獵人都期待野生動物豐郁暢旺*

浦忠勇

我自己長期生活在部落，跟獵人有較多接觸，而且從小就跟著父親及同伴一起打獵，所以今天我想談原住民的狩獵文化的內涵。

我們社會對狩獵文化的誤解、污名化和指責已經太多了。我來參加這個會議，要出發的時候，我的家人，還有一些朋友跟我說：你去參加這個研討會要做什麼？你會被動保及環保人士攻擊、圍毆的。對於狩獵文化的指責和偏見，已經太多也太嚴重。我後來整理了一些報章雜誌的新聞與論文，歸類出兩種污名化與指責：一種是偏向生態與動保的指責，認為狩獵文化是生態殺手、殘殺動物。現在野生動物已經不是蛋白質的來源，為什麼還去打獵殘殺動物？另一種則是一些非常高道德價值的觀點，認為動物保護是全球普世的趨勢，他們以社會文化的觀點，直接指控狩獵行為是野蠻、不文明的現象，認為狩獵活動根本不應該再存在於現代社會中。

雖然有太多的限制與指責，諸如法源的限制、輿論的壓力，但狩獵活動在現今的部落裡依然存在，甚至廣為流行與傳承。談到狩獵的時候，族人總是興高采烈地討論分享，遇到陌生人卻低調不語，深怕被人知道自己會打獵，而這是一個非常不正常的狩獵狀況。

首先，對「傳統文化」的認知不一。我們的國家法律允許原住民族基於傳統文化可以打獵，可是「傳統文化」的精確內涵為何，就有很多的紛歧的觀點與爭論。法官的定義、族人的認知、社會的觀點以及學者的界定，其間的差異很大，所以基於「傳統文化可以打獵」的認知，「傳統文化」到底要怎麼去解讀，沒有人拿得準。其次，原民會以及林務局認為，「傳統文化」是在規範部落辦理祭典之前才可以申請打獵，而且狩獵的申請辦法非常不符合實際的狩獵需求。我舉一個例子，狩獵辦法規定你如果要打獵，必須在出發前三十天之前提出申請，載明時間、地點、獵物種類以及預估狩獵數量，經過主管行政機關核定之後才能出獵。我問過許多的獵人，問他們會不會想「依辦法」申請？他說，如果逼不得已要給政府看的時候，我們會去申請，做做樣子，因為實際打獵活動多是在農閒時間，到家裡的後山走一走，有無獵獲都沒有關係。狩獵作為生活的一環，事先申請實在太麻煩，也不符合傳統狩獵的禁忌規範，因為獵人不會預估自己會獵到什麼、會獵到多少數量。另外，保育動物與非保育動物的概念，也一直困擾著獵人狩獵的行為，因為在實際的獵場中，獵人不知道會遇到什麼動物。在原住民獵人的觀念中，獵物本是土地神所賜予的，所有獵物都是珍貴的，因此傳統獵人大概不會刻意區分出保育或非保育類動物。

再來，談到自製獵槍的問題。由於生活型態改變，狩獵工具也跟著進化，現在的原住民獵人最喜歡用槍枝從事狩獵活動，可是獵人卻只能使用自製獵槍。自製的獵槍工法粗糙，既不精製又不安全，導致獵人誤射事件頻傳，傷害自己或同伴，在號稱先進國家的台灣，無非是很大的諷刺。有一個挪威的人類學者朋友到部落訪談，聽聞原住民獵人要用自製獵槍打獵，他覺得非常新奇：「你們的獵人要自己做獵槍，然後去打獵？」我說是，這就是臺灣的獵人的限制。他哇的一聲，覺得這太神奇了！你們的獵人居然是自己做一把獵槍去打獵！他又問：「你們自製獵槍是長什麼樣子？」我拿出一把前膛式獵槍給他看，並且解說使用方法。他認為這是世界奇蹟，你們的獵人太厲害了，竟然可以自製獵槍去打獵，這是別的國家所看不到的現象。如果是自製傳統弓矢弩箭，技術上還可以克服，但是自製獵槍實在是強人所難，徒讓原住民獵人使用不安全的狩獵工具。

因為狩獵活動有諸多的污名、指責與限制，所以現在的狩獵活動就走入了地下化。違規的商業性狩獵或是休閒狩獵是地下化的活動，而遵循規範的正常狩獵活動竟然也要同樣地下化，跟警察玩捉迷藏，不小心就會被逮捕論刑。前天報紙就刊登一則關於警察抓到一個原住民獵人的消息，新聞標題寫著「野生山羌又少一隻」，標題與內容都書寫得相當聳動，殊不知那只是原住民獵人的常態生活而已。

另外，關於野生動物族群數量監測的問題。野生動物棲息地調查監測的資料，主管機關並無相關資料可供查詢，狩獵活動像是在霧裡行走，獵人只能依據經驗，卻沒有現代的客觀數據可以參酌。怎麼樣的獵獲量是合理的？可以到什麼地區進行狩獵？山羌、水鹿以及山羊，這些主要「山肉」的族群數量概況，似乎沒有數據資源可以參考，這也是一個不正常的現象。如果要做獵獲總量的管制，或是狩獵空間的管理，目前只能憑著獵人的經驗去判斷，若能有較為精確的參考數據和空間資訊，對野生動物的保育是有利的。

現在原住民獵人的身分，有時候是英雄，有時候卻是會被判刑的罪犯。我們的國家擁有開放原住民狩獵的制度，可是獵人身分依然被污名化，完全沒有尊嚴。保育團體、動保界人士以及原住民的獵人，至今各自堅持，林務局以及原民會希望改善現況，修改相關法令，但至今未有具體可行的作為，應該再努力。今天動保團體提供對話的交流平台，聆聽彼此，雖然讓我有點猶豫，但這是彼此邁出的重要一步。

事實上，討論狩獵的時候，我個人認為文化和生態兩個範疇，是不能迴避的議題。狩獵行為本來就是一個社會文化和生態保育的議題。動保團體說：「文化不能無限上綱。」沒錯，狩獵必然和生態系、生態圈的穩定平衡相關，我完全同意這是一個重要的前提和架構。陳張培倫老師有提到，談到狩獵文化的時候，我們常常不是談論怎麼去殺的、怎麼去吃的、怎麼去解剖的，不是這些很技術層面的東西，而是談論民族的山林知識。當然，我們了解臺灣島就這麼小，生態系統非常敏感，也相當脆弱，的確需要保育。其實獵人同樣也在談保育，我的部落裡有一個獵人協會，每一年會辦理獵人尾牙宴，討論內容就是獵區生態的問題，獵人們自我要求不能濫獵、不能破壞獵場。這樣的狩獵觀念，就是注重環境生態平衡和永續的問題。

我也必須再次強調文化的重要性，環境永續固然重要，卻不可能把狩獵活動從一個民族的社會文化脈絡中抽離。布農族的年曆板裡頭，就有好幾個重要的生活節序和祭典必須要上山打獵。排灣族的山羌皮帽，動保朋友看了這張照片，我猜想他們一定會說；「你們原住民也太殘忍了吧？你們吃了就算了，為什麼還把山羌的牙齒一根一根拔起來，裝飾在皮帽上？」也許很多人不明白，山羌皮帽其實自有它的文化背景。排灣族認為山羌是最神聖的獵物，部落重要節慶或除喪儀式必須用到山羌，牠代表土地神恩賜的福氣。鄒族認為山豬有獸靈，獵獲山豬是榮耀與能力的象徵，所以吃完牠之後要留下獸骨，放在獸骨屋並每年供奉；獸牙作為佩飾，也作為紀念。這些都是一種完全不一樣的文化思維，這種文化符號與印記，就是一種文化認同（identity），如果不談文化內涵，狩獵就只是獵捕與吃喝而已，沒有意義。

文化復振運動已經在臺灣點燃，原住民族都在想辦法找回一個屬於自我文化的定位。例如獵刀，它可以是自我文化特色的藝術品；阿里山鄒族新美國小則用石板陷阱做槓桿研究，當作科學教育題目，得到全國科展物理組的第一名，這就是從傳統文化智慧去萃取出來的科學知識；還有各族獵人供奉獸神、獸靈等等大地靈物的獸骨物，這些均涉及深層的文化肌理。獸骨屋存放動物獸骨，也是一個文化符號及儀式。現在的原住民部落，包括排灣族、魯凱族、泰雅族、鄒族等，每一年都還會舉行豐獵儀式，由長老帶領年輕人到他們的獵場，奠酒祭祀土地神，祈求整個獵場的動物、植物興旺。雖然是一個簡單的儀式，但它已扣連著獵人、獵場以及神靈之間的緊密關係。

我們可以看見，臺灣原住民族就是在一個充滿狩獵符號的世界中，定位自己，尋找文化根源。他們會捕捉獵殺、他們會吃獵物，可是我覺得那只是狩獵的一小部份而已，更重要的應該是部落的經濟、規範、生態平衡以及社會文化。我覺得狩獵是一組文化迴圈，它包含禁忌、文化、生態、社會等知識體系。如果只是單純認定狩獵為原住民族的經濟生活，現在族人都在種茶了，也經營觀光產業，為什麼還要打獵？這樣一來就忽略了狩獵文化的底蘊。原住民族談狩獵，談的是狩獵文學、信仰、資源利用、獵物分配；狩獵方法與技術反而是比較少被提到的，因為那是最低層次的東西。

整個打獵過程其實是一整套文化行為，從獵場平時的巡繞、觀察、管理、祭祀開始，接著發現動物、決定出獵、占卜（夢占及鳥占）、祭祀、追逐、捕獵宰殺、獵物解剖與分配、以及返家後的獵物處理、食用、供奉神靈等過程，是文化的連續實踐行為。狩獵過程當然會有宰殺、解剖等看似血腥的動作，但那只是狩獵諸多活動的一個小環節，我們沒有必要把這段過程放大評論。整套文化行動是在諸多禁忌規範下執行，不會導致濫殺、虐殺等不人道的狩獵行為。我訪問一位布農族的獵人，他給我一塊山豬肉，這塊山豬肉是獵人同儕之間互贈的禮物，也是贈送給長者的禮物，拿到這塊肉就直接用手大口吃。也許外人看起來有點粗野草莽，但在獵人觀念裡，獵物分享是必要且重要的，所以一塊山豬肉的背後有其一套文化思維。

狩獵當然也跟飲食文化相關，狩獵民族已然發展出獨特的飲食習俗。例如，原住民獵人喜歡獵物加樹豆熬煮，有特別的口味，這是飲食慣習。族人早有被馴化的味蕾，甚至喜歡吃一些很奇怪的東西，樹豆啊，山豬皮啊，獵物腸胃啊，認為是人間美味。也許有人看了或吃了之後會認為，這有腥味啊，很可怕，但飲食文化同樣有其歷史背景與脈絡。鄒族人會宰殺松鼠，作為小米祭供奉小米女神的供品；松鼠肉象徵一隻大的山豬，被視為最好的供品，沒有松鼠的儀式是缺陷的。獵物不只是人跟人的分享，人跟家族的分享，還要與土地神靈分享，原住民獵人至今都還在舉行的豐獵儀式，動保團體會認為這樣的行為殘忍不人道，可是，到處可見的吃到飽燒烤店，這樣的吃法就真比較文明嗎？

如果能理解原住民對動物的概念，就不必過度擔心不人道的狩獵會發生。原住民關於動物的敘事同樣非常豐富，顯示出人類與動物的關係緊密相連，甚至達到神聖化的地步，許多狩獵禁忌也源自於此。最近幾年我整理了獵人關於動物的知識，包括原住民跟動物之間互動關係的描述，我覺得可以發展成「原住民族的動物學」。例如熊、雲豹、熊鷹、繡眼畫眉、紅嘴黑鵯等等，都是大地之靈物，你不可以獵捕；萬一你獵到的話，你要做必要的祭祀儀式。許多原住民獵人不能養豬，養豬是女性的工作，男人不能餵養；對山豬的概念更是複雜，包括山豬的生態習性、文化的意義都非常豐富。這些動物知識是一般動物學所不會涉及到的內容；原住民族動物學，根本就是狩獵文化的一環。雖然社會變遷，宗教信仰也改變，但狩獵活動還是遵循重要禁忌的規範，例如不會事先預測獵物數量、豐獵儀式等，這是把人類與動物的關係神聖化了。

談到「狩獵文化」，常被誤解成「是你們在講自己的文化，只有你們懂」。其實狩獵文化還有重要的另一個面向必須被強調，就是生態平衡，它跟文化同樣重要。文化，常陷入身分認同、道德價值和宗教信仰的辯論，這個議題見仁見智，不容易談清楚，但如果從生態平衡的角度切入，也許比較能夠產生對話與共識。講生態平衡，是關注生態系統、動物族群數量以及環境永續的問題，比較不從保護動物個體生命的角度出發，也就是從野動法21-1條的旨意來理解狩獵文化。國家法律允許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的狩獵，傳統文化其實跟生態平衡是一體的兩面，沒有完好豐郁的生態圈，狩獵文化如同緣木求魚。所以我認為正常的獵人本來就是生態系統的一環，用禁忌規範達到資源永續的目的，根本沒有條件去竭澤而漁。

最近我觀察某個原住民部落狩獵情況，並初步估計一年獵獲量。打獵的族人幾乎都是業餘獵人，大部份在農閒季節出獵，主要狩獵時間是在11月到隔年的3月，其餘時間農忙。春季剛好是動物繁殖的主要季節，所以基本上已經有了時間限制。另外，當代獵人不再完全依賴狩獵維生，實際的狩獵區域僅僅只是傳統領域的一小部份，而且獵人多在固定的獵徑和區域活動，不是廣大範圍的全面性獵捕，有其空間限制。依我粗估，一個獵人獵捕山羌數量，一年差不多是16隻左右，而部落可能會有10到15個獵人，年度的山羌獵獲量約240隻，再加部落祭儀的狩獵需求，集體狩獵的獵獲加進來，總數大概是300隻。也許大家想進一步知道，這樣的數量是不是太多了？符不符合安全的狩獵量？當然，原住民獵人會根據經驗認為，山羌的數量多，不會有滅絕的問題，何況狩獵活動已有時間上以及空間上的限制。當然，這個也可以透過學者專家的野生動物族群數量監測數據，或者民間團體的生態觀察，去做狩獵總量空制的辦法，這就涉及生態平衡和狩獵活動雙贏的管理制度。

我是有狩獵經驗的原住民學者，基本上我的立場贊成「有管理的狩獵」，而且是以生態平衡與永續利用為狩獵的重要前提。大部份的原住民獵人也覺得這是重要的，少部份獵人就不會考慮，特別是從事商業性狩獵的獵人，比較不去理會有管理的狩獵，也不考慮生態資源的永續利用，這是原住民獵人該調整的地方。狩獵管理可以訂定部落狩獵自主管理的辦法，例如訂出明確的狩獵規範、狩獵區域、狩獵時間、禁獵物種，並由部落社區做獵獲數量的統計與回報，再來是定期討論狩獵活動應該注意的事項，形成部落共識。「部落自主管理的狩獵制度」若能建立起來，讓國家政府、專業人士跟團體，即生態團體、野生動物的專家、動保團體以及宗教團體，分工、討論與協力去訂出好的制度。如果社會大眾對於部落自主管理模式仍不放心的話，建議先從小區域去試辦，從一個部落、小區域獵場範圍，從中找到狩獵管理的好模式，好制度。

最後，我覺得應該推動建立「狩獵證照」的制度，讓獵人先有基本的狩獵知能，這樣對狩獵的管理就更能落實。我要特別提到獵人身心以及成長背景的狀況，有些原住民從小在平地長大，根本沒有打獵的環境和機會，他真的可以拿著獵槍上山打獵嗎？這是有疑問的。有些原住民從小讀書寫字，近視嚴重，拿獵槍很可能就亂打，是非常危險的事。我們要知道不是身為原住民就一定可以打獵，而是需要有一定的養成過程。傳統社會是跟著老獵人實地學習，那麼現在可以規畫整套課程來作為取得證照的條件與制度。

總之，狩獵是相當專業的工作，有安全性的考量，需要獵場知識，也涉及生態議題，每一個獵人應該要透過一定機制、課程與流程去取得證照。例如要成為獵人就應該要去上課、去受訓練，了解狩獵的歷史，狩獵的物種，獵區的生態，動植物知識，還有要參與部落獵人的自治組織等等，這樣的獵人證照制度才有辦法說服我們自己族人，也說服社會大眾，而且獵人也能擺脫污名，取得社會的信任。這也是持續狩獵的重要工作。

野生動物保育法允許原住民基於傳統文化之狩獵活動，這是典型的少數群體權利的保障。族裔文化是需要特別考量與關注的一環，如果都是一般化的對待，也許就形成了制度性的歧視，或制度性的壓迫，也就失去真正的權利保障，那是假平等。我相信部落的族人不可能也不必跟臺北市的人過著完全一樣的生活，環境保育以及動物保護的確是全球性的普世價值，然而全球化的實踐方式也會因為生活環境和社會文化有所差別。若國家治理與在地社群能協力，反而更可能把環境生態做得更好，面對狩獵文化應該從這樣的角度來思考。

*   我要感謝主辦單位提供這樣的研討，讓狩獵派以及動保派、環保派的朋友交流對話，這是不簡單的作為。我知道主辦這次論壇的吳宗憲老師是非常辛苦的，他說最近幾天心情始終忐忑不安，其實我要上台來分享，心情也是一樣緊張，因為是第一次面對動保朋友講那麼多的話，其實在許多議題上，大家可以有更多的討論與合作。謝謝大家。

※本文刊載於《思想》第三十三期：原民狩獵的倫理省思 （201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