汶川地震十年——公民社会从爆发到沉寂的艰难之路
2008年 5 月底，时任香港中文大学 “ 公民社会研究中心 ” 主任陈健民，与一群香港志愿者同赴汶川地震重灾区，来到一个学校倒塌、儿童死伤严重的乡镇。
幸存下来却痛失年幼子女的家长们，深陷绝望之中，瑟缩在临时帐篷之内。满手物资的志愿者们一时不知如何帮助他们。
面对如此深重的苦难，这群具宗教背景的志愿者决定唱圣诗 ── 但唱宗教歌似乎是禁区，于是他们不唱原词，用“平安”两字唱完全首。圣诗中的温柔与关怀打动了灾民，一个个陆续走出帐篷。
凝重悲怆的氛围有所消解。就在此时，现场的当地党委人士立即取过党旗，插在显眼处。
“如果出问题，他们随时会把我们赶走，”陈健民说：“但一做出点效果，他们就出来‘插旗’claim credit（领功）。”
这一幕，是当时中国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关系的写照。
据学者统计，当年有数以百计NGO、约100万名志愿者涌入四川。2008年也因此被称作中国的“公民社会元年”。
汶川地震打开了一个前所未见的缺口，令一直“潜伏”的民间动能得以串连、汇聚，走入主流社会视线；然而到了今时今日，中国却已鲜有人再提起“公民社会”这个敏感词。
这股因地震而喷发的民间动能，十年之间经历了怎样的曲折变化？
付出换来空间
地震后两周，社会学者陈健民获北京师范大学邀请参与专家团，进入地震灾区视察；所到之处满目疮痍，路况惊险，只有政府车辆才获放行。
但陈健民惊讶地发现，一些草根非政府组织（NGO）已先期进入，在当地展开救援、派发物资。
面对中共建政以来破坏力最强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灾区的行政部门一时难以应对；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草根NGO，以及热心的志愿者，纷纷穿州过省、涌入四川。
“政府没见过这么多民间团体突然结集，无既定政策，完全不知道如何处理。”陈健民说。
时任香港红十字会高级国际及赈灾服务主任的林传芃也记得，5月进入灾区时，当地已有来自不同省市的义务“司机”，自告奋勇载救援者深入灾区：“他们一心为赈灾付出，行动力很强。”
志愿者短时间大量涌入，自驾车一度挤塞了主要道路，令救护车无法进入。一些志愿者不懂得体察灾民最迫切的需要，自作主张把衣服等物资送给灾民，结果一些援助物资成为需要清理的垃圾。
草根NGO与志愿者们热心有余，知识、技巧、经验不足。林传芃说，但另一方面，红十字会、乐施会等境外NGO规范化的工作模式、标准，草根NGO们学习得很快，堪称“进步神速”。
5.12地震对中国本土NGO而言，是一次实践理论、锻练的的好机会。
NGO的价值
2008年以前，中国各地，尤其北京、广州、云贵等地区，已有不少草根NGO冒起。 5.12震后，NGO深入多线工作，表现亮眼，令主流社会首次注意到在政府、商界以外，中国还有一股如此庞大的民间力量存在。
政府救灾工作侧重“硬件”，未必能细致体察灾民的心理、生活需求，NGO的介入，能补足政府未能顾及的地区与服务，更能将中国民间的关注，有效转化成促成实际改变的力量。
山东公益工作者寇延丁，选择了到川北被划为“极重灾区”青川展开服务。她记得，当时不同灾区的志愿者、物资分配极为不均：“有灾区一间幼儿园，一个孩子收到六个书包……离成都十小时（交通）的青川，孩子一个书包都没有。”
寇所在的机构服务青川百余名因震伤残青少年，支援孩子就学、治疗，也安排全国各地的有心人担任志愿者，与孩子们建立关系、照顾其心理需要。
社会不缺反资源供给以及关注问题的个体，但未必有完善的官方渠道让他们参与到救助进程；在分配与协调上，NGO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问题有‘无限需求’，（民间）关注也有‘无限供给’，”寇延丁说：“NGO正是将两者对接的平台。”
除了需求与供给的对接，组织之间的合作亦至为关键。 5.12灾情之巨，政府难以做到全面即时应对，救灾的迫切性辟出一片特殊的空间，令在中国高度敏感的“组织”一度被允许出现。
震后12小时之内，由与官方关系良好的四川开明学者主导的“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以及逾40个草根NGO联合的“四川NGO救灾联合办公室”分别设立，集结不同的民间组织的力量，协调救援工作；据陈健民观察，这是中国民间首度出现的大型组织联盟。
“连结”（或曰“串连”）是中国政府当局的大忌，同时也是公民社会发展的根本。
5.12地震后迸发出的民间力量，扩散至全国，影响深远，因此才有了“公民社会元年”的说法；往后数年，“公民社会”、“公益”、“NGO”等成为热词。境外基金会热切寻找本土NGO合作，由中国本地商家筹组的民间基金会亦急速冒起，既有空间、又有资源，民间力量得以长足发展，草根组织的意识亦越来越开放、进步，它们开始走向追求自主与赋权的方向。
陈健民认为，后来NGO价值得以广泛倡导、传播，汶川经验是重要一环。
“很多NGO在汶川实践的过程中，具体地感受到自己的服务受限，是与政策、法律环境有关，”陈健民解释：“他们看到了更宏观的问题，思维也从专注服务，慢慢转化为关注政策和法律。”
反思政府控制
在中国，“民间力量”随时处于当局的监视与控制当中，“发展”是一个与官方周旋、拉踞的过程。 NGO最重要的自主性与独立性，随着政治局势演变，不断在突破与妥协之间摇摆。
在四川，从一开始“不知所措”的状态中稳定下来后，政府开始收回空间。
根据清华大学学者邓国胜的研究，在震后一年之内，政府当局已接管大部份原由NGO设立的庇护设施与社区重建项目。
一些地方官员开始认为外来志愿者的存在是“搞局”。随着校舍倒塌问题演变成豆腐渣工程丑闻，有服务遇难儿童家长的志愿者，因掌握死亡学生名单等“敏感资料”，工作被中止。
在青川进行因震致残儿童救助工作的寇延丁，就靠保持低调、与“敏感”人士划清距离来维持工作空间。 2009年，艺术家艾未未发起收集死难学生名单，了解青川灾情的寇延丁拒绝了网友的相关询问。
2010年，一份中国教育部向中国高校发出的通知流出，当中批评深度参与512灾后工作的香港乐施会“与‘维权’组织合作…向内地渗透”等，要求高校防止该会招募大学生志愿者。乐施会向当局作出解释后，事件不了了之。
在公民社会的理念中，NGO与权利倡导不可分割；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之下，NGO必须小心翼翼地走在非政治化的钢丝上，在当局时松时紧的掌控中求存。
| 灾害 | NGO参与度 |
| 2008 汶川地震 | ××× |
| 2010 舟曲泥石流 | × |
| 2010 玉树地震 | ×× |
| 2011 盈江地震 | × |
| 2012 彝良地震 | × |
| 2013 芦山地震 | ××× |
| 资料来源：卓明灾害信息服务中心 | × - 10-30间；×× - 30-50间；××× - 多于50间 |
艰难中前行
2012年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国民间社会中言论、新闻、网络空间持续收窄，承载着民间动能的NGO亦遭整顿。大批中国大陆NGO在2014香港雨伞运动期间，遭到打压，重要公益组织平台“益仁平”遭查抄，多人被当局带走，寇延丁是其中之一。
2016年，瑞典人权活动人士彼得‧达林遭当局关押，被逼在央视镜头前认罪、道歉；同年《境外非政府组织（INGO）境内活动管理法》通过，针对境外基金会、NGO及慈善团体实施严格限制。
种种迹象均显示，中国大陆的NGO生存空间正在不断缩减。但陈建民认为，情况并非如此简单直观。
他指出，中国当局一方面严格限制境外组织活动，另一方面则鼓励政治上较“安全”的本土组织发展。目前，政府愿意购买服务、本地基金会亦愿意拨款，给予NGO的资源多了；专注服务、独立意识欠缺的组织不断扩展，但有公民参与意识的团体很难生存。
在中国大陆经营多年的国际组织乐施会，目前仍在中国大陆展开不少工作。乐施会中国部总监廖洪涛说，虽然工作计划要调整、程序上要适应，但“境外NGO法”对该组织影响不大，乐施会不会放弃价值观，仍在推进赋权。
廖洪涛认为，NGO始终强调独立、专业性，但需要与政府互动，而乐施会的目的不单是物质上的直接援助，而希望帮助中国本土的NGO提升能力。“让NGO得以持续发展，比直接服务更加重要。”
5.12十年之后，“公民社会”在中国已成敏感词。但在限制重重的空间中，仍有全国性民间组织联盟在持续运作 ── 这也是5.12的遗产。
近年多宗灾害中，较官方救援队更早到达灾区、装备甚至较解放军更佳的“联合救灾”平台，是承传自当年“四川NGO救灾联合办公室”的产物，由独立于官方的中国民间基金会支持，装备精良、工作更从救灾拓展至防灾、备灾。 2013年雅安芦山地震后，“联合救灾”成员配备帐篷进入灾区，解放军战士进入首日则要露天过夜。
同样在芦山地震中出现的，还有一群青川残疾志愿者的身影。五年过去，寇延丁的组织救助的青川因震伤残青少年已经长成大人，自发地前往雅安协助灾民。
2015年2月中旬，寇延丁被关押128日后获释。她焦急地与NGO伙伴们联络，担心自己被捕一事影响到他们的工作。 “你知道我们青川的孩子们新年假期去哪了吗？”伙伴对她说：“他们自己组织起来，又回访雅安了呢。”
“我们一直在努力推动的，就是自我组织能力。这才是‘公民社会’。”寇延丁说。
出处 :BBC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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