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党人：民主之敌还是民主之友？
保守党人：民主之敌还是民主之友？
图片来源：Marko Djurica / Reuters
回顾欧洲历史上的“第一波”民主化，我们可以很明显地观察到两种迥然不同的模式。一种以英国和北欧国家为代表，开放普选权的进程十分缓慢，却甚少反复。另一种的典型则是德国和法国，常年在“旧制度”和“大革命”两个极端之间来回跳转。诚然，英国人也曾经历过宪章派和威灵顿公爵的铁骑对峙于伦敦桥的紧张时刻，但同一时期，革命在法国推翻了两个王朝，并帮助又一位波拿巴登上了帝位。而在德国，始于1848年“人民之春”的民主化尝试，直到1918年才捷报初传。以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鲜血献祭的共和政体，却又于短短十五年后湮灭在了第三帝国的阴影之中。
这种差异的起因是什么，对欧洲现代史的走向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是哈佛大学政府系教授，Daniel Ziblatt，在他2017年的著作”Conservative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Democracy”中试图回答的问题。
民主改革的前景由何决定？
先前的很多研究者认为，可以上溯到“大宪章”的英国议会政治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而保证了政局在改革压力下仍能维持稳定。然而Ziblatt教授指出，这一论断并不像看起来那般显然。他收集了英国国债在整个19世纪的市场价格，发现在1832、1848、1867和1884这几次民主化运动前后，国债价格都出现了剧烈下跌，其幅度跟其他国家革命爆发所造成的影响旗鼓相当。换言之，金融市场并未因英国的所谓“传统”，而对其未来抱有更高的期望。 </br>
那么，是否如某些马克思主义者所说，工人阶级斗争的彻底性决定了民主改革的前景呢？遗憾的是，在英、法、德三国之中，工人组织力量最强，反抗最坚决的，恰恰是民主化最为失败的德国。事实上，政治学家们早就意识到，真正由下而上的政治变革，少之又少（Boix and Svolik, 2013）。Casper和Tyson在2014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即使群众抗议（mass protest）达到了目的，往往也是因为得到了精英阶层中温和派的配合。虽然这令人无奈，但大多数时候，政治还是一场精英之间的游戏。掌握了政府、军队和企业的寡头们，轻易就能决定成千上万人今后的命运。
Ziblatt的分析沿袭了这一思路。他的核心观点是，欧洲各国的民主化运动究竟会沿着哪条道路前行，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场运动最大的反对派，代表着大地主阶级利益的保守党人们。在英国，他们是以威灵顿公爵和皮尔男爵为首的蓝血贵族和托利党，而在德国，他们是易北河以东，未受到拿破仑改革打击的容克老爷。当保守党人相信，自身的地位和特权能得到保障时，民主化的进程就会趋于平稳，反之则会曲折不断。
在Ziblatt看来，1848年的喧嚣不但标志着第一波民主化的开端，也是保守主义反击运动（countermovement）的起点。在“人民之春”以前，欧洲的主要政党，比如英国的托利党和辉格党，都属于典型的“密室政党（caucus party）”，也就是上层人物的小圈子。而在这之后，大众政治（mass politics）正式登上了历史舞台。越来越多的工人组织被建立起来，为普罗大众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福利，要求普选权的呼声响彻了整个欧洲。这使得政治精英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他们很清楚，人民一旦获得了选票，定然会迫使执政者实施更加激进的再分配政策，自己的经济利益必将受损。而且，民主化还会改变现有的政治规则和社会秩序，打破长久以来由血统和等级制度维系的权力网络。
在精英阶层里，资产阶级对于民主化的态度更加开放。2005年一篇发表在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上的文章（Llavador and Oxoby, 2005）阐明了背后的逻辑：资产阶级希望国家能够募集更多的税收，来推动科技研发和生产力进步，因而有激励跟工人阶级联手，反对地主阶级主张的保守政策。得到了工人组织的支持之后，资产阶级政党（如英国的自由党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中的优势越来越大。作为回报，他们将选举权改革加入到了议程之中。
英国保守党的应对之道
为了应对这种危机，各国的保守党不得不寻求变革，从“密室政党”逐渐向“大众政党（mass party）”转型，在地方上建立支部，从普通民众中吸收党员，并雇佣专业人士打理选举相关事务。以英国保守党（托利党的继承者）为例，他们从19世纪30年代（1832年改革之后）就设立了党代表这个职位，专门负责拉票和筹集经费，并建立了自己的全国性群众组织（National Union of Conservative and Constitutional Associations）来帮助选民登记和组织竞选集会。 </br>
1886年，掌权的格莱斯顿自由党政府提出了爱尔兰自治法案，允许爱尔兰人拥有自己的议会和内阁。在很多英国人看来，这个提案有损大英帝国的荣光，因此大批选民转而投向了保守党（法案最终也未获通过）。借此机会，保守党议员兰道尔·丘吉尔（也是温斯顿·丘吉尔的父亲）等人在英国各地组建了“报春花联盟（Primrose League，报春花是当时的保守党党魁迪斯累利最喜爱的花）”。该联盟平日里举办各种娱乐活动，大选期间则协助保守党的地方支部动员选民。
这一策略非常奏效。Ziblatt指出，从1886到1905年间，英国保守党在大选中的得票份额和在议会中的席位都稳步上升，形成了所谓的“托利民主（Tory Democracy）”。“报春花联盟”成员比例越高的选区，保守党在选举中的表现也越出色。根据他的估算，该组织让保守党的得票份额平均增加了13%。另外，对职业政治家的聘用和来自宗教领袖的背书，对于该党的复兴也功不可没。在一系列民主化改革（1832、1867、1884）之后，英国保守党并未衰落，反而找到了自己的新定位：民族主义和宗教信仰的代言人。Ziblatt教授检查了当时保守党议员的讲稿，其中最常出现的主题，就是大英帝国和英国国教面临的威胁。
政治学的经典理论（Lipset and Rokkan, 1967）认为，政党体系是社会分裂（social cleavage）的反映。发轫于西欧的国家革命和工业革命重塑了社会分裂的维度，也催生了新的政党体系。但Ziblatt教授的研究告诉我们，社会分裂的存在是一回事，如何利用这些分裂则是另外一回事。在适应新的游戏规则方面，英国保守党无疑是一个值得效仿的典范。而选举中的不断成功，让最顽固的保守党人都接受了民主化这一结果，不再尝试去颠覆现有制度。正如亚当·普沃斯基早就论述过的那样，当各个政治派别都相信，自己在选举中有机会获胜的时候，民主制度才能不断自我强化（self-enforcing）。
英国民主的危机
然而，好景不长。在20世纪初如火如荼的劳工运动和女权运动面前，保守党逐渐显得有些力不从心。1906年大选中，面对鼓吹社会福利和累进税的自由党，保守党遭遇了惨败，议席数量从402席减少到156席。1911年，自由党把持的下议院（House of Commons）废除了上议院（House of Lords）对提案的否决权。由于上议院的贵族们多数持有保守立场，这进一步削弱了保守党影响政策的能力 。与此同时，爱尔兰自治再一次被自由党提上了议程。一连串打击让保守党内的极端派相信，他们再也无法通过民主手段达到自身的政治目的。 </br>
迫于党内极端派的压力，保守党党魁Bonar Law在随后的演讲中，公开地对抵制自治法案的北爱民兵武装表示了支持，并宣称他们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来对抗自由党政府的计划。受此鼓舞，驻扎于爱尔兰的多名保守党军官，在接到政府要求他们加强当地保卫工作的命令时，径直选择了辞职。Bonar Law甚至去游说英王乔治五世，怂恿他放弃虚君的身份，出面否决自由党的提案。一时间，各方势力剑拔弩张，整个国家来到了内战的边缘。
是什么拯救了英国？Ziblatt给出的答案，还是保守党卓有成效的组织建设。在1906年的失利之后，保守党内又进行了一系列改革，设立了政党财务主管（Party Treasurer）一职，并成立了妇女保守党人（Women’s Unionist）和关税改革协会（Tariff Reform Association）这两个新的群众组织，挖掘了一大批新的潜在支持者。改革的效果从1911年开始慢慢显露，保守党人在中期选举中接连获胜，在议会中重新获得了跟自由党分庭抗礼的地位。极端派的声音，自然而然也就消弭于无形。
到一战结束之后，新兴的工党踏上了舞台的中心，挤占了自由党原来的政治空间。1923年大选中，自由党大败亏输，沦为了议会第三大党。此后，英国政坛出现了保守党和工党轮流坐庄的局面，自由党再也未能重现昔日的辉煌。二战期间，以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成为了保卫民主制度的中流砥柱。时至今日，特蕾莎·梅领导下的保守党，仍然是英国议会中最为重要的力量。
“幸运”的德国保守党
相比于英国保守党，德国保守党最初的境遇看起来要好得多。他们背后的容克地主阶层，在农村地区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可以轻易改变选举的结果。英国保守党花费了几十年才巩固的选举优势，他们依靠着操纵选票统计就轻易到手。德国保守党还跟其他右翼党派达成了协议，在地方选举中联合对抗左翼候选人，并轮流在当地执政。Ziblatt利用德国国会办公室的秘密调查报告发现，在土地不平等程度较高、选举竞争激烈的地区，选举舞弊的迹象会更加明显。 </br>
1890年，因为与德皇政见不合，俾斯麦黯然下台，社会主义者被允许参与政治角逐。选举舞弊现象在这之后变得愈发严重。但即便如此，保守党仍然无法应对来自左翼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向英国保守党学习，开始培育自己的群众基础。然而，由于长时间依赖容克地主阶层，德国保守党始终未能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领导机构，很难发起自上而下的变革。再加上德国同时存在着天主教和新教，通过教会招募党员也不像在英国那么容易。最后，保守党只能跟德国土地联盟（Bund der Landwirte）结成了合作关系。后者成立于1893年年初，但发展势头十分迅猛，同年年底已经拥有了超过20万会员。
乍看起来，对于德国保守党来说，这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只可惜，保守党的领导层很快发觉，自己变成了土地联盟的傀儡。由于党支部的建设一直不成气候，保守党在地方选举中只能依靠土地联盟来募集资金，开展宣传。其结果是，土地联盟在决定候选人名单这件事上拥有了绝对的话语权。那些无法得到其背书的政客，即便独立参选，基本上也是一败涂地。从1898年到1912年，保守党中三分之一的议员都具有土地联盟的背景，党派的立场遭到了利益集团的劫持。
1906年，在国际形势和国内抗议的双重压力下，时任德国首相提出了一项温和的民主化法案，想要废除普鲁士地区臭名昭著的三级投票制度。由于土地联盟的大部分成员都来自普鲁士，这项改革无疑会触及他们的根本利益。于是，国会中的保守党人纷纷出面，竭力阻挠法案的通过。Ziblatt查阅了当时的投票记录，发现从不公平的旧制度中获益越多的议员，投下反对票的概率也会越大。这说明，议员们不相信孱弱的保守党能帮助自己在公平的选举规则下胜出。到1910年，连德皇都站出来为声援民主改革，但最终，法案还是被保守党以反对民粹为理由否决。在利益集团的操纵下，德国保守党变得比皇帝还要保皇，今天看来实在是不无讽刺。
温和右翼与魏玛的“黄金时代”
1918年，民主还是来到了德国，只不过，是以血与火作为代价。一战失利引发的士兵起义，演变为了席卷全德的十一月革命。德皇被迫退位，政权被交到社会民主党人手中。社民党人和保守党相互妥协，决定采用议会政体，并共同绞杀了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领导的社会主义组织，斯巴达克团。新的魏玛共和国，在一片风雨飘摇中诞生了。 </br>
在新政权下，德国保守党终于摆脱了土地联盟的桎梏，一群温和右翼控制了党的领导层， 有条不紊地展开了组织建设。在魏玛从1924年到1928年的“黄金时代”里，保守党一度赢得了超过20%的选票，成为了国会中最大的非左翼政党，并在政府中占据了多个职位。选举的胜利让温和派领袖们掌握了更大的话语权。他们开除了威胁党内稳定的反犹分子，公开谴责保皇派和极右翼策划的政变，还积极寻求跟左翼政党的合作，以吸引更多的中间选民。那个时期保守党开明而务实的态度，对德国新生民主制度的巩固起到了很大作用。
然而，旧日的阴影始终未曾真正远去。相比于英国保守党，乃至于同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一战后的德国保守党在政党能力方面都远远不及。首先，党内权力过于分散，地方组织在候选人推举和领导层更替等事项上拥有过大的影响力。其次，党内纪律涣散，领导层难以有效约束党员的行为。Ziblatt的研究显示，在德国国会中，保守党议员的立场最为分散，党员换党的概率也最高。最后，保守党缺乏跟选民直接沟通的渠道，其运作资金大量来源于鲁尔区的工业巨头。这些痼疾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为保守党乃至整个德国，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通往纳粹之路
1928年5月的大选中，保守党遭遇了自魏玛诞生以来最惨烈的一次失利。他们的得票份额从20.5%下降到了14.5%。领导层企图将责任推卸给党内的极端派，却引发了后者的强烈反弹。在媒体大亨Alfred Hugenberg的资助下，极端派成功地组织了一次夺权行动，将温和派踢到了一边，把Hugenberg推上了党主席的宝座。 </br>
为什么保守党的领导层如此不堪一击？Ziblatt的看法是，一方面保守党先天孱弱，另一方面，极端保守派从他们的死对头列宁主义者那里，学到了不少经验。利用Hugenberg提供的经费，他们不动声色地把自己人塞进了保守党的各个地方支部。作为魏玛最大通讯社的实际控制者，Hugenberg则命令手下的宣传机器加足马力，通过各种媒体渠道对温和保守派加以抹黑，指责他们无能、卖国。在这样的攻势下，温和保守派很快就溃不成军。大选失利后仅仅两个月，保守党的领导权就被拱手让给了Hugenberg和他的拥趸。
此后，Hugenberg开始大刀阔斧地实现他改革保守党的宏伟理想。许多温和派被驱逐出党，而原本边缘的极端分子则被成批地提拔上领导岗位。保守党的政治主张也变得愈发右倾和强硬。选民们对此并不买账，在1930年大选中，保守党仅仅收获了7%的选票。为了挽救颓势，Hugenberg选择主动向当时政坛上的后起之秀，阿道夫·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党靠拢。但这一举措反而给纳粹提供了他们缺少的合法性，让更多的右翼选民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统计数字表明，1930年投票给纳粹的选民中，有31%是先前保守党的支持者。
保守党的迅速溃败，让社会民主党主导的左翼联盟控制了国会。可是，面对大萧条带来的经济冲击，社民党人显得无能为力。总统兴登堡不得不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组建了一个无需对国会负责的“总统内阁”，但内阁成员的互相倾轧让局势变得更加糟糕。而纳粹党在1932年的选举中，藉由保守派留下的政治真空，一跃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兴登堡无奈之下，只能于1933年1月任命希特勒为德国首相，亲手敲响了魏玛民主的丧钟。
在希特勒组建的内阁中，Hugenberg被授予了农业和经济部长的职位。在就职典礼当天，希特勒得意洋洋地宣称，要立刻举行新一次国会大选，以便让纳粹党取得更多的活动空间。直到这时，Hugenberg才意识到，自己可能犯下了弥天大错。次日他向一位保守党同事承认：“我做了一辈子最蠢的一件事，我跟历史上最大的民粹主义者结成了同盟”。那时候的他还不知道，他从笼子里放出的怪物，远不止是“民粹主义者”那么简单。
历史的教训
在政治学研究中，民主化和民主巩固往往被视为两个彼此独立的过程。而Ziblatt这本书的创新之处，乃是将二者看作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并着重探讨了保守党人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基于详实的细节和统计资料，Ziblatt让我们领略了历史的复杂性：尽管其代表的阶层经常是反对民主化的主力军，但是一个强有力的保守党，对于民主化和民主巩固的顺利进行，却又利大于弊。如果在德国保守党的领导下，右翼也能够通过选举实现自己的诉求，一战前的国会议员们怎会对民主畏如蛇蝎？魏玛时期的极端派又哪里还会有夺权的动机？纳粹等极端思潮的兴起，可能也能被扼杀于萌芽之中。
此外，对于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来说，时机的安排至关重要。英国保守党之所以能在新时代屹立不倒，是因为其组织建设早在普选权完全放开（1884年）之前就已经起步。而魏玛时期的德国保守党，则几乎是被拖进了民主的竞技场，左支右绌也是难免（当然他们自己要负很大责任）。Ziblatt对比了西欧各国的民主发展历程。结果显示，一战前国会中保守党凝聚力越强的国家，之后就越不容易经历民主崩溃。
当然，学术著作不可能面面俱到。案例分析的方法，也让我们无从排除其他变量和其他机制的干扰。比如我们可以追问，假如魏玛时期的保守党遏止了纳粹的崛起，那自凡尔赛条约之后，积郁于德国民间的不平之气，会不会以某种更可怕的形式爆发出来？温和保守派的存在，到底是为社会构建了缓冲带，还是仅仅拖延了真实矛盾的解决？在多大程度上，政治因素能够真正左右历史前进的方向？
更关键的是，民主不是历史的终结。相较于民主这一形式，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民主究竟带来了什么。在即将于今年出版的新书里，芝加哥大学政治系的助理教授Michael Albertus对偏向精英的民主和大众民主做出了区分。他认为，大多数民主转型，都是精英阶层为了疏解社会压力而采取的对策。虽然人民得到了选票，但在精英们精心设计的规则下，实际的再分配幅度并未增长。也许如Ziblatt所言，强大的保守党可以为民主保驾护航。只是，这个“民主”是否真的符合全社会的期待？这似乎，就要另当别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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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Albertus, Michael.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Elite Origins of Democra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Casper, Brett Allen, and Scott A. Tyson. “Popular Protest and Elite Coordination in a Coup d’état.” The Journal of Politics76.2 (2014): 548-564.
- Llavador, Humberto, and Robert J. Oxoby. “Partisan competition, growth, and the franchise.”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0.3 (2005): 1155-1189.
- Lipset, Seymour M., and Stein Rokkan. “Cleavage structures, party systems, and voter alignments: an introduction.” (1967): 1-64.
- Przeworski, Adam. “Self-enforcing democracy.”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6): 312-28.
- Ziblatt, Daniel. Conservative Political Parties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Democracy i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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