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立凡 :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2018-03-15 作者: 章立凡 原文 #天则观点 的其它文章


中国著名近代史学家章立凡

感谢天则经济研究所,每年举办一次“新年期许”论坛。这是让大家在新的一年有点盼头的活动,我一直很重视。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个“前事”和“后事”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概念,而是说从以往的历史经验,讨论如何办后事。

今年盛洪所长签发的请柬,有句话特别有意思:“最好的期许就是提出能够达致良好愿望的制度改革方案”。这是很正面的,我知道盛洪先生作为新儒家,对于朝廷仍抱有匡正的心态;历史上的儒家,自古及今都有这种心态,要匡正朝政的得失。但还能不能做到?我觉得也只能尽人事而听天命了,大家可能都会感觉到这种无力感。

我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前两天我去听了台湾新儒家杨儒宾先生的一场讲座,跟他也有一些交流,发现自由主义和新儒家也有很多的共识。当然,我还是坚持自由主义的立场。

一.前事不忘:大清后事有安排

去年“新年期许”论坛上,我谈到大清朝给自己准备了后事,它临终前建立了各省的议会(咨议局),颁布了地方自治章程,当革命发生的时候,没有造成太大的社会动荡,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种族仇杀。辛亥革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次“光荣革命”,没有太多的流血和暴力,就完成了政权的和平交接。这种情况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执政党绝不相信自己会死亡,决不安排后事;而且从反面吸取教训,坚决不搞宪政。

执政党领导人中,想象过后事的不多。毛泽东说“人到老年就要死亡,党也是这样”,他认为阶级消灭之后,政党和国家机器也会逐步衰亡。胡锦涛则曾含蓄地警示:“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性格决定命运,继任领导人则一定会坚决捍卫中共的执政地位,并为此抗争到底。

刚才盛洪提到,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我想到的是戊戌变法 120 周年。对改革的反思和预期,我觉得应该有一些阶段性的表述。

“改良与革命”这个话题我们讨论了很多年,中外历史上有过多次的改革。吴思还在主编《炎黄春秋》时,我就写过一篇关于历史上改革周期的文章。纵观中外改革史,多数改革都不太可能持续太长的时间。如果改革在启动后的五至十年间不能取得势头,就不大可能继续,从来没有过延续 40 年还永远在路上的“改革”。我特别剖析了两个失败的标本:俄国的斯托雷平改革和中国的大清新政。指出:执政者凭借“顶层设计”自上而下地推行改革,目标都是避免革命。如果利益圈子太小或无法平衡各方利益,其后果往往是人亡政息,甚至犯下“颠覆性错误”。革命仍将不期而至。

二.古老智慧:莫到琼楼最上层

最近重读《周易》,推演“乾卦”,卦爻升至九五、九六(上九)的时候,我有些感触:一条龙自下而上,一步步上升到了“九五之尊”的位置,还要不要继续往上走?现在看恐怕还要往上走,一直走到上九——“亢龙有悔”。

系辞上说“悔吝者,忧郁之象也”,卦爻不当位,方有此卦象,其解读为:“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太满了就不可能永远地保持下去,物壮则老,物极必反,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孔子对“亢龙有悔”还有个解释:“贵而无位,高而无民,贤人在下位而无辅,是以动而有悔也。”这个表述也很生动到位。

当局者迷,究竟有没有感觉到“悔”,我们不知道。红卫兵一代经常讲“青春无悔”,从不反思人生失误。自信再三,乃至于四,不接受历史教训,权力超过能力,恐怕要出大乱子。

卦辞上还有一句:“用九,天德不可为首也”。周文王认为“见群龙无首,吉”,“一群龙看不出谁是首领,才是吉象;一旦成为群龙之首,恐怕所有的责任都要一人承担,这也就是到了“上九”这一步的困境所在。所以袁世凯称帝前,次子袁克文曾以诗进谏:“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孔子晚年读易,韦编三绝。历史进程走到这一步,也需要再三思考。上述所言算不上期许,只不过是一个警示:不要走过了,过犹不及。

三.历史教训:刚性体制易脆断

就民间社会而言,除了对新年的期许以外,还应该有对未来的中长期展望,这是我接下来要讲的。

目前好像没有什么乐观的选择,被迫在腐败和专制之间二选一,这非常让人纠结。要么忍受江时代沿袭下来的腐败,要么接受现在的这一套,不许有其他选项。但这可能是一条不归路,权力越抓越紧,方可维持现状;一旦放松,就可能崩盘。

两年前网络上流传一篇题为《警察国家必死于脆断》的网文,以突尼斯和埃及为例,总结“茉莉花革命”的教训,结论是:“再大的超级国家,只要一旦走上了维稳的道路,哪怕持续的时间再漫长,也必然以脆断为结束,脆断之后的结局也必然更加混乱。”

过于刚性的事物容易崩裂,这正是《周易》给予的启示。我现在比较注意的,是权力架构会不会发生脆断,一旦发生“颠覆性错误”,全社会可能都会出问题。现在常常讲“命运共同体”,一辆公交车被劫持以后,全体乘客的生命都被绑架了。这种状态下如何自救、如何摆脱困境?

看去年年底的局面,“新权威主义”出师不利,驱赶“低端人口”、拆除建筑物牌匾和供暖“煤改气”,这“三板斧”砍下来,不仅遭受了挫败,还大规模制造了潜在的敌人。每个“低端人口”也都有“中国梦”,他们的梦被打破了。大规模地拆牌匾以保卫“天际线”,但是每个大厦牌匾后面,可能都有一个或者几个利益集团。全社会各个阶层都被得罪了,出现脆断局面的风险就会加大。

四.社会自救:地方自治是出路

这种状况到底还会延续多久?何清涟女士最近出版了一本新着——《中国:溃而不崩》,认为大约可以维持 20-30 年。我跟她有一些个人交流,就问从何时算起。她说从 2003 年开始。我算了一下,是 2023 年或者 2033 年,这是她作为经济学家推算出的一个边界,与我六年前的预测十分接近。当然历史也有很多的偶然性,不一定全按经济学规律运行。未来如果出现任何的变局,社会如何来自救?我觉得后事的安排,可能仍是最紧要的。

两千年来中国一直是大政府、小社会,改革开放初期曾一度提倡小政府、大社会,如今政府凭借经济起飞重新强大起来,成为巨无霸。把社会挤压到几乎没有空间了。这种情况其实很危险,“党领导一切”,社会化的人群不允许有社会组织,不许有 NGO ,甚至打压 NGO 。本来 NGO 可能是一个可以补台的架构,现在被打压得空间非常之小,甚至被视为“敌对势力”代理人、“颜色革命”温床。一个没有社会自治组织的专制社会,未来的风险相当大。

去年在这个论坛上我曾提出:如果一个巨大的架构突然崩溃,未来这个社会怎么办,我们会不会重新陷入丛林法则,重陷以暴易暴的历史循环怪圈?

何清涟女士在新书末尾,分析了去年流亡富豪郭文贵在中文互联网上发动的“郭氏推特革命”,认为对未来中国具有隐喻意义:一旦政治高压瓦解,这类“革命”就将成为现实,其主导力量必定是底层社会成员,并且极可能会重复中国历史上历次农民革命或中共红色革命的模式。它的身上带着毛式共产革命的深深胎记,与建立民主宪政制度没有什么关系。我与何女士观点相同,且一致认为地方自治才是摆脱未来危机的出路。

参加了这么多场“新年期许”,今天在座的,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和宗教学方面的专家。我希望大家认真地思考一下后事怎么办,“集权后搞民主”的幻想基本上可以抛弃了。病人很自信,你说人家有病,人家不承认;你再说人家有病,人家就要打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先考虑将来社会如何自救。

我对未来是相对地悲观,提不出什么更好的建议。先抛个砖把问题引出来,敬请各位指教,谢谢!

[ 章立凡 中国著名近代史学家,作家。本文为作者 2018 1 9 日在天则经济研究所|中评网 2018 「新年期许」论坛的演讲修订稿,首发于香港《明报月刊》 2018 3 月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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