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本文是日本著名中国问题学者矢吹晋教授特为本刊撰写的专文。谢谢石井知章教授的推荐。

1. 巩固“中国式美国”构造的中国之外汇储备与美债持有量

笔者5年前曾在《中国式美国——美中合伙与日本前途》 [1] （花坛社，2012年）

一书中讨论过中美两国经济相互补充、相互依存的关系。

图1为中日两国外汇储备额比较图。由图可知：中国外汇储备额超过日本是在2006年。在这前一年的2005年，美国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提出希望中国成为responsible stakeholder [2] （利益攸关方）的说法 [3] 。希望中国成为利益攸关方，即意指希望中国利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treasury bills)从而支持美国经济。3年后， 罗伯特·佐利克的继任者詹姆斯∙斯坦伯格，提出了中美关系中strategic reassurance [4] （战略再保证）这一新概念。该概念的关键词原本是与核威慑力相关的词汇。Assure意为保证，Reassure则指“为这一保证再加上保险”。在关于核威慑问题上如果走错一步就会招致重大后果，因此要在核武的按钮上加上双层、三层的“锁”。这虽是有关安全保障的话题，但对于中美经济关系来说，战略保险（strategic reassurance）也非常必要。这就是说中国不会将购入的美国国债低价抛售，可以说是成为稳定债权国的一大保证。2006至2009年间中国动用巨额外汇储备大量购买美国国债的构造得以固定下来。算上台湾、香港，整个中华圈的持债份额到2015年秋增至27%，此后因国内相关原因中国出售了500多亿美元，到2017年8月仍持有美国债券1兆5782亿美元，所占份额达25.2%。

图表2 MAJOR FOREIGN HOLDERS OF TREASURY SECURITIES

中华圈加上日本，占外国政府持有美国国债的4成以上，支撑着作为关键货币(key currency)的美元。相比于日本持债份额的逐渐减少，中华圈的持债比例正不断增加。

图3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在世界贸易中取得贸易顺差，并利用该外汇购买美国国债。

图3是日本JETRO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原始资料（The Direction of Trade, May 2016）编辑的东西为基础，将中国贸易结构图表化的结果。该图表示了2015年中国与主要国家和地区的贸易往来成绩。中国对美出口4107亿美元，自美进口1161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美国为贸易逆差）2945亿美元。中国对欧洲出口3565亿美元，进口1893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欧洲为贸易逆差）1672亿美元。中国对东盟出口2789亿美元，进口1605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东盟为贸易逆差）1183亿美元。中国对日出口1358亿美元，进口1092亿美元，实现贸易顺差（日本为贸易逆差）266亿美元。20世纪末期，中日贸易曾占有巨大份额，而随着日本泡沫经济崩溃经济持续低迷，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取得巨大发展，其结果是出现中日贸易持续走低，贸易份额减少的倾向。经济交流的减少助长了日本的反华、嫌华情绪，而这种覆盖全日本的反华氛围反过来又阻碍了中日的交流，由此陷入恶性循环。尤其是安倍政权围堵中国的战略，加剧了中日关系恶化。安倍政权以此煽动排外的民族主义，从而获得选举的胜利（2012、2017年的众议院选举以及2016年的参议院选举）。这一贸易结构，在中国与世界的贸易结构中清楚地展现了出来。构建支撑贸易往来的物流路线或许才是一带一路的战略目的。日本国内因安倍内阁奉行“遏制中国”这一极度落后于时代的政策，从而大范围曲解了“一带一路战略”。根据图3的中国与世界的贸易图可知，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经济，非常期待能发挥全球经济引擎的作用。

2.习近平第二任期的七大常委

2017年10月18～24日，中国共产党第19次代表大会召开，选举出200余名

中央委员与25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下表为25位中央政治局委员名单。

总而言之，这7名班底将在2017-2022年习近平的第二任期中，直面难题并加以解决。这也能看作是为2049建国100周年开辟道路的人事安排。日本的主流媒体都指出60岁前后的接班人选欠缺，并将其解释为“习近平欲三连任”，这就大错特错了。领导人的“两任10年”制的“潜规则”已经是全党人事任用的固定基准，作为“党的核心”习近平也无法例外。甚至可以说习近平正为将其制度化（包括差额选举）而努力。日本媒体误解了这一根本。 [7] 7名常委中，有5人同笔者预想一致，可以说是稳妥的选择。不同的是，笔者原先预想陈敏尔、胡春华两人会代替王沪宁、韩正获得晋升。对此笔者愿作如下两点解释。笔者曾预想，作为习近平的接班人，陈敏尔将主持党务，而胡春华掌管政务，虽然此次未能升格，但他们估计5年后能获得晋升。并且是在多名政治局常委候选人中，以“差额选举的方式”获得当选常委的正当性。毕竟21世纪的中国共产党，以前由点名指定并进行信任投票，从而获得全党支持的选举方式 [5] 已经很难了。理由二是，选择王沪宁和韩正也有其意义。习近平的多次外国访问王沪宁都一同随行，活跃在习身旁为其出谋划策，比如在2017年4月与特朗普的会面的录像就可以看出 [6] 。冷静分析复杂国际形势，并且临场应变分析当日情势的难度，这才是将原来进行幕后工作的王沪宁提拔到正面舞台上的原因。而韩正的能力也在上海市委书记期间得到了证明。

3 ．朝鲜问题

当今国际环境下急需解决的课题是朝鲜无核化问题。2017年9月3日朝鲜进行了大型氢弹核试验，给予外界极大冲击，半岛无核化问题更加紧迫。为应对包括特朗普暗示将“采取一切军事行动”等问题，北京当局面临着重大抉择。张琏瑰（中央党校教授）的看法最为强硬，他认为无论美国采取何种行动，中国都不应参与，而这正是朝鲜战争以来所获得的惨痛教训。另一方面，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在 East Asian Forum 英文网站上发表了题为 Time to prepare for the worst in North Korea （《是时候了:为朝鲜的最坏结果做准备》）的文章。他是受韩国邀请于9月11日发表上述意见的。与此相对应，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杰弗里贝德（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在学会主页上发表了相关评论。这之间能感受到中美两国智囊团的微妙配合。 [8]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9月9日表示，外交部不顾朝鲜发射导弹，提出“双暂停”（朝鲜暂停核导试验，美韩暂停联合军演）与“双轨并行”（推进实现半岛无核化和建立半岛和平机制两条轨道），这是政府含混其词、敷衍了事。“朝鲜不顾中国的努力加速核试验，这样下去后果只有二，招来美国先发制人或是迎来朝鲜政治危机。”同时贾还强调“中国应认识到半岛战争的可能性，推动美韩达成协议”，要求政府转换对朝政策。

在政策转换上持谨慎态度的保守派理论家朱志华（浙江省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对此迅速表态反驳“贾庆国意指半岛危机责任在朝鲜和中国”（9月11日）。对此贾庆国9月15日表示，“朝鲜的核武开发严重威胁中国国防安全，朱却无视这点无条件拥护朝鲜。”这种对立根深蒂固。虽然口水战爆发在2017年9月，但某种意义上这种对立从朝鲜战争以来一直持续。除贾庆国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沈志华也指责了朝鲜核试验，批评政府因萨德问题对韩采取报复措施。中央党校的张琏瑰教授与南京大学的朱锋教授等也指出“不能因萨德而恶化中韩关系”，暗中牵制着政府。

如今，中国与朝鲜关系极度恶化这一事实在外界、尤其在日本并未能得到正确的分析。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张成泽（金正恩姑父）被肃清，金正男（金正恩的同父异母兄）被暗杀、使得中国的交涉管道被单方面破坏。日本没有准确理解这一连串事件的深意，被名存实亡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等“神话”所禁锢，从而看不清两国关系真实情况。这之间有中日隔膜的原因，更是因为日本政府表里不一的行动，放弃填补新情报的欠缺，用J-ALERT瞬时警报系统不断煽动朝鲜威胁论调，趁机购入巡航导弹，并利用朝鲜威胁论来左右选举。假装忘记应该慎重对待日本海沿岸的核电站设备，实际却急于核电站的重新开启。如果冷静观察的话，日本最大的安全威胁应该是核电站因自然或人为原因导致冷却装置停止运转。然而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实态却是疏于应对核电站问题，以迎击朝鲜导弹这样的空想政策去误导舆论。

4. 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两次会晤 (2017年4月佛罗里达、11月北京)

习近平于2017年4月6～7日，应特朗普之邀，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Mar-a-Lago Palm Beach, Florida ) 与美国元首特朗普举行了两场正式会晤。随行的除夫人彭丽媛外，还有王沪宁（现政治局常委）、汪洋（现政治局常委，美国债交易负责人。美方代表为财政部长姆努钦）、栗战书（现政治局常委，预计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杨洁篪（现政治局委员，对美外交事务负责人，美方代表为国务卿雷克斯·蒂勒森）、房峰辉（上将、总参谋长，美方代表为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房峰辉2017年8月因违纪被双规处分）。此次会晤因没有公开详细内容，媒体方面充满各种猜测。笔者欲从闭会之际举行的共同记者会上特朗普的评价出发，解读此次会晤的氛围。对比特朗普简短的发言与报道此发言的新华社新闻稿，就能发现特朗普对习近平以及中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非常有意思。特朗普的关键词是 tremendous progress (＝巨大的进展)和 tremendous honor (＝巨大的荣誉)。进展一词用了三次。对于一直对特朗普上台及其对华政策一面担心一面做准备的中国领导层而言，这次对美外交的顺利进行，或许可以大舒一口气。 [9]

5. 手无Joker（王牌）的特朗普能做什么？---- 奥巴马悲剧与特朗普 喜剧

与黄金挂钩的强势通货美元自1971年脱钩后已过去多年。美元与黄金脱钩是美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开始没落的第一步。虽然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但号称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依然支撑着美元不可动摇的地位。然而正如特朗普反复指出的那般，美国经济随着制造业就业机会的减少，正在向服务与金融业为主的方向转型。另一方面，作为不兑换纸币的美元加印发行变得更加容易，美元持续不断发行。21世纪后，美国根据中国外汇储备额不断增发美元。其结果就是“美元作为国际基准货币的地位”不断被动摇，陷入被质疑“无国际基准货币资格”的境地。特朗普所主张的 America First （美国优先）政策，正显现了一面标榜着要重返“光荣孤立”的保护主义，另一面令人听来像是一句口号，诉说着美国犹豫不决的烦恼。

思考“特朗普vs中国”这一课题，最正确的思路是，分析并思考美国民众选举特朗普这般异类领袖的背景和理由。最直接的理由可以说是因为奥巴马的施政表现使民众期待落空。这里叠加着“奥巴马的悲剧”和“美国的悲剧”。

从4个方面来观察：

第一是，《独立宣言》的核心被动摇。独立宣言中讴歌了“人人生而平等”（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这是美国建国最重要的基本理念。受这一高尚的理念指引，奥巴马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总统。这是美国民主主义的骄傲。然而奥巴马的非洲血统也给他带来很多阻碍，比如控枪支政策未能推行。白人警察枪杀黑人青年的事件时有发生，对此的抗议活动也连续不断。但奥巴马自身也不想让总统出身成为争论的焦点，最终使这一问题无法解决。虽然建国理念非常崇高，世界人种大熔炉依然无法克服人种的对立。相比于此，不如说“人种大熔炉”的融合能力正在不断衰弱。曾经燃烧着“融合人种、诞生美国公民”理想之火的大熔炉，如今已公开排斥移民，总统公然呼吁歧视移民。这动摇了移民国家的建国理念，“合众国”面临解体危机。

第二，特朗普视之为眼中针的医保——奥巴马医改到底错在哪里。在个人自由中，就医自由是人权的根本自当不言而喻。对于大刀阔斧进行医改的奥巴马应该给予肯定。问题在于医保的财政来源。众所周知，美国经济长期负债累累，若不能最大限度减小财政负担，医保方案将无法施行。因此奥巴马为了在极其有限的财源内推行医改，就不得不提出“广覆盖低成本，国民自己承担费用”。从财政的现状来看这是不得已的选择。然而这一考虑反而招来的民众的广泛不满。假如财政更加宽裕，以财政资金为基础推行医改的话，民众的反对声音是可以减少的。正因为财政吃紧，医保的资金就不得不要求大众自己负担。而民众的反对，也直接影响了大选投票。对负担额度等方案的批判也随之而来。然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负担额的分配方案，而是财政吃紧的经济现状。这样的状况下还欲导入医改，奥巴马遇到了绊脚石。

第三是特朗普反复强调的就业机会减少。美国经济在世界范围来看表现并不算差。日本过去25年（1991～2015）平均经济增速一直在0.9%原地踏步。与日本这种极度的时代封闭感不同，美国同期平均经济增速在2.5%，是日本的2.7倍。近年依靠IT产业不断发展，银行发展网上银行，航空和酒店行业发展智能手机值机及办理入住，制造业发展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等令人瞩目。然而美国经济正是因为这方面的发展才限制了其就业机会。换句话说，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经济在2009年后一点点恢复，但经济恢复的成效与自动化所引起的“就业机会减少”的负面影响相抵消。这一时期，日本超越美国的只有2007年与2010年，2010年是因为2009年遭受金融危机打击后的回升。如此看来，日本还是一贯不及美国。

美国就业机会减少的背后隐藏着经济结构问题，很容易能够察知这些问题的解决并非易事。自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至今的72年间，美国制造业持续衰退。在打败日本的1945年，美国制造业就业率占比近4成，而今甚至难以维持1成。裁员似铁律般被贯彻。想要改变这一趋势，同属凡人的特朗普恐怕亦无能为力。

虽然就业机会减少的趋势无法逆转，但倘若财政宽裕，劳动者生活根据再分配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然而财政赤字之下，再分配的作用十分有限。关于再分配，金融资产上的阶层分化尤为严重。1%富豪垄断着42%的金融资产，5%的富豪垄断了69%，反过来说，95%的平民只有剩下的31%可分。并且这样的两极分化在雷曼金融危机后更加凸显。

第四是外交方面，美国影响力衰退的事实已无法掩盖。奥巴马刚上任就提出废核。在中东政策上，一面呼吁和解，一面利用无人机成功暗杀本拉登。以恐怖主义隐患为由，上任之初所作的关闭关塔那摩（古巴）监狱的承诺迟迟未能兑现，伊斯兰极端主义活动愈加猖狂。从舆论与财政状况来看，五角大楼做不到派遣美军，不得已只好派无人机侦察，暗杀关键人物。这一事件在电影《天空之眼》中生动地记录了下来。这种21世纪战争被称为“军事革命”（RMA＝Revolution in Military Affairs）。这之中不仅有赖于科技进步推动了军事技术发展，同时也是因为士兵费用不断上升，并且舆论的反对也无法忽视。这些原因都与用IT武器代替步兵的必要性相辅相成，因而推动了军事革命。然而这场军事革命却使财政赤字不断扩大。提供无人化武器的主要是军工复合体。军工复合体是垄断型经济，因成本竞争造成价格下降的理论在此完全无法发挥作用。尖端无人化武器的开发，只会导致国防费用愈加膨胀，财政赤字不断增加。

克林顿落选，特朗普上台，导演这场出人意料的反转剧的是美国经济的两大矛盾➊财政赤字的激增与➋劳动分配率减半。进入21世纪后，美军费预算激增，这直接导致了联邦债务激增。军事革命推动了无人武器的开发，军工复合体赚的盆满钵满，但战果并不显著。战后至今，美国经济虽稳步成长，但尼克松冲击，也就是俗称的“美元与黄金脱钩”是美国经济受挫的第一步。在越战中消耗了大量财力，巨大的财政赤字使美国已无法维持金本位制。

在这样的财政赤字之下，对劳动者做不到任何宽容。从此工资率开始低迷。1991年苏联解体后，美国以“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自夸，并自我陶醉。而此时对冲基金开始失控，最终导致雷曼兄弟的破产与金融危机。苏联解体前，实际存在的斯大林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标准被持续批判。当时对于苏联社会主义的积极评价并不多见。

然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崩溃后，以美国胜利为傲的世界资本主义却开始滑入失控的深渊。最终以雷曼兄弟破产为导火线，使全球陷入了第二大的金融危机。在这样的脉络之中，人们开始冷静思考“倘若苏联社会主义还在，因畏惧经济崩溃后社会主义势力增长，是否就不会酿成雷曼事件”？在这背景下能看出，不被看好的苏联模式也能成为批判资本主义体制的一大例证。这正是人类史上，长久的尝试摸索中，值得大书特书的命运的嘲弄。

6. 十月革命100年、新中国成立68年

回顾世界史，2017年是俄国十月革命100周年。而在东亚地区，中日邦交正常化迎来45周年。苏联尚未等到十月革命百年就已崩溃。东亚两大经济大国，在经济合作紧密的背后关系不断恶化。一战结束前，英国霸权主义下的世界一直持续。因战争凋敝的英国将霸权让给了因战争迅速强大的美国。二战后美国霸权主义下的世界诞生。而后70年，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演变为了靠中国外汇购买美国国债获得支撑的局面。从1945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而开始的美国霸权主义，在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时遇到巨大转折。但当时的美元虽说失去了与黄金等同的地位，但美国在经济上仍保持着压倒性的生产力。

随着苏联解体，全球经济依靠原计划经济诸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持续发展。同时中国卧薪尝胆高速发展30年，最终达到了能够挑战美元支配体制的经济实力。虽说中国经济的发展展现了超越美国的迅猛势头，但距离人民币充当基础货币的实力还有很长的距离。但不管怎么说，支撑着美式和平的作为国际货币的美元的终结之路已经开启。特朗普面临的是美元金光丧失，以及军事革命产生的现代武器力量又并无惊人之处的局面。这样的现实是选择异类特朗普的背景。

特朗普身处这个种种限制的世界中，手无王牌的他能做什么？吆喝声的背后或许只有微不足道的结果。但人们担心的是，特朗普为打破僵局会动用战争这最后一招。在后真相之下，更不用放松对可疑价值观的弄假成真风潮加以警惕。媒体批判的假新闻无法自身传播真相。而如今正是需要基于“事实与理论”分析世界的时代。

7. 挑战「中美相互依靠」 结构 的特朗普

特朗普在2017年1月14日记者会上声称“一个中国”需要商榷，对这一尼克松访华以来40年间一直坚持的原则进行挑衅。另一方面，钦点艾奥瓦州州长布兰斯塔德任驻华大使。新华社未对前一事件表态，但对后者表示“这对两国关系是一个积极的信号”。那么特朗普在总统大选中都说了什么？ [10] “特朗普在竞选演说中指责‘中国抢走了美国就业机会，利用不公正方法操纵外汇还使用敌对的贸易手段’，并暗示美国对此应该‘向中国商品征收高额关税’”。再如2016年9月，特朗普在与希拉里的辩论中说“请你看看中国究竟对美国做了什么”，并煽风点火“中国为了自己的复兴，把美国当作存钱罐。”“必须要阻止中国窃取美国就业机会”。中国经济确实席卷美国市场抢占就业机会，并增加了外汇储备。但这是不公正的手段吗？难道不是美国自己的全球化企业在中国制造了迎合美国人喜好的产品，并在美国市场获得成功吗？

2008雷曼金融危机之前，在中国外资流入是基本面貌，资本流出只限于年末的季度调整。但自习近平上任后的2012后半开始，2013年虽有些许动摇回复， 2014～16年每四季度都有1500～2000亿美元左右的资本流出。面对这一状况中国动用了所有措施。比如➊要求企业定期上报购买外汇的计划与实况。➋大金额海外汇款需提前申报。➌禁止提前偿还以外汇支付的债务。➍收购企业等海外投资需事前审查。➎个人兑换外币需提交申请书，并写明资金用途。❻限制购买香港或海外的保险产品。依靠这些措施，外汇储备额终于在2017年年初恢复到3亿美元大关。

8. 美 财政部并未认定中国为“汇率操纵国”

2017年4月14日、美财政部发布2016财年《财政金融报告书》。 [11] 下表总结了报告书的结论。在美国看来2016年贸易逆差较大的是以下7国，中国3479亿美元、日本689亿美元、德国649亿美元、墨西哥632亿美元、意大利285亿美元、韩国277亿美元、印度243亿美元（欧盟虽达1257亿美元，但因为集合体，故不在讨论范围内）。从这大致的数据可知，中国尤其是造成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重要原因。将贸易逆差额除以各国GDP,得出表中第二列（2a）。此处发生的变化巨大，和中国的逆差占GDP比重不过1.8%，而德国达8.3%，韩国为7%，日本也有3.8%，特朗普的不满指向了德国等国。在逆差占GDP之比中引人注目的还有台湾13.4%和瑞士10.7%，两者逆差总额都不及200亿美元，最初并不在特朗普关注范围之内。那么最后第三项指标，操纵外汇或介入外汇指标又如何呢？是否为了让2016年出口价显得低廉，降低了对美元汇率呢？第5列为本国货币的净买入外汇额占GDP比重，中国、日本、德国任何一国都称不上“操纵汇率”。依据定义来看，只有瑞士是“汇率操纵国”。

这份财政部报告书说明了什么？那就是特朗普所制定的一流的贸易对策并未依据事实。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乍一看数额巨大。然而逆差额与GDP占比不过1.8%。并未超过美国制定的3%。再看外汇市场上判定是否操纵汇率的最后一项指标“净买入外汇额”，中国为负数。2016年，中国为外币流出的应对策略绞尽脑汁，不断卖出美元，买入人民币。也就是说，中国根本顾不上操纵汇率促进低价卖出，反而需要防止人民币暴跌。对中国经济至关重要的外汇在2015～16年持续流出，中国政府为防止该状况不断努力，这就是事实的证据。特朗普未能认清现状，仅凭从前的资料，指责中国为“倾销大国”，结果证明中国并未低价出售。前文指出的特朗普“对中示好”发言可以看出将扬起的拳头又放下的无奈。

图表5 美国对中国逆差额虽大，但依照3个标准，“中国是汇率操纵国”的说法并不成立。

9.关于中共十九大政治报告

笔者认为此次政治报告在第1章主要矛盾这一点上注力颇多。

图表6 从赵紫阳政治报告到习近平政治报告的30年尝试与摸索

图表6总计了第13次党代会（1987）至这次的第19次党代会（2017）30年间共7次政治报告中，“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社会主义主要矛盾”这两个关键词的出现频率。社会主义的发展分几个阶段这点不言而喻。中国在生产力低下时发起革命，因此努力发展生产至关重要。通过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然而生产力仍不能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因此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赵紫阳的报告中，初级阶段一词提及26次，主要矛盾提到8次，并提出“落后的生产力”这一矛盾解决之时，社会主义将从初级阶段转移到下一阶段，为政治改革指明了方向。赵紫阳失势后，江泽民与胡锦涛相继担任总书记。国际上苏联解体，后冷战时代来临，两者都未能对中国的发展做出明确的展望。也就是说，初级阶段的尽头究竟是什么？是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还是➋社会主义高级阶段？

江泽明在1992、1997、2002年三次党代会上虽然都提到了“初级阶段”和“主要矛盾”，但那种说法更像是“逃避主要矛盾的丧失自信之路”。他不是要推进对如何“解决主要矛盾”进行讨论，而是在2002年提出了“三个代表”这样的暧昧路线。➊ 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➋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➌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是党的工作方向，但其最终目标较模糊。这是江泽民3任任期间，腐败之风长期盛行的原因。江泽民否定了赵紫阳提出的“跨过初级阶段实现政治改革”的展望，最终导致腐败蔓延，成为习近平有必要打老虎的背景。胡锦涛的10年任期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但具体仅限于提出在地球环境制约下如何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构想，“建设和谐社会”这一政策并未能实现。总而言之，江泽民不过是过渡时期的领导者，将这个世俗政权勉强延续的结果就是在桎梏之下“胡锦涛的10年”被浪费，中国不得不绕了30年远路。考虑到以上彷徨般背景，提出“结束初级阶段”这一明确展望，不得不说是习近平政治报告的亮点。2017年习近平报告终于直接联系了赵紫阳的政治报告，回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认识上来。即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后的主要矛盾是，支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力不平衡不充分。➊生产力发展不充分与➋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中国终于回归到“生产力的发展才是主要矛盾” 这一古典命题上来。

10 . 习近平思想的登场 。

要了解社会主义认识框架，阅读党章会更加清晰。2017年党章约1.95万字，与1.73万字的2012年版相比，扩充了10%以上。主要修改了总纲，并将习近平三字添加进了11处。

人民的生活需要与不均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矛盾，与1956年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基本相同。并且阶级斗争还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但已不是主要矛盾。这一认识也与第8次党代会相同。自那时起历经半个世纪，生产资料私有制经社会主义改造后，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1956年的中国共产党就认识到这里产生的新矛盾是“生产发展无法满足人民的需要”。这之后，毛泽东在这一认识上大幅修正，阶级斗争依然存在且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这一认识在1960年代前半期的所谓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被提出。并且为实践这一认识，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40年，又重新回到了“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发展”为主要矛盾这一认识上来。

然而，在此期间，中国的经济发展令人瞩目。生产力水平超越德国、日本，最终超越了美国。在这一趋势下，单说“落后的生产力”是不准确的。因此这部分改成了“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也就是说，满足人民日益增大的需求时存在“不充分”的一面，并且发展还不均衡。

笔者曾用2017年9月末至10月的三周时间，走访北京的大街小巷，发现手机支付非常便利。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报告，中国的无现金率已近6成，世界第一。普及了手机支付的支付宝，滴滴出行的叫车服务，摩拜共享单车的便利等，都令人印象深刻。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发展面临地球环境资源的制约，进而指向了生态文明建设这一巨大的社会问题。PM2.5笼罩中国大地，人民健康受到威胁，这些现实问题都急需解决。因此现今的中国，一方面需要不断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需要面对生产力发展而带来的环境问题，因此必须强调生态文明建设。这就是从生产力侧面观察的中国的矛盾。在此加速发展的EV化转换，或许可能一举替代引擎转轴等过时的传统技术。 [12]

中国经济如今在工业技术、IT技术方面正站在世界的最前列。经济学者顾准、孙冶方曾根据经济核算制提出了经济改革构想，但被毛泽东反对。然而如今的中国经济却以无现金的物流革命改变了金融结构，居民生活改变生产结构的体系也已固定。无现金化的新阶段人脸识别也开始进入实际运用阶段。中国正进入乔治・奥威尔所描写的管理社会。 [13] 行走在北京的大街小巷，我的朋友和我说：“那是摄像头，这是摄像头，那边是隐蔽摄像头。”监视网覆盖了所有街道与居民区，我不禁不寒而栗。电脑操控的面部识别与监视若就这一势头发展，便利店与路边摊等所有买卖都将以扫码解决，“适应需要的生产计划体制”或已成形。承认股份制公司，承认证券交易所，拥有大量股票的阶层诞生，非公有制经济所占比重与毛泽东时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明显与将“按劳分配”作为唯一分配标准的社会主义制度相矛盾。换句话说，因为尚处初级阶段而允许的资产、股票、不动产等财产分配将持续到何时？习近平正面临着这一新课题。如今按照人们生活需要进行生产资料的生产与再生产，这些都受电脑管控，查处偷税漏税也非常容易。劳动分配与资本分配怎样区分，这之间的比例怎样写入电脑软件，这都得看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生产力水平发展至此，已推翻了所有初级阶段所制定的前提，超越了初级阶段。

11. 初级阶段的 终结与习近平思想

此次，党章中写到“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形容词非常多，句子也很长。回顾1956年第8次党代会，邓小平做了党章修改的报告（刘少奇做了政治报告）。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行动指南只有马克思列宁主义。1969年第9次党代会上林彪首次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主义并列写入党章。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江泽民将“邓小平理论”加进行动指南。而后2002年江泽民又加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2012年胡锦涛将自己的见解称作“科学发展观”加入。如此在习近平报告中变成了将➊马克思列宁主义、➋毛泽东思想、➌邓小平理论、➍“三个代表”重要思想、➎科学发展观、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这样长长的一句。这实在太过冗长，5年后很有可能缩减为简洁的表达。或许会将➊马克思列宁主义、➋毛泽东思想、➌邓小平理论、➍习近平的新时代思想中的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➋科学发展观删除。这次的党章中毛泽东出现13次，邓小平出现12次，与此相对习近平出现11次，而江泽民与胡锦涛仅各一次。因此笔者认为这是5年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科学发展观这两大关键词将会删除的暗示。也就是变成➊马克思列宁主义、➋毛泽东的“革命”思想、➌邓小平的“发展”理论、➍习近平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思想。将此作为政治的遗言留于党章，即便离开政治舞台，习近平也将在中国共产党党史上留名。也就是说，将毛泽东的 革命 思想与邓小平的 发展 战略扬弃，以习近平冠名的“ 新时代 社会主义思想 ”将指引21世纪的中国。 [14]

追记 关于数字列宁主义

现在，德国的中国研究者海尔曼提出的新概念“数字列宁主义” [15] 引起世界的热议。海尔曼领导位于柏林的名为Mercator中国研究所（简称MERICS）的一家咨询公司。他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发表的<列宁主义的复活与创新>实际上是对习近平的数字中国化构想的命名，因而受到关注。华尔街日报负责中国问题报道的记者安德鲁布朗在解读2017年秋中共党代会上的习近平“政治报告”时，对海尔曼的这一见解做了介绍，引起广泛关注 [16] 、在日本也有相关报道。 [17] 对于习近平与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不同之处，海尔曼分析自2013年以来推进的“深化改革开放”中，实行“权力的再集权化”，这一点是“古典列宁主义处方的复活”，是中国共产党为了适应21世纪课题的创新之举。 [18]

习近平的新作风强调“顶层设计”，不通过“党政分工”，而贯彻以党务来领导政务。对此，日本学界有人认为这是“习近平独裁”、“复活毛泽东个人崇拜”，持否定态度。但海尔曼认为这是对古典列宁主义的复活，适合用来应对21世纪的课题。那么所谓21世纪的课题又是什么？根据布朗记者对海尔曼的介绍，这就是所谓的“大数据独裁”，一语指出了所谓“习近平独裁”的本质。

在西方学界盛行这种解说时，中国内部对此又是怎样议论的？这可从张志安等人的论文《对互联网的管理与国家治理》 [19] 中进行解读。张志安是广州中山大学新建“互联网及治理研究中心”的主任及该大学的教授。这篇论文分析了应该如何改善在百度、阿里巴巴、腾讯等互联网企业创造的“新舆论”开始对既有舆论形成挑战、互联网舆论对国家治理带来巨大压力的现状。张教授提出互联网空间给大众提供了发表意见的场所，也为监督舆论提供了“简便的平台”。应将以往的“网络管理”向“网络治理”转变，从“政府主导的权威主义管理”向“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协议的多元化治理”转变。

要点是停止由政府实行的“上峰管理”，实行政府、市场、社会三者协议的“治理”方式。这就是张等人的主张。所谓治理与大禹治水同理。成功治水可以安定社会、稳定秩序。治理使社会混乱、危害国家统治的电子信息洪水，使社会和国家安定，这就是通过对互联网进行治理进而实现治理国家的构想。对于管理，有“自主管理”的概念，那么相对于“国家统治”，所谓“国家治理”就是与以往统治的“上峰”视线相比，新的治理概念加上了“由市场决定”和“舆论监督”这两个要素，即通过“国家、市场、舆论”三者协议进行管理的构想。三个要素之中，市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现代资本主义，舆论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现代平民主义政治，而国家决定一切的则是总体主义统治。根据三个要素间的力量对比关系，可以归结为通过以市场和舆论来补充强权国家的国权主义，也可以归结为重视市场和舆论，将国家的作用限制在取缔暴力、影响社会风气行为的现代“国家守夜人”论。可衍生多种论调。

张教授主张政府应大胆将权力下放，给予市场和社会（舆论）的“治理主导权”。 [20] 进而，将保护公民的“信息自由权”“、隐私权”作为网络立法重点。他还提到了将“被遗忘权”从大数据中清除。 [21] 最后，张提到2014年浙江省乌镇召开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他在互联网治理的领域主张中国的“话语权”，进而呼吁进行“柔性治理”，引起关注。随着网络社会的诞生，超越国境的、与国家主权不同的“网络主权”问题成为全新的课题。

矢吹晋，中国问题学者、日本横浜市立大学名誉教授

[1] “チャイメリカ”，英文为“Chimerica”，是一种新造词语，意为中国化了的美国。译者注。

[2]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B. Zoellick,“Whither China? From Membership to Responsibility”,Remarks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 Sept. 21, 2005. https://www.ncuscr.org/sites/default/files/migration/Zoellick_remarks_notes06_winter_spring.pdf

[3] In a 2005 speech , then-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Robert Zoellick used the term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to address how China should wield its growing power and influence. Zoellick stated that after a 30-year policy of integrating China into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we now need to encourage China to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ttp://nationalinterest.org/blog/the-buzz/china-responsible-stakeholder-16131

[4] In September 2009, James Steinberg, then a deputy secretary of state, told an audience at the Center for a New American Security that what he called "strategic reassurance" should play a central role in strengthening U.S.-China relations. The two countries "must find ways to highlight and reinforce the areas of common interest," he explained, "while addressing the sources of mistrust directly." Book Review: 'Strategic Reassurance and Resolve' by James Steinberg and Michael E. O'Hanlon, By Ali Wyne, June 26, 2014.

[5] 比如毛泽东指定了华国锋为接班人，然而政权短暂。邓小平指定了胡耀邦、赵紫阳，然而两人都无法避免卸任的命运。

[6] 2017年11月特朗普总统访华之时，刚刚晋升为政治局常委的王沪宁始终伴随在特朗普左右，他的与美国斡旋的角色通过电视画面转播了出来。

[7] 误解最深的是王岐山的留任论。NHK等日本主要媒体一直在进行留任猜测。并解说到若发表退任决定后，因打老虎树立了政敌，留任就更加无法实现。这揭露了日本观察中国的退化，甚至是称之为丑态也不为过。但谁也没有对误报道歉。

[8] Jeffrey A. Bader，Diplomacy toward North Korea: Some good news，Monday, September 18, 2017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order-from-chaos/2017/09/18/diplomacy-toward-north-korea-some-good-new

[9] 香港的英文报纸SCMP记者Kristin Huang記者在The 10 minutes with Xi Jinping that changed Donald Trump’s mind on North Korea PUBLISHED : Thursday, 13 April, 2017,中写了很有意思的趣闻。习近平继6-7日的会谈后，因北朝鲜局势紧张于12日又进行了电话会谈。当被WSJ问及对习近平的印象时，特朗普这样回答；“我和习近平起了化学反应，已从反华变为亲中了，我们很合得来，我非常欣赏他，他夫人也很出色。” Trump told the WSJ that he had “great chemistry” with the Chinese leader, a reversal of his previous anti-China rhetoric. “We like each other. I like him a lot. I think his wife is terrific,” Trump was quoted as saying.特朗普最初认为中国处理朝鲜问题应当很容易，在听了习近平所说的中朝关系史后，理解了中国的处境。

[10] Donald Trump talked tough on China during his presidential run, blaming the country for the loss of American jobs, lobbing accusations of unfair currency manipulation or hostile trade practices, and suggest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levy enormous tariffs on Chinese goods. “Look at what China is doing to our country,” Trump said in September, during a presidential debate with Democrat Hillary Clinton. “They’re using our country as a piggy bank to rebuild China,” he added. “We have to stop our jobs from being stolen from us.”

Washington Post, Jan. 14, 2017. By Anne Gearan,

[11] Department of the Treasury, Agency Financial Report: Fiscal Year 2016 .

[12] 以丰田为首、日本的汽车制造商日本の自動車开始制造混合动力车来求存续，但这难道不是短命的策略吗。

[13] 2017 China International Big Data Expo May 26, 2017,

https://www.prnewswire.com/news-releases/the-2017-china-international-big-data-expo-opens-in-guiyang-300464495.html

GUIYANG, China, May 26, 2017 /PRNewswire/ -- The 2017 China International Big Data Expo opened on Friday in Guiyang, capital city of southwest China's Guizhou Province. Chinese Premier Li Keqiang sent a congratulatory letter while Vice Premier Ma Kai addressed the opening ceremony.

Premier Li pointed out that the digital economy is transforming mankind's way of production and living and is increasingly becoming a new engine powering economic growth. Guizhou Province followed the trend and pioneered in the process with remarkable fruits. China is willing to work with other countries to promote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in digital economy. Data has become one important fundamental and strategic resource and China should go further in big data innovative application to speed up transforming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according to Ma Kai. With "Digital Economy Drives New Growth" as the theme, this year's expo will feature two summits, one exhibition and one contest. A total of 78 forums and 15 other activities will be held throughout the Expo.

[14] 請参考矢吹晋「中国の夢:電脳社会主義の可能性」,花伝社2018年2月。

[15] Leninism Upgraded: Restoration and Innovation Under Xi Jinping April 13, 2017, President of the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 in Berlin, former Visiting Fellow at the 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16] 安德鲁・布朗<習近平はビッグデータ独裁の中国を目指す>，华尔街日报日语版．2017.10.18。

[17] 土谷英夫（记者、原日经新闻论说副主干 ）<因数字化苏醒的列宁主义> News Socra ,2017年11月16日,武田徹（专修大学教授）『读卖premium』2017年12月25日等。

[18] In addition to these restorative measures that follow classical Leninist prescriptions, there are innovative elements in Xi’s approach to transform the CCP and make it fit for the 21st century.

[19] <互联网治理与国家治理>《网络空间法治化――互联网与国家治理年度报告（2015）》商务印书馆2016.06.

[20] 类似的主张还有俞可平<全球治理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年１期等。。

[21] 关于“被遗忘权”、可参考吴飞<大数据与被遗忘权>《浙江大学学报》，2005年２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