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 关于“顺差为什么是‘好的’”
【说在前面的话】
分析外贸史的几篇文章发表后，在跟帖中讨论不很热闹。但出乎意料的是：在好几个学术思想群中倒是引起了争议。商榷的网友来自史学、经济学和时政评论界，有的是真名实姓的教授，有的是认真的匿名网友。我很高兴有这样的交流机会，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些问题无论从史实还是从理论逻辑方面，都不是鸡毛蒜皮，而是非同小可。所以很值得认真回答。为了人人平等，以下无论是名教授还是匿名网友我都以同样格式来回应。
一
未名（清华大学）： 秦晖先生，您在本群和《经济观察报》关于古商路上逆差贸易的文章均已拜读，几点看法供您参考。
1，用比较成本（所谓技术和低人权优势其实也是成本优势）解释入超，前提是已经形成市场竞争的国际贸易体系，而且存在建立于可贸易品平价理论基础上的国际支付汇率标准。但在近代以前，囿于交通条件和物流成本，上述前提并不存在。
2，如果贵金属的净流入或流出有实证数据支持，当然可以作为判断出入超的依据。但彼时国际贸易以奢侈品为主，微观的比较成本既无衡量标准，亦非贸易发生的主要动因。窃以为不妨从宏观视角考察，在尚无跨国投资的时代，高顺差必然伴随高储蓄，分析储蓄率的高低及原因，或者更能接近贸易顺逆差产生的真实背景。
秦晖
： 传统外贸当然与近现代外贸有很大不同，而且古代经济的实证性也不能与现代等量齐观。甚至同为“古代”，明清史料可谓浩如烟海，没有谁敢说自己可以“竭泽而渔”。可是秦汉除了考古发现外，文献史料基本就是“前三史”，其中还有相当部分是班袭马说重复叙事，研究者主要的功夫大都还是在里面扒梳推理索隐探微钻牛角尖，这也是不得不尔。但是明清史如果只凭“正史”来搞研究，那简直就是笑话了。然而，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放弃长时段比较，何况过去类似时间尺度的比较也已经不少，只是我认为其中有些舛误，也确实需要澄清。我的比较是有所指的，您看完或许就知道了。
其次，在古代史中分析顺差与逆差确实比较复杂，除了你所讲的缺少“实证数据”（绝不仅仅是外贸史如此）外，即便知道有“贵金属净流入或流出”，也要分析它们到底是货币还是“器用”，而且这两者当时往往“不对称”，我文中提到汉代作为通货输出的黄金到了大宛据说却“用为器，不用为币”就是一例，明代则相反，中国输入白银作为货币，日本的白银却是作为一般商品输出到中国的，他们当时并不用白银为币。
所以按现代的概念，当时中国对日贸易是有顺差的，但日本对华贸易却没有逆差。不过，双方都视为货币的情况当然也很多，这些确实都要仔细分析。
但更重要的，还是你提到的即使存在顺差和逆差，这种现象是不是可以用来进行“比较成本”分析？我觉得称为“比较效益”更好。现代国际商品，尤其是大宗商品中的确很多是大家都能生产，只是你生产这个更合算，我生产那个更合算，我们各自发挥“比较优势”，通过贸易进行国际分工，实现双赢。但是在古代，很多贸易（不只是奢侈品）都是“互通有无”，而不是根据“比较效益”进行分工的。惟其如此，简单地根据顺逆差论好坏就更成问题了。坦率地讲，我的文章正是因此而发的。
感谢您，最后我会对朋友们有关的商榷做一个答复。
赵燕菁：其实我们并未真正理解顺差为什么是“好的”。
张凤安：顺差，从货币政策看，给发钞提供了储备支持啊。从国家资产负债表看，提供了正现金流。从微观企业看，外贸和顺差，一般都是预付制，即使使用信用证，也可以从银行提前预支，有助于改善和刺激微观活力。
Shenghao: 生产出来自己不吃，人都是傻子吗？
赵燕菁：张凤安说的对！顺差的本质是货币。货币有助于社会商业化分工。问题来了，美国70年代后期为什么不追求顺差了？用低人权解释顺差容易误导。比如，顺差大国德日都无法解释。
张凤安：猜想，布雷顿瓦解后，欧洲拿美元兑换黄金。这时，美国要保有全球铸币税，只能依靠它的逆差，逆差刚好是美债的增加，逆差获得的美元，只能买美债。如果没有逆差，就没有动机买美债啊。这就是逆差创造货币。美国逆差创造美债，美债塑造美元。回到货币的本质，货币创造，不就是债务创造过程嘛。
秦晖 ：感谢各位赐教！顺差为什么是“好的”？这确实没法回答。因为并不是一切顺差都是“好的”。尽管有很多顺差状态令人羡慕，但并非所有的情况下都如此。例如我就认为明清的顺差一点都不比汉宋的逆差更值得我们自豪。
其实，顺差就是多卖了，逆差就是多买了，抽象地讲卖就是好，买就是坏，至少我没法理解。或者换一种说法，顺差相当于贷出，逆差相当于借入，逆差方向顺差方支付货币就相当于还债。抽象地讲贷出就是好，借入就是坏，也有点莫名其妙不是？“杨白劳”时代这样说说还可以，今天提倡“融资能力”的时代还能这样说？我批评“顺差崇拜”就是因为这个。而且看了各位的留言，还真觉得应该做这个工作。
至于赵先生批评说：“用低人权解释顺差容易误导，比如，顺差大国德日都无法解释”。我想各位要是读了全文就不会这么质疑。我只是把“低人权”列为可能带来顺差的7种情况之一，从来没有说低人权一定会有顺差，顺差一定来自低人权。我列举了一些顺差的案例与低人权有关，如果我对这些案例的解释不对，欢迎指出。但这些案例当然不含当代德、日。我确实也论及了德日的顺差另有原因，并把它归为值得羡慕的一类，那当然不是“低人权”，这有什么“无法解释”呢？美国内战前南方的顺差与低人权有关，1877年后全美的“百年顺差”来自效率，前者是“坏的”而后者是“好的”，这有矛盾吗？
而且还要指出：我文中提到艾弗西.多马和罗伯特.福格尔认为在一定条件下奴隶制比自由劳动更有“效率”，这或许有争议，但是效率的计算要比“商品率”或顺差的统计复杂得多，如果说这些条件下奴役制比自由劳动更容易提高出口率产生顺差，那几乎不可能有什么争议。
俄国17世纪农奴化以后外贸顺差就是比此前自由农时代高多了，1861年农奴制废除后，由过去领主自营地演变的、公认为“农奴制残余”较多“的工役制”庄园也是制造顺差的重要力量，其商品出口率甚至高于所谓“资本主义富农经济”，更不用说高于一般小农。
1917年革命后苏俄的小农化导致消费率提高、商品率下降，出口无力。这是当局后来发动强制集体化的主要原因。果然，在把农民圈禁起来后效率如何不敢说，出口率确实是大为提高。“集体农庄”产粮首先完成上缴任务（相当部分供出口，换取工业化所需机器），所余才分给农民作口粮，多少全凭上意。以至于1931-33年间在饿死至少几百万农民的同时农业仍然保持了高强度出口！
可怕的是：1931年前后正值西方大萧条，粮食过剩，粮价大跌，从饿殍口中挖出的活命粮其实卖得很贱。就这样，苏联在大饥荒时期居然主要靠贱价卖粮保持着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德国除外）的贸易顺差。“用低人权解释顺差”在这种情况下能回避吗？
而这也表明“一切顺差就是好”的荒谬。从饿殍口中挖出活命粮来出口的“顺差”能比农民温饱无忧的“自然经济”好吗？更不要说“富国的逆差”了。一些论者津津乐道于给外国人提供了多少消费品，并嘲笑人家拿不出什么东西出售。其实就算人家什么也不卖，只要能让自己的国民丰衣足食，在我看来，这就比那些饿死农民挣“顺差”的国家强到天上去了。
二
修木 港中大： 秦老师所说汉朝以黄金、丝绸换西域的骡马、骆驼，造成贸易赤字，是特指丝绸之路上的买卖，还是泛指中原与北方游牧地区之间的贸易？ 丝绸的买卖属于高档，稀有的奢侈品，量不大，但是可以走得很远，因为其珍贵。蛮族地区出产的皮草也是类似，属于严寒地区的特产，但是受中东地区王公贵族的喜爱。
而骡马的生意是大路货吧，并不需要跑到西域去买，（内外）蒙古，甘肃，宁夏就有。而且工业化之前也一直存在，不仅在汉、唐，就是中原陷入混乱时期，对骡马的需求还是存在的。这应该不算丝绸之路所指的贸易吧，虽说二者或许有一些重叠。
中原与北方游牧地区的贸易存有赤字，有点反常。工业化之前，农民的自给自足程度较高，牧民却属于专业户，畜牧养出来的牛、马、羊是要拿去贸易的，而且在肉类、奶类与皮革之外，其它生活必需品，比如谷物、衣类、生活用具等等，都需要在市场获得。在古代中东地区，农、牧之间的交换是牧民处于下风，因为游牧者对农业地区更为依赖，也因此经常受农民的气，时不时引起冲突。
在中国历史上，中原与北方牧区的贸易赤字是发生在汉代，还是也发生在其它朝代？如果只发生在汉代，那么汉代的经济与社会情况值得深究。如果在我们历史上一直是赤字，那么拿去与中东的情况对比一下，应该是更为有趣的一个题目。
秦晖 ：这个问题不能想当然。无论畜产贸易是不是丝路贸易的一部分，汉代的外贸总体上是逆差，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宋朝的版图已经谈不上丝路贸易（这条路上的贸易即使有，也是西夏、吐蕃、蒙古人的事了），所谓外贸主要就是东南海路和北方边关两个方向，这两个方向都是逆差，都有大量宋钱外流。尤其是对北方游牧地区，“宋朝与北方民族政权争夺钱币的斗争”是个经济史上的老课题。甚至有人认为宋朝之所以出现纸币，也是因为钱币外流太多导致“钱荒”。出现纸币是否因为这个原因可以商榷，但钱币外流太多导致“钱荒”却是事实。所以您的想当然是靠不住的。
想当然之所以靠不住，除了事实外还有个逻辑问题。我觉得您把“商品率高”和“逆差率高”以及“受气，处于下风”这完全不同的三件事混为一谈了。
古代牧业是否一定比农业商品率高，已经需要实证。就算确实如此，从商品率高就推出逆差率高，继而又推出“经常受气”，就更不靠谱。1980年代日本经济商品率比中国高得多，但中国是高逆差而日本却是高顺差，这样的例子难道少吗？当代美国倒是商品率与逆差率都高，但美国“经常受别人的气”吗？
至于古代的农牧文明互动，我们听到的事实多是“马上民族征服农耕民族”之类。您是研究“古代中东地区”的吧？我本不该就此置喙。但这个地区自古以来，从亚述人、喜克索斯人到阿拉伯、蒙古人的征服也是常识吧。无论经济关系如何，冷兵器时代游牧民族拥有军事优势应该很常见。
当然，农耕民族的叙事或有偏见，很多欺负游牧民族的事也许被忽视（这方面要请您指教。不过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也有类似情况）。但即使这样，也很难解释为“农、牧之间的交换是牧民处于下风，因为游牧者对农业地区更为依赖，也因此经常受农民的气。”
就算贸易有逆差，那就是“下风”，就是“受气”？至少就直接结果（引申出来的结果就复杂了，所有对“自由主义贸易观”的批评都是需要引申的）而言，自由贸易肯定是双赢的，而强迫贸易中受气的就是被强迫者，与什么顺差逆差何关？古代农区的强大专制朝廷可能虐及四裔，但那是专制之虐，而非“农民”之虐，作为老百姓的牧民“受农民的气”或许也存在，但其发生的机率不会高于相反情况。
我知道您的很多看法都与西方学界的时髦有关。这些年来由于受到“政治正确”的影响，西方学界的时潮是一谈到西中关系（或西方与“非西方”的关系）史就少不了自我批判，“西方中心论”已经成为到处扣的一顶帽子；而一谈到民族关系就要为少数民族站队，一方面在本国全力为他们恢复公道，从“印第安”到“原住民”再到“第一民族”，不断树立其历史自觉，另一方面在其他国家也同样热衷于为少数民族建立“历史主体性”。
应该说这里的确有不少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但是我们要警惕，不要把人家的自我批判自我反省变成我们的自我膨胀，更不要以极端形而下的实用主义去应对他们或许也有点极端的“形而上正义”。
上述两个时潮，批“西方中心论”在汉学中就体现为“中国从来就比西方先进”，而少数民族主体性论在汉学中就体现为“内亚史观”、“新清史”这类与传统汉化进步论相扞格的说法，而我们许多人的应对就很“实用”：欢呼前者，而拒绝后者。而您不同，您似乎对两者同样接受，所以在中西关系上强调中国先进于西方，而在“汉胡关系”上认为“农民欺负牧民”。
应该说您比那些实用主义更彻底。但是我想，要说“主体性”首先我们学者自己就要有主体意识，唯上唯众唯西都是不对的，在坚持正义价值的同时我们要清楚自己的问题意识，在实证问题上就事论事，在推理上要讲逻辑自洽。他们已经没有朝廷，谈族群问题时只讲民间的歧视是可以理解的。而我们大谈“农民和牧民谁欺负谁”就有点滑稽了，你说呢？
出处 : 秦川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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