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与钱钟书：这世上势均力敌的爱情 | 针尖多味听觉馆
杨绛与钱钟书：这世上势均力敌的爱情 | 针尖多味听觉馆
小水母/文
Sonia/主播、声音编辑 </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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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姆雷特，每个人的心中，可能都有一种爱情的样子。作家和哲学家为我们创造了很多理想爱情的模式。杜拉斯曾说，“爱情就是平凡生活中的英雄梦想。” 罗素认为，爱情、心中的道德和头顶的星空是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三样东西。三毛与荷西的爱情就像撒哈拉的阳光，炙烈而纯粹。 这些爱情的样子，既有英雄梦想，也有平凡生活，既强调感性，也看重理性，有一些浪漫纯粹，让许多人羡慕，但是可遇不可求。
最近和朋友聊天，听到她说起一种爱情的样子，满脸期待。她说，她期待的是一种对等的爱情。就像舒婷在她的诗里说，“我如果爱你……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她说，对等的爱不是一加一等于二的机械平等，对等的爱情里总是有两个独立而互相依存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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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的话让我想起了凤凰文化之前的一篇文章，标题叫做“这世上果然有势均力敌的爱情”，故事的男女主角，就是钱钟书和杨绛。
两个人都是南方人，相差一岁，祖籍无锡，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与杨绛的父亲杨荫杭都是无锡本地的名士，关系还不错。说起来，两个人在清华不算人生第一次见面，很小的时候，就在无锡家庭聚会上见过。1919年，杨绛8岁，她跟着父母去钱钟书家做客。可是，当时年纪小，什么也不记得。不像红楼梦里的桥段，宝玉见到林妹妹，就喊，这个妹妹好眼熟，我哪里见过的。钱钟书和杨绛的缘分还要从清华园的偶遇说起。
1932年早春，在清华大学 古月堂门口，两人第一次遇见。当时钱钟书穿着青布大褂，脚穿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眼镜。
两个人的聊天，让现在很多人听到，都会觉得是在相亲角听到的话，那么直来直往。 钱钟书说：“外界传说我已经订婚，这不是事实，请你不要相信。”杨绛也说：“坊间传闻追求我的男孩子有孔门弟子‘七十二人’之多，也有人说费孝通是我的男朋友，这也不是事实。”说起来，费孝通也不是普通人，他后来成为了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大家。
一个说“我没有订婚”，一个说“我也没有男朋友”。就是这种近乎于憨厚的直接，让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现在大学里谈恋爱，很少有人会写信了，都用电话、微信、语音，出去吃饭、逛街、看电影之类的。但在钱钟书和杨绛那时候，写信算是谈恋爱最主要的方式。杨绛自己回忆说，刚开始的时候“一天一封，以至于他放假就回家了。我难受了好多时。冷静下来，觉得不好，这是fall in love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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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王子和公主的童话故事往往写到盛大的婚礼就结束了。谁都不知道灰姑娘结婚了之后会过什么日子，爱情还在吗？水晶鞋去哪里了？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
很多人说起钱钟书，就会想到《围城》，书里把婚姻比作围城，城外的人想进去，城里的人想出来，很多人卡在当中，进退不得。可是，钱钟书和杨绛的婚姻，却只是他们爱情的开始。
杨绛在《我们仨》这本书中，用近乎白描的手法，回忆了他们婚后的二人生活。爱情在婚后，如同种子遇到了水，慢慢发芽、开花。
你接下来听到的，不是两个学贯东西、掌握好几门外语的学者做学术的过程，而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看起来平淡无奇的爱情。
“1935年7月，钟书不足二十五岁，我二十四岁略欠几天，我们结了婚同到英国牛津求学。我们离家远出，不复在父母庇荫之下，都有点战战兢兢；但有两人作伴，可相依为命。
我们每天都出门走走，我们爱说“探险”去。早饭后，我们得出门散散步。晚饭前，我们的散步是养心散步，走得慢，玩得多。两种散步都带“探险”性质，因为我们总挑不认识的地方走，随处有所发现。
我们注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拙手笨脚的钟书大显身手。我入睡晚，早上还不肯醒。他一人做好早餐，用一只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端到我的床前。我便是在酣睡中也要跳起来享用了。他煮了五分钟蛋，烤了面包，热了牛奶，做了又浓又香的红茶。这是他从同学处血来的本领，居然做得很好。还有黄油、果酱、蜂蜜。我从没吃过这么香的早饭！
我们玩着学做饭，很开心。钟书吃得饱了，也很开心。他用浓墨给我开花脸，就是在这段时期，也是他开心的表现。
达蕾女士这次租给我们的一套房间比上次的像样。我们的澡房有新式大澡盆，不再用那套古老的盘旋管。不过热水是电热的，一个月后，我们方知电账惊人，赶忙节约用热水。”
王小波在写给李银河的信中，曾经说过他们就像两个小孩子，围着一个糖果盒子，不断发现惊喜。在杨绛笔下，她和钱钟书也像探险的孩子。不过，杨绛写东西，不像童话，更像日常杂记，琐碎，轻淡，读起来却让人莫名想到眼下的生活。在他们小小的探险中，多了柴米油盐酱醋茶，多了散步、搬家、做菜。两个人把散步当探险，把做菜当乐趣，为电费、水费、学杂费操心，偶尔和朋友聚会，更多的是专心做自己的事，仅此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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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吗？你和她/他之间，有了第三个人，爱情还会在吗？
这个第三个人，往往不是别人，而是你们自己的孩子。虽然很多人会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有点怀疑。或许是还没有自己的孩子，或许是因为长大了听到人们经常那么劝陷入婚姻危机的夫妻——“生个孩子吧，有了孩子，关系就好了。”，一个孩子的出生，的确会改变一段关系的性质。但看看周边的社会，我也时常想，婚姻难道很大一部分都是靠孩子维系的吗？爱情和三个人、四个人或者更多人的生活，矛盾吗？
杨绛笔下的《我们仨》讲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有孩子以前，杨绛是这么写的：
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
仅仅短短三句话，就透出了一股爱到骨子里的深情。
他们女儿在牛津出生，是当时那个医院有史以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宝宝。因为哭声响亮，长得又像个瓷娃娃，护士们都很喜欢，把她叫做Miss Sing High。被钱钟书和杨绛翻译过来叫做星海小姐，颇有趣味。
钟书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
他们给女儿取了小名，叫做圆圆。有了孩子，生活的重心自然转变，可字里行间透露的，还是那种浓浓的深情。
我们两个不合群，也没有多余的闲工夫。咖淑夫人家的伙食太丰富，一道一道上，一顿午饭可消磨两个小时。我们爱喜时间，伙食又不合脾胃，所以不久就自己做饭了。钟书赶集市，练习说法语。我们用大锅把鸡和暴腌的咸肉同煮，加平菇、菜花等蔬菜。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
从“我们两个不合群”，到“我喝汤，他吃肉，圆圆吃我”，中间转折自然。如果不是有一种气定神闲的幸福，怎么写得出这样毫不矫揉造作的词句。也难怪，杨绛会说，自己无论是在小学代课，还是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
与女儿相关的还有很多故事，在这里就不一一赘述了。对于自己的女儿，杨绛有这样一个评价：
阿媛是我生平杰作，钟书认为可造之材，我公公心目中的读书种子。她上高中学背粪桶，大学下乡下厂，毕业后又下放四清，久蒸久焙（bei），却始终只是一粒种子，只发了一点芽芽。做父母的，心上不能舒坦。
但无论心上多不舒坦，中间又有多少风风雨雨、聚少离多，《我们仨》当中，都成了支持她写下去的动力。
家从两个人变成三个人，爱情并未减少。在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出版之后，在自留的样书上，钱锺书为杨绛写下了这样的话：“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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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钱钟书，杨绛是妻子，是情人，也是朋友。对于杨绛呢？钱钟书是什么？她没有在书中明确写出来。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在1997年钱媛去世，1998年钱钟书也去世之后，有一种难以为常人道的力量支持着杨绛在剩下的漫漫人生中，打扫战场。
她说：“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就这么轻易失散了。”
她也说：“人世间不会有小说或童话故事那样的结局，从此，他们永远快快活活一起过日子。”
她还说： “人间没有永远。人生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可是，她从未放弃寻找。
最后，用杨绛在《我们仨》写下的最后一段话，作为结尾，纪念茫茫世界中，他们势均力敌的爱情。也送给正在听这期节目的你，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为了自己心中的爱情，继续追寻。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参考书目：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6/05/24/5231094.html
钱钟书与杨绛：这世上果然有势均力敌的爱情
钱钟书：1946年初版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
杨绛：《我们仨》
相关音乐：
http://cul.qq.com/a/20160525/041925.htm 获取采访音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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