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弗尔（Franklin Foer），《大西洋月刊》全国新闻记者，《新共和》杂志前主编，《无思想的世界》（World Without Mind ）一书作者/作者
华思睿，张拓木，张海云，杨刁刁/翻译
李雅坤，Xujun Eberlein/校对 </br> </br>

按：原文于2018年3月首发于《大西洋月刊》封面文章 “The Plot Against America” （链接：http://theatln.tc/2BymJdp）。杂志授权翻译 / Translated with permission；转载请向 译家YJ 公号申请。

I. 旁观者清

诊疗所允许保罗·马纳福特（Paul Manafort）每天打十分钟的电话。他每天都会用这段时间给他住在亚利桑那的妻子打电话，他的声音常常含泪。他女儿安德烈娅，当时29岁，曾经给朋友发短信说，“听说他每天都哭。”在2015年春天，马纳福特陷入了人生的低谷。那之前几个月，他曾对另一个女儿杰西卡暗示他有可能会自杀。杰西卡给安德烈娅发短信说，他也许会“永远地走了”。

他很珍惜因自己的工作而获得的地位，但他的工作在那时遭遇了毁灭性的打击。近十年里，他把几乎全部赌注都押在唯一一个客户身上，当然是一个超级有钱赚的客户。这个客户就是维克托·亚努科维奇（Viktor Yanukovych）。亚努科维奇成为乌克兰总统后，马纳福特是他的首席政治策略师，并且与他建立了非常私密的关系。马纳福特在他老板的俄式桑拿房外一起裸泳，在其宫殿里一起打网球（“当然，我会让他赢”，马纳福特有意让人知晓这点）；马纳福特基本上就是这个辽阔国家的权力仲裁者。他的副手之一里克·盖茨（Rick Gates）有一次对一群华盛顿的游说者吹嘘说，“你得明白，我们在乌克兰做事很久了，保罗在那里另有一套影子政府体系… 在每个部委都有他的人。” 能够号称在外国政权里积聚如此庞大影响力的美国人屈指可数，比如石油大亨，冷战时期的间谍头子。这种权力让马纳福特赚得盆满钵盈；最近对他的起诉书里说，他在塞浦路斯和格林纳丁斯这样的避税天堂贮藏了数千万美元的财富。

让马纳福特从中获利的这种骄奢淫逸同时也酝酿着革命。在2014年初的几个月，示威者们在基辅的独立广场集结，迫使马纳福特的恩主下台。感觉生命受到威胁的亚努科维奇躲去了俄国。马纳福特小心翼翼与这座怒火冲天的城市保持了距离，没有受到伤害，但是在他的基辅办公室，他遗留了一个装满文件的保险箱，而这些文件是他绝不想被公开或者落入敌手的。

一直以来，马纳福特的钱都来得非常容易，他花钱更是大手大脚，但这在革命后很快就成了个问题。革命之后，马纳福特从那些不必逃跑求生的被逐总统旧部那里讨来一些业务。但他还是抱怨入不敷出，而且还得在已经66岁的年纪里满世界（匈牙利、乌干达、肯尼亚）地搜寻新顾客，四处扑腾却处处碰壁。安德烈娅给杰西卡的短信中提到她父亲“财源紧张”，“他突然变得非常抠门”。他在消费习惯上的变化也让安德烈娅的婚礼计划降格了。比如她的“婚礼周末启动”派对，他建议把菜单减成只有热狗，还 取消了冰块的支出。

他似乎不愿意，抑或是没办法，动用他的离岸账户。亚努科维奇倒台后不久，联邦调查局就开始调查他在乌克兰的活动。与此同时，一位名叫奥列格·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的俄罗斯寡头也在找他，要他解释一笔1890万美元的投资的下落，马纳福特原来说自己代德里帕斯卡用这笔钱投资了一家乌克兰公司。

马纳福特与德里帕斯卡相识多年，他一定了解这位寡头的历史。德里帕斯卡的财富来自于1990年代那场所谓铝业战争，那是一场最为暴力的争夺后苏联工业支配权的竞争，多人因此丧生。2006年，美国国务院吊销了德里帕斯卡的签证，据报道是由于他与黑社会的关联（他本人否认）。尽管德里帕斯卡名声在外，或者是正因为此，马纳福特一直在躲避这位寡头。2014年德里帕斯卡的律师在试图追回这笔钱时对法院说，“保罗·马纳福特和里克·盖茨就像是凭空消失了。”

乌克兰革命九个月之后，马纳福特的家庭生活也陷入了危机。去年，一个“黑客集体”——很可能由极度不满马纳福特干预他们国事的乌克兰人组成——窃取了安德烈娅的手机短信记录并发布到暗网上，因此马纳福特家庭生活的很多细节被公诸于众。这些短信横跨四年（2012-16），共六百万词。马纳福特之前确认过他女儿的手机被黑，也承认过一些被Politico（注：美国一家政治媒体）和《纽约时报》引用过的短信的真实性。马纳福特和安德烈娅都拒绝对本文置评，杰西卡则联系不上。

从整体来看，这些短信显示了一个时而颇为紧张的家庭关系，其中关爱与控制欲交替出现。马纳福特对他的家庭在经济上很大方——他给杰西卡的电影项目投资了数百万美元，给她当时的丈夫的房地产生意也投资了数百万美元。不过2015年春天他给家里声泪俱下打电话或威胁说要自杀的时候，他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婚姻。根据被曝光的短信，在前一年十一月份，他的女儿发现了他和一位比他年轻三十多岁的女人的婚外恋。这段恋爱关系很昂贵。短信中显示，马纳福特给他的情妇在曼哈顿租了一套月租9000美元的公寓，并在汉普顿离自己家不远的地方租了一栋房子。他送给她一张美国运通卡，她也毫不客气地大用特用。她曾经在一位朋友新开的播客节目中宣称，“我只去豪华餐馆”，并且滔滔不绝地讲述她在社交媒体上发的各种美食照片：鱼子酱、龙虾、高级法餐。

这桩婚外恋很是出人意料。在他妻子1997年一场差点致命的骑马事故之后，马纳福特对她百般呵护。他的一个老朋友对我说，“那段时间他对妻子的耐心和奉献一直让我惊叹不已。”但他的不忠曝光之后，他的妻子开始对女儿们吐露婚姻中各种长期引而不发的问题。马纳福特接受了婚姻心理治疗，但短信显示他的婚外恋并没因此停止。因为他在隐藏不忠上很是笨拙，也因为他的情妇在Instagram上发布他们一起旅游的照片，他的家人在六个月后又抓了正着。根据安德烈娅的短信，他随后就进入了亚利桑那那家诊疗所。短信里写道，“我爸爸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精神崩溃。”

到2016年初，马纳福特回到了大华盛顿地区，这是他的主要居住地，也是他政治咨询师和说客职业生涯开始的地方。他继续努力恢复自己的家庭生活、职业和自我价值感。他开始给不同的人打电话。当美国总统竞选意外逆转之后，他看到了机会，迫切地想参与进去。他给唐纳德·特朗普写了一封简洁有力的备忘录，列举了自己是最理想的竞选军师的所有理由，然后恳求他认识特朗普的朋友们向这位正在崛起的候选人兜售自己的能力。

就在马纳福特出任特朗普竞选团队职位的消息公布之前，他联络到原来的同事们，告诉他们自己的复出。他浑身散发着他标志性的自信，但出乎他的意料，这些前同事却对他抱以怀疑和担心。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给许多有权势的人做过顾问——包括美国参议员、外国的最高指挥官、威风的将军和终身制下的总统。他早已学会了如何抚慰这些人，如何用勤勉的调查研究和镇定的表述来影响这些人绝不妥协的意愿。但是轮到自己，马纳福特却不能接受朋友们明智的劝告，那就是一定要避开不必要的公众注意；而这个劝告正是他自己也会给予任何有像他这种经历的其他人的。

他的朋友们，和那个年纪的所有共和党政治操盘手们一样，都对保罗·马纳福特的传奇故事了如指掌，既有热情和妒羡，时而也包含一点轻蔑。当马纳福特在1970年代来到华盛顿的时候，那里还陶醉在日益式微的荣光之中，尤其是一种自认肩负崇高责任的自我满足感。财富的标志是乔治城的豪宅，那种古旧的不完美以及磨损的地毯都在表达权势的自我肯定，完全用不着显派。但这种老式寄宿学校文化完全不是马纳福特的风格。当他小有名气之后，他就开始和K街（注：华盛顿游说公司云集的一条街道）上身着布克兄弟服饰的人群区别开来，他的穿着更欧式，比如时髦的彩色休闲西装和无领衫。如果他偶发奇想要把自家后院的游泳池挪几英尺，无论要花多少钱都拦不住他。他的同僚们觉得他的特殊着装口味和大都会生活方式很有趣，把他称作“基督山伯爵”。

他的叛逆行为并不仅仅停留在审美观上。他改写了他的第二故乡的规则。在八十年代早期，他创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完全无视多年来游说行业的惯例。在获取新客户方面，他完全不受道德的约束。在2016年时，他的朋友们或许还并不知道他的塞浦路斯帐号的细节，那些没入账的给他的付款据称记录在基辅某处的西里尔文帐本上。但依据对马纳福特的了解，他们都认为，在这个调查政治对手和媒体咄咄逼人的年代，如果参与总统竞选，他绝对承受不了自己的秘密被曝光。“这些风险再明显不过了，”一位试图劝他放弃这个职位的朋友告诉我。但在他当时那种受损的精神状态下，这些警告完全不起作用。

当保罗·马纳福特在2016年3月28日正式加入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时候，不仅对于他自己，而且对于这个他最终运营的政治组织，他都代表着危险。他一辈子的海外冒险不仅仅丑闻连连，也揭示了这个人极有可能利用竞选自肥、全然不会考虑连带损害的品格。

数十年来，马纳福特为境外金钱和影响进入华盛顿开辟了一条小道，然后又把这条小道拓宽成一条超级高速公路。在服务世界上的独裁者这方面，他是一个了不起的革新者。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去年十月份对他的起诉书包括洗钱、虚假陈述、以及其它个人腐败问题。（他对所有指控都不认罪。）目前马纳福特在穆勒调查的这盘大棋中的角色仍然是被小心守护，不为公众所知的。说到底，他的个人腐败比起他侵蚀美国制度的终身角色来几乎不值一提。而被指控帮助外国政权颠覆美国民主，是他人生故事很合适的尾声。

II. 青年弄权者

1977年春日，时年28岁的保罗·马纳福特坐在孟菲斯某酒店套间的折叠桌前。从当时的照片看，他唇上挂着汤姆·赛立克（Tom Selleck）式的小胡子，脸上留着大鬓角，身边摆满了他为这个周末特地安装的电话。桌上放着的是他称为“尚方宝卷”的庞大的文件夹。八百名代表齐聚一堂要选出青年共和党的新主席；马纳福特作为一个初露头角的掮客已经搜集好了每一位的资料。这些“宝卷”是他弄权交易的基础。要投准各位代表之所好，弄清换取他们的支持需要什么代价没坏处。

青年共和党是一个18到40岁职业人士的政治和社交团体；那时候能控制青年共和党还非常值钱。做着总统梦的政治家都想法设法将这个组织纳入麾下。这还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靠谈判推举总统候选人的时代；青年共和党靠人数足以控制各州党代会的州代表选举。1964年可以说是他们为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拿下共和党提名；到70年代每一个有野心的共和党人都了解了他们的实力。党内老人的关注成就了新一辈青年共和党领导者的机会。赞助者争先恐后的向他们涌来。如果把这个组织收入囊中，就如同拥有了一个小型的坦慕尼协会。

在孟菲斯，马纳福特在为他的朋友罗杰·斯通（Roger Stone）效力，后者以挖对手黑材料、散布阴谋论扬名立万。马纳福特管理斯通竞选青年共和党主席的活动。时年24岁的斯通津津乐道他的政治教育来自尼克松1972年的连任竞选，甚至承认下阴招来帮自己的偶像当选。斯通和马纳福特通过大学共和党（College Republicans）结识，既是老乡，又共同拥有对高级西装和权力的无限热爱。他们带着一种沾沾自喜的残忍一块竞选。

在政治生涯早期，马纳福特已经显示出管理大型集会的特殊才能。他知道如何指挥一干铁杆死忠，个个拿着对讲机听他调遣。他更知道如何导演一场好戏。在孟菲斯那年，他在密西西比河上租下一条游船摆酒设宴，让他的党鞭们在漂浮的封闭环境里游说动摇不定的代表。对青年共和党精英层来说，马纳福德控制的、被称为“团队”的帮派彰显了他对成员始终不渝的忠诚的要求。面对“团队”的实力，斯通的对手最终在党代会一半退出，抱怨称，“全部都是后台早就编好的剧本。”

马纳福特从政有其家庭渊源。在他还是一个高中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老保罗·马纳福特当选康涅狄格州新不列颠市的市长；小马纳福特就这样被吸引了——他参加了一个模拟市议会，又参与了州长候选人托马斯·梅斯基尔（Thomas Meskill）竞选活动的少年拉票团。本科和法学院他都选择了乔治城大学，打个车就能到权力中心的国会山。

70年代权力中心的代表人物是詹姆斯·艾迪生·贝克三世（James A. Baker III），他们这一代最工于心计的共和党人。在著名的1976年共和党党代会上，马纳福特和贝克一起窝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市肯伯体育场外的房车里。面对里根充满活力的打擂，他们要守住杰尔拉德·福特的再提名；马纳福特帮着贝克与代表们争论。他从贝克身上学到了如何艺术地炫耀自己的谦逊，如何先把人奉承得飘飘然，然后从背后给人一刀。里根的一位竞选助手杰夫·贝尔（ Jeff Bell）回忆说：“他当时师从高手门下。”

到七十年代末，马纳福特和斯通已经预见到里根的崛起，并都想要加入他的1980年竞选活动。对于马纳福特，把效忠对象从福特换成里根是一场180度大转弯。许多保守派因此怀疑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机分子。毋庸置疑的是，青年共和党成了他实现野心的理想工具。

他的野心留下一路祸害，受害者包括一位叫做尼尔·阿克（Neal Acker）的阿拉巴马律师。在孟菲斯党代会上，阿克是“团队”一个忠实走卒，为斯通效力组织南方各州代表。作为回报，马纳福特和斯通曾经承诺1979年会用“团队”来支持阿克竞选，代替斯通成为青年共和党主席；并且马纳福特会亲自管理竞选团队。

但当阿克竞选在即的时候，马纳福特突然给他的方案加了一个条件。如果阿克想当主席，必须先对里根效忠。阿克在犹豫之后最终选择保持中立。马纳福特对他一阵暴怒，美联社的报导称之为：“前所未有的釜底抽薪”。在1979年青年共和党党代会前的一周内，马纳福特和斯通下手摧毁了阿克的胜算。在马纳福特的影响下，支持阿克的代表纷纷反转；马纳福特甚至直接接手了阿克对手的竞选活动。如同在向里根团队炫耀实力，马纳福特将票数扭转到阿克以180对465票惨败。“这是一个完美的‘操你妈’。”一个马纳福特手下的党鞭对我说。

不久之后，斯通和马纳福特就搞到了心仪已久的里根团队里的核心位置。斯通指导东北地区的竞选活动，马纳福特指导南部。这场竞选有不少内斗；两位都从党争和清洗中活了下来。“他们被称为‘青年共和党的机灵鬼’，”杰夫·贝尔对我说。他们的优秀表现使他们得以进入里根政府的核心圈，但他们还有更大的计划。

III. 游说公司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年月里，华盛顿最有效的说客们超越了这个行业的交易属性。阿贝·福塔斯（Abe Fortas）、克拉克·克利福德（Clark Clifford）、布赖斯·哈洛（Bryce Harlow）、托马斯·科科伦（Thomas Corcoran）这些人，不是作为肮脏的雇佣军而知名，而是作为权势集团的优雅代表，被奉为“智者”（“wise men”）。游说基本上没有坏名声，因为它太稀有了。1967年传奇律师汤米·博格斯（Tommy Boggs）注册为说客的时候，他仅是仍活跃名单里的第64位。游说对工商业来说并非必需。1963年三位知名政治学家研究了这个职业之后做出总结：“我们对一个典型游说公司的观察是，它的业务机会极为有限，职员平庸，它的典型问题不是如何影响国会的投票，而是寻找客户和资助人以维持生存。”

里根时代来临之际，共和党说客更为孱弱。国会里连续几代的民主党多数对游说生意来说糟糕透了。仅存无几仍在暗地里工作的共和党说客们有很多曾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里干过；水门事件的耻辱是笼罩在他们头上的阴影，使他们失去雄心壮志。

这就是马纳福特和斯通这样狂妄自大的新人能很快主宰局面的历史环境。里根政府打破了老共和党权势集团的传统。经过国家管制的长期扩张，工商界终于有了一个急于取消管制的政治伙伴——这创造了对说客的前所未有的需求。马纳福特号称比任何人都更了解新政府，也是令人信服的，因为在这届政府的过渡期，是他在管联邦人事局，这意味着新政府里到处是他的人。马纳福特、斯通和另一位青年共和党老兵查理·布莱克（Charlie Black）一起开了一家游说公司，名为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事务所。很快，他们就找到了一系列显要的大客户：伯利恒钢铁公司（Bethlehem Steel ）、美国烟草协会（the Tobacco Institute）、强生公司（Johnson & Johnson），环球航空（Trans World Airlines）。

别的公司都只经营某一专项，比如，游说，咨询，或公关，但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事务所把这所有服务都包揽了。这个举措看似简单，但最终促成了华盛顿的转变。时代杂志把这个做法称作“兜售影响力的终极超市”。改善政府管理运动的倡导者弗雷德·沃特海默（Fred Wertheimer）把这个扩张描述为“机构化的利益冲突”。

将游说和政治咨询相连接，也就是现在被称作“双排扣操作”（double-breasted operation）的做法，是其中真正的突破。马纳福特的游说公司开创了雇佣政治咨询师的先河。(法律意义上来说，这两种业务归属于不同的公司，但这些公司的创始合伙人是同一群人，在同一个地点办公。）这边帮助政客竞选，那边则转过来游说自己同事帮助竞选上任的官员。咨询方面的雇员包括锋芒毕露的李·阿特沃特，他因为代表斯特罗姆·瑟蒙德（Strom Thurmond）首创“种族诱饵”手段而臭名昭著。阿特沃特对朋友说：“我们在进入售后服务。”如所预期，公司的政治客户，比如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阿伦·斯佩克特（Arlen Specter），在公司需要他们帮忙推进大企业客户的议程时，就成为了可靠的战马。这种职业演化使得游说的有效性和影响力同步增长。

1984年，公司扩张到国会走廊的另一边。彼得·凯利（Peter Kelly）被聘为合伙人。凯利曾经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财务主席；他为议员们筹集了数百万竞选资金，因此赢得了他们的忠诚。公司的一些雇员为民主党在路易斯安那、弗蒙特和佛罗里达的参议员候选人服务，即便办公大厅另一头的同事们在为这些候选人的共和党对手工作。凯利对我说，“有人说，‘这不符合美国精神,’ ‘他们怎么都不会输，因为他们两边都有人。’ 我总是说, ‘能赢怎么就不符合美国精神了？’”这种常胜不败感也充斥在游说活动中。1986年国会通过税改法案的时候，公司成功地在法案中塞进一条特别规定，给克莱斯勒-三菱公司节省了5800万美元；另一个条款给强生公司节省了3800万美元。新闻周刊宣布马纳福特的公司为“华盛顿最火的店”。

对该公司的需求如此之高，以至于1988年共和党进行总统初选时，公司策划并基本锁定了胜利者。阿特沃特是乔治·H·W·布什的首席策略师；布莱克为鲍勃·多尔（Bob Dole）工作；斯通是杰克·肯普（Jack Kemp）的顾问。国会一位工作人员曾对时代杂志记者开玩笑说，“我们为什么还要搞提名竞选？为什么不就让这些候选人到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事务所去辩个输赢就行了？”马纳福特也有意造成这种感觉。在一次华盛顿邮报的问卷中，他宣称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是他最想会面的人。

尽管年轻，马纳福特显示出一种能鼓舞他人的自信，一种类似于新闻主播的风度。他的一位长期副手菲利普·格里芬（Philip Griffin）对我说，“他很有权威性，他的盔甲上从来看不到裂缝。”马纳福特擅长写作，尤其是为潜在客户写提案；他精通战略性思考。要帮助客户，拉大旗做虎皮绝不能代替具体实在的步骤。他曾经声称，“如果政治起到了什么作用的话，就是它教会我们要把任何事情都当作竞选活动来做。”他为客户不辞辛劳，工作强度从不减弱。依据被曝光的短信，他的妻子曾经开玩笑说，安德烈娅是在电话会议的间隙怀上的。安德烈娅对她当时的未婚夫说，马纳福特“挂了电话，看看手表，然后说，‘OK，离下个会还有二十分钟。’”

马纳福特的游说公司散发着80年代的奢侈颓废气息。每年，它都会主办一个高尔夫活动，以杜松子酒品牌布多思（Boodles）命名。马纳福特的一位同事老友约翰·唐纳森（John Donaldson）说，“这个活动几乎每年都必须换地方，因为会场不会再邀请我们回去。公司里两位女士抱怨说他们从来没有收到过邀请。我告诉她们，你们不会愿意去那种场合的。”作为公司“社交委员会”的负责人，马纳福特会给每次年会设计一个主题。他的代表作是一个三年递进：“过度”，然后是“超过度”，最后是“过度即最好”。

1986年，公司的合伙人放风让华盛顿邮报知道他们每人打算拿回家45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万美元略多一点）。凯利说，“突然一下子他们开始赚这么多钱，我不认为他们中任何人以前赚到过我们现在这么多。”公司还给高级合伙人提供豪华轿车以及负担他们自选的乡村俱乐部会员费。马纳福特乘坐超音速协和式客机（Concorde）来往欧洲，就像是乘坐阿西乐特快（Acela）列车去纽约一样。“我得承认，”阿特沃特激动地告诉华盛顿邮报，“在政府干了四年之后，我对我的新生活方式感到非常愉悦。”

公司从大学里雇佣刚毕业的年轻人来给合伙人做司机，内部戏称“车手”。当罗杰·斯通的昔日偶像理查德·尼克松访问华盛顿的时候，就是这些“车手”接送的。

这些年轻初级雇员中不少人最终会爬上公司高层；他们常常被派去代表公司经营客户的竞选活动。不过，想要爬这个阶梯，大多数情况下都需要通过所谓的马纳福特“忠诚测试”，这是些很有挑战性的任务，超出了通常的职业标准，体现了马纳福特所预期的对这些初级雇员的控制。有时候在最后一分钟，他会要求员工招待他来访的法学院好友，而不顾这位员工从来没见过这些人。有一次圣帕特里克节（Saint Patrick’s Day）派对，他要两位初级职员在24小时内找到合适的人来模仿比利·巴蒂（Billy Barty），就是那位身高3英尺9英寸、与米基·鲁尼（Mickey Rooney）和切维·切斯（Chevy Chase）合作过的演员。他们居然找到了。“这可是在互联网之前的年代”，他们中的一位告诉我说，“你能想象那有多难吗？”

IV. 放眼全球

到九十年代，注册游说师已经从汤米·博格斯（Tommy Boggs）在1967年加入时的寥寥几十人扩展到了一万多人。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凯利事务所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一变化，并以有利位置接住了大量涌入国会山的企业现金。但到那个时候，国内政治对保罗·马纳福特（查理·布莱克（Charlie Black）对我描述其为自诩的“冒险家”）来说，空间已然太小，意思不大了。

马纳福特一直和野心勃勃的年轻外交官们交好，其中包括当时的沙特驻华盛顿大使，班达尔·本·苏尔坦·阿勒沙特王子（Prince Bandar bin Sultan Al Saud）。班达尔参加198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时候，马纳福特专门派了一队高级成员为他打点。马纳福特安排班达尔从总统入口进门，又一路送进副总统的包厢。

海外游说在80年代之前并非不存在，但是规模有限，还长期笼罩在不信任中。二战前夕，一位受雇给德国染料信托（German Dye Trust ）做公关的美国公民艾维·李主导了一系列洗白纳粹的活动，直接导致国会通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国会没有完全立法禁止海外利益辐射影响，不过当时那些活动只发生在华盛顿K街（译者注：智库、游说机构等聚集的一条街）的边缘。

保罗·马纳福特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件事。里根政府已经扩大了冷战的格局——通过给尼加拉瓜的反政府组织和阿富汗的圣战军等游击队与右翼军事势力拨款支持和提供培训，加紧了国际反共斗争的步伐。所谓“里根原则”——也就是这种“外包战争”的策略——寄希望于通过大量冲突让苏联应接不暇。

国会投在反共代理人上的钱是一个巨大的机会。世界各地铁拳的独裁者和暴躁的军阀都想分一杯羹。首先他们需要人帮忙包装自己，这样国会可以对他们不是那么“自由民主”的政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很多说客都在找独裁者客户，但是没有比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凯利事务所更集中努力的。公司会安排客户上美国电视台做采访洗白,会在国会内部结盟来搞到钱。在那些独裁者国内，这些能够让他们的政权沾上一点民主合法性的气息，帮助他们在华盛顿提高声望。

公司能拿下客户是因为它善于营销与里根政府和之后的老布什政府的关系。1988年《纽约时报》上报道的一个提案中，公司宣传了与官员的“私人关系”，还公开承诺能够在“经济和外交政策领域”提供后门渠道的“升级”。毫无疑问，能做出这种承诺，与他们有詹姆斯·贝克这个朋友关系很大，特别是在贝克出任布什政府的国务卿之后。 “贝克会直接把客户介绍给公司，”凯利回忆说。 “他希望我们帮助他们朝好的方向发展。”

但是马纳福特并不在乎所谓的道德水平。 “一般来说，我会着重于如何让客户与欧美价值观同步，”凯利告诉我， “保罗却完全相反。”（凯利和马纳福特近年来一直没有联系；前者在最近的总统竞选中支持希拉里·克林顿）。1985年至1995年任该公司董事总经理的里瓦·莱文森（Riva Levinson）在回忆录里写道， 当她向她的老板提意见，说她需要工作信念时，马纳福特告诉她，这样做“我生意就完了”。该公司的客户基本群扩展到包括尼日利亚、肯尼亚、扎伊尔、赤道几内亚、沙特阿拉伯和索马里等一波独裁政府。 马纳福特的公司在1992年由公共廉正中心（Center for Public Integrity）发布的一份题为“暴君的说客 ”的报告里是被讥讽的主要对象。

1985年菲律宾成为客户之后，该公司的国际业务迎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阶段。总统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迫切需要寻求某种合法性：在1983年主要反对派领导人贝尼尼奥·阿基诺（Benigno Aquino Jr.）被刺之后，美国国会对他的政权的支持一路下滑。马科斯雇佣马纳福特提升他的形象；他妻子伊梅尔达（Imelda）造访美国时亲手向公司支付了60,000美元的初始款项。当马科斯提出1986年举行快速选举以证明他对民主的诚意时，马纳福特告诉时代周刊，“我们试图做的是让它更像是芝加哥式的选举，而不是墨西哥式的选举。”虽然可能不是有意为之，但这绝对是一句实话。在美国的政治词汇中，芝加哥式的选举通常是大规模选举舞弊的代名词。已故民意测验专家沃伦·米托夫斯基（Warren Mitofsky）曾随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前往菲律宾，为那次选举设置并进行了出口民调。回国之后，他对政治学家山姆·波普金（Sam Popkin）讲起马纳福特公司的代表问他的问题：“马科斯赢多少才能让这个选举看起来合法？”波普金告诉我，这句话的意思非常明白：“我们怎么搞才能让美国人看着觉得靠谱？”

该公司最成功的右翼大改造是安哥拉游击队领导人若纳斯·萨文比（Jonas Savimbi），他是一名从毛派变成反共分子的叛乱者。他的军队对儿童无恶不作，将妇女充为军妓。在这位将军1986年访问纽约和华盛顿期间，马纳福特和他的同事们把他包装到有杂志称之为“萨文比时尚”。他穿着尼赫鲁西装，乘坐豪华轿车，出入华尔道夫酒店和格兰大酒店，力图投射出讲究、精致的形象。为了这次行动，公司帮他精心准备，每月向他汇报华盛顿的政治气候。据《华盛顿邮报》报道，“从如何回应他的批评者，到如何赞美他的赞助人，他都受到了精心细致的指导。”萨文比从此行中脱颖而出，成为备受称道的“自由战士”。当新保守主义标杆人物珍妮·柯克帕特里克（Jeane Kirkpatrick）在美国企业研究所介绍萨文比时，她宣称他是一位“语言学家、哲学家、诗人、政治家、战士……我们这个时代少有的真正英雄之一。”

这是个骗局——萨文比仅在1985年就支付了600,000美元。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凯利事务所绞尽脑汁让这笔黑心钱不断流。公司自己的业务已经和萨文比持续对抗安哥拉左派政权的叛乱拴在一块。到80年代末，安哥拉经历近15年的血腥内战之后终于临近和平谈判的边缘；这家公司却不断为客户争取新一批武器，支持萨文比继续打下去。 前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Bill Bradley）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当戈尔巴乔夫停止对安哥拉政府的援助后，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坚持帮助萨文比。 但是到那时他聘请了一个非常厉害的华盛顿游说公司。” 这场战争又拖了十多年，数十万安哥拉人死于非命。

V. 家族生意

“保罗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强的人，”最近他的一位搭档查理·布莱克（Charlie Black）对我说。马纳福特在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凯利事务所的同事大都宣称他们信奉保守主义的教义，“自由”、“自主”这些词都时时刻刻被挂在嘴边。但马纳福特几乎从不提原则或者政治理想。他来自完全不同的政治门派；从他成长的经历可以看出他世界观形成的过程。

60年代时，马纳福特的老家，康涅狄格州的新不列颠市被称为“硬件城”。作为斯坦利工具厂的所在，它是一个许多少数族裔杂居的城市——波兰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还有乌克兰人。曾经在国会代表新不列颠市的南希·约翰逊（Nancy Johnson）对我说，她在那个年代初次来到这里时，简直无法相信这个城市和外面交流多么少。“这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小城市。我孩子上高中的时候，同学中没有去过哈特福德（Hartford）的多得惊人。”康州的州府，哈特福德，离新不列颠开车只有15分钟。

马纳福特一家从那不勒斯（Naples）搬来不久后，就于1919年创办了新不列颠拆房公司；后来这家公司又演变成了当地建造业内很有影响力的马纳福特兄弟公司。当马纳福特的父亲老保罗·马纳福特1965年竞选市长的时候，还是孤零零一个共和党人在蓝仓战斗。但是他有着话术天分和毋庸置疑的决心。前新不列颠市议会议员保罗·卡弗（Paul Carver）曾是他的门生；卡弗对我说：“就像你和亲爷爷一起去酒吧一样。他会伸出手来给所有人买酒喝。他认识这城里上上下下所有人。”小保罗——朋友口中的P·J——非常崇拜他父亲，并一头扎进了他日后称为“成功奇迹”的竞选活动里。这么多年来，他一直是一个孝顺的儿子。他公司里所有的合伙人都认识他父亲，在他弗吉尼亚弗农山家里的各种聚会上和他父亲打过照面。“他对父亲非常尽心，”南希·约翰逊告诉我。

一般情况下老马纳福特这样的魅力会让公众对他的缺点集体失忆。但在1981年，他由于在市政腐败调查中提供的证词被指控作伪证。新不列颠警方一直被谴责对该市的非法赌博视而不见，并且篡改证据以保护迪卡夫肯特（DeCavalcante）犯罪家庭成员约瑟夫·“皮皮”·古尔瑞罗（Joseph“Pippi”Guerriero）。

针对纂改证据的几场调查扯开了腐败的新不列颠市政府的遮羞布。 最具破坏性的报告来自该市请来滤清浑水的哈特福德律师，帕尔默·麦吉（Kalmer McGee）。 在他的调查结果中，他直接指控老马纳福特为“问题最大的人”。根据举报人的证词，老马纳福特公开说他想雇用一个“灵活”的人来管理他的“并不百分之百按规矩办事”的人事办公室。举报人还作证说，他曾经向马纳福特家中送过一个信封，信封里是当警察必考试题的答案——而老马纳福特通过亲戚把它交给了两位申请者。老马纳福特从未否认接收过这个信封，但坚持说他要的只是“预习材料”。

时效规定让检察官无法直接指控老马纳福特泄题；最终他也没有被判做伪证。但是他的被捕促使《哈特福德时报》（Hartford Courant）编写了一份对他名声很不利的交易清单：“在他二十多年的公共生活中，他一直是争议的焦点，身负多条指控。”这个长长的单子里提到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对他的指控——他在市长任期内，在仍持有马纳福特兄弟公司股份的情况下，将合同包给这家公司。此前，当佛罗里达州的投资者用国际驾驶员工会（Teamsters）退休基金在布里奇波特（Bridgeport）投建回力球场时，马纳福特用“不正当的”欺骗手段为其搞到了环境许可证。随后，他的家族公司虚报了球场施工费，以覆盖给国际驾驶员工会的回扣。 （该公司承认虚报费用，但大陪审团没有对其起诉）。甚至在这起丑闻爆出来之前，一位前新不列颠市长已经抨击过老马纳福特的行为“违反了最基本的道德”。

老话说，华盛顿特区是一个充满诱惑的大染缸，会腐蚀所有来这里定居的理想主义者和天真纯净的人。 但是这句话是否倒因为果了呢？ 如果是外来者在腐蚀首都、并创造所谓的权利沼泽呢？ 当小保罗·马纳福特打破了规则，当他在道德规范之外运作时，他其实遵循了他最熟悉的例子。 正如他后来在接受康州当地一家报纸采访时谈到他与父亲一起工作时所说，“我在那里学到的一些技巧我今天仍然在使用……这就是我的起点。”

VI. 阿尔·阿西尔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马纳福特从国外交到了一个新朋友，一个来自黎巴嫩，名叫阿卜杜勒·拉赫曼·阿西尔(Abdul Rahman Al Assir)的军火商。他向他的合伙人提到这位新朋友的次数超过提到其他任何人。“他的名字老是冒出来，”彼得·凯利回忆道。尽管阿尔·阿西尔从未得到美国媒体太多的关注，但他家族中的一个成员在美国很有名。他曾经是沙特军火商阿德南·卡舒吉 (Adnan Khashoggi)的姐夫, 而此人是后来演变成伊朗门丑闻的武器换人质计划的掮客。80年代初，卡舒吉身价40亿美元；他的传记《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于1986年出版。在他的财富最如日中天的时候，卡舒吉奢华的生活方式每天需要花费25万美元来维持 —— 据报道包括十几栋房屋，1000套西装，价值7000万美元的游艇和一架被称为“空中拉斯维加斯式迪斯科舞厅”的定制飞机。

阿尔·阿西尔是卡舒吉王国在西班牙的代理人，也是向非洲军队出售大型武器的军火商。他混迹于在瑞士的格斯塔德滑雪、在法国南部消夏的那一群富人和名人中。总部设于伦敦的阿拉伯语杂志Sourakia写道：“阿尔·阿西尔的神奇就在于他可以与西班牙国王唐·卡洛斯（Don Juan Carlos）共进午餐，和摩洛哥国王哈桑二世（Hassan II）共进晚餐，第二天又与费利佩·冈萨雷斯 （ Felipe González ）[西班牙总理]共进早餐。”

马纳福特向他的合伙人建议说，阿尔·阿西尔可能有助于他们的事务所与世界各地的客户建立联系。他想增加事务所的全球影响力。马纳福特之前对于游说行业道德边界的探底，已经让他接触到了各种窃国大盗，暴徒和其他可疑的人物。但是这些人中没有一个像他与阿尔·阿西尔的友谊和创业合伙关系一样给他留下如此深刻的烙印。到了九十年代，两人已经开始搞大宗交易。其中比较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帮助协调的法国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军火交易；这宗交易靠着涉及两国高级官员的各种贿赂以及回扣而成交，却最终走向了谋杀的指控。

这一切都可以说是从1993年马纳福特在他弗吉尼亚的家中做东晚餐开始的，出席的客人中包括时任巴基斯坦总理的贝娜齐尔·布托。当时，布托领导反对党在野三年后刚刚重新执政，而马纳福特急需她的生意。她了解马纳福特是一个熟练的公众舆论操纵者，而在整个晚餐过程中，马纳福特也展现了他最具战略眼光，最有个人魅力的一面。一位出席了当天晚餐的巴基斯坦前官员告诉我，布托在晚餐后决意要用马纳福特提供的服务。她建议马纳福特与巴基斯坦情报部门合作。伊斯兰堡的情报人员们已经发现了国际上抢着雇用华盛顿说客的风潮，也一直吵着要给巴基斯坦找一个。

也就是那段时间里，巴基斯坦正计划升级其潜艇舰队，而欧洲的军火商竞相兜售他们的货物。最终法国的国有制造商赢得了这份合同 —— 而阿尔·阿西尔在合同签订前最后一刻被列为了交易中间人。二十年多后，此事引起的丑闻的细节还在不断浮出水面，把阿尔·阿西尔和马纳福特都卷入其中。这桩丑闻涉及到1995年巴基斯坦总统爱德华·巴拉迪尔竞选中的回扣指控, 看起来显然是法国国防部长安排的，而阿尔·阿西尔似乎是回扣流通的关键渠道。多年以后的2002年，卡拉奇发生了一起汽车炸弹爆炸袭击，11名法国海军工程师连同3名巴基斯坦人在去组装潜艇的造船厂的路上被炸死。一些死者家属深信不疑的一种说法是这次爆炸是由巴基斯坦官员策划的，因为他们对没拿到这个买卖里承诺给他们的贿赂感到不满。

马纳福特不是这个丑闻的核心人物，也从来没有被法庭指控。但是前文提到的前巴基斯坦官员告诉我，“他是这桩买卖的介绍人 —— 也收到了介绍费”。有关文件显示，马纳福特作为巴拉迪尔竞选的顾问至少挣了二十七万两千美元，不过马纳福特后来向法国调查人员承认，付钱给他的其实是阿尔·阿西尔。（巴拉迪尔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也不记得马纳福特为他工作。作者未能联系到阿尔·阿西尔为本文置评。）

马纳福特和阿尔·阿西尔不仅仅是商业伙伴。“他们亲如兄弟，”一位认识他俩的人告诉我。阿尔·阿西尔作为马纳福特的客人参加了1989年乔治·H·W·布什的就职典礼。阿尔·阿西尔和他的第二任妻子的孩子出生后，马纳福特成为了这个孩子的教父。他们两家在戛纳附近一起度假。阿尔·阿西尔将马纳福特引入了一个他之前从未见识过的贵族世界。“有钱，而且不是一般的有钱，”马纳福特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保罗意识到挣30万美元和500万美元之间的差别。他发现了法国南部。阿尔·阿西尔在他面前展示了如何过那种生活。”

马纳福特在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凯利事务所的同事们注意到了随着这两人友谊之花盛开之后他身上发生的变化。马纳福特的服装风格开始效仿阿尔·阿西尔，染上了欧派的花哨。突然间他开始穿别出心裁的衬衫，下边光脚穿着麂皮乐福鞋。在事务所成立初期，马纳福特一直驻扎在办公室，如同在总部的统领将军。但现在他经常飞往法国或西班牙，与阿尔·阿西尔合作一些项目，而这些项目对于他的下属，甚至是他的合伙人来说仍然是个谜。彼得·凯利告诉我说：“保罗当时跑到国外去搞的各种事情，我们谁都不知道。”

马纳福特的生活方式以其奢华的格调在华盛顿相对老旧的风格中十分醒目。当安德烈娅表现出对骑马的兴趣时，马纳福特在棕榈滩附近买了一个农场，配备一批专职人员，饲养从爱尔兰进口的纯种马。马纳福特的朋友约翰·唐纳森回忆说：“他正在与世界上那些阿尔·阿西尔们较劲 ——他想像他们一样生活。”

马纳福特在事务所里的同事一直怀疑他在为自己赚钱时毫不顾及他的合伙人。阿尔·阿西尔偶尔在国际媒体上的露脸加强了这些猜疑的可信度。阿尔·阿西尔经纪的一笔交易帮助整垮了里斯本一个私营银行。2002年，他和马纳福特说服该银行向一家波多黎各生物识别技术公司投资5700万欧元。据葡萄牙《观察报》报道，马纳福特是该公司的首席美国投资者；尽管有证据表明这家公司产品质量不达标并且会计制度混乱，马纳福特的投资促使这家银行认为其投资是合理的。据称阿尔·阿西尔从交易中提取了超额的佣金，甚至把银行的一部分贷款放入自己腰包。还有报道称，马纳福特在那家生物识别技术公司最终倒塌之前出售了自己的股份，赚了150万美元。

马纳福特的狡猾几乎成了传奇。2016年夏天，《政治》杂志的肯尼思·沃格尔（Kenneth Vogel） (如今就职于《纽约时报》）撰文对一个长期传言进行了充分的考据：据说马纳福特已经从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那里拿了一千万美元的现金却没有办事，而这笔钱他本来答应会转给罗纳德·里根连任竞选组织的（这件事本身就不合法）。沃格尔的文章部分基于共和党顾问、里根连任竞选主任埃里·罗林斯（Ed Rollins）1996年出版的回忆录。罗林斯在回忆录中讲述了自己在一次晚餐聚会上与一位菲律宾国会议员的对话，那人声称亲手给了一位参与马科斯竞选活动的“华盛顿著名说客”一行李箱现金。虽然罗林斯既不去肯定也不否认那个说客就是马纳福特，但他的描述并没有留下很多不确定性，而他在一封电子邮件中也承认“这个猜测挺靠谱”。罗林斯在他的书中承认被自己听到的内容“惊呆”了——“但也不是彻底不信，因为我很了解那个说客，我毫不怀疑这笔钱现在正存在某个离岸银行。”这让罗林斯十分忿忿不平：“我作为[里根]竞选的总负责人一年才收七万五千美元，而这个家伙就这么拿到了一千万美元的现金。”

马纳福特一直对罗林斯的含沙射影加以否认—— 他告诉沃格尔这是“无稽之谈”。从一个实际的角度来看，很难想象任何人能把一千万美元装进一个行李箱里。尽管如此，沃格尔还是发现了大量的间接证据，说明这个故事的可信性。当我向马纳福特的前同事问到这段“野史”时，他们虽然无法证实这个故事，但对很多人来说，这事也并非不可想象。尽管约翰·唐纳森怀疑这个故事细节的准确性，但他告诉我说这个传言之所以经久不衰，是因为它反映了马纳福特的道德。“我知道保罗会如何看待这件事。保罗会坐在那里说：‘这些人自己没法跟里根搭上话。我可以帮他们跟里根搭上话。他们想给里根一千万美元。里根没法拿这一千万美元。我来拿这一千万美元，而他们相信自己会对里根的决策产生影响。皆大欢喜。’”

马纳福特事务所的另一位前员工用一个轶事回答了我有关这笔与马科斯瓜葛的钱的问题。老布什当选后，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凯利事务所同意帮助组织就职典礼。该事务所雇了罗得岛的一家公司在游行路线上出售纪念品 ——T恤，纪念扣之类的。在工作人员撤下观礼台并清理完垃圾之后，这个前员工回忆说，一名销售商拿了一个装满现金的袋子到办公室。让同事们跌破眼镜的是，这是马纳福特给自己安排好的回扣。“这就是所谓保罗税，”这位前员工告诉我。“我猜他家需要新修一个阳台吧。但是这事情太典型了： 别人出力，他捞到大袋现金。”

马纳福特的同事对他产生极大怀疑是源于他对于累积财产日益狂热的追求，因为他们看到他是如何置下第二，第三和第四份房地产的。他的一位前同事告诉我说：“他能在看都没去看一栋房子之前就出钱买下。” 他在汉普顿的庄园有一个果岭，一个篮球场，一个游泳池和花园。“他笃信“呆子才不欠债呢” ，同事告诉我。他毫不节制的支出和堆积如山的债务使他不停寻找更高额的收入和更投机的项目。

1991年，布莱克-马纳福特-斯通-凯利事务所被世界第二大巨型公关事务所伯森-马斯特勒尔（Burson-Marsteller）收购。这是行业整合的一个时刻，那些最大的玩家开始意识到马纳福特创造的模式是多么赚钱。但是，在事务所被伯森收购之后，其华盛顿办事处负责人汤姆·贝尔几乎立刻开始注意到马纳福特各种明目张胆不遵守规则的行为方式。马纳福特一直就像一名自由职业者一样，经手项目的盈利都不入事务所账上。1995年，马纳福特离开了伯森。带着几个同事，他创立了一个新的事务所 —— 戴维斯-马纳福特-弗里德曼 （Davis, Manafort and Freedman） ——也开始了一个与克林姆林宫相交的新篇章。

VII. 基辅的主子

20世纪80和90年代，全球财富的顶峰为一个军火商所占据。在这个新世纪，后苏联时代的寡头们逼近了这个顶峰。马纳福特野心的目标也随之转变。在一位豪门财富继承人帮助下，他的新事务所找到了新的一群巨头顾客。

2003年，马纳福特新事务所的合伙人里克·戴维斯（Rick Davis）应邀去到曼哈顿中城的一家对冲基金公司。邀请函没有透露请邀请人的名字。戴维斯到达后，才发现与之握手的人是纳撒尼尔·菲利普·维克多·詹姆斯·罗斯柴尔德（Nathaniel Philip Victor James Rothschild），人称纳特（Nat)，一位在英国出生的金融家。在他年轻的职业生涯中，纳特却让伦敦的媒体为之着迷：他四处留情，拥有众多豪宅，投资眼光精准。为了庆祝自己40岁生日，他在巴尔干半岛的黑山共和国开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派对——一个为期三天的穷奢极侈的狂欢，连棕榈树都是从乌拉圭进口的——据说一共耗资100多万美元。

罗斯柴尔德对俄罗斯寡头们很有吸引力，因为他的名字意味着权力 —— 而这些寡头们对罗斯柴尔德也有同样的吸引力。“他喜欢他们那个狂野的世界，”罗斯柴尔德的朋友安德斯·埃斯隆德（Anders Åslund）告诉我。罗斯柴尔德在后共产主义经济体中投入巨资，并成为了俄罗斯年轻亿万富翁奥列格·德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的首席顾问（和朋友）。

罗斯柴尔德和德里帕斯卡二人的野心相因相生。他们就像一对老牌帝国主义者，想象着有一天，新成立的友好政府会席卷东欧，会容纳和保护他们的投资。马纳福特多年磨练的手艺正是他们的项目所需要的。罗斯柴尔德在2004年雇佣了马纳福特的新事务所来帮助恢复一位被流放的格鲁吉亚政客的影响力；此人当时居于莫斯科，是一位前克格勃特工，也是德里帕斯卡的朋友。这件事很棘手，因为此前这个特工刚刚在法庭上被指控为暗杀该国总统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的主要谋划者（他本人否认参与）。虽然这个政客的名声并没有按照计划那样成功恢复，但几年之后，里克·戴维斯成功地组织了一场公投，促成了黑山的独立——德里帕斯卡是这场运动的资助人，目的是借此控制该国的铝工业。

德里帕斯卡不仅仅是对金钱感兴趣。他也一直在寻求讨好俄国的机会。2007年8月，斯特拉福全球情报公司（Stratfor）的分析师劳伦·古德里奇（Lauren Goodrich）发送的一封随后被维基解密披露的电子邮件中，描述了德里帕斯卡向她吹嘘他如何让自己“成为普京和克里姆林宫不可或缺的人物”。这对生意来说是一着好棋，因为德里帕斯卡见证了克里姆林宫是如何对付诸如米哈伊尔·霍多尔科夫斯基（Mikhail Khodorkovsky）那些敢于挑战普京的寡头，没收他们的倾国财产的。事实上，克里姆林宫也把德里帕斯卡看作是他们的一个重要代理人。当美国拒绝发给德里帕斯卡赴美签证时，俄国给了他一张外交护照，使他可以前往华盛顿和纽约。

马纳福特了解德里帕斯卡是多么重视自己与克里姆林宫的这种共生关系。据美联社报道，他在2005年向德里帕斯卡推销一份合同提案，建议他投资一些项目来“影响美国，欧洲和前苏联共和国内部的政治，商业交易和新闻报道，以帮助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的政府。”（德里帕斯卡说他从来没有接受马纳福特的这个提案。）

21世纪初期，克里姆林宫对旧苏联影响圈的掌控尤其不稳定。在乔治·W·布什总统的民主议程里，美国几乎被奉为救世主，会引领世界进入一个全新的自由时代。这些高大上的美式论调对于亲俄地区的那些靠搜刮国家资源发财的、根基牢固的统治者的存在造成了威胁。突然之间，民主革命的威胁不再是纸上谈兵了。

在2004年的最后几个月，罗斯柴尔德和德里帕斯卡认为人民起义的风险非常大，于是他们交给马纳福特一项具体任务。当时乌克兰陷入政治危机，危及到他们在该国已经发展起来的商业利益（罗斯柴尔德有各种私募股权投资，德里帕斯卡有一个铝冶炼厂）。他们派马纳福特去基辅，了解如何尽可能减少风险。

在保罗·马纳福特所有的外国行动中，乌克兰最受关注，最终挤掉了他别的生意。乌克兰的政治绝不像通常描绘的那么简单；腐败的触须伸到了所有政界的参与者那里。尽管如此，马纳福特在乌克兰的故事说起来并不复杂。他代表乌克兰东部地区一个前黑社会团伙的利益，给那些在语言与文化上都亲俄，并想在政治上控制整个国家的寡头效力。马纳福特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团伙推出的候选人维克托·亚努科维奇（ Viktor Yanukovych）正在面临企图用欺诈和恐吓手段操纵2004年总统选举的指控，甚至可能包括用二恶英毒死对手。尽管从莫斯科进口了一堆助选顾问，他仍然落选。在这次屈辱的失败之后，亚努科维奇和支持他的寡头们正渴求一位新的大师。

在马纳福特开始考虑与亚努科维奇合作时，这位落败的候选人刚刚结束在一个捷克度假胜地短暂的自我放逐，回到了基辅。他们在亚努科维奇的政治组织 —— “地区党”的总部见面。这个总部所在的建筑是由一个老电影宫改造的，十分宏伟。当马纳福特走进去的时候，那个总部就像一座陵庙，而亚努科维奇就是社会的弃儿。“人们都唯恐避之不及，”菲利普·格里芬说。“他就像有放射毒性一样。”

马纳福特精心调教亚努科维奇去模仿的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曾经为乌克兰政府做经济政策咨询的埃斯隆德告诉我：“亚努科维奇和马纳福特体型几乎完全一样，都是高大的男人。他让亚努科维奇穿他一样的西装，并像他一样把头发往后梳。“亚努科维奇在公开场合和私人场合都是木木的，但是“马纳福特教会了他如何微笑以及如何寒暄”。而这些都是马纳福特悄悄地做的，“都在幕后。他做得非常优雅。”

他还指导亚努科维奇的政党每周都专注一个议题，比如靠退休金生活之人的不幸现状。这些算是雕虫小技，但从未有人在乌克兰使用过。亚努科维奇为自己美国式的华丽转身感到自豪。在聘请马纳福特之后，他邀请了美国大使约翰·赫布斯特（John Herbst）到他的办公室，把一个装有马式战略的活页夹放在他面前，并宣布：“我和华盛顿是一伙的。”

马纳福特经常用来为他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辩护的理由是，他希望引导乌克兰转向欧洲和西方。但是他的民意调查数据显示，亚努科维奇应该强调这个国家的文化割裂，利用乌克兰东部讲俄语民众的受害者身份认同。果然，他的客户们闹腾着反对北约的扩张。当一位美国外交官在“地区党”网站上发现有狂热的反美言论时，马纳福特对他说：“但英文版上没有啊。”

随后，亚努科维奇的党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超乎预料的成功，这使背后出资的寡头们对马纳福特刮目相看，报以极大的尊敬。结果，马纳福特每次在乌克兰待的时间就越来越长。他作为一个商人的最大的天赋之一是他的胆量，而他的乌克兰金主们兜里有海量的财富。马纳福特所收取的金额总和远远超过了他以前收到的数额，但他似乎觉得这完全正常。马纳福特的一个助手如此描述这个套路：“保罗会要一大笔钱”，亚努科维奇会批准，然后他的幕僚长“会去找其他寡头，并要求他们摊份子。‘嘿，你需要付一百万’，那些人可能会抱怨，但他们对亚努科维奇有求必应。”

当亚努科维奇在2010年赢得总统职位时，他给马纳福特“出入”特权，允许他随时可以走入总统府内的“圣地”。亚努科维奇本有些牛脾气，他的总统做得越长，他更是越来越不爱搭理顾问们。然而，马纳福特知道如何改变亚努科维奇的想法，那就是用民意调查和政治论点来说服他。前外交部发言人奥列格·沃罗辛（Oleg Voloshyn）告诉我，外交部长，他的顶头上司，最后居然托马纳福特为他传递讯息，代他劝说总统接受他对于重要外交政策的意见。“亚努科维奇只听他的话，” 沃罗欣告诉我，“就算他不理会我们所有别人的意见。”

VIII. 运势逆转

在乌克兰局势崩溃前，马纳福特将此国视为自己的福地，觉得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但他顾问的身份，尽管拥有巨大权势，并不能满足他极度的自我膨胀与野心。在花了大半时间与与俄国和乌克兰的寡头们结识并交往后，他开始计划让自己也跻身于寡头之列。在詹姆斯·哈丁（James Harding）2008年出版的《领头狗：把政治粉饰做成全球生意的美国人》（Alpha Dogs: The Americans Who Turned Political Spin Into a Global Business）一书中，里克·戴维斯称他们的公司主要是“做买卖搞交易的”。戴维斯说：“全世界除了美国，其他国家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都一个样，我很喜欢这点。”民选官员和操纵选举的人都是“这个国家最富有的人，拥有一切资源”。

2006年，在马纳福特原先事务所从当“车手”干起的里克·盖茨来到基辅。（盖茨没有回应对此文置评的多次请求。）马纳福特把一家他新创立的叫做伯里克利（Pericles）的私募股权公司交给盖茨掌管。他打算筹集2亿美元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投资提供资金。菲利普·格里芬告诉我：“当时几乎任何市场都是一片处女地，任由投资人挑选。”

马纳福特本来一直计划靠奥列格·德里帕斯卡来给伯里克利注资。2007年，马纳福特说服他在该项目上投入1亿美元，不过对这位寡头来说这点钱只是九牛一毛。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前，德里帕斯卡的身价为280亿美元。

出于对保罗·马纳福特的信任，德里帕斯卡愿意给他出钱。马纳福特经常前往这位寡头在莫斯科的办公室，与德里帕斯卡长谈数小时，并一同纵观前苏东阵营的经济与政治形势。德里帕斯卡在三十多岁时成为了亿万富翁，身上一股新富的招摇与假模假式。他表示他想成为俄国在全球的代言人。但想要如此，他必须要摆脱那些如影随形的不好的名声，而马纳福特在这点上能帮到他。在马纳福特和德里帕斯卡认识前，2001年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收回了对德里帕斯卡的邀请，因为法庭正在调查对他在建立商业帝国过程中存在不当行为的指控。（该案最终被驳回。）在被达沃斯拒之门外五年后，里克·戴维斯引领德里帕斯卡在精英圈私下的会谈中露脸，还带他去了一个满是美国参议员的聚会，出席者包括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

伯里克利的第一笔交易中，马纳福特用德里帕斯卡的钱购买了奥德萨一家名为Chorne More（乌克兰语中“黑海”的意思）的电信公司，耗资1890万美元。他还以主管这桩生意为名收取了高达735万美元的管理费。

但在购买Chorne More后数月，2008年经济危机来袭，德里帕斯卡身价一落千丈，导致他甚至得靠着俄罗斯国家银行45亿美元的救助资金才得以渡过难关。这笔贷款的利息包括极端的屈辱：普京前往德里帕斯卡的一家工厂并在电视上斥责他。

当德里帕斯卡濒临绝境时，他的代表要求马纳福特对伯里克利进行破产清算并把属于德里帕斯卡的那份给他。马纳福特别无选择，只能同意。但这一承诺并最终并未兑现。里克·盖茨所说的对Chorne More的审计也同样从未付诸实现。到了2011年，马纳福特干脆停止对德里帕斯卡的投资团队进行任何回应。

德里帕斯卡对马纳福特欠他钱这事耿耿于怀。2015年，他的律师在弗吉尼亚法庭递交了书面陈述。他们希望美国当局能够找到关于这笔交易的更多信息，尽管这笔交易的起始文件在开曼群岛（ Cayman Islands）备案。律师们已经设法掌握了一些和此交易相关的文件，他们从盖茨口中得到一个对于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迟来的解释。德里帕斯卡的女发言人表示，盖茨说Chorne More拖欠了一笔100万美元用于购置固定资产的的贷款，并声称Chorne More因此放弃了在这个合伙企业的全部投资。这个解释让德里帕斯卡的律师们感到难以置信。德里帕斯卡开始公开质疑马纳福特最开始到底有没有购买这家电信公司。他们的律师称：“目前看来他的合伙公司（Pericles）从未收购过Chorne More的任何实体。”

最初交易的所有文件上都有里克·戴维斯的名字。他们说他作为马纳福特的合伙人，股权由两人平分。但戴维斯对Chorne More的交易毫不知情。在马纳福特组建伯里克利时，戴维斯从戴维斯-马纳福特-弗里德曼暂时离职，负责约翰·麦凯恩2008年的总统竞选。由于戴维斯和马纳福特和德里帕斯卡的联系在竞选一开始就给他制造了公关麻烦，他后来和这两人一直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当德里帕斯卡的律师问及他欠他们客户的那笔钱时，戴维斯目瞪口呆。随后他很快发现了马纳福特又注册了一家新公司——戴维斯-马纳福特国际（Davis Manafort International）——这家公司继续用原公司的名义交易，却没有给戴维斯他那份咨询费。等他从竞选活动中回来并目睹了马纳福特是如何辜负了他的信任后，戴维斯离开了他们共同创建的公司。

德里帕斯卡的律师们对马纳福特提出了严重的指控——与他的一贯行事风格一致，马纳福特从未递交任何回应。认识马纳福特最久的人们说这样的做法反映了他逃避个人危机的倾向：“他会坐上飞机飞去夏威夷，等一切尘埃落定后再回来”，他的一位前同事回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马纳福特如何应对一桩丑闻时对我如是说。但是，躲避记者是一回事，逃避奥列格·德里帕斯卡又是另一回事。尽管德里帕斯卡已经不是世界第九大富豪，但他依然拥有巨大权势。

实际上，当时马纳福特的选择非常有限：尽管他在乌克兰获取了大量财富，但是他不太可能偿还德里帕斯卡的钱。对他的起诉书里提到，马纳福特多年来用很聪明的方式将藏在海外的钱转移回美国。他用这些钱购买房地产、古董地毯、豪华西装——所有这些都是不需要交税或者海关申报就可以把现金发回美国的相对安全的途径。

但到了2014年夏天，推翻维克托·亚努科维奇的革命刚刚结束，FBI就开始仔细调查这位强人的财务状况。亚努科维奇在总统任内对他的政治对手展开刑事调查，让自己的亲信随意出入政府金库，并带领乌克兰疏远欧洲转向俄罗斯，而马纳福特在此期间一直在其左右。一直到最后那可怕的结局，在民间动乱愈演愈烈的情况下，马纳福特还是对亚努科维奇不离不弃——即使政府军队在独立广场上屠杀了一百多名抗议者。当这名政治强人树倒猢狲散之际，马纳福特依然忠于他。这可能是因为长期生活在道德灰色地带侵蚀了他对亚努科维奇是什么样的统治者的认知，也可能是因为他曾经越过这些道德底线。（目前亚努科维奇在乌克兰对他的缺席审判中被控叛国罪，尽管他从俄国否认了所有罪责。）之前那年12月，当抗议者们聚集在独立广场上时，马纳福特给他的女儿安德烈娅发短信说：“奥巴马的支持率比亚努科维奇还要低，但也没见他被赶下台。”

FBI对亚努科维奇财务状况的调查也涉及到了马纳福特自己的交易。在联邦调查局开始关注他的问题并在2014年7月对他进行问话后，很快这些资金回流就终止了。与此同时，马纳福特在努力向亚努科维奇的亲信们要回欠他的钱时也遇到了困难。为了支撑他昂贵的生活方式，他开始用他的房产进行抵押贷款——他的起诉书上说他两年大约贷款1500万美元。这种策略在洗钱者中并不罕见——银行贷款可以让洗钱者从脏钱购买的房产中获取干净的现金。但根据起诉书，马纳福特的部分贷款通过他给银行提供的夸大他所有资金的虚假信息所获得，这反映了他严峻的现金流金问题。当然所有这些贷款最终都需要偿还。并且无论如何，他都需要还德里帕斯卡的那笔债。

IX. 回报

2016年年初，马纳福特对他的老朋友、地产大亨汤姆·巴拉克（Tom Barrack）说，“我非常需要接触到”特朗普。巴拉克是特朗普四十多年的好友，但认识马纳福特的时间甚至更久。当马纳福特请巴拉克帮忙联系特朗普时，巴拉克很爽快地帮了这个忙。

马纳福特已经从亚利桑那州的诊疗所出院了。待在医院里的时光很难熬。他在给安德烈娅的短信里说，尽管购置了那么多地产，他还不得不跟另一个病人同住一个病房。尽管他一直对自己的私生活保持低调，却还不得不花很多时间进行集体治疗——他说这改变了他。他给她发短信：“我现在真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崩溃了。”

但是，导致他崩溃的大部分直接诱因还在原处等着他。曾经不可或缺，现在却被圈里人遗忘。他没有任何大客户，还背负着沉重的债务。他试图证明自己的创业能力，却惨遭失败并且代价高昂。因为他最大的冤大头德里帕斯卡还在到处找他。“他藏了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安德烈娅给在马纳福特住院后不久给她的姐姐写信，说他在乌克兰做的事很可能不合法。“别骗自己了，”她几个月前给杰西卡发短信。“我们家的钱上带着血。”

安德烈娅也没有原谅他出轨的事。她向自己的表亲抱怨她父亲是怎样对待她母亲的。她写到：“我们还是到点了就坐在一起，吃龙虾或者享受别的什么，一切如常。”但马纳福特一直以来，无论遭遇怎样的失败都会为家人慷慨解囊的能力，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他给杰西卡的电影投资的几百万美元打了水漂；他给她前夫房地产生意里投的几百万也化为泡影。

唐纳德·特朗普的出现，让马纳福特嗅到了一个可以弥补自己损失并让自己重新为人所重视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这个机会很完美：这一场充满即兴发挥的混乱杰作，需要一剂专业知识和建制派的信誉。

巴拉克给特朗普团队转发了一封马纳福特所写的备忘录，他在信中陈述了为什么他才是这位新崛起的候选人的理想人选。马纳福特的前同事们描述他是一位推销大师，拥有读懂听众心理的超常能力。他对特朗普说，他“从2005年开始就避开了华盛顿的政治建制派”，还把自己描绘成密谋摧毁特朗普党内提名的共和党老派领袖们的代表人物的卡尔·罗夫（Karl Rove）的宿敌。换句话说，为了能重回圈内，马纳福特将自己打造成了终极“圈外人”——一个也只有特朗普会觉得可信的勉强说辞。

马纳福特之所以能写出如此精准的推销词，是因为他已经观察了特朗普几十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这位地产大亨想让飞过他在棕榈滩的度假村马拉阿歌庄园（Mar-a-Lago）的航班改线，马纳福特的公司就曾代理过这一案件。2006年开始，马纳福特一直在特朗普大厦里有个落脚处，这样他就有机会偶遇特朗普并闲聊几句。这些机会或许给他带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洞察：特朗普的吝啬。当马纳福特向特朗普提供服务时，他忍住没有给他们开出天价；他说，他会给他们提供咨询，免费。马纳福特对自己的家人说，这么做是一种策略：如果特朗普以为他很有钱，他就会与他基本平视，而不是把他看作竞选活动中的寄生虫。

但马纳福特肯定也相信钱就跟之前一样迟早会来，因为他在竞选中可以施加的影响力，万一特朗普获胜了，这种影响力还能指数级增加。其他的好处和特权也是如此。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想法让他在锁定竞选中的职位后几乎第一时间就联系了他躲避数年的奥列格·德里帕斯卡 。他通过之前的副手、乌克兰人康斯坦丁·克里尼克（Konstantin Kilimnik）发出了强调他新工作的媒体剪报。“我们如何才能把亏空补上？”马纳福特给克里尼克写邮件，“OVD团队看到了吗？”马纳福特的发言人承认，这个缩写指的是奥列格·弗拉基米罗维奇·德里帕斯卡。在两人的交流中，克里尼克对他们能和这位寡头”重归于好“表达了乐观的态度。

当然， 马纳福特所有的希望最终都被证明是纯粹的白日梦。他并没有成为特朗普主导的华盛顿里最重要的玩家，却成了华盛顿头号丑闻中的首犯。越来越多的间接证据表明，特朗普竞选团队与俄国人勾结，让2016年大选朝着对自己有利的方向发展。鉴于马纳福特和包括亚努科维奇和德里帕斯卡等亲俄盟友之间长期的关系，尤其是他欠德里帕斯卡债这点——尽管德里帕斯卡否认对任何马纳福特试图和他重修旧好的计划有所知晓——很难令人相信他在俄国的这个阴谋中只是个天真或者被动的角色。当俄国律师和说客在2016年夏天来到特朗普大厦，承诺提供希拉里·克林顿的罪证时，马纳福特和小唐纳德·特朗普都在场。

同年夏天，特朗普的竞选团队在马纳福特担任竞选经理时成功改变了共和党的政治纲领，降低了对乌克兰亚努科维奇倒台后的亲西方政府的支持，这个改变之前曾为共和党人所诅咒，而现在受到俄国的欢迎。司法部在10月因没有注册为外国政府代理人、隐藏海外资产向马纳福特提起诉讼，指控将马纳福特描绘成了一个贪婪绝望、把见不得光的钱还有见不得光的事情引进美国的人。回头看来，特别检察官罗伯特·穆勒当然会将马纳福特在乌克兰时期的资金处理作为第一个公共检查的对象，这是他调查最好不过的起点。一个可悲的现实是，如果马纳福特最初能抵挡住诱惑，不在特朗普的竞选团队中寻求职位，穆勒在起诉中所提到的这些罪证都不会浮出水面。即便是他的这些前科已为人所知，也不会让人觉得不寻常：按现如今的标准，马纳福特的劣迹并没有和世界运行的规则不合拍。

无论是”巴拿马文件“还是”天堂文件“，大量信息都披露了世界各地的权贵们此前不为人知的海外账户，我们可以看到在何种程度上腐败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叙事。我们生活的世界中充满了用暴力攫取财富、通过政治联系积累财富以及赤裸裸的偷窃。保罗·马纳福特在他的整个职业生涯中都成功将腐败正常化。他在上世纪80年代创立的事务所完全摧毁了传统意义上人们上对利益冲突的担忧。它将“永续竞选”的风气带进了掮客圈，这股风气也因此流入了公共政策制定中。

虽然马纳福特被控为自己的私利而洗钱，他洗钱名声的悠久历史是真正让他与众不同之处。他协力说服了不少美国的政治精英无视窃国大盗和暴徒们的抢掠和暴行。他帮助那些根本不应有机会在华盛顿施加影响力的人物，软化他们的恶劣形象以便他们能够越过道德的藩篱进入华盛顿政坛。他削弱了首都的道德免疫系统。

帮助唐纳德·特朗普胜选从很多方面都代表着保罗·马纳福特职业生涯的顶点。这位总统和马纳福特长期服务的寡头们有不少相似之处：一位有着一系列不光彩交易的商人，通过与政府的亲密关系而获益；他迫切想要掌控一切并给自己赚钱，这一欲望压过了一切崇高的理想。就在不久前，特朗普还是个会被公共服务领域断然拒绝的外来入侵者。导致特朗普崛起的对政府不屑的心态的产生有很多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华盛顿特区慢慢变得更像保罗·马纳福特小时候生活的康涅狄格州的新不列颠城。

去年，由一位老共和党人比尔·格林（Bill Green）带领的一群马纳福特的老朋友们，试图组织一群代表帮马纳福特为他受到的一系列指控进行辩护，包括最严重的那条：他与敌对外国势力勾结，破坏美国民主程序。马纳福特的前合伙人查理·贝拉克甚至还在一场会议上露面，虽然他俩之前已经基本上失去了联系。马纳福特之前事务所的一些“车手”也想帮忙。然而，当需要有人志愿作为品行见证者上电视时，没人举手。“没什么能做的，”被该组织联系的一个人对我说。“而且没人能肯定保罗没干这些事。”实际上，关于他的一切和他所选择的人生都说明，他的确干了这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