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四鸰 : 镜头里的西藏文革（三） 遗留的恐惧与羞愧
问： 《杀劫》写作时，你有没有采访到照片中的当事人？
答： 有。比如女藏医赤白。她的父亲是拉萨著名的世家医师，并创办了传授医学在内的学馆，是过去西藏非宗教性的学校里规模最大、教育最好的私塾。2003年，66岁的她接受了我的采访。她指着照片说，当时她刚生女儿才几天，红卫兵和积极分子冲到她家，把她和她父亲、哥哥赶出家门游街批斗。她说，那些人连一点怜悯心都没有，她被逼弯腰接受批判时，血流了一地。她看见照片倒没有哭，只是很惊讶，没有想到有人拍下来了。她还指着照片上的积极分子说就跟法西斯一样，抄家抢东西，还在他们脸上乱涂乱画。赤白老人前几年去世了。
问： 你是怎么找到这些人的？
答： 拉萨不大，1950年代就几万人，现在有几十万人，外来移民还占了一半以上。我是拉萨人，虽然我在藏东康区成长，后来在汉地上大学。我父母都有很多亲戚在拉萨。我在西藏文联就职十几年，所以有许多认识的人。我先是从最小的圈子开始，如亲戚和同事，他们看到照片，都会从中认出当年的许多人，讲出许多事，他们会介绍照片里的人给我。完全陌生的采访对象不太多，我没有给他们看过照片，因为担心当局知道有这批照片也许有麻烦。只有信任的人我才给看照片。
一位研究西藏民俗的学者看见照片，激动得双手发抖，他虽然文革开始时在上海戏剧学院学习，但他的同学大多都在砸大昭寺的红卫兵合影里。所以他马上打电话叫来了参加砸大昭寺的红卫兵之一，还叫来了被批斗的“牛鬼蛇神”的儿子。他们都向我讲述了很有价值的证言，比如拉萨中学红卫兵是遵照自治区的指示去往大昭寺的，当学生红卫兵还在讲经场上表演节目，已经有居民红卫兵冲进寺院砸开了。更重要的是，当天“砸的只是表面的，只是表面被砸了一下，把一些东西扔到院子里，就完了，就像照片上这副乱七八糟的样子还一直摆着，没人管，也没人敢动，但不久就开始慢慢地清理，一直清理了三个月，把寺院里面真正的宝贝全部都拿走了，先是收拾金银财宝，然后是铜的和铁的，至于泥塑的就扔了，不要了”。
那位民俗学者还保存的有1968年6月7日在大昭寺，被解放军枪击的女红卫兵戴的军帽，全是血迹斑斑。还有拉萨红卫兵的红袖章，“造总”印的藏文报纸及制作的毛泽东像章，全都让我拍了照片。但是，采访中也有一种情绪我能感受到，那就是他们的恐惧。
问： 你怎么感觉到的呢？
答： 当时这些照片是王力雄在北京洗印的，我带着这些照片，骑着自行车四处去采访。然而在西藏，文革是一个敏感话题，仍然是官方和许多当事人的忌讳。所以我都是去受访者家里或是私密的场合。后来有朋友问，你为什么当时不录像？我说我拿出录音机都很难，有时连拍照都不让拍，怎么可能录像？有位出身贵族的中学教师当年才是孩子，在我采访结束后反复叮嘱，千万不要写是她指认了照片上的那几个积极分子，“不然的话，他们知道了肯定会报复。”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看见她眼里的恐惧，那种对文革的恐惧还存在。有一位受访者说：“这样的书，你写可以，你没有那样的经历，我们是不敢写的。有些事情，写了就麻烦了。我的心里面对那时候还是很害怕，但你也要小心。” 有一位受访者说：“你的这些资料非常珍贵，但你要注意，侧重点一定要抓好。”等等。这些话都是原话，我当时做了记录。他们的恐惧也会感染我，每次我自己也会感觉害怕。所以每次采访之后，我会有一段时间不敢再去采访。
问： 采访中最困难的是这个吗？
答： 我很想采访文革中斗过别人、砸过寺庙的人，但很难。我找到过，但被拒绝。在我父亲的照片里有一个女积极分子，文革中很凶狠，带人抄家除了拿走财物，还把西藏大学者根敦群培遗留的手稿当场烧毁。一位藏人知识分子说这是对西藏的历史和文化犯下的最大罪过。这个积极分子后来是河坝林居委会的党支部书记。我在居委会找到她，看上去很不起眼，个子矮小。我和她提起文革，她脸色马上变了，拒不接受采访和拍照，而且再不露面。还有一个退休干部，她在文革中倒没做过什么，也没当上红卫兵，因为她出身商人家庭，属于成分不好。不过，砸大昭寺的时候，作为拉萨中学的学生她也去了，照片里有她。我给她看了照片，她很惊讶，但不愿意多说。
对藏人来说，砸寺庙、烧经书是一个非常大的罪过，不可能释怀。和他们提起这些事情，他们就特别的羞愧和自责。实际上，相当多的积极分子在文革结束后发生了转折性的变化，重又信仰起佛教来，很多人形容其程度就跟当年破坏宗教一样强烈。
我采访到一位在文革中砸过佛塔、烧过经书的前僧人，他后来自愿在大昭寺当清洁工长达17年。他对我说:“如果没有革命，没有文化大革命，我想我的一生会是一个很好的僧人，会一辈子穿袈裟的。寺院也会好好地存在，我会一心一意地在寺院里面读经书。可是革命来了，袈裟就不能再穿了，虽然我从来没有找过女人，没有还俗，但还是没资格再穿袈裟了，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
问： 如果你父亲还活着，你认为他会怎么看你的这本书和你现在做的西藏人权工作？你觉得你父亲会如何看西藏的文革?
答： 我父亲没有专门对我谈起过文革，但在我的记忆中，他不喜欢文革，可能是因为他在文革中受到了排挤。如我在《杀劫》中所写：“……革委会成立之初，倾向于‘造总’观点的西藏军区司令员曾雍雅当了主任，一时军队内部的派性纷争发生倾斜，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一百多名‘大联指’观点的支持者受到整肃，纷纷被逐。1970年初，我父亲被调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某县人民武装部（简称人武部），他于是带着妻子儿女离开拉萨。然而他始终不能忘怀拉萨，20年后，再一次带着家人重又回到令他魂牵梦绕的拉萨，却不曾料及，仅一年多，因为突发疾病，过早离世，被葬在西郊烈士陵园，那里有不少当年与他一起参军的同乡人，也有死于文革武斗的红卫兵。”
我说过，我父亲热爱摄影。我经常这样想，他如果不以军人为职业，一定会选择摄影，但命运却让他作了一辈子的军人和一辈子的摄影爱好者。然而，命运还让他的摄影与我有关，结果是：那些藏在箱底的照片，似乎是为等待我有一天以按图索骥的方式，去了解西藏的历史，并出现在《杀劫》这本书中。
如果我父亲还在世，对西藏的历史与现实会有不满，会有批评，但他是不是就认可我的观点、我的写作以及我选择的道路，还真不一定。我记得他在世时经常叮嘱我要“两条腿走路”。意思是说，我可以走我自己选择的道路，但也要走社会与环境所规划的道路；一条腿走自己的路，另一条腿走大多数人的路。我当时反问过他，两条腿走路的话，有一条腿会不会折断？但他没有回答我。我曾写过一首题为《背叛》的诗，是这样写的：
我似乎背叛了父亲
似乎离他的愿望越来越远
是这样吗？不是这样吧？
我一般很少想这个问题
我一般自有一套说辞来安慰自己
我甚至相信，他说不定会为之暗喜
我写了一本又一本的书
我有了他梦寐以求的作家之名
我还让他拍摄的照片印成了摄影集
说不定我是他短暂人生中最大的骄傲
然而是这样吗？他真的会这么想吗？
也许恰恰相反，也许格外痛心
于是我悄悄地写了一本非虚构的传记
写了十年，还没写完
开篇就想说：父亲，其实，我并不愿意
你是一个金珠玛米！
“金珠玛米”与“杀劫”一样，也是新造的藏语词汇，意思是解放军。但无论如何，无论是背叛与否，我都对我的父亲充满感激与感恩，深深地爱他。
实际上人生复杂，难以简而言之。对于我来说，可能更像诗人德里克•沃尔科特(Derek Walcott)所写：“我，染了他们双方的血毒，/分裂到血管的我，该向着哪一边？/我诅咒过大英政权喝醉的军官，我该如何/在非洲和我所爱的英语之间抉择？/是背叛这二者，还是把二者给我的奉还？/我怎能面对屠杀而冷静？/我怎能背向非洲而生活？”
出处 : 纽约时报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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