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卖血背后的社会根源
农村卖血背后的社会根源
最近一项研究却发现，如果一个村民所处的社会关系网中有许多人卖血，那么他们就越有可能效仿。也就是说，同卖血人员交往可能助长了农村卖血现象，并成为公共卫生健康管理值得警惕的问题。
中国的献血市场可以分为献全血和献血成分两个部分，前者是以无偿献血为主，而后者则是高度商业化和有偿性的。通过血浆分离器，捐献者可以只捐献血浆，而不必献全血，这使他们可以更加频繁地捐献，而不必像献全血那样需要间隔三个月。人们“捐献”的血浆会被生物科技公司用于制造各种产品，献血浆也因此成了一门收益颇丰的行当。与其说是献血浆，不如说是卖血浆。
尽管献血浆有利可图，但是它却背负污名化的耻辱。卖血的人往往不敢公开承认，在别人面前也抬不起头。之所以献血浆会被认为视为可耻，主要是由于它的收益可观，这会让其他人认为捐献者是懒惰的人，不自食其力，而是靠“卖血为生”。其次，招揽人们去献血浆的企业往往没有合法资质，通常会导致艾滋病感染等严重的风险。最后，中国传统文化讲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而血液又有精神上的特殊意涵，这使献血浆的人会背负污名。
为了谋取暴利，许多采血企业的操作流程不符合政府监管标准，不仅卫生条件差，而且重复使用采血设备。这使许多地区爆发艾滋病传染危机，河南省甚至出现“艾滋病村”。据统计，因为采血而导致的艾滋病人群约占总感染人群的约五分之一。因为卖血而导致严重的艾滋病和肝炎等疾病传染问题，这令政府不得不加强监管。一些采血企业转到其他省份，特别是更加贫困的贵州省，这使其提供的血浆占了全国的四成。为了保证采血量，企业会同定期献血人员签订合同，要求他们每两周采血一次。一些人频繁卖血，这使他们身体虚弱，不得不继续以卖血为生，恶性循环。
对贵州省的调查研究显示，“捐献”血浆的人多数是经济状况不佳，这也合乎污名化的逻辑，即有钱人不需要也不屑于“卖血”。但值得注意的是，卖血的人并非孤家寡人，他们往往有很强的社会关系。这意味着在家族或村庄有“扎堆”卖血的地区，人们会不顾污名化而去卖血。
研究人员利用一项在贵州省开展的深度调查数据，包括随机抽取的五个村的251名村民。调查者收集了这些村民1994-2012年间红白喜事的详细记录，并建构了村民之间人情往来的社交网络。调查者分别在2007年、2009年和2012年进行三轮调查，了解村民卖血的情况。
数据显示，在三轮调查中，村民卖血的比例明显增加，从一成增长到四分之一。卖血所得占村民收入的比例不超过10%，但是对于收入微薄的村民而言仍然相当可观。
将卖血情况同人情网络相匹配，研究显示村民卖血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他们交往的人群。如果他们的社交网络中有许多人在卖血，那么他们也会倾向于卖血。无论是用是否卖血、卖血的收入还是家中卖血的人数来看，社交网络中卖血的比例都会使村民更倾向于卖血。
如果关系网中的亲友卖血比例提高10%，那么村民卖血的概率会提高13.9%。这主要是因为村民卖血受到同辈的熏染，从众心理使他们不再认为卖血是可耻的行为。当村民看到和他们交往的亲友纷纷卖血时，他们的道德底线被打破，并会更加容易去接受卖血。
研究还发现，村民在社交网中的位置（如是否处于网络中心）并不影响他们是否卖血。这主要是因为农村主要以家族为社会交往的边界，家族内的人情往来较为同质化。
研究显示，家中有未婚儿子的村民更倾向于卖血。这可能是因为农村的性别比失衡，男性在被挤压的婚姻市场上处于劣势，而卖血可以为其准备足够的彩礼。相对来说，少数民族、高收入和家有老人的村民卖血的可能性较低。
在调查前的2006年，有三成的村民卖血。但是，突如其来的肝炎感染则让这一比例锐减到一成。这与政府大力宣传卖血的危害不无关系，但信息传播的影响难以为继，村民嵌入其中的关系网则使卖血热卷土重来。如何打破农村卖血背后的人情关系网络所诱发的“锁入”效应，成为推动血液健康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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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 （Chen, Xi, David E. Sahn, Xiaobo Zhang. “Social Interactions and Stigmatized Behavior: “Donating” Blood Plasma in Rural China.”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8). David E. Sahn, Xiaobo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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