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孤立”？别闹，美国才是现状的最大得益者
“特朗普孤立”？别闹，美国才是现状的最大得益者
特朗普上台执政一年多，新世界观在美国出现。这种世界观融合了孤立主义元素，打着“美国第一”的标签，强调建立在成本—收益计算基础上的双边主义，对美国在二战后主导建立的所谓“自由国际秩序”提出质疑。在这种世界观之下，美国不再“踢屁屁”，退出《巴黎协定》。所以，美国是要放弃这种一手建立的国际秩序以及在此之上的全球霸权吗？
美国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基础是经济相互依赖，形式是强调有附加条件和机制建设的多边主义，重要组成是美国领导下的战略联盟网络。这一秩序一方面剑指苏联，另一方面缓和与其他大国之间可能产生的地缘冲突，保证美国在“美国治下的和平”中繁荣并领先其他国家。
在学界，针对这种美国霸权持怀疑论调的代表人物之一是麻省理工学者巴里·波森。他在《克制：美国大战略的新基础》中评价，美国全球扩张“没有必要、适得其反、耗资巨大、浪费严重”，应该放弃所有与直接国家利益无关的尝试。波森说，美国国内的“自由国际主义者”以一种错误的全球主义价值观为主导，希望追求一种和美国自身形象类似的国际秩序，依靠军事把自由市场价值推广到全球。也就是说，美国全球干涉和遏制与国家安全无关，导致美国成为公愤，也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国内需要解决的问题。
这种观点在特朗普政府中有很多具体体现，比如把世界看做各种行为体相互争斗的竞技场，而没有所谓“全球共同体”。
真的是这样吗？就是说二战开始，美国人傻了70年？
关于霸权这件事，早就有专门的理论解释。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中有“霸权稳定论”的说法，也就是单一国家在系统内拥有主导权能够保证系统稳定，因为霸权的存在可以提供代价昂贵的公共产品，而公共产品解决了困扰国际政治的集体行动问题。问题又来了，大国为什么要花费代价实现这种霸权呢？
金德尔伯格给出的解释叫做“良性霸权”。这种理论认为，霸权之所以良性，是因为霸权国把自身资源以公共产品的形式传递给别人，不仅追求单边利益，还拥有推动集体利益的“神圣责任”。具体衡量美国的“良性霸权”，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商品和贸易领域的开放程度；一个是融入国际经济一体化的水平，特别是进口占GDP的比例。这样看，1945年至1970年，美国外交政策中多边色彩最强烈，没怎么逼迫其他国家开放市场，还推动西欧和日本经济复兴。不过，在1970年之后的美国霸权似乎偏离了这种“良性霸权”，理论解释力到此结束。
吉尔平给出的解释叫做“强制霸权”。这种理论认为，霸权国没什么善意，出发点是私利。公共产品也不是霸权国拿出资源提供的，而是由其他国家自愿或被迫承担公共产品的成本。美国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极力推广自由贸易，并不是因为领导人信仰多边主义，而是因为对美国工业竞争优势有自信，自由贸易有利于美国企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到了1970年代，经济形势迫使尼克松放弃金本位、打破布雷顿森林体系，就背叛了“自由国际主义”信条。不过，这种理论解释不了霸权的“合法性”，也就是凭啥霸得这么“名正言顺”。一个国际秩序之所以形成，主导国家之外的其他国家拥有一定“发言权”是很重要的，否则不会支持这种秩序。
英国学者道格·斯托克斯在最新一期《国际事务》杂志中提出另一种解释，叫做“结构优势霸权”。这种理论下，霸权国不一定需要使用强制手段，可以通过合作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那里获得资源，收回提供公共产品产生的成本；同时为了延长霸权寿命，再把这些资源重新投资在公共产品上。其他国家要么因为在霸权国主导国际秩序中获得好处而承认其合法性，要么认为改变秩序的成本要高于留在系统内要付出的成本。这样，美国不仅是秩序的创立者，也是秩序中的特权得益者，利用这种秩序累积结构性优势。
斯托克斯认为，美国在现行“自由国际秩序”下，依旧享有可观的结构优势，远远超过任何国家。
首先，美元是美国最重要的结构性优势。美联储是全世界的中央银行，能够单边设定对其他行为体的信贷成本，不需考虑外部限制因素就能推动国内宏观经济管理，哪怕陷入衰退也可以通过改变利率转移危机。美元还是一种地缘政治武器，2003年至2008年，在“世界历史最大规模的现金空运”中，美联储运了400亿美元现金到伊拉克，对局势产生直接影响。
其次，美国全球性的安全机制能够确保美国能够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调整地区国际关系，甚至是其他国家的经济偏好。比如日本，嘴上一直说要实现和美国在政治上的平等，为了换取美国的安全保证，不得不继续支持美国主导的金融和财政体制。
最后，“自由国际秩序”让美国有能力推动全球经济朝着符合美国跨国公司利益的方向发展。美国有很多机构性工具，如外国直接投资（FDI）。全球的FDI都涌向美国，保证着美国经济健康，也确保美国的衰落会导致其他国家更大的衰落；美国对外流动的FDI及技术则变成世界经济“指挥棒”，决定了今后在哪里生产、在哪里收益，以及不能再哪里生产、收益。
斯托克斯认定，正因为结构优势如此巨大，无论特朗普在任的决策如何影响“自由国际秩序”，只要他下台，美国精英一定会继续维护这种秩序。但……既然这样，为什么特朗普还能上台呢？
“自由国际秩序”与经济相互依赖、多边主义关系密切，与全球化相伴而生。全球化几十年的发展，两个方面收获最多。其一，是发展中的工业化国家，中国、越南、泰国、印尼等亚洲国家用20年的时间实现了城镇人口收入增长三倍，农村收入增长80%。其二，是全球最富有的1%群体。这个群体中美国人占了一半，其他多集中在欧洲、日本和澳新。这个群体利益猛增，导致了美国等国家收入不平衡差距拉大。数据显示，世界上最富的1%收入比1979年增长138%，而财产排在后90%的人群收入增幅只有15%。
这种背景下，出现了特朗普。他吸引了那些在全球化中没有获得安全感的“不稳定的无产者”，也就是媒体上常说的没受过大学教育的白人工薪阶层。
事实上，这都不能算是美国面临的新问题。二战后，美国精英就在考虑积极扮演全球角色的同时如何应对国内成本，这种成本在经济增长时很好解决，但在经济下行时很难解决。而且，这种国内收入不平衡也不是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所面临的唯一问题。在国际层面，冷战时来自苏联的威胁是真实的，所有西方阵营国家对此理解是一致的，要求美国霸权解决问题并提供“俱乐部产品”；但冷战结束了，美国和盟友在安全利益上并不完全一致，美国想要联合其他国家服务自身优先利益并不容易，更不用说美国还要应付其他国家崛起带来新的国际行动成本。
因此，美国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的确面临问题，但这种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事实上特朗普的不少政策也并没有像他嘴上说的那样让美国普通人受益，他的减税计划中有近半数金额是为最富有的1%减免的。特朗普可能还会在位几年，但他无法改变的现实是美国实际上通过现行国际秩序获得了巨大的结构优势，美国精英是现有秩序的“卫道士”，会极力避免其他国家主动支付代价来改变现有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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