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恒：再谈教育产业——和杨东平先生商榷
我看过杨东平先生的不少文章，他对教育的不少论述是很到位的，是一位教育专家，但他对经济学上的一些概念认识是模糊的，他和相当多的人一样，认为中国教育最大的问题是“教育产业化”，在最近发表的谈论教育的文章题目就是《警惕新一轮“教育产业化”》。经济学家张维迎先生提到“语言腐败”现象，指出语言腐败就是对一些正常的行为冠以“恶名”，而“教育产业化”所以遭到大家指责正是语言腐败的典型案例，“产业化”被严重“恶名”。把教育上的问题归为“教育产业化”和用“跳大神”来治病完全一样，根本不问“神”、“鬼”是什么，怎么就和有病联系在一起，认为只要“敬神、打鬼”就可以治病。我在十几年前就写过有关教育产业化的文章，发表在《广东教育》杂志上，杨先生又提出新一轮“教育产业化”，看来要找到中国教育的问题所在，谈清楚“教育产业化”是绕不过去的问题。我的观点是：我们对教育产业化本质的认识是有很大偏差的，不能顺应产业化的规律才造成今天教育的困局。
今天办学校的基本形式是从西方传来的，中国传统办学的形式是“私塾”，具体情况可以从文艺作品中知道一个大概，而传入并延续至今的中国办学方式都是“产业化”办教育。产业化办学有两个特点：一是实行分年级、分科教学；二是参与办学的人主要目的是获得“工资”，这两点和其它行业的“产业化”是完全一致的。现在一些农民把自己的土地租给承包商，再到承包商哪里打工挣工资，这就是中国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不少国家都有公务员制度，也可以看成是行政“产业化”。中国教育的产业化可以讲已经一百多年了，现在也没有丝毫会变化的样子。简单讲，你要得到教育服务必须付出“货币”，无论这“钱”谁出，产业化服务将是“性价比”最高的，办学校就是“教育产业化”！在这基本认识上搞不清楚如何能解决教育上的种种问题呢？
教育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服务性产业”，而且越是发达的国家，这项产业越发达。教育产业对一个国家是很重要的，很多资金要投入其中，相当多的人要靠这项产业获得“薪金”赖以生存。国家教育搞得好，从“硬件”上讲就是资金和人力投入足够多，从“软件”上讲是参与人员的专业和道德素质高，而做到这一点，关键是投入资金分配合理，人员积极主动性高。教育上出现的问题也就是教育产业“软、硬件”出现的问题，我们办教育的方法是对办学施行高度“垄断”，无视产业发展规律，无论资金还是人员的进入和退出都受到制约，教育何能正常发展呢？
如今在参与教育的人员上，也就是在我们读书受教育的相关人员中，有“官员”（这在我们国家是十分突出的，学校几乎全都是行政化的）和“准官员”（公办教师），除此之外在改革开放之后有大量的市场化行为的教育服务人员参与了进来。教育管理者、行政化教师队伍、市场化教师人员三部分人共同支撑了中国今天的教育。按照产业规律，参与到这项产业的人的利益和这项产业是否发展得好是紧密关联的。但如果否定产业性质，施行“垄断”，则参与人的利益未必与这项事业发展好坏有关。如今教育上这三部分人就各有各的利益点，他们和“真教育”的要求有一致的，也有相近的，也有南辕北辙的，这是必须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杨先生在文中提到要“教育家办学”，不要“资本家办学”。他说的前半句是很对的，而后半句就违背了“产业”的规律。任何产业都要首先考虑“投资人”的意愿。中国公办学校的资金来源是国家财政，这时的“资本家”是纳税人，是关心教育的“家长”，而我们的教育上的种种问题邀请过家长们参与讨论了吗？家长们对教育有发言权吗？看介绍美国义务教育的文章，提到一个镇子的学校设施比较宽裕，而临近镇子学校比较紧张，是否接受学生的调剂要由镇子上的居民投票决定。这是因为美国义务教育的资金主要来自房产税，所以学校的真正主人是当地居民。我们也可以看到美国居民对学校的关心是出自内心的，如此教育上有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吗？投资某项产业的人未必是这方面专家，但肯定会关心产业的发展，所以也一定会聘请“专家”来直接管理产业。所以实现“教育家办教育”必然是在“教育产业化”的基础之上。义务教育学校的校长必须得到当地居民的认可，这方面可说的太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强调行政化办学和拒绝“教育家办学”是一致的。我在一座很现代化新小学的围墙看到《二十四孝图》宣传画，完全可以断定，做出这个决定的肯定不是“教育家”，而且是没打算办好真教育的“官员”。在行政化系列上的人员，包括教育管理者和教师，我们不能指责他没有把教育放在第一位，对工薪层面的人来讲，薪金和提升才是最重要的。产业化可以把从事的“事业”和你的收入挂钩，而行政需要的是“命令”畅通。
杨先生指责教育产业化助长了应试教育，并使应试教育向“音、体、美”多方位发展，大大增加了学习负担。他的确看到了教育产业会在教育的各方面进行渗透，但把“因”、“果”关系搞颠倒了，也就是我们不能因为开快车容易出交通事故，而去禁止造快车。中国初、中等教育上的一个最大问题是“应试教育”的肆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多，主要是中国社会有太多的“等级制度”，是一个迷信“强权”，轻视市场交换的社会，当然彻底改变人们观念是长期的，但作为教育工作者应该做出努力，要把平等、自尊的观念告诉学子，培养这方面的品质。“行政”和“等级制度”有更多关联，而教育产业化更有利于克制应试教育。举一个极端例子，如果我们所有文化上的“证书”能够花钱买到，“证书”还值钱吗？还有人去买吗？还有人去迷信吗？“文化”作为“资产”不同于物质财富，同样一件实物品属于甲，不可能再属于乙；而“文化”是可以复制的，一首诗可以千百万人会背诵，同时去拥有。提出不能教育产业化，给上学设置“门槛”（考试），都是莫名其妙无法让人理解的做法。如果追究真正的目的，大概是为了实现对“文化”的垄断，为了制止人们得到“文化”。不可否认考试是教学一项重要环节，但这绝对只是学校才能拥有的“权力”，和其他人应该没有多大关系。“应试教育”所以形成恶果是行政化办学的后果，任何“行政”化的事业，肯定需要一个评价标准，而教育是普及文化的过程，真文化是不会有统一标准的，而通过“考试”有了“分数”，成了对办学的评价标准，以至于低文化，甚至摆摊卖菜的大妈也可以来评价哪所学校是“名校”，此时学校还是社会上被尊重的地方吗？还有文化的尊严吗？保留“考试”管理教育的功能，又不至于形成“应试教育”局面，不妨把“考试”产业化，利用人们对“产业”有天然的蔑视心理来消除对“考试”的迷信。例如我们把高考、中考交给“考试公司”，不信任这一家，可以找另一家，此时又会有多少人痴迷于“分数”呢？
杨先生在文中提到：课外补习正在“绑架”学校教育；小升初择校竞争：公退民进；新一轮“名校办民校”。这些现象其实是很正常的“教育产业的发展”。人们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渴望受到教育，得到文化，愿意拿出自己的“资金”投资到文化教育上，这不是好事情吗？一个社会有钱能买到吃喝玩乐，而买不到文化，买不到受教育，这是怎样的奇葩社会呢？是文化先进的社会吗？当教师是人们普遍喜好的职业，可以解决相当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发展教育产业应该是社会首要的发展方向，怎么能限制它的发展呢？我们来看一个教育上长期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这就是中小学班额人数过多的问题。从教育角度讲，中小学每班人数应该控制在30到40人之间，而我们现在是50到60人之间，仅仅从这一点看，我们中小学教师队伍有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缺口，这是一个多么巨大的就业和投资机会啊。出现这个问题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还说得过去，延续至今实在是“打”所有教育战线上人的“脸”，也让几十年来重视教育的文件成为“谎言”。逻辑太简单了，办个学校，无非是需要点“钱”和几个“文化人”，如今是“上可九天揽月，下可五洋捉鳖”的时代，解决不了小学生上课挤的问题，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何来一丝一毫重视教育呢？所以问题长期存在，就是不遵循产业发展的规律，是行政垄断教育的结果。现在好了，大量渴望进入教育行业的人开始敲“学校”的大门，一些长期被垄断的“堡垒”被攻破，最明显是你想得到优质的“音、体、美”教学只能去找教育市场，下一个很可能是外语学科。杨先生看到的很清楚，这就是教育市场的确干扰了正常教学，大大加重了学生负担。但解决办法不是想办法把教育大门关得更严，而是要更注重教育的产业化规律。认真发展教育产业是当前最重要的产业发展方向，几乎是符合所有要求的产业方向。
杨先生提出“教育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就是从应试教育突围”，这一点是看到问题的实质，这里的确存在“剧场效应”的现象，我们是要恢复剧场秩序，让第一排坐下去，不要站起来，但不是靠政府来管理。“应试教育”的出现是“文化”与“权力”联姻的结果，是行政化办学的结果。坐“第一排”的正是行政化学校，第一排站起来了，后面的也都可以站起来，当大家都站起来了，互相看看，放着椅子不坐，不是“犯傻”吗？结果会大家自觉都坐下的！办学是要靠“教育家”，“资本家”是不会直接来办学，如果要办，他会对自己的“资本”负责，聘请“能人”也就是教育专家来办学。我们的行政要以“政治”为重，也就是把“管理众人之事”放在第一位，需要的是“官吏”，而不是任何方面的“专家”，这是需要认清的。
下面我将十年前写的文章在贴出来，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想一想“教育产业化”是“正路”呢？还是“邪路”？
论教育产业化问题
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受到的指责声甚多，但为什么不能教育产业化，什么是教育产业化，并没有多少人去探讨，几乎就是“武断”的说不能教育产业化。这里为教育产业化申辩，谈谈什么是教育产业化，为什么要教育产业化。
大家谈教育不能搞“产业化”，首先要搞清楚“产业”的意义。查<辞海>对产业有两个解释，一是指私有的土地、财产、房屋等。二是指各种生产的事业，也特指工业，如产业工人、产业革命。第一个是原义，第二个是这个概念的延伸，我们今天谈论这个词主要是指它的第二个意义。“产业化”这个词也反映了世界社会发展的进程，今天我们讲文化产业化，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等等，是指这些“事业”也应象当初工业化一样，高效率运作。我们可以总结一下“产业化”的几个特点：一是重视分工，认识到每项“事业”仅仅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不可能独立存在，各“事业”必须相互依存，同时“事业”自身运作也是分工协作的结果；二是重视“货币”作用，各“产业”之间彼此需要相互协作，又有一定独立性和各自的利益，相互之间关系的协调主要是靠货币的作用；三是实行工资制度，参与“事业”的人从经济上讲主要是为了工资，也依此为生。“产业化”还有一个重要特点是它的“非强制性”，是靠相互需要来共同发展，“双赢”、“和谐”是产业化的目的。
产业化是经济市场化的产物，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非产业化和产业化是容易区别的，例如体育运动如果只是为个人“好玩”或是为锻炼身体，这是非产业化的；如果把它当作职业，以此为生，当职业运动员，参加一个俱乐部，这就是产业化了。一个理发师从事个体经营，是非产业化的，如果开个理发店，里面的工作人员有分工，拿工资生活，这就是产业化了。师傅带徒弟，或是家庭私塾式的教育形式，就不是产业化的，现代学校的出现本身就是教育产业化的产物。当今国家提出企事业执行统一的会计制度，是否是“产业化”，只要看它是否有会计制度。“产业”是一个涵盖比较广泛的概念，是一个中性词语，不过是“事业”一种存在方式，根本不存在赞扬还是反对的问题。我们提出文化产业化，为什么教育产业化就要坚决反对呢？所以出现对教育是否产业化的激烈争论实际上是反映了我们的教育体制、观念是否需要改革和怎样改革的问题，没有教育的改革问题，就不会有教育产业化的问题！
不少反对教育产业化的人士提出最主要的理由是教育是公益事业，教育作为社会产品属于“准公共产品”，“为公立学，是我们的旗帜”，所以是不能产业化的。一个人受教育可以讲有两个目的，一是个人得到文化修养，二是得到一种技能，得到一种谋生的“手段”。这都是“个人”得到的一种服务，教育服务怎么能是“公众产品”呢？难道我们的学校都不是为学生负责，不是以人为本吗？社会的安定和和谐是和每个人的文化修养有关的，而“文化修养”只能属于个人。谈论教育和文化的本质问题就扯得太远了，即便是所说的“公共产品”，教育是公益事业，这也和教育产业化不相悖的，产业化“关心”的是“产品”如何生产的更多，生产效率如何更高，“成本”如何更低，并不直接关心“产品”是什么，用来干什么。如果教育主要应该是由政府用纳税人来办的事业，这就更需要认真“算账”，更要提高教育效率，更需要采用工业发展的方式，更要采取严格的会计和审计制度，而这都是“产业化”的主要内容。
用收费来维持和发展自己的事业，这是产业化的一种行为。多年来学校都是由政府部门来投资和管理的，强调是“事业”，而不重视它的产业性质，也就是不重视教育成本的讨论。但在实际上“货币”从来就决定着教育的发展，无论大中小学校都明里暗里争“名校”的桂冠，其目的为了得到较多的资金投入和高额收费。市场经济带来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人们对教育需求急速增长，此时单靠政府投资办学是不可能满足需要的。于是高校首先公开实行了收费，结果实现了大学的迅猛发展和扩招，极大缓解了上大学难的矛盾。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这笔教育资金的投入应当是政府，在这方面只要有一个适龄孩子上不了学，则是政府的责任，与教育是否产业化毫无关系。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需求社会要尽可能满足，政府任何限制、垄断教育的做法（包括用考试方式）是对公民受教育权的侵犯，高校实行收费的改革和民营学校的出现都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产业化”的确是强调要资金投入的，重视教育而不增加投入资金是在重视教育吗？至于谁投入，与是否产业化有什么关系呢？
反对教育产业化的人认为教育是“公益事业”，不能把学校办成经营实体，靠此赚钱，而产业化是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产业化”是市场经济的特点，的确充分考虑到人从中得到的“私利”，今后社会如何发展姑且不说，重视保护个人的物质利益是符合现阶段社会发展的。谈论市场经济和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关系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谈清楚的，我们只能从现实的情况来看。今天艺术类院校很火，不少这方面的老师靠传授技能发了点“小财”；高考很“火”，靠补课提高收入的老师就更多了；各种资格考试甚多，当然也就有不少靠此为生或得点“外快”的老师，这些老师靠教育“赚钱”有什么过错呢？一个企事业要生存必须收支平衡，同时为了自身利益也一定要追求“利润”，但我们无法在“赚钱”和“收支平衡”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来。我们不可能让各级教育工作者成为社会的赤贫者，要允许教育投资人和教育工作者获得报酬，但这报酬多少才合理，实际上政府是无法开出这个“价码”的，这要由市场竞争来决定。偏远农村的中小学教师月工资只有数百元，还经常拖欠；而发达地区城镇的教师有数千元的月工资，你能讲城镇教师工资太高吗？同样，教育管理工作人员的收入也难以确定多少是合理的。世界上不少国家将办学校搞教育列为非营利性产业，其主要是限制政府对学校征税和收费，不是讨论你教师是不是靠此来“赚钱”。某地方政府筹集资金，修了条高速公路，然后设卡收费还贷，这件事情是干了件“公益”事业呢？还是为了“赚钱”？工人炼钢，农民种地，教师上课，是为公还是为私呢？ 同是工薪族，有人是赚钱养家糊口，有人是做“公益事业”，这让人如何理解？
当前学校的确有不少乱收费的现象。在稀缺和垄断的情况下，产业化是容易获取暴利的，但这不是正常的产业化环境。例如中小学乱收费的相当一大部分是择校费，其原因是政府为了树立样板，对学校投资一直就有偏差（而且相当严重），一些学校在教学条件和水平上明显优于其它学校，用“公费”创造出了“品牌”，择校之风由此而来。“富裕”起来的市民，望子成龙心切（而我们的教育又注重成“龙”，而不是要求去做普通人），拿着“钱”，带着孩子来敲有可能收他们的“名校”大门，你能讲这是学校乱收费吗？这又是谁给的权力和机会呢？中考以分录取，但几乎所有学校都收一部分“线下生”，“分不够钱来凑”。此时有什么理由不让学校和教师得到点物质利益呢？又有什么理由不为愿“交钱”者的孩子服务呢？又有什么理由考试成绩差一点就一定要剥夺其受教育的权利呢？政府是所有纳税人的政府，还是一部分人的政府呢？政府垄断了教育质量的裁判权，将非公有制的学校列为“另册”，形成了对教育的“垄断”，使被教育者失去了“选择”的余地，“乱收费”的出现是自然的，而消除这种无序现象也只有解除“垄断”。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没有“选择”的地方，决不会有持久的“公平”可言，教育同样如此。教育产业化必然会集社会力量来满足对教育的需求，定然不会出现“上学难”的问题。“上不起学”也不会是产业化的结果，教育产业化不会不考虑社会对教育的需求，也不会不考虑受教育者对教育费用的承受力。
任何腐败都是由权力带来的，或者讲腐败就是“钱权交易”，教育原本离人的物质生存有点距离，不应该有太多的“权力”。学校收费高，我可以不去上学，或者找收费低的学校念书。但我们在教育上“挖掘”出了太多的“权力”，利用教育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垄断教育；垄断文化是非上的评判权利；垄断学历、职称认可权；等等。这些垄断当然和正常的产业化规律相悖的，人们抨击垄断行业中的暴利现象，实际上教育上的腐败正是“垄断产业”中的暴利现象。“垄断”不仅产生腐败，而且“官僚”风气弥漫校园，人浮于事，浪费惊人，效率低下。我们对教育产业化大加指责，为什么不对已经困扰中国中小学教育多年的高考“指挥棒”认真检讨一番呢？人们指责教育产业化，岂不知真正扰乱中国教育的，不是教育产业化，而是“权力”产业化的泛滥。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凡是造成上学高收费，上学难，或多或少都和“统一高考”制度和职称制度有关，是“权力必然带来腐败”的案例。
细想一下，如果我们能正视教育的产业化性质，紧紧围绕一个“钱”来谈教育，很多矛盾就浮在水面，怎样办也就一清二楚了。笼统说贯彻教育兴国战略，不如说给教育增加了多少投资。我们指责教育产业化，不如看看每年的教育经费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谈学校乱收费，不如剖析一所学校的“流水帐”。我们谈义务教育，就要谈这教育经费从哪里来？教育产业化就是让教育经费更加透明，政府的投资责任更加明确。一所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得到的政府拨款应和招收的学生紧紧相连，招不够学生不仅得不到足够资金，还应倒交固定教育资源占用费（包括“品牌”使用费）。一所民营学校实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也有权利获得政府的财政支持。如果我们的报纸能认真讨论教育成本的问题，能不断登出教育成本的组成情况，登出教育费用的来源，还能有乱收费的现象吗？可惜的是很少看到各级政府每年公布对每一名学子每学期或每一年投入多少资金，每所学校是否得到了这些资金，是够用还是不够？农村学校又有多少？如果保证不了是为什么？需要如何补救？地方财政真拿不出资金，又为什么不向上级政府呼吁呢？这一系列问题在教育不是产业的幌子下被忽视了，陷入无休止的争论、推诿、空谈之中。
教育产业化重要一个内容是理顺“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实现政事分开。政府不能认清自己在社会中所处的“角色”，当然也不可能管好这个社会。社会是自然形成的，政府也不是办“社会”的，而是管理“社会”的。要管好社会，政府必须退出具有产业化性质的企事业的经营。今天就是要允许民间资本投资教科文卫事业，同时现有的公有教科文卫事业单位要与政府分开。今天我们有一个“民办教育促进法”，但没有人来想这样一个简单问题：教育是有关人民自己的事，人民自己不积极主动去办，还要“立法”，岂不怪哉！反过来，事关每个人的“大事”，“谁”又能管得了呢？
公立学校也没有必要由政府直接来办，应该实行“委托办学”的形式，公开招聘校长，教职工均为“自由职业者”，每所学校成为社会上独立的“单位”，真正体现“人民的事情人民办”。产业化离不开竞争，而要有公平的竞争环境，必须让民营学校与公立学校有同等的地位，实现社会的公正与公平。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政府只能做“裁判员”，而不能同时做“运动员”。政府管理教育事业，并不是要对民间办学有更多的限制，而是给于教育行业更多的支持。不是直接办学，而是监督自己所投入的资金流向办学成本最低的地方，使资金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要支持任何一项对民对国有利的事，莫过于让更多的人与资金参与进来，而不是设置种种障碍，这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当前教育出现不少乱收费和腐败的现象，出现了上学难的问题。我们可以看看具体实例，有多少是民营学校产生的，又有多少是公立学校发生的呢？
有人讲教育产业化是有钱人想用资本来榨取教育资源。教育是一种服务行业，随着工农业的发展，教育需求也将越来越多，也可以讲教育资源是很丰富的，是一个大“富矿”。要使这个“矿”开得更好，当然要利用产业化的方式，高效率、低成本。教育产业又有不同于物质生产的地方，本身对“物欲横流”有较强的免疫力，同时又有极高的“透明度”，是容易受社会各方面监督的产业。古今中外听不到有那个资本家是靠办学校发家致富的，改革多年了，有某人投资教育而发财致富的案例吗？倒是不少产业家在有丰厚资产后将大量资金用于办教育，而不求物质回报。香港邵逸夫就是典型的例子，没有教育的产业化，就不会有个人对教育的资金投入，哪怕是慈善性质的捐赠也不会有。投资办学者多是由于热爱文化的理念，理应受到更多的赞扬，而不是不信任，在是否赢利上争论不休。
现代社会不仅发展很快，也是很复杂的，对应的教育也应该是多样性的，有变化的。教育单纯由政府来直接管理势必要“统一标准”，而教育是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它的多样性、宽容性是必不可少的。“统一标准”只能是阻碍文化教育的发展。学校应当有重视理论的，有重视技术的，由偏重文的，有偏重个人修养的，有偏重商业的，有偏重艺术的……等等。如果从教育为生产服务这方面讲，教育的多样性更突出了，这样的局面不可能由政府统一来办，必须产业化，引进市场规律。当前很多行业都在谈调整结构，而教育上的结构失调更是非常严重，由于轻视了产业化，学校对自身如何发展反应迟缓，没用的、空洞的教育充斥校园，而社会急需的人才没有学校去培养，没有老师去教，缺少高级技工就是明显的例子。社会公德的形成，公民素质的提高，这些是教育的内容，但这方面如果要取得成功，必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之中，教育内容要与社会现实合拍。我们现在是在市场化的环境中，产业化渗透到方方面面，单在教育中反对产业化是不现实的，也破坏了正确市场观念的教育，降低了公民商业道德，对什么是社会公德的认识造成混乱。
今日社会中每个人或靠体力劳动，或靠脑力劳动，或靠投资来生存。世上三百六十行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并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我们不可能给教师戴上桂冠，而要求他们降低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也没必要指责教师对自己物质生活改善的渴望；也不可能用行政命令来大面积提高教师的工资待遇。对于绝大多数的教师来讲，“教书”不过是获得物质生活的手段，也就是讲是他的“产业”。否定教育的产业性，模糊了教师在社会中的地位，分不清自己的权力、责任和利益。丧失了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立性，也失去了自尊，更重要是对教育的发展无形中起到阻碍作用。
有一位大学校长讲“如果教育成了商品，学校泛起铜臭味儿，还会有圣洁的学术殿堂吗？还会有严谨的科学精神吗？……”作为大学校长，对“商品”抱有如此偏见，是不能让人理解的。第一条大西洋海底电缆的铺设者开尔文在参观完马可尼第一座越海无线电发射台后，庄重地放下一枚硬币，说任何科学技术没有商业价值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今天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是科研产业化的结果，是“知识”和“商品”联姻的结果，诺贝尔奖金就是将学术标价为“商品”，这“铜臭味”还是很吸引人的。让学子和教师能有高尚的情操，首先要建立在“亲兄弟明算账”的“商业伦理”基础之上，这也是社会道德的根本基础。知识分子的“清高”也要建立在衣食无忧的基础上，崇尚空谈的风气也是使社会丧失诚信的重要原因。
教育从经济上讲产业化形式是最合理的，它可以用最小的投资获得最高的效果。今天我们国家财力丰富，如果教育能注意产业化的性质，中国教育的蓬勃发展是毫无问题的，也不再会有教育上的重大争议，有争议也只是锦上添花的问题了。可惜是相当多教育领导者看不到这一点，总希望将教育与工农商业区别开来，让社会无条件“供养”起来，成为“贵族”，在经济市场化的今天，可能吗？
出处：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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