上的刚性更加显现，一些人士开始质疑这些主流论述，并形成了如今被称为「口炮党」或变革派的相关论述。
双方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围绕三个层面展开了持续而又递进的论战，新媒体则在相当程度上传播了这一观念冲突，将更多的人卷入到了这一当代思潮当中，限于大陆话语场被屏蔽、被割裂的现实，这一论争在当下并不具有现实动员的功能，其基本面目也往往被有意无意地简化、扭曲为所谓革命改良之争，但其实，这依旧是由来已久的「天问」，但在今天，却可能已经有了相当明确的答案。
转自：民主中国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