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约束高校权力“巨兽”
如何约束高校权力“巨兽”
枳猫/政见特约观察员
“安详宁静，有漂亮的女生、白发的先生……”这首1994年发行的民谣《冬季校园》似乎代表了人们的一种幻想：高校安详宁静，是远离社会的净土。
这首歌发行一年后，高岩进入北大；1998年，她自杀身亡；2018年，她当年的遭遇才为人所知。
性折射权力 关乎学术生存
这绝不是偶发事件。此前，北航陈小武、厦大吴春明、北电多名教授等一系列“白发的先生”涉及性侵丑闻曝光。海面上漂浮冰山之下也许是更惊人的黑暗。就在公共舆论场讨论沈阳时，还有很多人被控制、被侵害，求告无门，走投无路。
舆论压力足以推动一些改变，如建立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完善性骚扰法律规定。但如何保证这些机制、规则能够真正落实呢？
“生活的一切都和性有关，除了性本身，性关乎权力。”这句据说来自王尔德的格言揭露了性侵害中的权力关系。
在学生和部分高校教师的畸形关系中，性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西安交大周筠、武汉理工王攀，或许没有索要性，但索要顶礼膜拜、事务性劳动、贴身服务……共同点不是要求什么，而是无法拒绝。
权力体现在一系列日常暗示或命令中：必须从事指定研究、与导师共同署名发表成果、在院系利益争夺中供人驱驰、冲锋陷阵……
权力阻止学生反抗。学生越是接近学术，越受到这种权力关系影响，不得不依附于艰难学术环境中那些拥有权力的人。研究生和准备考研的同学尤其受到权力的制约。
从考研到毕业，学生在现有学术资源分布中处于劣势。他们总量多、可替代性高，就像农民工一样面对剥削手无寸铁。
同时，中国古老的尊师重道传统也影响着新时代学生与师长的关系。传统神话一方面将教师塑造为道德完人，另一方面要求学生驯服于父权化的师长。这让学生在侵害面前首先陷入道德劣势。
制度束缚权力 尝试避免悲剧
我愿意相信，大部分高校教师心地善良、值得尊敬。但在缺乏制度性预防的前提下，大部分人越是善良，百分之一的恶就越难阻止。
基于对现状的理解，参考国外高等教育的实践，我暂就研究生阶段的情况，提出两方面制度性的建议，在微观层面尝试限制权力。
首先，单一导师制是否可以改为指导委员会制度。
只有一个导师，权威是绝对的。正如陶崇园的悲剧所显示，其他老师很难名正言顺地提供学术指导和必要的危机干预。多名教师组成指导委员会，或许可以松动、稀释绝对的权力关系。
当然，在师生比极低的高校，这种转变并不容易。即使在教育资源更丰富的美国，研究生实际上也是由学术委员会中的某一位导师主管。但这种制度保留了监督、干涉的可能。
另外，在因学术分歧、个人冲突、导师工作调动等原因需要更换导师时，委员会制度可以确保更加合法、顺畅地完成这种转变。
其次，推迟确定导师的时间，在硕博研究生入学后第二年正式确定导师。
现阶段，绝大部分研究生在入学时就和导师确立指导关系，有些甚至在入学前就建立某种学术联系。这当然有利于尽早开展学术研究、确保入学。但同样也存在学生对导师不够了解、对学术方向不确定造成的问题。
因此，如果在正式登记导师之前给学生一年的缓冲期用以增进对自我、专业和导师的了解，很多悲剧或许都可以避免。
象牙塔不是世外桃源，更不是法外之地。尽管本文所提到的两条建议谈不上成熟，但是如何让在学术场域阴影中受困的青年学子们有回旋、选择空间，有自我保护的制度性工具，建立平等、和谐的学术环境，确是当下急需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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