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濤：”一帶一路“與中印巴三國關係
2017年5月 14至15日，中國在北京舉辦"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印度外交部發言人明確表示，印度不會派高階官員參加。對於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其中至關重要的"中巴經濟走廊"，印度是從南亞的地緣政治框架來理解的。新德里認為，中巴經濟走廊的實施，會增強巴基斯坦的國力，削弱印度在和巴基斯坦力量對比中的地位。
另外，在印度看來，中巴經濟走廊是在加強南亞的反印同盟。南亞其他國家對於倡議的響應，使印度更加擔心自己在南亞的地位受到中國的威脅。其結果是，印度把更多的資源和精力投入到抗衡中國影響力的行為中去。印度不認可中國與周邊國家發展關係的模式，認為這種模式建立在密切經濟聯繫、經濟依賴的基礎上，旨在降低印度在南亞的影響力。
印度對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和中國發展模式究竟有哪些憂慮？中印關係緊張的主要問題和背景因素是什麼？中印和印巴戰略互疑和地緣衝突是否有化解的途徑，或其究竟有沒有改善的可能？哪些方案具有化解功能？
本文將對"一帶一路"的戰略意涵、印度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及其原因、中印巴三國關係發展前景及其衝突化解之方案等，進行簡略地梳理和分析，並從國際關係理論中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的一些視角，如進攻性現實主義、建設性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論中的自由主義觀（參見文末註釋），對中印戰略路線對沖之原因及其解決途徑等，做一個較為"通適性"的解釋與論述。
一、"一帶一路"的戰略意涵
"一帶一路"計劃是習近平2013年就任国家主席後提出的一個針對21世紀全球秩序與發展的大戰略，包括"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兩個部分。為"一帶一路"計劃配套，中國於2015年成立了"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亞投行），其成員已經增加到80個，超過歐洲及亞洲開發銀行的規模。迄今為止，其他與"一帶一路"配套的項目還有：一、由中國主導的兩個不同範圍的大型自貿區，即RCEP與FTAAP，其目的是彌補世界貿易組織（WTO）的不足；二、人民幣國際化，配合"一帶一路"先實現人民幣的區域化和人民幣的亞洲化；三、朝"車同軌"方向規劃的中國特色的高鐵建設。
"一帶一路"被外界和學者認為是習近平對外的"一號工程"，具有戰略意義。在外界看來，中國一直在設計遠大宏圖，比如：90年代後期，中國就討論"亞洲貨幣基金"和"地區金融結構"；在亞洲金融風暴中，中國採取積極措施幫助亞洲國家穩定貨幣，同時與具有冷戰背景的東盟國家建立正式關係。中國更在2001年採取重大步驟，建立了"上海合作組織"，在共同的政治、經濟、外交和戰略利益上將中亞國家和俄羅斯拉到一起建立盟友關係。外界認為，中國希望通過"一帶一路"達到多重目的，試圖藉助該計劃打造以中國為中心的區域秩序，以及實現歐亞大陸的融合。
目前，"一帶一路"又適逢有利於中國的國際環境條件，即：在經濟全球化遭遇各種挑戰的現實情況下，如美國在川普總統治下正把政策重心轉向國內事務（推行經濟保護主義），歐盟則忙於應對英國脫歐、難民危機等挑戰，中國卻推出了以北京為核心的"一帶一路"區域和全球戰略計劃，打算利用自己的資金和建築能力在歐亞區域修建港口、公路、鐵路等基礎設施，為習近平提出的新世界秩序創造條件。
中國提出"一帶一路"計劃實被視為一個"政治工程"，是為了擴大中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強化其"軟實力"，有改變或擺脫西方戰後設立的概念和秩序（西方意識形態和大西洋秩序）的意图。"一帶一路"是要讓歐亞大陸在中國主導下形成經濟貿易區，與由美國主導的跨大西洋經濟貿易區相抗衡，表達了中國不想做美國附庸、希望建立新世界秩序並在新秩序中得到平等待遇的願望。
同時，"一帶一路"也是為了解決國內經濟出現的產能過剩等問題。中國希望藉由投資基礎建設，為中國（目前多為低利率的美國政府債券）的巨額外匯存底，找到更有利潤的駐足地，也希望能為中國企業創造新市場，並出口部分產能過剩的產品，如水泥、鋼鐵及其他金屬等。
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國家戰略是其優先考慮的因素，經濟方面则處於較次要的地位。"一帶一路"計劃是中國外交和國家發展戰略發生根本性轉變、北京告別鄧小平“韜光養晦"外交戰略構想的標誌性舉措。中國這一戰略轉變的背景是，北京在國際社會中的經濟和政治地位的空前提升，以及西方國家實力弱化、內部分裂和世界權力重心由西向東轉移等大環境條件的變更。至少，北京"積極外交"戰略思想和規劃的誕生，是基於這種對世界格局向有利於東方新興國家和中國的方向演變的考量。
從國家、區域和全球戰略的角度來看，習近平倡導和決計推行的"一帶一路"項目，在當今世界秩序分崩離析、東西方權力移轉的發展趨勢下，具有其地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戰略意義，對區域和世界秩序的改組或重構將產生影響，或有加速世界權力"由西向東轉移'的進程，不管該計劃未來將有多大的成效或是否得以長期推行下去。
二、印度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及其背景因素
在印度眼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台以來強推的"一帶一路"對印度形成了夾擊。南邊的海上絲路繞經緬甸、孟加拉、斯里蘭卡和巴基斯坦，北京在這些國家大肆投資建設具有軍事基地潛能的港口，如斯里蘭卡的漢班托塔、緬甸的皎漂，以及巴基斯坦的瓜達爾港。這讓向來把印度洋視為後院的印度海軍感到芒刺在背。而"一帶一路"中的兩個計畫"中巴經濟走廊"（CPEC）和"孟中印緬經濟走廊"（BCIM），對印度的地緣政治布局產生壓力。"中巴經濟走廊"途徑印巴兩國有爭議的喀什米爾領土段，"孟中印緬經濟走廊"則鄰近印度具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東北七省份。
新德里認為，中國借助"一帶一路"把在東南亞實施的先由雙邊關係開始並逐步推展到區域內其他有疑慮的國家"2+X"的勸誘策略，意在压缩印度的勢力範圍。對尼泊爾、孟加拉及斯里蘭卡送出經濟援助以及投資大禮，邀請它們參加"一帶一路"計畫，從而孤立對"一帶一路"有疑慮的印度。中國的這些動作逼使印度直接干預其鄰邦，讓區域小國繼續留在印度的保護傘之下。
印度人民黨（BJP）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執政後，將印度洋區域內的"同安共榮"，以及擴展鄰邦關係作為其外交的主軸之一。該策略的精神和目標，是建立由印度主導的區域安全體系。然而在中國經濟國力起飛和"一帶一路"戰略的推動下，印度感覺到要維持以往在南亞後院的影響力愈發困難。
令新德里對中國發展戰略和模式持不信任態度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印巴之間歷史性的緊張關係，以及中國和巴基斯坦之間長期緊密的戰略夥伴關係。自擺脫英國殖民統治、分別獨立建國伊始，印度和巴基斯坦間的關係一直充斥著零和博弈的特性。迄今為止，兩國都視對方為本國安全的第一大威脅源。冷戰期間，印巴先後發生了三次戰爭。冷戰之後，兩國又多次因跨境武裝滲透和跨境恐襲等問題而屢起外交爭端，致使在克什米爾實控線與兩國國界線一帶兵戎相向，且小規模流血衝突也不斷出現。發生在1999年的卡吉爾地區的軍事衝突，險些釀成第四次印巴戰爭。多年來，印巴雙方几次開啟和解努力，但均未能成功。
中國與巴基斯坦長期以來建立了"特殊友好關係"。2015年4月，中巴兩國達成協議，提升兩國戰略合作關係，并使中巴經濟走廊成為"一帶一路"先行示範項目和試驗田。在北京看來，中巴經濟走廊一定要建，也一定會建成。中國的決心不容懷疑，不管新德里如何理解。中巴經濟走廊對中國"一帶一路"大戰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義。對於中國來說，在政治上，該走廊有中巴獨特的全天候戰略合作伙伴關係和雙方長期積澱的政治互信的支撐。在戰略上，它又肩負著疏解"馬六甲困局"和打造"一帶一路"倡議樣板的多重使命。而中巴關係的緊密和中國對中巴走廊的重視，更加劇印度對中國一帶一路發展模式的戰略疑慮，並把中國視為在其南亞後院威脅印度影響力的戰略對手。
中印關係近年來之所以出現了大幅波動，主要原因即是，中印在發展戰略和路線上出現了衝突。中國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而印度認為該倡議給印度帶來了安全威脅。印度之所以有安全威脅，其基本因素是中印之間的領土爭端、印度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和印巴爭端。印度意圖對抗中國這一戰略，勢必引發中印之間的戰略互疑和地緣衝突。
除了巴基斯坦因素外，中印長期存在戰略疑慮的根源還在於：一、歷史遺留問題。由於邊界爭端，中印兩國1962年交戰，致使兩國關係降至冰點。此前，中印關係良好，巴基斯坦反倒是美國反共反華包圍圈的组成部分。中印邊界戰爭和印巴戰爭，對印度民族國家建構的過程產生了巨大影響。由此，拒斥中巴兩國，成為印度國家認同的一部分，至今仍牢固難變。二、西藏流亡政府問題。流亡西藏與中國的關係涉及到印度的切身利益。如果流亡藏人和中國關係改善，將使印度在中印邊界爭端中的立場遭到削弱。達賴喇嘛的兄長嘉樂頓珠稱，在印度干預下，1980年代，流亡西藏失去了自1959年達賴喇嘛流亡以來同中國談判達成協議的一次最好機會。當時，中國和流亡西藏進行秘密接觸，嘉樂顿珠代表達賴喇嘛負責同中國的斡旋。中方表現出高姿態，讓達賴喇嘛選擇談判地點和時間。但由於印度單方面透露消息，"激怒了中方，令談判胎死腹中"。三、中美日益尖銳的地緣戰略博弈。近年來，美國將一個強大的印度視為牽制中國崛起的戰略資產。歐巴馬政府提出的"亞洲再平衡"，將印度視為該戰略的"關鍵"。川普內閣提出"印太戰略"，也想將印度拉進美日同盟體系，抗衡北京提出的"一帶一路"大戰略。2017年7月，印度、日本和美國海軍進行了一系列演練，針對的目標是潛入印度洋深海的中國潛艇。印度海軍稱，近年來進入印度洋的中國軍艦數量"大增"。四、民族主義情緒。中印兩國都被強大的民族主義所困擾，這種"近乎沙文主義"的民族情緒，使雙方解決爭端的努力變得困難。洞朗對峙事件讓中印民間的對立情緒在各自國家的社交媒體上廣泛擴散。
三、中印巴三國關係前景
印巴關係的零和性決定了任何包括印巴在內的三邊或多邊互動的零和性，致使中國與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多邊互動一直難以擺脫零和博弈的魔咒。如果找不到化解印巴間安全困局的有效路徑，任何包含印巴在內的多邊關係（如中印巴三國關係）都難形成良性互動。長期困擾印巴关系的重大問題，如克什米爾和跨境恐怖主義威脅問題，帶有強烈的不可調和性。任何第三方支持一方立場，即意味著反對另一方立場。比如，在克什米爾問題上，巴基斯坦強烈要求第三方介入，但印度堅決反對。任何試圖介入的國家必然會得罪印度。在反恐問題上，印度的反恐對象日益指向巴基斯坦。這就導致其他國家在此問題上的任何政策傾向，不是得罪印度，就是得罪巴基斯坦，从而使任何與印巴同時打交道的國家都会陷入"選邊站"的兩難。而中國由於與巴基斯坦的特殊戰略利益和關係，令印度將中國視為與其宿敵巴基斯坦一样的戰略競爭對手，從而選擇與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大戰略對抗的姿態。但如果中國選擇"棄巴拉印"的策略，則勢必嚴重損害其"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和危及新疆等邊境地區的安全。顯然，北京是不會因為印度而選擇這一路徑的。也正因為如此，中印兩國在戰略上的互疑就難以有效地消除。
在處理對印對巴關係上，中國面臨非常複雜的互動困局。中國與印巴都毗鄰而居，而克什米爾問題和反恐問題也都直接涉及中國。這種地緣現實讓中國很難在印巴之間採取"選邊站"策略。對於北京來說，中巴關係超越了西藏問題、邊界爭端、貿易失衡等其他障礙，成為中印關係的最大障礙。由於印巴關係的對峙與衝突性依舊未變，以及中美地緣戰略博弈日趨尖銳，中國對印對巴關係陷入更大的複雜境地。在北京看來，中國對印度和巴基斯坦政策，一直受到其他域外大國尤其是美國的嚴峻干擾。近來，美對印予以"破例照顧"與拉攏，對巴基斯坦則進行打壓，如川普宣布美國將暫停對巴基斯坦的援助。在防務合作上，美印也提升了盟友合作的水平。美國還積極支持日本強化與印度的防務合作與戰略拉攏。美、日對印度的不斷拉攏，也使得印度對中国有恃无恐。在對巴關係上，印度期待中國效仿美的做法，對巴基斯坦保持持續且足夠的壓力。而中國則不可能按照新德里的要求去這樣做。中國不僅不可能推行"棄巴"政策，相反中國還要投入更多資源，構建中巴經濟走廊，與巴共推"一帶一路"建設。印度認為，中國對巴政策就是要將印度陷在"南亞澡盆"里，並視中巴經濟走廊建設為一種構築反印同盟、強化巴基斯坦反印能力的努力。這就使印度傾向於在安全上加強與美日的軍事合作力度與廣度，而这又反过来導致中國和巴基斯坦對印度的戰略疑慮，且使得中印巴的安全和軍事互動走進一個彼此互損的怪圈 ， 即：中國針對美國、印度著眼中國、巴基斯坦因為印度而都在加快推進其軍事現代化。在戰略均勢上，巴基斯坦與印度的失衡導致巴重視與中國的安全與軍事合作，印度跟中國的失衡，使印重視與与美、日等國加強防務合作與戰略互信建構。而所有这些，均使得中印巴之間的戰略互疑不斷加深。
然而应同时看到，中印關係虽然緊張，近期難有明顯進展，但長遠來看並非完全沒有改善的空間。印度毕竟與中國同屬"金磚五國"和"上合組織"成員，在經貿上與中國關係密切。金磚國家以新興經濟體定位，期待挑戰和重整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北京聲稱，中國的大戰略是針對美國主導的秩序，而非包圍印度。印度外交專家也表示，印度不想刺激中國，而是想和平共處。
近兩年來，中印兩國之間的經濟投資合作得到了加強，兩國之間開展了許多大型項目合作，特別是基礎設施建設合作。中國在印度投資建設中國工業園，印度地方政府也希望吸引中國投資。去年11月，第四次中印戰略對話在新德里舉行，兩國簽署了多項初步協議，加大中國對印度沿海製造業、高鐵網絡、清潔能源、城市發展等方面的投資，並確保印度信息技術公司更大程度地進入中國市場。這些對印度來說，雖然都不是在”一帶一路“的名義之下，但對中國來說，都是”一帶一路“框架下的合作。
在圍繞地區安全保障的立場方面，印度與美國存在分歧。譬如，在試射成功的超音速巡航導彈”布羅慕斯“的安保政策方面，印度與美國之間的協調未取得進展。印度希望在印度洋東端的海洋安保上與越南合作，計劃向越南出售布羅慕斯。而美國則”無法容忍有損美國主導的地區安保的出售計劃“。2007年，印度與美國、日本、澳大利亞、新加坡首次實施了聯合軍事訓練，而之後卻沒有繼續實施。另外，印度對日美兩國針對中國提出創設日美澳印外長會談框架，也沒有響應。新德里擔心，這會導致中國的對抗。而且自2007 年起，印度陸軍與中國人民解放軍每年都會舉行反恐聯合軍演，軍演活動在印度和中國之間交替舉行，至今已舉行六次。印度認為，中印兩國有可能共同崛起，”一直想和平共處“。從這些層面來看，中印關係今後還是有改善的可能與契機的。
四、中印巴關係改善的出路
如上所述，中印關係交惡和印度反對中國”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癥結，是巴基斯坦因素，即印巴和中巴關係。因此，要消除或降低印度對中國的戰略疑慮，最為關鍵的是要解決與巴基斯坦的衝突問題。而巴基斯坦因素，則與中印巴三國發展戰略路線的對沖密切相關。要解決或減少巴基斯坦因素帶來的阻礙，中印巴三方都得改變其傳統的地緣博弈思維，降低各自國家內部的民族主義情緒，找到互相之間的共同利益與理念，強調在共同參與的國際組織和聯盟中的互動與合作，等等。中印巴關係今後能否有效改進，取決于三國是否有能力消除互疑，增強互信，找到共同利益與認識，維護已有的合作與良性互動。關鍵是，各方必須放棄歷史成見與零和博弈思維，要相向而行，互惠互利，而非你輸我贏。
在”一帶一路“計劃提出與實施上，中國的對外政策似可以用國際關係理論中的不同理路，包括”理想主義“、”建設性現實主義“或”守成現實主義“，以及某些傳統現實主義如”進攻現實主義“（地緣政治作為外交政策核心）的視點，來予以解釋。在宣傳上，中國至今打著的是合作共贏與反對零和博弈的旗幟（即強調各種國際機制的互動作用，如聯合國各相關機構、世界銀行及國際貨幣基金會、上合組織、金磚國家、東盟10+1、亞投行等機制，和拋出所謂”共享共贏“等非零和博弈的概念），但在實際行為上卻嚴重受制於傳統的地緣政治思想，即：在領土爭議上與周邊國家（特別是小國家）針鋒相對，而與大國的交往則強調合作共贏的新型大國關係。而美國與西方及其盟友國家（特別是美、日、印等）在與中國的關係中，同樣採取既”進攻“、又”合作“的兩手策略（對中國的項目既設法阻擾、又不完全排除其參與的可能性）。
而中印巴三角關係的改善和”一帶一路“在南亞的成敗，則依賴於三國今後到底是採取國際關係理論中理想主義（包括建設性現實主義和守勢現實主義），還是遵循攻勢現實主義的方案去建構自己的外交理念。如果中印巴不僅在口頭上，而且在現實政策與實際行為上，都能放棄零和博弈的進攻現實主義思維，提倡國際機制互動作用與各方共同利益的理想主義理念，那麼中印和印巴之間的關係就有望得到改善，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南亞的推行就將會有更明朗的前途。
當然，這只是理論上的一種願景和前提條件，與現實中的發展態勢有很大的距離。就目前的狀況來看，中印和印巴關係的根本改善還遠遠不具備充要的條件，相互間的戰略互疑也很難有所減輕。儘管如此，中印兩國仍然能基本上控制其在邊境和戰略上的衝突，尚能在”和平共處“的基本盤上處理雙方的關係。而且，中印巴都屬於上合組織成員國，中印更是金磚國家成員。這種多边的國家合作機制也對中印和印巴關係緊張的抑制或緩解具有一定作用。在國際秩序建構中，中印兩國也有其共同的利益與共識。譬如，同屬於新興大國，中印都有慾望（通過上合組織和金磚國家等國際機制）改變由美國和西方主導的現存世界秩序和規則，從而與西方分享制定或重塑國際規則的權力，並獲得自己的國際話語權。
【註釋】
現實主義學派，主张人性恶，認為：自私和贪婪是人的本性不可能改变，政治家的任务不是去教育改造而是建立机制去限制它；抽象的道德原则不适用于政府行为，国家利益的行为准则不同于个人的行为准则；国际组织和国际法在政治权力和利益面前微不足道，后者是国家间关系的核心问题，权力和实力是国际话语权的唯一保障；国际政治学的主要任务是说明世界的现状，而不是未来的行为准则；國家应面对现实，谋求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攻勢（或進攻）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認為國家追求霸權是理性行為，是發動戰爭的誘因。該觀點假定：國際社會呈現無政府狀態，國家是理性的，其根本目的是求生存，國家具有進攻之能力，且永遠無法確認他國之意圖。此理論認為：簽訂和平條約、軍備控制均不是有效實現國家安全的手段；為了維持安全，只有追求霸權，使其他國家聯合起來也無法戰勝自己，這樣才真正保障國家的安全。
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則主張，藉由權力均衡的方式來維持國家的安全與國際間的和平，即讓戰爭代價極大化，讓戰爭的獲勝也變成無利可圖，從而維持和平。而較弱小的國家無法達成此種代價極大化，因此就選擇結盟和依附另一個或多個較強國的聯盟來達成安全與和平。
建設性現實主義，是一個主張為共同目標而努力的觀念，其代表者是前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陸克文對現實主義的解釋是，它是用來應對兩國關系中的真正問題，強調國家關係中的”建設性“成分，是指國家之间更長期的、雙方已經在進行合作的雙邊、地區和全球領域的互動或相向而行之關係。此觀點提倡，利用從這些建設性項目上收獲的外交資本，使雙方”共同目標“最大化，以加強而非削弱現存的國際秩序。建設性現實主義觀非常接近理想主義學派中的自由主義觀，是對其發揮的一種表現。
理想主義（自由主義）學派：強調建立國際組織和開展國際合作的重要性，對強權政治和大國均勢持批評態度；認為健全國際法和國際公約可確保和平。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理想主義則假設：人的本性是善良的，戰爭之所以爆發，是因為戰爭的有利可圖使一些人的良知誤入歧途；主權國家間的根本利益是和諧的，尤其在和平問題上更應如此；實現外交決策的民主進程，建立作為各國協商解決分歧的論壇和場所的國際組織，將有助消除戰爭的起因；國家的主權不應是無限的；依靠狹隘的、極端的民族主義的均勢體系不能確保和平，因此必須以國際集體安全體系取而代之。
彭涛：德国明斯特大学政治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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