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铁健：辛亥革命前后的蒋介石
内容提要：蒋介石是专政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而以前者为本质。在文化思想方面，蒋介石沿着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走过的道路，以“圣道”的维护者自居，蒋介石的统治，以传统的专制主义为体，三民主义为表，法西斯主义为用的多元混合体。
如何认识蒋介石
蒋介石一生88年（1887－1975），有65年政治生涯：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辛亥革命、讨袁、护国、护法。孙中山逝世后，领导北伐、“清党”、剿共、抗日、内战，长期掌握核心权力。1949年大陆兵败退守台岛，既坚持反共复国，又坚持一个中国。
蒋介石去世前留下遗嘱，内云：“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行徒自居，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民主阵营，为余毕生之志事。”
蒋介石下葬时，遵其遗愿，将《圣经》、《四书》、《唐诗》、《荒漠甘泉》、《三民主义》五书放入棺中。这是数十年中，蒋介石精神力量的源泉，修身养性的良伴。
杨天石有三句话：一个很重要的人，一个很复杂的人，一个既有功也有过，大功加大过的人。
我完全赞同这一评断。我要补充的是：蒋介石是专政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两者统一，而以前者为本质。蒋介石的统治，以传统的专制主义为体，三民主义为表，法西斯主义为用的多元混合体。晚年有所趋新和进步。
早期反清革命活动（1908－1916）
辛亥前后的蒋介石，可从1908年经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同盟会算起，到1916年陈其美被刺死，蒋独立闯天下。蒋介石从21岁到29岁，都在陈其美引导下从事革命活动。
1911年，武昌起义，蒋微服回国，到上海，沪军都督陈其美令蒋主持杭州光复事，任先锋敢死队指挥官。事成返上海，任沪军第五团团长，助陈其美谋控江苏。
1912年，受陈其美指使，蒋策划遣凶杀死光复会首领陶成章。
1913年，“二次革命”，陈其美起兵讨袁，任驻沪讨袁军总司令，蒋奉命策反北军九十三团，率队进攻江南制造局。
1914年，孙中山令蒋介石任沪宁讨袁第一路司令，负沪西进攻任务，事泄，亡命日本。旋奉命赴哈尔滨、齐齐哈尔，考察东北形势。
1915年，陈其美就任淞沪司令长官，蒋奉命参与运动肇和舰起事，未成。
1916年，蒋与杨虎等攻取江阴要塞，5天后退出。5月，陈其美被袁世凯遣人刺杀，蒋介石为之经营安葬，并撰祭文。
蒋介石受陈其美影响至深，蒋自谓“知我之深，爱我之笃”、“安危同仗”、“生死相共”，非陈莫属。陈其美的果敢、谋断、残忍、狠辣，在此后蒋介石言行中屡有所见，而与陈其美有着密切关系的上海帮会势力，为10年后蒋介石的崛起提供了巨大的支持。
明专制论———早期政治思想
1912年春天，蒋介石为避刺陶案追捕东渡日本，名义上是学德语准备留学德国深造。下半年，在日本创办《军声》杂志，共出四期。第三期于次年1月改在上海出版。蒋介石在《军声》上发表《革命战后军政之经营》、《军政统一问题》、《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征蒙作战刍议》、《巴尔干战局影响于中国与列国之外交》等6篇文章。从中可以看出民国初年，蒋介石思想的基本倾向。
皇帝倒了，共和来了。孙中山、黄兴在辛亥以后认为革命大功制成，和平建设时期到来。孙中山、黄兴到北京，与袁世凯合演承平大戏，宋教仁醉心于政党政治，他们都低估了袁世凯的野心和实力。
蒋介石与孙、黄、宋不同，他对民主共和体制兴趣不浓，更多的关注武力、军事、强权，呼吁建立开明专制，流露出对袁世凯的某种期许。
吾尝以为，中国果欲建设强大之共和国，当此十年之内，必不可徒效美法共和皮毛之治理，而且绝对当用开明专制之精神，以为之规划耳。倘正式大总统果有革命之精神与民主之思想，则吾必以其为具华盛顿之怀抱，而用拿破仑之手段，以建造共和民国之模范；否则政党私见不能消，都督野心不能戢，藩主暴乱不能平，而民之憔悴于水火之中，终无光天化日之一日。窃恐共和民主之效未见，而豆剖瓜分之祸已成矣。（《军声》杂志发刊词）
蒋介石在国家统治方式、政治体制等治国理念上，确与袁世凯有相通之处，而这种理念正是专制者袁世凯强化其集权独裁、走向帝制的社会思想基础。
蒋介石选择开明专制的直接原因；是他的民族主义思想。
今日之军政集权于中央者，其对内所关尚浅，而对外所关尤重也。（《军政统一问题》）西人有言曰：“两平等之国，论公理不论权力；两不平等之国，论权力不论公理。”夫既以权力为胜负，则俾斯麦所倡铁血主义，正我国人所当奉为良师者也。（《军声》杂志发刊词）
蒋介石认为，中国当时三个主要外敌是日本、俄国和英国，其中以日本、俄国最为危险。主张绥靖日本，专意对付俄国。
倘俄国强横不屈，干冒天下之大不韪，则吾国兵力虽弱，经济虽困，亦当为孤注一掷。
吾政府当此欧滨多事，俄国内讧之际，速调东南各省重兵，征蒙敌俄，庶乎蒙乱可平，而豺俄可克矣。（《蒙藏问题之根本解决》）
蒋介石这一外交理念，对其日后制订对俄、对日方针，不无影响。
早期文化思想：向传统保守文化靠拢
蒋介石5岁发蒙，念过多所私塾，16岁到奉化新学堂凤麓学堂，一年后在龙津学堂稍事停留，去宁波箭金学堂。所学以儒学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经》、《四书》、《左传》、《易经》、《纲鉴易知录》、《周礼》、《礼记》，学了一点国文、英文、算术。后又到奉化龙津中学堂，学习伦理、国文、教育、政法、代数、几何、逻辑、历史、地理、英文、日文。此时，喜欢《孙子兵法》、《民报》、《革命军》，接触三民主义，革命党人事迹，听到孙中山蒙难经历，对党人崇敬。又钦佩曾国藩文治武功，景仰华盛顿、拿破仑，渴望闯荡世界，萌生到日本留学学习军事的愿望。国内14年系统教育生涯，获得模糊的新知、朴素的民族革命冲动，逐渐成型的传统思维方式，是蒋赴日前的基本思想特征。1907年，20岁的蒋介石开始他的日本之行。
当时，王学兴盛于日本。蒋感到困惑：中国人到日本寻求近代文明时，日本为什么又在学习古典的中国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包括王阳明心学）有其恒久的价值。日本人研究学习王学，是对这恒久价值的吸收和继承。1511年（明正德六年）日僧桂梧了庵见阳明，为日人知王学之始。17世纪初，中江滕树奠定日本阳明学基础。官方则禁之。19世纪初，吉冈松荫授阳明学，逐渐兴盛。维新派西乡隆盛即王学信徒。为王学考不下数百家，远超中国，内多坚毅果决、勇于改革之士。日本人取王学重心、重行，健动、活泼，坚信自我的是非判断能力。日本武士道（即西方所谓骑士精神）尤重阳明学良知学说的智慧、知识即良知的价值并对现实生活实际应用。认为良知可以感知善恶，感知心性和物理特性，可以发展独立性格与沉静态度，健全纯朴气质，好斗抗争，用以形成日本民族性格。如法国学者德·拉·马泽里埃尔所说：中世纪的粗暴方式，使人成为一种超级动物。
武士道，被誉为日本民族独有遗产，日本社会转型的主导力量。其源泉在于自视为优秀民族，不能容忍被诬为劣等民族的民族优越感。说日本发生变革的原动力，完全在于日本自身，在于武士道最活跃的精神和驱动，其优点，是忠诚、礼节、耐力、坚忍、勇敢。缺点是易怒、敏感、自负、过激、残忍。它成为御用工具，走向侵略、掠夺、嗜杀的邪恶道路。
实际上，日本的崛起具有多种因素。主要是学习西方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同时不排除学习东方特别是中国文化中有益的东西。但主要不是接受中国而是排除中国文化中落后的东西。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脱亚入欧”的思想和实践，断的是中国传统，接的是欧美传统。
蒋介石过高地估计了王学对日本崛起的意义，以为日本富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自述研究革命哲学经过的阶段》）。得力于王学。而在中国，则因失去了王学的精神，就不能达到日本那样的变革和成就。蒋介石认为：“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余，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同上）蒋介石由此进一步固化其原有的传统思想和保守观念，回国后便越来越向中国的正统经典靠拢。1913年，“悉心讨究”“曾氏三书与胡左诸集”，“益知其事业成败，不有所求”，“而其苦心毅力，自达达人之道，盖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增补曾胡治兵语录序》）1915年避居日本，“每日朝夕，静坐看书习字，皆有常课，尤其读王阳明、曾文正、胡文忠三集，手未暂释”，“凡所省克，必日记于手册……诸训语皆于专时身休力行之”。（《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此时的蒋介石，对王阳明和曾国藩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思想，已有心领神会之感。即使1920年代中国社会思想的巨大变化，也没有把蒋介石从已经过时的传统思想迷恋中拉回来。
这已经是后话了。
结束语
质言之，在文化思想方面，蒋介石沿着王阳明、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走过的道路，以传统“圣道”的维护者自居。
面临中国社会文化思想体系巨大转折的时代，蒋介石所采取的是典型的保守主义。称赞五四爱国运动，却批判新文化。蒋介石的教育基础及其有限的对近代世界的了解，不足以为他提供成为改革者的精神养料，反而坚定其忠于传统的信念，自觉地充当了中国社会一整套传统价值体系的维护者。而他所统治下的中国，又自觉不自觉地沿着一条逐渐现代化的道路前进。由此引发的现代中国一幕幕光怪陆离的活剧，虽然不完全因其文化思想所致，但其确实包含了明显的文化思想的因素。
谈现代中国，而不谈蒋介石，或谈现代中国文化而不涉及蒋介石，无论如何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
出处 : 当代中国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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