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建嵘：社会转型首先应解决社会不公
社会转型是一个争议比较大的话题，我们一般讲社会转型，首先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今天我们讲的社会转型，是在一个特别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从改革开放以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相对封闭的社会向一个相对开放的社会的转型，威权政治向民主社会的转型。
从这个方面理解，我们首先要探讨，在这个转型中间，我们到底承担了什么样的任务。最近大家可能注意到，在这个阶段中，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社会稳定和社会安全。最近一个阶段，我们国家发生了许多关于社会的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可能是群体事件和个体极端事件。
我认为群体事件主要是分为这几个方面，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农民、工人、市民的维权问题。这个问题是目前在社会转型中遇到的最大的一个问题。在2004年之前，农民问题主要是税费问题，2004年取消农业税，现在主要是土地问题。而农村的土地问题，大体上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发生的地区有所变化，农村税费问题主要发生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安徽这些经济落后的地区，现在发生到广东、浙江、江苏、河北、山东这些经济发达地区，从边远农村到城市周边了；第二，去年以来最大的问题就是抢夺农民宅基地，这个问题主要发生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四川成都这些所谓经济改革的实验区；第三，环境问题，现在农村的环境问题从东部向中西部发展，原来主要是工业性的污染，现在变成了资源性的污染，而且最近一个阶段，垃圾处理问题也在增加。
工人问题比较复杂，原来的工人问题集中在国有单位改制中，现在其他的问题也比较明显，特别是劳资冲突。另外，工人的暴力化趋势也在增加。还有雇佣劳动的问题，可能在未来一个阶段之内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问题。
市民的问题主要是房子拆迁。
这三类问题统一起来，我认为都可以叫维权活动。这些维权活动主要有几个特点，首先是利益之争，他们争利不争权。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的问题主要讲规则。什么意思呢？中国工人、农民找政府的麻烦，主要是你说了给我10块钱，为什么只给我3块钱，说话不算数。这个和美国人不一样，美国人更多讲你怎么只给我10块钱；其次就是防御性大于进攻性，你不找他的麻烦，他一般不找你的麻烦；最后是合法性与非法性共存。今天农民、工人可能有一些非法的行为，比如说包围市政府。工人、农民、市民的这些问题，我统称为维权，这是中国社会转型中间最大的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社会泄愤事件在增加。泄愤主要是发泄对当官的、有钱人的不满，宣泄心中的愤恨。工人、农民去组织活动，他有一个利益诉求，他需要什么是明确的。泄愤，我认为没有明确的利益诉求，主要是一种对社会不满的宣泄。而且这种宣泄与网络、传媒科技结合在一起，所以带来了一些的确是可能所谓的不明真相也好，非常容易带来社会爆炸性的问题，一个很小的事情突然发生就带来了问题。这种问题的发生，需要我们非常认真地思考。
第三个问题是骚乱，骚乱和泄愤之间又不一样。社会骚乱关键性的问题是攻击的目标随意放大，针对了一些根本无关的目标。泄愤也砸商店，但都是与这些事件本身有关的商店，而骚乱则不同，管你有没有关，都破坏。
这些问题是中国社会转型中目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些问题，我们到底从哪方面来解决？我认为要从四个方面入手。
第一个方面，要有社会公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对社会不满？就因为社会公平出现了问题。具体来说，主要是两方面：第一是所谓的分配不公，一批弱势群体越来越感觉到生活水平下降。第二是机会不公，实际上机会公平可能更重要，怎么样使底层的人有一种往上走的通道，这是目前老百姓那么愤恨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最近的调查发现，老百姓对于一两个贪官可能不是那么恨，但是在这种不公中间，对弱势群体利益的剥夺，你拿了我的东西，拆了我的房子，我就更恨你。这种恨通过现代科技，特别是网络，变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解决社会不公。
第二个方面，与我们国家建设密切相关，就是司法公正。司法公正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司法地方化。现在一个地方，只要你是市委书记，要拆老百姓的房子，法院不敢立案，不敢判，判了也不敢执行。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这是司法目前最大的问题。怎么样使它公平、公正？我们要提出司法独立性的问题。现在司法独立不能提，一说司法独立，大家马上想到三权分立。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能不能提出一个新观念，就是司法制衡。所以我最近提出几个看法：第一，基层法院和检察院、中级法院的人、才、物完全脱离地方党政。为什么是这两级？因为这两级关系到老百姓的，老百姓的案子一般到这两级就差不多了；第二，在国家层面下，在各省派出巡回法庭；第三，撤销地方政法委，地方政法委直接干预司法，已经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第四，主审法官定期流动。做一个折衷的手段，法治建设应该先解决这个问题。折衷的东西就是司法制衡和司法独立，在现在完全司法依附中间找一个司法制衡，用司法制衡地方党政。
第三个方面，国家建设、政权建设。政权建设就是所谓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现在最难做的就是这个问题。我的一个观点是在国家建设层面，中央层面先放一放，从基层政权开始。虽然我们选择地方作为突破口，但村一级没有什么意义，十年前我就研究村级政权，我认为村一级的选举没有必要琢磨来琢磨去。因为中国的村里是一个社区，你只要把利益确定了，这个东西是你的就是你的，不要剥夺，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必要在一个最落后的地方推进所谓民主。乡镇改革的重点也不在直选之类的民主改革，因为乡镇不是一级完全的政府，完全可以把其变成县级政权的派出机构。
我认为中国改革的关键在县一级政府。对于县一级政权的改革，第一，我建议县级政权从人大开始。首先是放开人大选举。最近，我为什么这么费劲去鼓动选举？实际上这是一个机会。选举的问题，一定要有这么一个胸怀，因为放开选举，实际上就是让大家在你的规则里面来玩。现在我们国家县一级的选举是可以直接选举的。其次，要使人大代表精简。一定要使政府官员不能再当人大代表，能不能实行人大代表职业化？你没有工作，选了人大代表了，就有一份工资，培养地方政治家。第二，我建议县里的干部，改变异地为官的制度，现在异地为官太麻烦，每一个人都想调动，没有人真心实意为地方做事情。要改流归土，官员本地化。
政治改革要稳步推进。那省一级、中央一级怎么办？我认为这两级暂时可以放下，没有关系，先把基层做好。中国社会通过10年、20年基层政权的建设，有可能使这个社会培养出比较坚实的地方基础。执政党要有一种胸怀，统治国家最大的目标是什么？无非就是为了政治理想和政策的实施。把基层政权做好了，通过10年、20年，将来社会转型的时候，特别是政治转型的时候，不至于带来根本性的大的动荡。
我最近对台湾的问题在进行研究，我发现台湾在社会转型中间，首先是从县级政权开始的，而县级政权是议会选举，最后一步一步做好了，十多年前，国民党选举中间失去了政权，有几个下台了，但是没有带来政治制度和法律体制的根本性变化，也没有发生对国民党的大清算，而且通过选票可以拿回来。所以政权的这种转型，这个时候需要中国的政治人物有一种高的智慧和一种大的胸怀。能够使这个国家经过10年、20年的奋斗，最后能够达到这个转型。
第四个方面，中国的社会转型必须要有新闻自由。新闻不开放，这个国家很难有一个更好的力量去监督它的社会转型。现在要控制也太难了，发展太快，从BBS到论坛，再到博客，然后到微博，发展太快了。这是我想的社会转型中存在的问题和四个对策。
出处：经济观察网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