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獵與動物保護：誰的荒野？誰的救贖？

朱增宏                                      

原住民與（野生）動物的互動關係，應不應該以不同的標準來看待或檢視？理由又是什麼？

一直以來，每談到此議題，從事動保運動的我們（特別是我所屬的「動物社會研究會」）總被指責不尊重原住民，對原民狩獵文化不瞭解，甚至被扣上「對原住民存有歧視和偏見」的罪名。理解我們的朋友或希望促進雙方對話的人，則會強調原住民族受壓迫已久，難免對任何質疑都義憤填膺。

動物保護團體真的「不理解」原住民的狩獵嗎？真的對原住民狩獵存有「歧視和偏見」嗎？原住民的受迫害意識跟動物保護觀念，又真的是「水火不容」嗎？

15年前我在關懷生命協會任職，對於野生動物的「保護」，當時提倡的是「不吃、不殺、不買、不賣、不養」。如果繼續從這個角度來看狩獵，雙方當然就很難對話。但是，「很難對話」仍不等於「不理解」或充滿「歧視、偏見」。

歧視與偏見？

環保團體呼籲保護一條河，一片森林，是不理解想要在河上蓋水庫的「人」嗎？是對想要砍伐、利用森林的「人」存有歧視和偏見嗎？如果不是，那為什麼對象換成「動保團體—原住民」就是？

動物當然比原住民更弱勢，即使有人主張「不吃不殺不買不賣不養」野生動物，合法的或不合法的狩獵（吃、殺、買賣、養殖），照樣進行無誤，並沒有因此而減少。

站在動物保護的立場，客家人對動物不好，應該被批判，原住民對動物不好也應該被批判，這是「平等」看待客家人與原住民。十幾年來，我們不斷抗議、譴責閩客皆有的「神豬重量比賽」虐待動物現象。但當2013年5月，我們召開「民俗與祭典沒有虐待動物的特權－停止各種戲虐動物競賽！」記者會，指出近年台灣部分原民鄉鎮興起一股風潮，爭先在「傳統祭儀」與「技藝競賽活動」的名義之下，舉辦「抓豬」、「抓雞」、「抓松鼠」等充滿戲謔與虐待動物的比賽。而這些去買動物來撲抓的趣味競賽活動，與主辦單位宣稱要「傳承狩獵精神與文化」卻大相逕庭。我們追問是什麼樣的結構，讓原住民的祭儀變質，結果竟遭受排山倒海而來「歧視、汙衊原住民」的指責與撻伐！如果客家人虐待動物，社會予以譴責，原住民虐待動物卻有人認為「情有可原」，只因是原住民？這背後隱微不見的，恐怕才是歧視與偏見！

從動物的角度來看，狩獵的本質就是殺戮、是暴力，是一個生命奪走另一個生命的生存機會和可能。狩獵對動物而言，就是疼痛、緊迫，就是浴血、死亡，沒有辦法回復的生死爭奪。陷阱、獵槍對人而言可能是一種技術、技巧，甚至是工藝或具有特殊市場的高價商品。但對野生動物就是「誘殺、撲殺、奪殺、擊殺、劫殺、槍殺、刺殺……」的工具，總之，就是殺。不管給它附上甚麼好聽的名詞，包裝成「文化、傳統、權利、生態智慧」。對動物而言，它就是殺。

然而，漁業也是狩獵，甚至打蚊子也是狩獵，同樣是人類對其他生命的殺戮和暴力，只是蚊子不是脊椎動物，不受法律保護。而有些狩獵的「殺戮」能力則是空前、遠甚於原住民，像遠洋漁業捕撈鮪魚所使用的大型圍網。而也有些狩獵，則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飲」，有很多限制與節制，比如許多沿海居民使用的「一支釣」。

對動物的殺戮和暴力之所以在這個世界還被允許，只是因為人自詡位居「動物和環境」之上[1]。無論哪種狩獵，都可以找到理由，都是在一定程度上想滿足某種人的需求，或是生活條件。

但是不能不承認，無論哪種狩獵、殺戮和暴力都需要規範，對量或質（方法、條件）的規範。規範，如果能夠自律最好，如果自律不足，那就需要他律。因為這是人性。如果人類有所謂「文明」的話，對殺戮和暴力的反省與規範，應該是文明的一個重要的檢驗元素。

如果所有人類對其他動物的殺戮和暴力都需要規範和他律，為什麼主張對原民的狩獵施加規範、他律，要被扣上歧視與偏見的指控？

是什麼阻礙了「對話」？

從環保或動保的立場，儘管狩獵是對動物的一種暴力對待，開發利用則是對環境造成破壞，但我們都希望那是「最小限度的人類中心主義」，對荒野和動物造成的干擾愈小愈好。為了這個目的，它們需要規範，必要時，需要他律的規範。無論是「誰」，是哪一「種」人在狩獵、在開發。這樣，才是不對哪一種人懷有歧視和偏見吧！

「歧視或偏見」的指控之所以會阻礙原民狩獵與動物保護之間的對話，另外還有一個理由，那就是狩獵被視為體現了原民文化、原民權利和原民生態智慧這三件神聖價值。而這三項具有神主牌地位的價值，背後的支撐我認為不外是原來主義和民族主義。也就是說，一切原住民的文化、權利和生態智慧，都是這個（漢人以外許多原住）民族原來的、原有的、內在優越的、不會變化的，而狩獵是其中一個主要的（或唯一的？）「鐵板一塊」！因此，任何有關狩獵的質疑、異議、批評或主張他律規範，都會被視為「不理解」、「歧視」原住民族！

曾有一位布農族的校長投書聯合報指出，原住民比較沒有「我的」這種強烈意識，因為在布農族的生命觀裡面，人不分彼此，只要身而為人就是一家人。我覺得從這個基礎來探討狩獵很好。從人的角度談狩獵，而不是從民族主義的角度來談狩獵[2]。

由於狩獵就是對「他者」的殺戮，「他者生命」是在非自願的情境下浴血、死亡；又因為殺戮是不得已的，所以要對他者生命的犧牲抱持感恩，由此發展出許多狩獵的禁忌、規範，包括尊重祖靈、各種規範讓人不能貪取……等等。這些禁忌與規範的傳承與調整，才是所謂「狩獵文化」的精髓。

如果「狩獵文化」是對動物犧牲的感恩，是讓「「犧牲」不到最不得已的關頭絕不輕言犧牲，那麼它跟動物保護團體的主張並不會水火不容。終極而言，保護動物或是動物福利的觀念，也在於希望減少人類社會中一切自我中心主義所衍生的殺戮、暴力和貪欲。

當然，對傳統的原住民生活世界而言，狩獵文化是相關生活事物、生命禮儀的一切總成，對動物就算含有殺戮和暴力的成分，也是難以避免。然而基於生態環境的變遷，原住民人口的成長，商業力量的無遠弗界，乃至台灣社會原漢之間生活世界的高度重疊（融合？），都帶來了很多的改變。所謂「原來主義」的狩獵（傳統），其實早也產生變化。

合法「傷害動物」的特權

再從環境、動物的角度來看野生動物，牠們並不是屬於誰的，不屬於某一民族的，但基於生活所需有些人可以狩獵，有些人則不可以，那就是特權。就像任何人不可以隨便宰殺動物，但是有些人就可以，比如從事屠宰的從業人員；又如任何人都不可以虐待動物，但科學家卻被允許「合法」虐待動物，從事涉及對動物長期、嚴重傷害與痛苦的動物實驗。這些都是特權，都需要規範，包括自律和他律的規範。

就算狩獵是「天賦人權」，同樣需要規範。不僅是因為資源管理，也因為人性。不是說「原住民族」就不會受到利益的誘惑。全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原住民狩獵海洋哺乳類動物，本來都只是自用、族人分享，但一旦受到商業力量影響，一切就改變了。那是人性。我不認為哪一種人、哪一個民族的人，天生就比別人更不會受到商業的誘惑跟挑戰。也因為涉及了人性，所以不能球員兼裁判。

如果將野生動物視為環境資源來看待，就有所謂「環境權」問題。但是我們能說環境是誰的嗎？我們能說某些地方的「環境」屬於誰的，其他人因為不是住在那裡，例如我不是澎湖人，就不能關心澎湖的環境嗎？因為我不是原住民族，對於原民族地區的環境問題，就應該閉嘴（或「被閉嘴」）？多年來有許多抗議、反對不當開發的案例，皆發生在原民的生活區域，也往往都是「外來」的漢人與原民共同並肩作戰！為什麼獨獨關於野生動物的保護、保育（vs.狩獵），「外人」（漢人）就不能置喙了？

至於原住民的「生態智慧」，我想它既不是，也不應該是原住民的內在優越。基本上，任何人住在一個荒野地區，因為要與這個荒野（山林河海湖泊……）永續共存，就應該要有這樣的智慧，否則活不下去，更無法永續。而縱使不住在荒野，住在都市，我們每一個人也都必須發展生態智慧──例如多利用大眾運輸工具以減少碳排、善待都市中的動植物、節約用水……等。換言之，生態智慧乃是面對環境挑戰時的一種適應，適應的成敗會決定族群的存亡，需要積累與學習，卻不是任何民族本有、內在的特質。

沒有誰比誰更優越

如果不用「民族」的角度看狩獵，而是從人類主宰其他非人類動物的角度來說，人類使用動物的情況非常普遍。因為生存所需，住在荒野的居民難免需要狩獵野生動物維生。但不住在荒野的居民（漢人以及許多原住民）雖然沒有（或少有）機會利用野生動物，卻也同樣利用其他動物。因此無論原、漢，無論荒野或都市住民，凡是食肉行為都涉及對動物的殺戮和暴力對待，就這一點而言，並沒有誰比誰，哪個民族比哪個民族更「文明」、更優越。

反過來說，台灣這個社會，狗貓被許多人視為「毛小孩」，也不是只有漢族才如此。我相信很多原住民也會認同動物保護的觀念，不見得所有的原住民都會說，我一定要狩獵，我一定要去吃野生動物。就算現在是如此，未來也會改變。像現在的台灣跟20年前的台灣相比，動物保護的觀念已經有很多進步。流浪狗貓等動物從過去普遍被視為「垃圾」，到現在被視為「毛小孩」，甚至立法禁止基於數量或空間為由的「撲殺」。對野生動物也是一樣，白海豚，蘇眉魚，鯨鯊，穿山甲、石虎等議題，都反映台灣社會的保育觀念在改變。

因此，從動物、環境的角度來看待狩獵、生態智慧，當不是一個「原住民族」的問題，而是「住在該地」的人應該有的生活學習與態度。住在澎湖、住在金門的人，想要維護當地的生態，就會發展他的生態智慧，而不是「原住民族」才有所謂生態智慧。

動物保護運動針對經濟動物訴求人們「少吃肉」，減緩地球暖化的危機，也減少對動物的殺戮，同時提升經濟動物的生命品質、動物福利。針對動物實驗，動保運動推動落實所謂「3R」的觀念──減量、精緻化（痛苦最小化）和替代原則。同樣地，動保運動也應該檢視原住民（族）的狩獵，可否減量？可否有精緻化？能否尋找替代方法？

比如原住民為了滿足生活需求，並不一定要獵殺獵物，可以用別的方式，譬如善用自身對動物的瞭解，發展生態旅遊，用眼睛來狩獵，而不是用獵槍、陷阱。琉球西表村的山貓，本來是狩獵對象，後來受到保護，成為生態旅遊的對象，就是很好的例子。

如果堅持狩獵是原住民族的文化、權利、生態智慧，是內在優越的，非我族類應該「閉嘴」，非原住民都不能置喙發言，那不啻完全是去脈絡的「原住民族至上」觀點，忽略了環境的、地理的、社會人文的脈絡。這種心態，與原民過去和現在指責漢人的「沙文主義」、「霸權」等惡形惡狀，又有什麼差別呢？

談狩獵需要「人不分彼此」

狩獵，不僅涉及動物的數量，也是對動物的態度問題。就算某一物種多到不行，還有生物多樣性、預警原則應該考慮。要使用牠，要考慮一下牠也是生命！狩獵對動物而言，就是疼痛、折磨、恐懼與死亡。如果我們真的有「不認為某一個生命會比其他的生命更高貴」、「我們跟這個地球上的生命是共生共存」的智慧，當不會只用數量跟模型來看狩獵問題。

據說銅鑼鄉的一位民代曾說「石虎多到跟野狗一樣可以拿來打牙祭」，如果環團覺得這並不是幽默，而是無恥。那麼原住民說：「山羌就住在我家旁邊，晚上就在旁邊跟我叫，我叫牠走牠都不走，那為什麼不能多打一下」，當也不是幽默。

只有「人不分彼此」來談狩獵，才有可能拉近彼此的距離，才有可能雙贏！一方面，我們尊重生活在山林海邊的「住民」，「利用野生動物植物」是其原有的生活模式或生活需求；另一方面，也請還生活在「山林河海」的住民思考：野生動物的利用不是只有狩獵而已，可能有其他的替代方案。可以減量，也可以精緻，更可以替代。

保育是多元的，野生動物的利用是生活需求，但生活需求的滿足也可以很多元。包括協助自然資源研究、觀光旅遊等。

人行荒野，人跟荒野是「生命共同體」

因此，應該是「地緣主義」的狩獵，不是「民族主義」的狩獵。應該是「脈絡主義」的狩獵，不是「原來主義」的狩獵。從地緣、從環境、社會、人文、社區或個體經濟的角度來看狩獵，以「最低限度的人類中心主義」為原則，建立與時俱進的規範。原住民曾經遭受很多「人」的迫害，但動物從來不在「加害者」之列。從物種保育的角度看狩獵，涉及的並不是轉型正義，而是環境正義、生命正義。不論哪一個民族對環境資源的利用，都應該將當代、他人和後代的永續納入考量。

我看過一部電影，涉及到黑白之間，種族之間的衝突問題。其中有段對話，可當做思考原民狩獵議題的一個「提問」。片中主角之一問：「你要站在哪一邊？」，另外一個人回答：「你只要考慮過所有的因素、所有的方法，之後由你自己的良知來做決定。」我希望原民與動保團體之間的對話，也能促成這樣的一個效果。

[1]   戰爭，人與人之間的殺戮和暴力，更是狩獵，是因為某種人認為自己在其他人之上。

[2]   特別聲明，從民族主義的角度談「轉型正義」，不在本文討論範圍。我也不反對原住民族獨立，台灣這個島一下子有了16「國」也很好，3國也不錯（中華民國、台灣共和國跟原住民國），小而美，國家要越小越好。但即使我們是國與國之間的關係，生態保育、動物福利，還是跨國族、跨地界、跨國界的關懷。

※本文刊載於《思想》第三十三期：原民狩獵的倫理省思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